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坦雅

前言：

　　與吳俞萱的文字相遇，你會感受一股真實的力量。

　　2012年12月，她出版第一本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閱讀她在痛楚與喜悅之間，那種隱密而細緻的氣息，很像波士頓腎蕨，舒展羽毛般的複葉，釋放一股清新。2014年11月，她出版電影散文集《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孤獨的濃度再高一點，像堅韌的虎尾蘭，在昏暗處也能活得挺立。我喜歡兩本書對照著讀，在詩集中我讀到電影，在給導演的情書中我讀到詩。

　　吳俞萱讓我想起年輕的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微物之神》的作者。她們的眼神都很吸引我，她們似乎都看見了世界上美麗與憂傷的部分，並且在其中逐漸確立自我。欣聞吳俞萱即將出版攝影詩集《沒有名字的世界》，我深深相信，她的眼睛與她的心，能捕捉一般人習慣忽略的事物。

　　採訪之前，我通常會反覆閱讀詩人的作品，但這樣似乎還不夠，必須要抓到一條線索，那條線索一定要能解除受訪者和採訪者之間微妙的屏息。而我也期望，每次對神秘靈魂的訪問，都能像一場森呼吸，默契於恰好的鮮度中，隨楓樹的翅果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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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雅：曾在煮飯時，被電子鍋冒出的蒸氣燙傷手肘內側，皮膚立刻疼痛起來，用冷水沖了好幾分鐘，也擦了藥，仍無法阻止皮膚變紅，最後，它呈現焦紅色，直徑兩公分的圓形疼痛記號，一個月後才慢慢消失。

　　閱讀妳的詩集《交換愛人的肋骨》，我也有灼熱的痛感，這次是心。妳的文字引領我抵達一個火焰熊熊的地方，彷彿是靈魂的上游，我順著詩意的血管漂流，錯覺著要獵捕什麼，卻飄雪了。

　　在那樣的時刻裡，與其說我經驗著妳，不妨說我經驗了自己，而我們確確實實是處於時間和空間皆不相同的兩個人，可那份疼，攜帶一把鑰匙，穿越時空，我轉動了它。於是，詩句開門，我見妳的痛楚如此強韌，快樂如此孤獨。那些或坐或站或臥或躺的詩，都有一種潛意識要找出路的況味，是不是這樣呢？

　　關於不得不的耽溺和偏執面，妳曾經試著逃出自己嗎？曾經在某個脆弱的層面放過自己嗎？

　　吳俞萱：活著的每一刻都是艱難的自我詰問：這個世界給了我什麼、奪去我什麼，我將如何面對？專注面對世界的過程，我才慢慢感受到了原初的自己，以及仍在成形的自己。我幾乎是不要這個世界給我的一切而拼命求取這個世界不存在的東西。

　　無論我用了多大的力氣掙扎──對禮教的反動、對人際壓迫的閃躲、對各種體制規訓的背棄、對安穩守成的生命想像的逃離──我終究是掙扎著回到我對「成為一個人」的自我期待之中。若不去奮力隔絕這個世界的虛假、冷漠、苟且、限制，避免那些東西磨損我的心神，我將無以為繼，無法跟自己和諧共處。

　　可是我追尋的那些東西仍在汙濁的人世──愛、純真、野性、自由、真實──我越想接近它們、守護它們，我就得越深入這個我想逃離的世界。這或許是痛楚的原點，我無法不捨命去愛而後發覺愛與死同源、自由與限制相生、揭露真相的可能是一則虛構的謊。我無法逃避這些糾結與矛盾，我必得冷靜覺察這些糾結與矛盾從何而來，因為它們指向真實的生命。

　　最初，逃離世界是為了回到自己，而回到自己卻又不得不重回世界，我終究只能在世界之內、自己之外，在各種際遇和情感流變之中，找尋不同的出路，如實承擔每一刻的自由和侷限。我相信美國詩人愛默生說的，每一個個體所經驗到的世界都是片段的，因此，每個人只是「人」的完整意義之下的一小部分。唯有透過超越自身之外的探索，才能與整體人類相連，獲得完整的「人」的經驗。而逃出自己意味著放棄直面生命的深淵，或是，放下追尋的執念，現在的我做不到，這或許也是一種脆弱，脆弱地無法放下闖蕩的心，還渴望走向遠方、走向未知、走向語言無法觸及的地方，與更大的世界相連。

　　坦雅：寫作也許可說是心靈驅動、心靈渴求。但為何是詩？妳在怎樣的情況下瞭解詩是最不會辜負妳心的文學體裁？如何確定它是妳所能信任的一面關鍵的鏡子？

　　吳俞萱：我選擇的不是詩，我選擇的是一個能夠承載我整個存在的容器。現在回想，我仍然無法相信我的青春期怎麼活過來的。一想起，就掉淚。我失去了這個世界上唯一懂得我的人，我的父親。同時我開始面對沒完沒了的凌辱、沒完沒了的暴力，人心的，體制的。於是我把自己封閉起來，沒有底限地接受傷害和崩毀，將所有詛咒鎖進身體的每一條筋脈，被恨意驅動而安然活著。直到我在高二讀了詩人非馬的〈秋葉〉：

　　葉落

　　乃為了增加

　　地毯的厚度

　　讓直直墜下的

　　秋

　　不致

　　跌得太重

　　這首詩給了我一個美的視角，回望悲慘的現實生活。那無用的美成了一種實在的力量，讓我擁有反擊現實的武器。即使我仍舊無法扭轉自己受迫的被動處境，但我能夠主動超越這一層現實，轉換全新的觀點，為那個我亟欲逃離的世界重新命名。所以，詩進入我停滯生命的那一刻，帶來了革命性的反叛重音。更重要的是，父親死去之後，詩是我得以通向他的秘徑。我忽然明白了他給我的教育，其實就是「詩」的啟蒙。

　　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要我觀察風的流向、觀察無所不在的影子、觀察尋常景物裡的微小細節、觀察人們的表情舉止含藏了難以言說的心事……。我們常去知本一座隱身林間的溫泉，那裡有一道從樹梢垂落而下的猛烈水柱。我四歲那年，父親把我放在水柱下方，他說，「不要怕，把眼睛閉起來。」我不怕水，我怕他丟下我，所以我在水流沖擊之中奮力睜開眼睛，大聲喊他。流水劈打我的身體，而我看見美麗的光線穿過水花落在他的臉上。他在我身邊，要我練習用柔軟的肉身，接觸現實的硬殼。後來，我就習慣在恐懼的時刻，睜開眼睛。

　　因此，詩對我來說，不是一種文學體裁，而是一種承接真實的容器。孤獨是真實的，欲望、懦弱、閃避、矛盾也是真實的，我需要透過不同的容器，將它們盛裝起來。也就是說，詩是不拘形式的，它可以透過文字、音樂、影像體現出來。當我「動念」的瞬間，我的內在就開展了一個無邊無際的朦朧世界。我為了捕捉那個最初的意識世界，便逐步學習文學、戲劇、舞蹈和電影，藉由不同的容器，逼現自己的核心和世界的構成。畢竟，詩不在外邊，就在自己的生命裡面。深入自己，就能與詩意相連。最近發覺我一直以來心繫的詩、日本舞踏、奧修靜心、莊子思想，都是同一種東西。不被形智所牽累，坦然活在真實之中。我現在和未來都會跟它們待在一起，因為它們將我呼喚成形，重新落地行走。

　　坦雅：有沒有這樣的經驗──望著天空，忽然下字了，大字小字一直下，下得滿坑滿谷、下滿身，又從心底湧溢出來？那靈感豐沛的時刻是恰當的、能被妳所指揮的、還是妳服膺於苦行僧一般的字耕農？

　　吳俞萱：世間的所有相遇，無一不是自己的暗中期待。我不追求詩，就像我不追求靈感，因為它隨時都在。我只能空下心來，冷然地觀看、耐性地相處，靜待自己盈滿力量，而後直接面對它。我若能抓到它，用穩健的文字將它的形廓留下，它就越發活躍，持續甩動持續變形，不願被我抓住。而它沛然的生命力也激發了我追獵的野心。我們相互誘發，相互萌生新鮮的爪牙。我不受它擺佈，卻也不放它輕易溜走。無論有沒有透過文字逮住它，我的心思都已狠狠與它纏鬥了幾回。在外界納入內心、內心投向外界的每一時刻，靈感也不曾放過我。它源源湧現，拓開我的感知與表達的向度。當我拿起筆來，即使一切自然傾洩，那仍舊來自一名深受折磨的獵人再也分不清楚的直覺和判斷。

　　倘若沒有足夠的判斷和技術，根本無法獵捕真實。因此，靈感對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什麼方式留住它、深化它，塑造出一個完整的世界，任人觸摸它、經驗它、從而雕塑自己的世界。這其實牽涉到創作的限制和自由。半年前我到烏石鼻看海，看見一陣陣衝向天際的巨浪襲向岩邊的釣客，他們毫不閃躲，僅僅稍微挪移身體，找尋新的重心，再次踩回黑石的邊。這幅現實的景象，隱喻了創作的過程。我們最初的學習都從可見的技術和形式入手，直接接受了一個形式的框架，甘願受制於它的規矩：符合詩的斷行、戲劇演出的面向、繪畫的構圖佈局……。正因有了那些房子，我們才能輕易將自己的情感和思維遷居進去，任形式引領我們透過特定的方式交出自己。等到掌握形式的能力圓熟了，我們開始不受它的控制，任情感引領我們突破既有的規矩，長出一個全新的、貼合內容的形式。到了那樣的時刻，我們的創作才變得真正自由，流動著無可抗拒的生命感。就像彼得．布魯克說的，我們需要準備，才能摒棄準備的一切。我們需要架構，也才能摒棄架構的一切。

　　坦雅：我想，妳知道，直覺和自覺還是有點不同。直覺是具有一股迅捷、不受約束、比較本能一些的思維模式。而自覺是透過自身存在的感知，以理性的方式認識周遭環境。人們會說：「這是個很有自覺的作家或這是個很有自覺的詩人」……這類的話。妳怎麼看待兩者？

　　吳俞萱：我想，「直覺」和「自覺」都是我們航向世界的一種內在導航。從前以為「直覺」偏向動物性的本能發動，後來發現我們的生命意識、生活習慣、經驗智識……，全都會強化「直覺」；也就是說，我們將未知納入已知的累積過程，練就了平時反射般的思維和行止。然而，我們內在精密複雜的各種判斷因為運作快速而欺騙了我們，讓我們誤以為自己不假思索。其實，「直覺」的敏銳來自於「鍛鍊」，那是心性、選擇、審美判斷和理性邏輯的交互影響。

　　而「自覺」則是一種清明的意識狀態，實踐自己的傾向與可能性，「有所為有所不為」依據自身的紀律和熱情。放在創作裡頭來看，我們常認為「作品一再顯現的調性、風格、世界觀」足以衡量一個作者具有創作的自覺，然而，一個作者無論是否自覺地創作，都與作品的成果沒有絕對的關聯。畢竟，誰都可以自覺地寫作，但他的能力不一定撐得起他的意願；一個不自覺寫作的心靈，也可能留下深邃的靈光軌跡。所以，當我們在談「作品」和「創作自覺」的時候，通常是站在讀者的角度將那些「可辨認風格的作品」貼上「具有創作自覺」的標籤，而作者本人是否處在高度自覺的狀態下書寫出這樣的作品，其實我們不得而知。

　　對我來說，「直覺」和「自覺」都是為了在本質性的自我之上創造新的自我，持續找出創造的規則來掌握生命的規則。我們需要任性與縱情的酒神精神，也需要太陽神精神的節制與約束，兼備了感性和理性，才能不斷回到意願之中，身隨心往。

　　坦雅：在寫作的環境裡，我們既富有又無產，詞語是一千零一夜，讓我們活過一天又一天，詞語也是困境，讓我們意識到，除此之外，可能一無所有。妳被賦予的和妳所能給予的難免存在著一些差異，妳所想的和妳能抵達的境域不一定孿生。面對這樣的現實，妳如何適應與調整？

　　吳俞萱：我無法不對時間沖刷下來的任何事物凝神細看，也無法不因事物的每一吋轉變感到強烈觸動。我探尋那些不受思維馴化的感覺，接近純粹的色彩和聲音。它們不去表意，沒有自身之外的一切。我若動用詞語，也只是為了替那些感覺找到棲居之處，思索什麼樣牢固精準的詞語能任感覺鮮活地繼續流動？我想，並非詞語引來詩意，而是字與字的關係、句與句的間隙承載了感覺和詩意。因此，我面對的困境不是心和詞語的距離，而是深知每一個字都承擔了一個思維方向的力量，而緊鄰的兩個字、兩個句子之間也都藏匿了不同密度的思維張力和不同質地的聲響韻律，就像空白的畫紙上，一條線與另一條線創造了彼此的關係，同時改變了整個空間的平衡；因此，唯有完整掌握自己的意念與每一個字的份量，才能妥切連結詩中每一個字、每一種思維、每一股力量所撞擊出來的複雜意蘊，令一條垂直線和一條水平線連接，產生一個戲劇性的聲音。

　　坦雅：我承認我偏愛艱澀的作品，我偏愛某些詞語，那會讓我很快進入桃花源，有懸崖、有水、有鷹、有鹿、有不絕的回聲。我認為妳的書《交換愛人的肋骨》和《隨地腐朽：小影迷的99封情書》是艱澀的，因為裡面承載的愛與生命的探問如此深邃，它們的私密度讓我願意珍惜，我願意體貼它們向世人敞開的勇氣。

　　這兩本書可以視為一大本，詩集裡有電影，情書中盡是詩句。妳不斷透支內心的情感，像一口井，不停地打水上來。妳怕不怕？妳怕不怕欲望？到底最初的斧頭是從何處鑿下去？如果世界免不了乾涸的狀態，妳要怎麼在沙漠裡盛開花朵？

　　吳俞萱：就像創傷不是一種意義，而是一種對意義的攻擊。欲望於我也是如此。它為我鑿開的世界一片渾沌，順服它的時候我無有所缺。並非超越意義，而是癱瘓意義。怎麼會怕欲望呢？它消融界限，引我回到自由無邪的渾沌狀態，以千百種不同的方式溜出自己。我的欲望就是與別的生命相連，這是最初和最終的夢，進入一朵花的內在去成為這朵花的存在，進入一塊腐肉的內在去成為這塊腐肉的存在。當一隻鷺鷥飛過竹林上空，就將那隻鷺鷥攝入心中，化為那隻鷺鷥，忍受鷺鷥的飢餓，使用鷺鷥的語言，作為一隻鷺鷥死去。

　　坦雅：妳的攝影詩集即將出版，詩、電影、攝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妳有沒有巨大的不安？有沒有考慮到讀者的反應？或者妳可以回想第一次公開放電影時，會不會擔心沒有人到場？就算人潮不是問題，妳在群眾面前能否侃侃而談？我想說的是一個「距離」的問題。最遙遠和最近的距離很可能都在同一個點。妳可以說一說出版的計畫或者非計畫，有沒有一種累積數年的「吳俞萱」終於長出翅膀的感覺？

　　吳俞萱：一直以來，我對世事人情有種很深的淡漠，不需要被誰理解，也沒有什麼表達的意願。過去我懷疑自己壞掉了，嘗試投入一些與人來往的工作，卻僅僅渴切一個人去看去聽去感覺，不需要透過言語對誰勾勒或評述那些落在我心裡隨即消逝的東西。然而，一想到那些深邃的文字和影像可能經由我的傳遞而抵達一些人的心底，撐著我那樣地撐著別人，我就一直往人群裡去，帶著我喜愛的詩和電影，不顧自己的淡漠。

　　還記得那一天，看完北野武的電影《淨琉璃》，一如往常我滿臉淚水，哽咽說不出話來。一片寂靜之後，他們開始對話。善意地讓我留在話語的圓圈之外，安頓自己的心碎。那天，2008年6月6日，已經是我在竹圍工作室放電影的半年之後。我終究沒有明白當時的自己。持續狂熱地播放喜歡的電影，持續挫敗地陷入無法向他人言說的局面。設下一個交流的空間，而我自己找不到入口進去。

　　就這樣來到現在，邁入第八個年頭，我依舊到處讀詩、放電影給陌生人看，散佈那些纏結在我心中的詩意。我很清楚，這是我走向內在的方式，雖然它像一個走入公共的過程。比起認識我置身的現實，我更醉心於摸索藝術家的精神現實。我試圖找到更精準的語言，向參與的群眾傳遞藝術作品的內在精神結構。沒有別的意圖，純粹為了讓那些晦澀難懂的詩與電影，更長久地留存在這個世界上。

　　而「吳俞萱」是什麼，我一點也不關心。只在乎怎麼有別於她，繼續我的「第二口氣」。那是哈維爾說的：「一個作家發現自己正來到一個十字路口：他已經耗盡了自己對於世界最初的體驗和表達方式，他必須決定如何進一步繼續下去。他可以重複自己。或者，停留在最初創造力爆發時所取得的地位上。還有第三種選擇：放棄取得的一切，從他自身的傳統、公眾期待以及已經建立的地位中解放出來，去嘗試一種新的、更為成熟的自我界定。簡言之，去發現他的第二口氣。」

　　每一刻我渴望打碎所有骨頭，重新學習走路。在我自己的創作之外，營造一個開放的交流空間，鼓動人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重新連結主體和客體、精神與物質、感性和智性、自然與人為，回到整體全人的視野，雕塑自己的想法和行動、雕塑我們身在其中的世界，讓「藝術」變成一種充滿力量的社會實踐。

　　坦雅：妳是足以飛翔的靈魂（雖然墜落對妳來說也是一種強烈的吸引力），造就放手一搏的行動力需要一個堅實的縫隙，一個溫暖的島，一個信任的眼神做後盾。我讀了〈盤踞〉也讀了妳的母親鼓勵妳去看費里尼，這些都是妳的「資本」，原生家庭給妳的、影響妳的一切勝過外面許多許多。要不要談談自己與父母的關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啟發妳的事件？有時候失去會形成永恆的追尋，妳同意嗎？

　　吳俞萱：國小放學之後，我爸帶我躺在河堤上看天空。除了偶爾飛掠的雀鳥、緩緩飄移的雲朵，那就只是什麼都沒有的一片湛藍。究竟要看什麼呢？我從來沒問。就是持續去看，驚覺天空迫降在面前，如此輕盈，幾乎沒有重量。它整個縮小落在我的眼裡，還是將我整個包裹進它巨大的胸懷，一點也分不清楚。只是屏住呼吸，深怕天空與我分離。後來我寫詩、跳舞，就像在看那片天空。持續去看，潛藏在平凡事物底下，隱密而深刻的存在。那是物與我之間，無界的擁抱。現在終於懂得，我爸要我看的，不是天空蘊含的什麼，而是去看空無一物的這個動作本身，沒有征服和命名的目的。耐心守待著空無的意識，心底才湧現天空，湧現詩的第一個字，湧現身體的第一個動作。如此輕盈，盛裝了空無，也盛裝了所有。

　　如果，我爸是在教我跨越邊界，重新連結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那麼，他在我十三歲過世以後，我媽則是將我拉回各種邊界規則之中，遵循既有的體制和社會價值。當時不能理解她賺錢、持家並養育我和妹妹所面臨的龐大壓力，我只是不斷反抗她的務實保守、反抗她的墨守成規。我想愛她，但我沒有辦法。內心被壓抑的愁苦與憾恨轉為一種瘋狂的冷戰。而後我離家讀大學、擺地攤賣自己的詩和畫、為了她修習教育學程又故意放棄最後兩個學分以斬斷自己當老師的後路、在台北闖蕩幾年不願妥協唸完研究所……，她再也管束不了我，卻不曾斷過經濟支援和情感支持。她平時收集各式藝文活動的剪報，一陣子就問我要不要去看哪個影展、去聽哪場講座。愛到底不存在理解，就是執意給出所有，無論那對於自己究竟是什麼。無須一點意義感，媽媽就拋下了自我，趨向了我。

　　也許，我媽的性格比較柔順堅韌，所以願意「讓出自己」來維繫整個家族和社會的穩定和諧。但我更想衝破無形的社會規範，找回自己的獨立性。我遇到的難題就是，該怎麼平衡媽媽期待我負起的「責任」和我自己想要追尋的「自由」。我媽選擇將「責任」擺在「自由」前面，但我選擇將「自由」擺在「責任」前面。我不是捨棄「責任」，而是想要捨棄那種被迫遵循的「外在」社會責任，我想要擔負的是我「內在」主動追求的生命責任。我和媽媽都對彼此抱有期待，這考驗著「家」究竟是什麼，能不能支持對方擁有不同的可能性。

　　這幾年遇到不同的學生，他們的困境仍是家庭對他們的限制和壓迫。從前我會反問：「怎麼不抗爭到底？」現在我不再質疑他們的矛盾，我只想瞭解，你還好嗎？為什麼做了這個決定？還能承擔下去嗎？我們來想看看，要怎麼面對接下來的問題。因為我發現，我和孩子們肩負的現實處境不同，我們擁有的反抗決心和反抗武器也全然不同，每一個決定都是取捨的結果，我們已在限定的條件底下成為自己。我只能繼續為孩子們，拓開一些對於生存的想像。也許我自己避免不了衝突，但我會對孩子說，沒關係，想抵抗就抵抗，想退縮就退縮，不要審判自己。就學庖丁解牛，看清世事的運作規則，好好照顧自己，避開現實裡的筋骨錯結，遊刃有餘地閃掉衝突，盡力在這個充滿骨頭的大世界之中撐開一個你喜歡的小世界，把自己和心愛的人放進去，好好照顧他們。

　　坦雅：妳教孩子讀詩、寫詩、寫劇本、演舞台戲，在這些過程中，是否看出孩子對文學藝術的歸屬感？妳會選擇教孩子這些，是否表示妳認為文學藝術是可以被有計畫訓練養成的？

　　「心之所向、純真唯一」妳盡心盡力做這些，證明了妳想用自己的角度銜接社會，在整個過程中，妳是更樂觀？還是更絕望？體制內的孩子，社會壓力下的幼苗，真的有能力朝向理想的高度竄長嗎？

　　吳俞萱：我透過溫德斯的紀錄片《薩爾加多的凝視》認識了凝視苦難的巴西攝影師。我看著薩爾加多拍的每一張相片，仔細聆聽他述說一生際遇的語調，我發現當他置身於每一個此時此地，按下快門，他想的不是「我在這裡」，而是找到一個強而有力的形式，迫使每一個觀者來到那裡，開始承接世界的構成，因而有了一些龐大而無可迴避的自我許諾：通過生活的行動來說明自己在哪裡，是個什麼樣的人。

　　對我來說，「我在這裡而我不在」就是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最好的相待方式。這也是我對「老師是什麼？」的一種想像。幾年前，我期許身為老師的自己能像里爾克筆下的奧菲斯，去過陰影之間，與死者共食，從黑暗中帶些什麼回到亮處，分享給學生。而我在偏鄉教孩子們寫詩的過程，發覺無論多麼珍貴的知識和經驗，都無須強加在孩子身上。老師能做的，就是不做什麼，只把自己縮小，讓孩子自然展現真實樣貌，不需要掩藏自己的情緒和意見，也不需要擔憂自己說了什麼是否犯錯。當我在他們身邊如同不在，只是適時引出那些原本就埋藏在他們身上的潛能，我認為這才是一種尊重個體發展的中學教育模式，令每一個孩子湧現內在的生命動力去追尋他們想要的樣子，按照自己的成長速度，擴充生命的經驗智識。

　　我們的社會並不鼓勵孩子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去追求自由的生活。我們的儒教社會希望我們恪守倫理關係，承擔各種責任和義務，犧牲個人小我的自由，來鞏固社會大我的和諧穩定。這樣的文化風氣最終養成的是繼續鞏固既有社會傳統模式的好學生，習於接受套裝知識以及脫離生命經驗的道德教條，失去對生活和生命的想像、創造和行動的能力。我痛恨這樣的體制教育，但我不忍一代代的孩子受到體制教育的打壓和磨損，所以我必須走入體制，解除孩子們因襲而來的規矩和恐懼，恢復他們的感覺和表達能力。雖然，「創作」是教不來的，生命的知識總得自己摸索出來，深深內化。可是，「敏銳的心靈」可以培養。我能做的，僅是透過文學和藝術的力量，讓他們洞察並接納心中的善惡美醜。我相信，沒有什麼比從外面給予回答會更嚴重地傷害一個人的發展，每個人的問題只有最深的情感在最微妙的時刻才能自我回答。

　　坦雅：電影之外，請談談影響妳（妳喜歡）的書、音樂、以及舞蹈。

　　吳俞萱：向我襲來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旋律、每一個畫面，都在教我重新閱讀、重新認識這個世界。而這關乎我是什麼樣的人，決意看見什麼並向它走去。基於一種探索的盛情，我每天閱讀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進入那些字、那些聲響、那些顏色之中，順隨它們去到遠方，於是除了寫稿工作必得進行分析和解讀，其餘閱讀我絕少抽離自己去省思那些作品何以動人、又如何影響了我。這問題的答案就是我接觸過的所有作品，因此我只能隨興簡答，想到什麼就寫下什麼。

　　我喜歡加斯東．巴什拉《空間詩學》和《夢想的詩學》，我因而懂得：意義圈圍事態，詩意開啟事態。也喜歡荷塔．慕勒的小說，見證那些不存在任何可能性的存在境況，挖鑿個體的險境、集體的命運。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讓我明白任何詞彙含藏了屬於個人生命歷史的獨特記憶，詞彙所構成的詩情隱喻將斷然地讓一段愛情誕生，或是無情地終結一段愛情。而追尋這些生命的隱喻，我們的存在才不致失去重量。零雨的詩，執著癡情地追問生命的本源。我喜歡的音樂我不去談，它為我帶來全新的顫慄，我不要詞語磨損那個令理性思維整個靜默掉的力量。我喜歡日本舞踏，喜歡大野一雄的身體。也喜歡崔莎．布朗「森林之地」，舞者緩緩爬行，爬進一件衣服，再爬進另一件褲子。反覆穿爬，反覆告別。無傷行過大地，這也是我的願望。

　　坦雅：我越來越覺得流浪是一種能力，有些人口口聲聲說要去流浪，其實他們沒有能力放逐自己，沒有辦法在陌生的地方跟不安定相處。而妳，是個有行動力的人，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妳的敏銳帶著妳航行，即使在漆黑的夜裡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妳會透過潮聲試著為自己定位。」也許妳流浪到他方，是為了把寂靜存回自己的心？那些遠遊的路線，其實是妳通往自身的祕密通道，唯有走一遭，妳才能篤定，陽光照耀著妳，陰影也眷戀著妳？妳的陰暗面是否讓妳更強大？

　　請談談妳的旅行，或許妳也想尋找另一個薇諾妮卡？

　　吳俞萱：我對安逸過敏。非要變動我才能穩定。渴望那些蛻皮的瞬間，蹦出一個我不認識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此刻的自己沒有興趣，對未來的自己充滿熱情。我不在乎自己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而是好奇那樣的一個人會看見什麼樣的風景。從前我不相信命運，我與它對峙，我不覺得自己會輸，因為總被偶然眷顧。然而，重讀自己的舊事，老是讀到必然，讀到命運，讀到當下即是。我在巴黎奧塞美術館逛了一圈，幾次站回一幅小畫面前：月光溫柔掐住一個女人的咽喉，而她舒坦地將自己敞露在無邊的黑暗之中，享受存在的撕裂和愉悅。離開前我細讀畫作旁邊的說明小卡，發現畫名是孤獨。

　　走得夠遠，才能通向自己？還是，無論走到哪裡，都離不開自己？我在里斯本的時候，為了構思一個立體裝置而每天失眠，自暴自棄就到街上隨意亂走。偶然看見一地枯葉，全是無意盛開的花苞。表皮滿佈墨褐的細紋，兩片幾乎密合的不規則鐵片構成龜殼硬脆的質地，而它們微微開啟的縫隙，夾藏了一落深黑的雄蕊、雌蕊、花柱、柱頭。如此完整的內裡，包裹在堅硬的死寂之中。彷彿遇見自己一樣，我在那一瞬間決定我的裝置作品停止界說，僅僅依循直覺選擇物件來展現我所不知道的我。瞭解自己，是一種發現，也是一種創造。我喜愛旅行，無可規避地重新佔有自己的本性。

　　這一年住在池上，我用旅行的心情度日，且將每一日當作最後一日。完全順任自己，沒有一點壓抑和妥協。知覺一切，隨著變動。日復一日散步、閱讀、寫字、跳舞、看電影，試圖整合詞語的空間、肉體的空間和影像的空間，來回應中國道家所謂「氣」的流動──將所有生命的存在連結為一個相互孕育的廣袤空間，從無限的自然天地轉而觸及個體內在的無限。偶爾打游擊，在台灣的不同角落跟不同生命階段的大人和小孩一起寫詩。我試著在最短的時間去除自己和他們之間的界線，讓他們毫無預警地掉進自己的生命之中。而閱讀和傾聽彼此的赤裸獨白，我沒有一次不是含淚激動地接過生存之殤，希望能夠溫柔地擁抱這些，一百分鐘的朋友。不論旅行轉向自己，還是轉向世界，我用生命理解了喬瑟夫．坎伯說的：當我們想要向外馳遊，我們就會來到自己存在的中心；當我們想要獨處，我們便與整個世界同在。

　　坦雅：最後，想聽妳說散步。

　　吳俞萱：去年，我回故鄉引導池上的孩子寫詩。每日與山野對坐，我卻失去了創作的能力。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運用既有的藝術語彙來掌握這個龐大豐饒且血脈牽連的山水天地。面對自然，我感到藝術無用，便放下筆來，日日散步，張開每一個感官迎向景物。一年之後，「詩」出現了。我的意識和身體能自由地進入一朵荷花、一截枯枝、一座山脈的內在，毫不費力地接生它們。原來，為了相應於自然，必須不斷放掉自我，回到空的空間。

　　在散步的放空過程，我發現自然界的一切生滅都是超越情感層次的，沒有慶祝也沒有哀傷。要下雨就下雨，它不管人有沒有傘；要地震就地震，它不管人會不會喪命。這就是自然界的本性。這種本性無情，超越情感層次。我也發覺人和萬物的蛻變透過無為才能發生。就像我屋外的一片香蕉樹，無人種植和澆灌，卻在自然環境的孕育之下，自然結果自然腐朽自然又新生了起來，這種生命循環就是一種無為的成果。每一片草的俯仰和枯萎，都在實現生命的法則。人的意志無法任意創造藝術，因為藝術所再現的生命法則承繼了自然世界的運作法則。藝術家不是創造者，而是接受者。看似創造的行為結果，只是為自己接受的世界賦予一個可被感知的美學形式。

　　此刻，「成為一個人」對我來說就是隨地腐朽，不害怕每一時刻的死去也不害怕每一時刻的新生。不去累積自我，不去重複自我，活進一個比自己還大的力量之中。放掉所有語言和執念，試著任意流動，成為別的東西，可以是荒地、是炙熱的柏油路面、是一隻狗衝進湖裡喝水的聲音……，我渴望消融身上的每一個邊界，好好活在當下，無所謂自己是誰。

（刊登於《野薑花詩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