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賴清德祭拜八田與一，稱「飲水思源」，引起爭論。一直以來，民進黨和台派導演塑造的八田與一，是「日本建設台灣」敘事的一環。日據時代當然有建設，但是到底應該怎樣公正評價八田與一這樣「建設台灣」的「好日本人」？他們又是怎樣被納入台灣本土敘事的？
其實民進黨政府這種敘事並不罕見。很多後殖民社會都出現過類似現象。印度部分精英也會懷念英國行政效率，越南部分城市懷念法式都市規劃，韓國也有人懷念日據工業化⋯⋯中國每次城市內澇也會有人懷念德國人在青島修的下水道。
八田與一作為工程師和帝國的精密零件，他當然有真實的技術貢獻。他主持興建的嘉南大圳和烏山頭水庫，在當時確實是亞洲最大的灌溉系統，它將嘉南平原從旱地變為糧倉，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產出。
但評價的公正性在於不應漏掉「目的」。日本在台灣興修水利，首要目標並非為了「造福台民」，而是為了將台灣打造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農業供給基地——當時的戰略就是「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而且八田與一最開始要興建嘉南大圳的計畫是被日本反對的，直到1918年日本本土發生米騷動事件，內閣才同意修建嘉南大圳。所以，日本當時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解決日本本土的糧食危機。
結果也是如此：大圳建成後，台灣稻米大量輸往日本，而本地農民往往被迫改食地瓜。
台灣人對八田與一的印象好，因為他對待工人相對公正，和日本一般武官、特高警察不一樣。當然這也側面反映出，當時日本總督府對台灣人普遍的壓榨。直到今天，台南很多農民仍然感念他，這不是完全虛假的情感。畢竟他用強烈的工程理想主義，客觀上改變了南台灣農業結構。——就像台灣很多佃農因為蔣中正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而獲得土地，因此感念國民黨的「威權時代」。
我第一次知道八田與一，是在電影《kano》裡。他和劇情主線（棒球）其實關係不大，可是在電影裡硬生生如吉祥物般出現，被塑造成一個勤勞理性無私愛民的日本建設者，頗有些刻意。但是，在《賽德克巴萊》裡，又展示了另一個視角。裡面也有善待台灣人的日本警察、教師，在賽德克族起義時，甚至是無辜的，但是電影並沒有過度美化他們，而是把他們還原為日據時代整個帝國系統的一環，被時代浪潮裹挾前行。
更戲劇性的是，《kano》的編劇，同時也是《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魏德聖。他在拍完賽德克巴萊之後，卻又以另一種視角呈現「殖民者中的好人」，這也挺值得玩味。在《賽德克•巴萊》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日本老師或警察對原住民有私交、有提攜，但這種「私人善意」在結構性壓迫面前是蒼白的，甚至是同化政策的一環。當原住民起義時，這種「善意」也無法抵消失去土地、信仰和尊嚴的仇恨。
3年後《KANO》中，魏德聖則選擇「夢想與合作」：強調共同奮鬥，八田與一被符號化為支持台灣子弟奮鬥的長輩，弱化了統治者的傲慢。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
首先，神化八田與一，是一種台灣「悲情敘事」的出口。民進黨強調日本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往往是為了通過對比來消解後續國民黨政權初期的統治合法性。八田與一被推崇，是為了證明「日本留下了基礎，而不是一片荒蕪」。而且能在兩岸的共有記憶之外，為台灣建立一套獨特的、與日本文明相連的歷史源頭，從而拉開與大一統史觀的距離。而且把八田與一簡化為一個「辛勤工作的工程師」時，還能避開了關於「主權、剝削、歧視」的尖銳爭辯，更容易被當代大眾接受。
為何今天民進黨特別熱衷塑造「好日本人」？因為在民進黨與部分本土派敘事中，「日本」經常被當作一種身分鏡像。如果台灣要建立「台灣不是中國歷史延伸」那就必須重新定義近代史中的合法性來源。在這套敘事裡，八田與一就不只是工程師。他變成了「日本讓台灣走向現代」的象徵人物。
可是，如果回到八田與一本身，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殖民歷史討論中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殖民建設」和「殖民壓迫」，往往是同時存在的。因為帝國不可能一直只靠刺刀統治，也靠水利、鐵路、學校與醫院統治。英國殖民印度時，也有修鐵路、建法院、推公共衛生的官員；法國殖民越南，也有興建學校與港口；日本殖民朝鮮、台灣，同樣建立了現代行政、交通與農業系統。
但這些建設首先服務的是帝國治理。嘉南大圳並不是單純「為台灣人民幸福而建」，它本質上是日本帝國南進體系的一部分，緩解日本的「米騷亂」。問題在於：他們依然是整個制度的一部分。
最後，為什麼再次強調八田與一是帝國的螺絲釘？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後，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4月，日本進占美國屬地菲律賓，日本陸軍省聘八田與一為「南方開發派遣要員」，要前往菲律賓進行棉作灌溉設施調查。
結果，八田與一在前往菲律賓日占區的途中，乘坐的郵輪大洋丸號遭遇美軍魚雷攻擊，導致他逃生不及而罹難。
如果八田與一沒死，而是像建設嘉南大圳那樣建設菲律賓，今天的菲律賓又會像賴清德一樣「飲水思源」嗎？
（作者為作家，聚傳媒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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