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

追懷幾位新聞界先輩的俠情與傲骨紀念記者節

今天是「九一」記者節。

「媒體」、「記者」這些字眼，在時下的台灣已被深重汙染。政客把它做為鬥爭的工具，公眾把它看成取笑的材料；而新聞界自己眼裡、心裡多只有發行量和收視率，忘了他們標榜的「社會責任」。

新聞界最大的侵害源還是來自政治權力。執政者一方面謊稱要「保障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一方面控告記者、搜索報館、斬首七家電視台。媒體立起寒蟬效應，選擇報導，小心發言。

不是厚古薄今，讀一些前賢的史蹟，他們好像比較有理想、有骨氣。

清朝末季，西方思潮驚濤拍岸，堅船利炮掠地攻城。知識分子思索中國的出路，很多人選擇了辦報。他們知道，要新中國必先新中國之民。

辦報在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恆與帝王、軍閥和黨派的利益相衝突。但那些報人勇敢面對，不假詞色，為了維護獨立的人格與報格，不惜以身相殉。

一九○五年「蘇報案」起，寫《革命軍》的鄒容和主筆政的章太炎雙雙繫獄。章賦詩云：「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鄒容瘐死獄中，但激勵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軍」。章太炎出獄後加入《民報》，揮如椽大筆為革命鼓吹。

民國建立，袁世凱卻要改變國體當皇帝。辦過《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的「老記者」梁啟超，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嚴詞誅伐。文章尚未發表，袁世凱派人送來二十萬大洋。撤稿有賞，發表有禍。梁退了款，刊了文章 ，且發一通電：「啟超一介書生，手無寸鐵，舍口誅筆伐外，何能為役？且明知樊籠之下，言出禍隨，徒以義之所在，不能有所憚而安於緘默。仰天下固多風骨之士，必安見不有聞吾言而興者也。」興者不少，袁世凱只坐了八十三天金鑾殿。

袁後軍閥割據，新聞界的處境更差。一九二六年四月廿二日，邵飄萍在《京報》批評張作霖，廿四日被捕，廿六日在天橋刑場槍決。《社會日報》的林白水忤奉系軍閥張宗昌，是年八月六日被捕，隨即也在天橋刑場遇害，距邵飄萍死期不過百日，當時人謂「萍水相逢百日間」。

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居國家正統，但箝制言論自由如故。史量才所辦的《申報》為官方所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他談話：「別惹火了我，我有一百萬軍隊。」史冷言回應：「我有一百萬讀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遇刺身亡。

前有仆者後有繼者，知識分子仍勇敢獻身於報業，如成舍我、張季鸞等人。陳獨秀曾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將全改觀。」能把《新青年》辦得那麼出色，陳獨秀的話應非誇張。可惜後來他去大學教書，又參加政黨，未能實踐理想。抗日勝利後，政局糜爛，《世紀評論》敢於刊登傅斯年的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就只好離開行政院長的位子。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李萬居的《公論報》、吳三連的《自立晚報》和雷震的《自由中國》，都是維護和爭取言論自由的重鎮。李、吳是「本土」人士，受當局「禮遇」；追隨政府共赴國難的雷震，則是雜誌關門人入獄。

同為「避秦來台」辦《聯合報》的王惕吾，有同樣的困擾。一九五八年政府修改《出版法》，授予行政部門直接關閉報館的權力。聯合報強烈批判，但立法院仍照本通過，官方且警告新聞界不得再有「異聲」。當時全體員工僅有一七一人的「聯合小報」面臨抉擇：秉持真理良心繼續堅持反對立場，還是通權達變以免員工失業？報館以問卷請員工決定去從。問卷發了一七一份，回收一五九份，百分之九十一的員工要求立場不變，任何嚴重後果願與報館共同承擔。

因為台灣政局複雜，同業亦無相互鼓勵的雅量與習慣，這則故事迄未彰顯。但這一百多位不向強權低頭的勇士，必將載於中國新聞史冊。

在新聞史冊上，還找不出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權而能長存者。 「英雄一入獄，乾坤只兩頭」、「你有百萬軍隊，我有百萬讀者」，章太炎、史量才這些人的墓木不知尚在否，但是他們對抗強權的俠情與傲骨，長在後人心裡。

【2005/09/01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