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澳門特首也是數十年來亞洲週刊的忠實讀者。和歷任香港和澳門特首比較起來,待人謙和,較親近資本主義市場,民主政治實務歷練較多,和體會民瘼。賀特首就是筆者國中讀書時,翰林出版社的數學科編輯「最高水準系列」賀大老師的宗族親戚。謝謝他幫筆者張羅學歷不足的問題。
1957年出生於澳門,祖籍浙江義烏,父親賀田為工業家。賀一誠1976年畢業於澳門培道中學,1992年到浙江大學機電和經濟專業深造。歷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科學技術暨革新委員會委員、澳門中華總商會常務理事、澳門廠商聯合會監事長、澳門出入口商會監事會主席、澳門賀田工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2000年至2019年出任澳門全國人大代表,並曾任第九屆至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2001年至2019年)、澳門行政會成員(2004年至2009年),2009年起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並出任副主席。2013年當選立法會主席。2019年當選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以下為雜誌全文: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E5%B0%81%E9%9D%A2%E5%B0%88%E9%A1%8C/2019-51/1576727119428/%E6%BE%B3%E9%96%80%E5%9B%9E%E6%AD%B8%E4%BA%8C%E5%8D%81%E9%80%B1%E5%B9%B4%E3%80%80%E7%89%B9%E9%A6%96%E8%B3%80%E4%B8%80%E8%AA%A0%E6%96%B0%E5%B8%83%E5%B1%80
【澳門回歸二十週年 特首賀一誠新布局】
迎來「成年禮」的澳門風華正茂。距離澳門回歸二十週年之前六日,即十二月十四日,亞洲週刊記者獨家專訪候任特首賀一誠。澳門媽閣斜巷原港務局大樓,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相約週六,又是午間十二點,一見面賀一誠就對記者連說兩聲「對不起」,週末,中午,「要你們從香港大老遠跑來,我實在是排不出時間了,請理解」。
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是在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的。作為唯一被接納的候選人,現年六十二歲的前立法會主席賀一誠,以三百九十二張有效選票高票當選,繼首任特首、現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和現任特首崔世安後成為澳門第三位特首,且是歷屆得票率最高的一位,達百分之九十八。除了第一屆有兩名候選人角逐,往後每屆澳門特首選舉都只有一人參選。九月十一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了賀一誠,稱回歸二十年來,澳門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之前,賀一誠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手中接過國務院第七一九號令的任命狀。賀一誠將於十二月二十日宣誓就任,任期五年。
賀一誠一九五七年六月生在澳門的一個商人家庭。在他出生前一年,父親賀田創辦了澳門賀田工業有限公司。賀田祖籍義烏,生於浙江杭州,是澳門著名的愛國實業家,被稱為「澳門霍英東」。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賀田移居澳門。一九五六年,在澳門製造業還是一片空白的時候,賀田創辦的「賀田工業」是澳門本土第一批製造業企業。當時「小漁島」一片荒蕪,不通水電。工廠和廠房,是賀一誠幼時最習慣的場景。成年後,賀一誠早早就進入父親工廠,從最基層的車間工人幹起。改革開放後,「賀田工業」成為第一批響應號召踴躍回中國內地投資設廠的港澳台企業,生產大批當時內地緊缺的工業產品。賀一誠也跟隨公司腳步,走遍珠海、佛山、杭州、寧波等地。早年的經歷加深了賀一誠對於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這也是他父親給他的影響,使他青少年時代就有濃濃的家國情懷。一九八七年,在浙江省政協會議上,賀一誠被增選為首批三位來自港澳地區的浙江省政協委員之一,自此初涉政壇。
從二零零零年起,賀一誠開始出任全國人大代表。翌年三月,賀一誠在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是來自澳門的唯一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二零零九年,他當選澳門立法會副主席。二零一三年十月起當選兩屆立法會主席。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八日,賀一誠宣布參選特首決定。談及參選特首的原因,他說自己在澳門出生、上學、工作和生活,經歷了人生各階段,見證了澳門多年來的演進變遷,「想為澳門多做點事情」。最終決定參選,與粵港澳大灣區有關。憑藉多年在內地的經商和從政經歷,賀一誠對中國內地、澳門兩地的環境特別是法律都很熟悉,他具備帶領澳門參與大灣區發展的經驗、背景和能力。在他看來,澳門一定要融入大灣區發展,需要同內地九個城市磨合溝通。如果錯失這五年,澳門將會失去可貴的發展機遇,會遭遇邊緣化。八月十日,賀一誠召開了政綱宣講和答問大會,公布了一萬二千字的參選政綱。不少輿論認為,他的參選政綱可用一個詞形容就是「接地氣」,無論「優化民生建設成效」、「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方面,輕軌建設、解決住房……都是民眾關注了很長時間的,也是跟澳門現實問題息息相關的。
在澳門採訪,官員、學者和民眾對賀一誠的評價普遍肯定他的親和力、溝通能力和包容心。問賀一誠,都說特區政府的管治是一間可怕的「熱廚房」,他擔不擔心?他坦然一笑,說:「我這麼老了,我不怕『熱廚房』。還有人問過我,怕不怕水深?我身高都有一米七,我都還未淹死,我想不用怕。」
在候任特首辦公室裏,有兩樣東西賀一誠始終很看重,就是牆上那幅澳門大地圖和幾大疊市民意見簿。他說,當要籌劃和解決交通等問題時,沒有地圖很不方便,開會時也經常要用地圖說話。「我的習慣就是用地圖來看問題,比如為什麼這裏總是堵車,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為什麼這裏常常會反覆掘路開挖,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掘路,我和我的顧問團就此看地圖討論。」
外表儒雅謙和的賀一誠,做事講究「專注」與「目標」。在宣布參選後,賀一誠頻繁深入街區、團體及基層,走訪攤販和市民,到訪老人中心了解民生。在當選後,他與各界人士、不同機構座談,介紹參選理念及政綱,傾聽社會不同階層的心聲、意見及建議。說到辦公室那幾冊市民反映情況的匯集本,他說:「在競選過程中,我常常下基層,走訪很多社團,眾多市民寫了很多意見給我,我將這些意見摘錄出來,匯總大概有幾千條做成一本。我把看到的問題和市民提出的意見整理成建議書,裝訂成一冊。然後按照不同的範疇發給五個司長,讓他們去了解社情民意,這是最貼切的,老百姓寫給你的意見,有些你能做到有些做不到,那麼為什麼做不到,你要給我一個解釋。這本意見簿也發給了行政委員,讓他們仔細閱讀,了解老百姓不滿意的地方在哪裏,希望盼望的在哪裏,才能給我們的決策提供依據。當然,不可能每條意見都照辦都能解決,但可以知道老百姓心裏在想什麼,在盼望什麼,希望你這五年做什麼。這就是我們的一個依據。」
當選特首身份轉換後,日常生活中的興趣愛好是否有變化,他笑笑說:「以我幾十年的工作來說,個人興趣比較少。我會堅持看書閱讀,比如經濟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最近在看關於區塊鏈的書,這一塊內容之前沒有學過,比較陌生,要好好鑽研一下,我們國家正在發展區塊鏈,如果澳門未來也需要在這方面做出貢獻,就需要補充知識。就我個人來說,工作就是我的一個最大愛好,我上班很準時,下班會很遲,然後回家吃晚飯,看看報紙,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運動方面,之前在立法會工作時,我每天早上都去打高爾夫球,打九個洞、七個洞,堅持了十幾二十年,這是一種早晨鍛煉。現在候任特首就沒這麼隨心所欲,沒這麼方便了,我也停止打球了。不然我的保安就要很早跟我一起去。原來我自己早上開車去球場就可以,現在需要保安跟隨就沒那麼方便了。現在身體還不錯。」
每週細讀亞洲週刊
訪談一小時,賀一誠至少十多次用手整理胸前那條深藍白紋的領帶。他說,每週他都會看亞洲週刊,訂閱超過了二十年。「每週在亞洲發生的事情都可以從這本週刊上有所了解收穫,文章的觀點比較中肯,每一期我都看,不然會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以下是專訪摘要。
澳門回歸二十週年,經濟增長速度數一數二,二零一八年澳門人均GDP上升達八點三萬美元,居全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聽說澳門回歸二十週年大慶,中央又會給澳門一個大禮,支持澳門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等一系列支持經濟轉型措施,包括協助澳門建立人民幣計價的股票交易所,以及人民幣結算中心。你上任後主導金融方面會有哪些突破?
這個傳言我也聽說了,但還沒收到具體的訊息。我自己也評估了一下,澳門是否具備搞金融這方面的條件。如果做一個新的所謂股票中心市場,我個人感覺澳門在這方面缺乏有關金融體制的法律基礎。我在立法會當副主席、主席十年,任內也一直提出來讓政府加緊這方面法律建設。任何地方要搞金融,必須要有很強的法律體制來支撐,如果還是按原來比較傳統的商法典,和今天金融發展形勢是有差距的,一直沒什麼大的修改,也沒什麼可以支撐新行業發展。金融方面我們主要有商法典等,還有一部有關租賃法律去年才通過,這些法律之外還缺乏信託法、基金法,這些都是必須的,也是一個關鍵問題。上任之後我會先配置好,不管用還是不用。這是一個地區必須要配備的法律,我們的商法比較老了,還有修改空間。
你怎麼看澳門的經濟結構問題?
澳門回歸二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我們的經濟結構還是存在問題,博彩業一業獨大,對澳門特區政府的稅收佔了百分之八十,佔GDP超過了百分之五十,這是存在隱憂的。如何在這個基礎上讓其他六個行業有新發展,就是我們要推進的工作。博彩業不能收縮,要健康發展,因為它也是老百姓福利的來源。但其他行業可以增大,這個餅可以做大。每個行業佔GDP的比例增加幾個點,差的份額比例就會降低。是否有空間發展其他行業,都是未來努力的方向。像現在我們的金融保險等產品佔百分之七,能否再做大,增加三個點到百分之十,債券市場等等還有發展空間。
澳門如果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等一系列支持經濟轉型措施,對香港的金融市場是否會有負面衝擊影響呢?
不會有影響。香港是個國際市場,在世界範圍內如果真的要做到金融中心,無論倫敦、紐約還是新加坡、香港,一定要有普通法的地區才能有利於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要說法蘭克福、巴黎、東京也都有市場,但他們都和我們澳門一樣,不是一個金融中心,因為我們都是用成文法的地區。金融發展、商業發展產生的很多問題往往不在原來法律裏都能解決,立法時都想像不到的。但是普通法是按照法官曾經判的案例,就有法可依,這就是普通法在經濟上特別是在金融上的強項。我從事了幾十年法律工作,對這方面有理解。產生爭議的時候,普通法是按照雙方理據可以做一個決定,可以按照市場商業的發展即時判斷,投資者也可以判斷自己的投資風險到了哪裏,這是成文法的地區很難取代的。
記得你曾經說過澳門很少有創業的小老闆,澳門百分之八十的畢業生都進入了博彩業,資本家太少,為什麼有這種現象?
因為在「一國兩制」裏我們是資本主義制度,澳門是個資本主義社會,按道理來說應該是個企業家資本家集中的地方。這兩年我們保證澳門年輕人的就業,高薪產業都給了本地人,規定不能輸進外勞,比如博彩業的荷官。這是有好處的,保護了他們。在澳門肯定能找到穩定的工作,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一點幾,就業水平還不低,月薪兩萬澳門元(約二千五百六十美元)是平均指數,基本都超過兩萬元。這樣的情況下,圖安逸的人都覺得自己很幸福,他們就很難再會出來創業,也不敢闖出來創業,因為很難賺到這麼多錢,尤其現在面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形勢。所以只能由政府來保護來呵護,就像溫室裏護養了一批鮮花。問題是我們這代年輕人少了一種憧憬,身邊創業的氛圍確實淡化了。像內地同齡年輕人大學裏就開始開網店、追逐創業,他們有這樣的人生規劃。澳門有一些年輕人的規劃,就是知道自己一畢業就能有每月兩萬塊收入,可以計算到退休為止。這是事物的兩面,有好處也有弊端,很難造就百折不撓的企業家。以前搞工業,在工廠做了幾年出來開個小加工廠,慢慢做大,洋行裏的文員拉到客戶慢慢自己出來做進出口貿易,很多企業家產生,香港也好,澳門也好,那時候有這個創業的機會和氛圍。但現在荷官不可能自己出來開個賭場,前景都固定了,只是永遠做一個主管做一個經理,就缺少創業的機會,缺少創業的氣氛,要創造環境給他們創業拼搏,所以我說發展大灣區對澳門很重要,希望在這麼大的市場裏創造一個平台,提升青年的綜合素養和競爭力,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拓寬青年發展空間。
在你未來五年的謀劃中,澳門在大灣區「九加二」可以發揮什麼獨特作用?
大灣區是很宏大的國家謀略。改革開放四十年了,很多紅利我們都用了,下一步如何把中國經濟再上一個台階,就是灣區經濟,會刺激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路,在另一個層次向上走。這四十年可以看到,每個城市相互競爭,同質化很重,一個城市做好了,其他城市會按照同樣的路走;第二,相互之間的競爭出現一個不合理的層面。到了這個程度,大灣區不是九個市加兩個特別行政區競爭,而是各自發揮原本的優勢。像東線香港資金引入,深圳內地市場的資金和高科技引入,深圳東莞的高科技產業、創新產業等等。我們澳門這邊是西線,珠海、澳門,一路往順德中山到廣州,廣州是一個中間點,是政治、教育也是投資的重心。珠海有自己的定位,做航空產業、航空系列產品,這是珠海的強項,我們澳門是發展旅遊,是休閒中心,二零一九年接近四千萬遊客到澳門,博彩業還有一系列配套購物美食等等還是有吸引力的,這個層面可以帶動我們在中山這條線的發展,家電產業也在西線,如果澳門人要搞高科技,就到東莞。各自發揮所長,自己定位要定好,不是相互惡性競爭。把灣區城市融合而共同發展,才能減少惡性競爭。還有大灣區規劃裏新給我們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基地」的重任,中西文化歷史澳門有四百年,比香港還早,這些在這個城市圈是沒有的。
不少輿論覺得中央現在看好澳門,淡化香港,將大灣區重點放到澳門,你怎麼看?
我不認同這種觀點的分析,中央還是一視同仁的,對香港是支持的。雖然香港這半年有些混亂,但這個風暴過了總會穩定的,颱風過了見彩虹。當然你本身基本工作還是要靠自己做好,自身定位和自身努力,這是每個城市要做的事。比如,我剛才說的,澳門在金融法律方面還有不少欠缺,相關政策給了我們也沒辦法馬上開展,還是要盡快健全我們的法律體系,才能有下一步的部署。
在你的競選政綱中,房屋政策是一大重點,你提出研究構建合理的「夾心階層」置業階梯,能否再具體談談如何去實施?
澳門的房屋政策和其他地方有些不同。一類是私人房屋,類似於商品房,這類房屋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沒有任何限制。第二類是社會房屋,即公屋,是租給在貧困線標準內的人,他們只需要用很低的租金就可以居住,讓他們在住房方面受到照顧,有房可居。對於一部分還沒有輪上社會房屋的貧困線標準的人,政府會發放租金津貼。此外還有兩個樓盤在造,到時凡是在貧困線門檻居民的住房,我們政府就基本能幫助解決。第三類就是經濟房屋,這類房屋也是有門檻的,收入和資產不能超過一定的標準才能買賣,原有法律是購買經濟房屋後至少十六年才可以投放市場,當然這個標準我們也正在修訂有關法律版本,就是經濟房屋可以賣出,但只能賣給符合輪候購買經濟房屋的居民,不能進入私人房屋市場,因為經濟房屋土地是有限的,不能無止境將經濟房屋在十六年後賣出變成私人房屋,這樣一來經濟房屋不足又需要劃撥土地建造經濟房屋的樓盤。所以在這一方面,政府修改了經濟房屋政策,未來即使賣出,也只能賣給下一個輪候人。修訂的政策下,如果選擇自己住到老,沒有問題,但是可以杜絕將買賣經濟住房視作投資方式的可能性。這種經濟住房買賣不進入私人房屋市場的方式,也保證了私人房屋市場的秩序,這就變成一個良性循環。
新政府的房屋政策有對年輕人傾斜的思考嗎?
剛才說的是現有的房屋政策的三個層次。另外,澳門的年輕人群體,以他們的收入超過了購買經濟房屋的標準,但是財力又不足以購買私人房屋,被夾在了中間。我在想一個辦法,是否可以照顧到年輕人這個「夾心」群體,但是提供給年輕人的肯定還是屬於私人房屋類別,住房單位面積小一些,年輕人有能力購買,在二三十年的工作生涯後,可能有新的轉折再換更大一些的住房,這中小單位面積的住房可以作為年輕人的一個起點。
說到年輕人話題,人們都讚賞澳門政府在回歸後的「國家認同教育」為什麼能做得這麼好?
其實這也不止是在回歸後才開始做的,在回歸前我們就開始做了。澳門是個「社團文化」,現在註冊的社團就有一萬多個。社團文化會令人更關注到家庭的愛國教育。從這方面來講,政府這二十年來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組織培養很多年輕人去內地參觀,接觸社會各方面的教育,我們十五年的基礎教育中也有大量愛國教育內容,從小就講民族的概念。比如說升旗儀式活動,覆蓋了幾乎所有澳門學校,包括教會的學校等都要這麼做。這是從小培養對國家的情懷,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做得到的,是幾十年的耕耘和努力才做到的。希望這種傳統可以保持,一代一代的保持對國家的認同感,當你對國家有認同感了,才能對「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有深刻認識。
你作為下一任澳門特首,會有監督和被監督角色的轉換,對此有什麼看法?
原來我在特區行政會當委員,第二屆結束的時候到立法會當議員,然後做了立法會副主席、兩屆立法會主席。作為監督者,肯定是著眼於監督負面的方面,議會就是一個博弈的場所,代表不同界別、不同背景、不同利益,就會產生不同的發言、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但是這些建議都來自基層,來自老百姓的。這十年我看到了很多行政上存在的問題,我一直都在思考。現在我已經要坐在行政長官的位置了,那就要汲取以前我們聽到的意見,怎麼去改變怎麼去防止怎麼去解決。比如我這次挑選官員,「愛國愛澳」是基礎,此外我提出有三個條件:第一是廉潔,第二有執行力,第三能聽取市民的意見。在挑選主要官員方面,我也是衝破了以前的框架,我找了一些見光度很低的官員來出任政府的主要官員,就是因為他們能達到我這個標準,通過我對他們的考核。這種標準讓他們在選下一層的官員時也以此延用,我給他們帶了個頭。
澳門不大,給人印象是因血親、姻親和密友關係而獲得政經利益,給予特別庇護和提拔的裙帶關係,常給人詬病,你怎麼看?
過去澳門有一種說法現象,「識人好過識字」,造成一種只要有裙帶關係就可以升遷,沒有靠山就永遠無法升遷的印象。我要求他們衝破這個框架,按照各人的能力,做好崗位上的工作。所以我給他們帶了一個頭,我為什麼選擇你,那你在選擇下面的局長時也要帶著這種思維去挑選,誰真正在做事,符合這三個標準,那就選他。我們的團隊好了,就能減少很多以前監督別人時所發現的問題。其實過去在監督中發現的問題除了貪腐,還有不承擔、不作為的問題,抱著「不做不錯」的思維,我們要找一批好的官員來帶領澳門,為澳門市民服務。
二零一四年澳門在珠海橫琴島註冊四百四十家企業,有部分土地租用給澳門大學,二零一九年十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對租用橫琴島作出決定,請問這兩次租用有什麼差異?
橫琴島距離澳門非常近,當年租用了近一點一平方公里的面積,把澳門大學搬過去,這是全國人大授權澳門法律可以延伸過去是一塊租用地,也和澳門一樣五十年不變,這五十年的期限是同步的。最近的授權主要是落在橫琴的邊境口岸,類似於香港在深圳的西部通道,澳門將一關兩檢放在橫琴口岸那邊,澳門的執法人員也可以在劃給澳門的區域裏實行澳門的法律,這是一個新的授權。所以橫琴島並不是澳門的,只有兩部分,澳門大學所在地塊澳門在租用,另一個就是出入境大樓裏某一層是澳門警方在那執法操作,方便澳門市民完成「一關兩檢」。
全澳門六個賭權同時在二零二二年到期,外界關注賭權再分配的問題,你對此有什麼布局?
首先我們尊重現有合同,正常履行合同到二零二二年到期。後面應會採取重新投標等方式簽訂新合同。本屆政府已經有了修改法律的意向,在法律修改之後,重新投標訂立就是新的合同啟動,而不是舊合同的延續。所謂合同,就是這樣,按照期限來,舊合同按合同內容履行,新合同我們會抓緊做好銜接。我將坦誠面對澳門歷史及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及挑戰,緊緊圍繞把握澳門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發展的優勢及機遇,與全澳居民和衷共濟、奮發進取、不負重託、不辱使命,穩固成功態勢,穩續和諧大局,開創澳門發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