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台海博弈的結構劇變

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是冷戰後首次讓世界見證台海可能成為大國衝突引爆點的歷史時刻；近卅年後的今天，共軍「正義使命–二○二五」軍演再次將台海推向國際焦點。然而如今台海情勢已呈現結構性轉變，這些變化不僅改寫了區域權力格局，更重新定義美中台三方互動邏輯。

一九九六年，當共軍向台灣周邊海域發射飛彈，美國派遣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海周邊，果斷的決策瞬即結束了危機；當時美國擁有絕對軍事優勢，中共在面對美軍投射兵力時別無選擇。那次危機後，北京進行軍事現代化大工程，成為此後卅年共軍轉型的核心動力。卅年過去，軍事天平已顯著傾斜，中共軍費不僅居於世界第二，且在反介入與區域拒止能力上取得長足進步，使得美國在第一島鏈內的軍事行動成本大幅提高。

此次中共軍演展現的不只是軍力，更是一種戰略自信—即使美國介入，共軍也有能力在台海周邊進行高強度軍事行動；這種變化，不是絕對的軍事優勢轉移，而是從「單極嚇阻」走向「成本均衡」。美國不再能夠低成本、無風險投射力量到台海，任何軍事介入都必須承受重大損失的可能。這種戰略平衡的改變，根本性地影響了三方的計算方式。

一九九六年的美國，可以用「戰略清晰」來描述其對台政策—派遣航母就是明確的訊號。今日的美國卻陷入戰略兩難：一方面，美國國會通過多項友台法案、軍售金額屢創新高；另一方面，官方政策仍維持戰略模糊，不承諾在衝突中必然軍事介入。

這種矛盾源於現實的複雜性，美國深知台灣對其印太戰略和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也明白一旦台灣被武力統一，美國在亞太的信譽和同盟體系將遭受致命打擊。然而，與擁有核武的中國大陸在其家門口進行高強度戰爭的風險，是任何理性決策者都必須慎重考量的。烏克蘭戰爭的經驗更讓華府認知到，代理人戰爭和直接軍事介入之間的巨大差異。

從一九九六到今天，台海情勢變化的底層邏輯在於核心矛盾的日益尖銳。北京將統一台灣視為民族復興的必要組成，台灣民意則更加傾向「永遠維持現狀」、多數反對被統一。美國不能接受中共以武力改變現狀，因為這將顛覆整個印太秩序。這三方的核心利益存在結構性衝突，一九九六年各方還能在模糊下共存，但隨著北京實力增長與台灣認同固化，這個平衡愈來愈脆弱；卅年，見證了台海演變為可能決定廿一世紀國際秩序走向的關鍵戰場；權力對比的變化及各方利益的固化，都使得今日的台海比一九九六年更加複雜和危險。

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刻，理性和克制仍然可能避免災難。九六危機最終和平解決，不是因為某一方完全勝利，而是因為各方都認識到，全面對抗的代價超過任何可能的收益。今天這個教訓依然適用，戰爭一旦爆發都將是所有人的悲劇。在核武時代，大國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沒有真正的贏家。

台海的未來不應由飛彈和軍演來決定。卅年前，世界在台海邊緣窺見了戰爭的可能；卅年後，我們應更加明智，而不是更加接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