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都市」（global city）不但是國內外學術界的熱門課題，也是國內官方（不分藍綠）和民間的欲望目標。在台灣，全球化都市是什麼？

【紀大偉 中國時報2009.07.02摘要】「全球化都市」（global city）不但是國內外學術界的熱門課題，也是國內官方（不分藍綠）和民間的欲望目標。在台灣，全球化都市是什麼？

台灣的某些縣市即將升級為直轄市。同時，北高兩市也不斷加碼（如，舉辦「聽障奧運」等等國際級運動會，並因而急速建造眩目的地標型建築物），以便成為更高檔次（以便跟香港、上海、首爾等地兢爭）的全球化都市。升級/加碼的欲望，就是對於全球化都市的欲望。 

增設直轄市，固然讓許多人興奮（似乎升級就保證商機），卻也引起批判。增設直轄市，台灣西半部和東半部的貧富差距，會雪上加霜；藍綠陣營的對決會更加不公平。這些問題固然嚴重，但增設直轄市，在各個新舊直轄市「之內」，有什麼「貧富差距」以及「權力分配」的問題是要面對的？

「全球化都市」聽起來誘人，事實上卻未必美好。全球化都市的典範之一是紐約，可是紐約的貧窮問題，觸目驚心，而且恐怕永遠難以解決。人們常認為全球化都市/直轄市可以創造巨大的富裕人口，可是也創造更大的貧窮人口。絕對不只有光鮮亮麗的百貨公司，更包括了貧民窟。

貧窮人口之中不乏外來人口──大都市總是吸引外縣市人民，以及外國人前來淘金。淘金客之中只又極少數是乘坐噴射機飛來飛去的白領人士，大部分人口都是在討生活（或根本找不到工作）的勞動人口。我們要面對各種型態的貧窮問題（外勞、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變性人士等等，都可能他們的「非主流身分」而在職場碰壁撞牆），而這些就是「權力分配」的問題。

我們的大都會是否真的能夠讓各種邊緣人口「安身立命」？如果不能，直轄市會不會變成終將爆炸的大悶鍋？全球化都市/直轄市的特色：「貧富差距」是不得不接的燙手山芋，「權力分配」必須顧及邊緣弱勢人口。（美國康州大學外文系駐校助理教授）

【張鐵志 中國時報2009.07.02摘要】2004年十一月底，是印度包波爾（Bhopal）的工業災難20周年紀念。1984年十二月，聯合碳化（Union Carbide）在此地的化學工廠發生大爆炸，數千人死亡，十幾萬人受到傷害，成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工業災害。但聯合碳化以及後來併購他們的陶氏化學，卻不願意負起主要責任。

直到2004年的這一天，陶氏化學的發言人終於在ＢＢＣ電視台上表示，他們將負起全部責任，賣掉聯合碳化，並把所獲金額120億用來照顧受到傷害的當地居民。這是一個太過美好，而不能令人相信的消息。 

的確不能令人相信。因為幾小時後，大家就發現該發言人是假冒的。假冒者是以惡搞、諷刺大企業出名的「沒問題俠客」（Yes Men）。雖然只有兩人，但他們是當前反全球化、對抗企業惡行的戰鬥隊伍中，最有創意的「文化干擾」行動者。

他們通常是先設立一個假網站，如世貿或企業組織，然後等待別人邀請他們去演講。之前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們假扮世界貿易組織官員出席會議，宣揚超級自由市場的荒謬福音。他們也曾扮演美國聯邦政府都市發展局官員，在風災後的紐奧良重建會議上，宣佈政府決定要改變政策，讓居民留在公共住宅中──原本卡崔娜風災後，政府要把居民趕出公共住宅，讓財團改建。

真正的大騙局，不是「沒問題俠客」的嘲諷惡搞，而是這些企業總是宣稱無能力負擔印度民眾的賠償，或者紐奧良官員（以及其他許多人）總是宣稱市場萬能。這些過程，你都可以在他們自己拍的紀錄片「沒問題俠客修理世界」（Yes Men Fix the World）看到。他說，反抗也應該有想像力；所以他們的行動固然趣味，但是關懷與信念卻是深刻嚴肅的。 

他們希望大家看完電影後會走出戲院，一起為了社會正義，或是捍衛地球而努力。的確，諷刺嘲弄可以揭露事物表象的荒謬，但還是需要行動，才能改變世界。就在紅樓外的捷運廣場上，有著台灣最動人聲音的歌手巴奈，和她的台東夥伴們，正在灼身的烈日下唱出美麗的歌聲。 

他們不是在這裡娛樂大眾，而是在唱出他們的心聲，拒絕核廢料送到台東的心聲。經濟部選擇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候選場址其中之一，而這個選址是排灣族的傳統領域。

於是，在這個炙熱午後的台北紅樓，場內有反全球化的知名人物和在地運動者、年輕人熱烈討論著資本主義和環保議題，而場外來自台東的原住民音樂人正在以音樂來組織、宣傳關於環境的理念，這不正是一個「國際視野，在地行動」的實踐場域？

【蔡崇隆、楊力州、黃信堯 中國時報2009.07.02摘要】 台北電影節已經邁入第11年，除了持續引進國際影片外，最重要的任務莫過於「台北電影獎」的舉辦。

對國內影像創作者而言，「台北電影獎」的實質鼓勵不僅在於它的獎金，更重要的是它接受各種作品類型（劇情、紀錄、實驗、動畫），不論材質（電影底片、數位），也不計片長，只要是好作品，都有機會獲得肯定。這不但令「台北電影獎」成為國內所有影像工作者（而非只有影片工作者）的年度盛事，也是國際影壇完整認識台灣影像創作的捷徑。 

尤其是「台北電影獎」在各類最佳影片之上設置的不分類「百萬首獎」，過去一直堅守著包容、開放的精神，由評審團審視各屆作品水準，決定頒予的對象。

而事實也證明，除了傳統電影獎鼓勵的劇情長片外，過去十年得到「百萬首獎」的作品，種類遍及紀錄片（《在山上下不來》、《再會吧！一九九九》、《無米樂》）、實驗片（《星塵15749001》）、動畫片（《女子》、《出口》）、甚至劇情短片（《兩個夏天》），既證明了台灣影像創作的多元與成果豐碩，也樹立了台北電影節（獎）獨立、自由又兼容並蓄的獨特面貌，進而影響了其他電影獎的走向。 

然而，從去年開始，「台北電影節」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就貿然取消了劇情長片以外，其他類型作品爭取首獎的機會，也把過去公平競爭的特別獎，草率劃分為專屬於劇情長片的個人技術獎，致使這個競賽原初的創辦精神蕩然無存。

無論作為影像工作者或是文化公民，我們都有充分理由擔心主其事者好大喜功的作風，嚴重侵蝕台北電影節（獎）最難得的特質──無分軒輊地肯定各領域的影像創作價值，也粗暴地扼殺了台灣影像工作者公平競爭的機會。 

這項草率的決定，去年就曾引發爭議與檢討之聲，但主辦單位卻無動於衷。紀錄片工會，今年率先提出這項質疑，除了為本地影像創作者發聲以外，也擔憂這個原已走出不同於金馬影展的風格，而得以並駕齊驅的台北電影節活動，正在迅速喪失它的原創精神。

長此以往，它流失的將不僅是早已明顯下滑的觀眾人數，還包括本地影像工作者對它的敬意，以及它在國際影壇上原被關注的活力所在。若有無法變革的原因，請盡速公開透明的對外界，提出足以服眾的說明，不要讓一個原本清新自由的影像節慶，逐步演變成一個封閉專斷的樣板活動，那將是所有影像工作者與文化公民所不樂見的遺憾結果。（台北市紀錄片工會常務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