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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著作行銷海外影響世界
2009/04/15 06:44:06瀏覽978|回應0|推薦2
何明星 
    
    2008年11月19日,胡錦濤在古巴訪問,古巴的現任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唱起了《東方紅》,表達對中國最高領導人到訪的敬意。這令很多中國青年人詫異:為什麽古巴的領導人會唱這支“老掉牙”的歌兒?

    其實。無論後人如何評價,這都是紅色的20世紀留給中國的文化遺產。毛澤東沒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但卻在這些地方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毛澤東著作有組織地出版和有系統、有計劃地發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把毛澤東思想介紹到外國去

    毛澤東著作向世界的傳播,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開始了。

    1927 年5月 27日,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就用俄文發表了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譯《毛澤東選集》,並派出理論家尤金來到中國。這期間、尤金還向斯大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此後,毛澤東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紹到蘇聯、

    有組織的大規模向外發行毛澤東著作是在建國以後。1949年10月1日,國際新聞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義出版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亞、阿拉伯文出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當時剛剛組建不久的專門對外機構——中國國際書店(今天的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也提出要“輸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介紹到外國去,特別要介紹給東西方被壓迫民族”。經劉少奇批準。1953年5月25日,中國國際書店與英國勞倫斯出版公司簽訂在英國出版《毛澤東選集》英文本的協議,並於1956年在英國出版了《毛澤東選集》英文本(l—3卷),第一版印1.2萬冊,主要面向歐洲大陸以及英語國家發行。

    近鄰日本,早在1952年就陸續出版了幾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1—3卷,其中單行本《實踐論》、《矛盾論》印數達到 30萬冊。

    日本共產黨等政黨和左翼組織還成立了“毛澤東選集編譯委員會”。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冊出版了日文版《毛澤東選集》第4卷,7000冊首印,僅一個月時間便搶購一空。

                                    行銷中東

    中國圖書尤其是毛澤東著作在中東地區的發行,最輝煌的時期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銷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達出版社、莫珊那書店。當時伊拉克政府積極謀求擺脫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國取得獨立勝利的經驗,他們組織學者翻譯、選譯毛澤東的一些著作,1955—1961年累計發行超過50多萬冊。

    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出版社,經理艾迪蔔‧東巴基曾三次訪問中國,組織學者翻譯阿拉伯文版《毛澤東選集》1—3卷,及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多種,此外還有《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幾種圖書,他們還把中國圖書發行到沙特、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等國家和地區

    埃及的民族出版發行公司、和平書店、環球書店等也積極發行中國圖書,尤其是1956年蘇伊土運河事件,中國堅定地站在埃及一邊.支持埃及收回運河主權,因此帶動中國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長,從1955年的不足1000冊,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萬冊。

                                 非洲“暢銷書

    1962 年,中央外事小組在《關於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中把以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確定為基本政策,“配合國際革命運動的發展,經常地、系統地、千方百計地而又穩步地向全世界特別是亞非拉地區發行我國書刊,首先是外文書刊,以毛澤東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書刊為主”。因此,到了上世紀60年代後期,中國國際書店發行國家名單中增加了大量的非洲大陸國家。

    非洲國家中的埃塞俄比亞、貝寧、馬達加斯加、加納等幾個國家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向中國人民學習,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因此,毛澤東著作在這些國家大受歡迎。

    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學校成批購買,一些學校經常開辦中國問題講座。毛澤東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70年代,貝寧的一些國營公司還曾在1975—1978年三年間訂購中國圖書20多萬冊,主要用於幹部教育和學習用的政治書籍。

    最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亞,“一切向中國學習”是該國政府當時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訂購中國圖書累計  97萬冊,其中大量是毛著。該國的人民書店曾來信稱:“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面包,供不應求……”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在非洲大陸是名副其實的超級“暢銷書”。

                                   風靡拉美

    毛澤東著作在拉美地區的傳播,主要是借助拉美國家的共產黨、左派書店來合作,如在巴西有共產黨所辦的勝利出版社、旗幟書店。其中勝利出版社曾組織翻譯過葡萄牙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在古巴,1959年推翻獨裁政權後,古巴人民社會黨所辦的古巴書店、新民主同盟所辦的光華書店,都積極發行毛澤東著作,由每種2000冊至5000冊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此一時期是中國書刊在古巴發行的鼎盛時期。

    1962—1976年,中央外宣領導小組在拉美的工作方針依然是“通過發行書刊向全世界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此段歷史時期雖然歷經中蘇關系破裂、中古關系冷淡、尤其是智利、烏拉圭等國發生軍事政變,但拉美地區的發行仍然取得長足進展。

    在智利,上世紀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產黨分離出來的斯巴達克派大量發行中國圖書。1970年,阿連德當選總統,當時智利形成了一股學習中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智革共、社會黨、激進黨、左派革命運動等黨派紛紛創辦書店,一些工人、教師甚至農民都要求發行中國圖書。

    與非洲不同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對拉美地區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思想文化輸
出,表面看來現在成果不多,但從長遠來看,確實有一些讀著毛著而成長起來的人成了這個地區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他曾不止一次說過:“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更令人驚奇的是,他甚至能說出某段語錄出白《毛澤東選集》的第幾卷。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毛澤東著作的傳播和漂流史所產生的國際影響時隱時現。然而無論如何評價毛澤東著作在這些地區的巨大影響,它都是 “紅色世紀牛留給今日中國的一筆巨大文化遺產。

    (摘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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