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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11 05:37:07瀏覽1168｜回應1｜推薦3 | |
|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在“中國人民將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的前夕醞釀產生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開始思考如何處理中英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的。 新中國“外交方針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間”，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另起爐竈”和“打掃幹凈屋子再請客”。 “ 我們采取這種態度，可以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可以使新中國的外交關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態度非常明確：新中國將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宣布“廢除賣國條約”，宣布對於舊中國“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這裏，自然也包括“割 ”、“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 據周恩來1951年回憶：“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經非常透徹地闡釋了這一戰略決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必忙於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 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默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誌。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 廖承誌向中央建議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沖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誌可以從這裏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裏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後，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贊賞。 新中國一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就“三管齊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為了鞏固年輕的共和國，為了保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外交關系上采取了堅定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的政策，把香港問題放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考慮，”作出了“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以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聯系的“橋梁”。 關於這一點，英國人有比較客觀的評論：“共產黨領導人或許預見到把英國管理的香港作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戰略價值。例如，從早期的中日戰爭中，他們已經發現香港可作為一個重要的供應基地，九龍到廣州鐵路在此期間所發揮的作用已可對此做出明證。他們也很可能認識到，若香港一直由一個英國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將可作為日後處理與英國關系的一種政治籌碼，甚至是一張與美國——一個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國家 ——保持聯系的皇牌。不管是什麽因素影響了毛澤東的行動，他得到回報的速度卻比預期快。1950年，中國要求香港成為朝鮮戰爭中供應石油、化學品、橡膠、汽車和機械儲備的基地。而當朝鮮戰爭導致聯合國和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時，香港和澳門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為中國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維持了三十年之久。” 另一方面，英國對待“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所執之與美國“公開的敵視”有別的“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外交立場，為香港問題的“彈性”處理提供了“ 政治空間”。由於英國在中國內戰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幹涉”的“中立”，沒有像美國那樣“深深陷入中國事務的泥潭 ”，“失去與中國共產黨改善關系的機會”；由於英國“最關心的是保護在華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國在華有超過三億英鎊價值的貿易利益，因此英國絕對不願意失去中國市場。”因此，英國也絕對不願意失去香港這一苦心經營了一百年的“遠東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 所以，英國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已經明朗化的情況下，沒有跟“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國亦步亦趨，采取“自斷其路”的“拒不承認”和“經濟封鎖”的極端政策，而是“保持一個立足點……原地不動，以尋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的關系”。包括“政治承認”和“經濟往來”。英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系”並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做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出於政治而非軍事上的考慮。毛澤東講：“至於香港，英國人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是可以的。”海外曾經有一種聲音——新中國之所以“容忍英國人在香港、容忍資本主義在香港”，是因為“ 沒有接管這一地區的實際能力”，“以戰爭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數學邏輯來推算，人民解放軍可能……需要打一場血流成河及耗費時日的戰鬥才可以占領香港，而不是一場代價輕微的"閃電戰"”，“他們要攻占香港，將付出一百萬人傷亡的代價”——純屬臆測。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有生之年，他們始終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從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堅定不移地維護對於我們“有用”、“有利”的“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的穩定和嚴肅性。 （摘自人民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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