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精神分析學家如佛洛伊德(Freud)、克萊恩(Klein)、克里斯蒂娃(Kristeva)研究憂鬱或憂鬱症時均認為它與喪失所愛客體(loss of the beloved object)有密切的關係。「客體」(object)最初由佛洛伊德提出，以別於自體(self)。簡單的說，客體指的是滿足自體需求的事物，它既是自體的真實經驗的也是自體的幻想。克萊恩認為自體最早的客體是母親，而自體與客體的關係也就是人際關係的原型。佛洛伊德在「悲傷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闡述失去愛的客體將導致憂鬱的情境，並試圖解構憂鬱患者的憂鬱過程。自體與所愛客體的關係靠力比多(libido)的連繫維持親密的關係，但當自我(ego)與所愛客體的關係因失望而破裂時，原先投射於客體上的力比多未能從所愛客體撤回而轉至新的客體，反轉向自我，喪失客體的陰影便內攝(introjections)成自我的壞客體，成為時時刻刻被自我撻伐的對象(附表圖一)。佛洛伊德進一步解釋：
對於憂鬱患者而言，客體的喪失(object-loss)就變成了自我的喪失(ego-less)；同時，自我與所愛客體之間的矛盾，就轉化成對自我的批判與自我認同 (也就是內攝部分的自我) 之間的衝突。從上述分析的過程和結果可得到以下的結論：自我一方面依戀所愛的內攝客體，但另一方面卻又想擺脫它。 (SE 249)
首先，讓我們檢視佛洛伊德的「憂鬱症」模式，及據此分析其來源。佛洛伊德解讀憂鬱症乃源自失去原初客體之心理創傷，由於對這種無法割捨的客體交雜著矛盾的愛恨情緒：愛時將其內攝；恨時欲將其毀滅，而產生摧毀自體內壞客體的慾望，這就是憂鬱症者傾向自殺的原因。
克萊恩一九三五年的文章＜論躁鬱狀態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及一九四Ο的＜悲傷與躁鬱狀態的關係＞(“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也曾見到類似佛洛伊德描述自體對客體喜惡的矛盾情結，發生在克萊恩的「憂鬱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克萊恩認為嬰兒最初愛的客體就是母親的乳房，嬰兒自體對乳房的想像就是嬰兒建構其與外在世界的橋梁。當嬰兒成長後意識到乳房是屬於母親，不屬於自己，因喪失所愛的客體而產生憂鬱的情緒。嬰兒在「憂鬱心理位置」開始發展「整合」的能力，將「客體－母親」結合，而成為兼有愛恨本能的主體。在《兒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第三版序」中克萊恩再度補充：
。
憂鬱心理位置大概發生在半歲嬰兒，它與自我(ego)的發展息息相關。在這個階段，施虐衝動、幻想及迫害焦慮的情緒減弱，因此嬰兒能紓緩內在強烈的反應，進而整合客體的正反面向，將客體完整的內攝(introject)。在孩童的心智中，因愛與恨同時存在，害怕其內攝與外在客體被傷害或摧毀而產生焦慮。憂鬱和罪惡感使得嬰兒想修復從前曾被自我衝動和幻想所摧毀的客體，使其再生。(xiv)
嬰兒在「憂鬱心理位置」常感受兩種深沉的恐懼：一為深怕被內攝壞的客體所吞噬；一為驚恐將會失去所愛的客體。這種早期對客體既愛且恨的矛盾，其實也適用於成人，因為幼兒時期的人際關係原型對成人時期有決定性的影響。
克里斯德瓦在《黑太陽》(Black Sun)中也延續佛洛伊德、克萊恩的客體理論來建構一套完整憂鬱詩學分析體系，然而她較側重於研究憂鬱症病人的語言特徵所代表的表徵符號－前象徵時期的母性空間(chora)符旨。她認為憂鬱的主因不只是痛失現今所愛的客體，還可遠溯至幼年時期與「母親－客體」的原初模式，若在幼年時期與母親之間的客體關係有所缺憾，可能導致幼兒往後與其他替代客體之間正負矛盾情結。憂鬱症患者常因原初客體認同遭遇挫折，又無法尋找到「母親－客體」的替代者，導致將該矛盾的情緒轉向對自我撻伐，展開一場場永遠無法停止的自殘夢魘，克里斯德瓦解釋：
不論對男人或女人而言，失去母親是生理與心理必經過程，也是邁向獨立的第一步，弒母的驅力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自主經驗 . . .當此驅力受到外界的阻擾時，自我便將「母親－客體」內攝，如此雖然免於弒母的罪惡感，但卻因此抑鬱地將自我逼向死亡的暗穴。為了保護母親，我因此殺死自我，並清楚地知道－幽靈似的、防護似地知道－死亡來自於她：致命如地獄的女魔。(p. 27-28)
這種弒母的經驗是每個正常人想脫離母親尋求獨立自我時所必須經歷的過程，但對於憂鬱症患者而言，卻難以完成，在他們的潛意識中自體與原初客體是無法分割，即使客體在現實社會中消失，患者仍會將客體內攝成為自我的一部分，客體因此在自體中復活，使得患者無法接受「母親－客體」失去的事實。患者對失去的原初客體仍存在與其融合的憧憬與幻想，使得邁向獨立成長遙不可及。
根據克里斯德瓦的臨床經驗，她說：「憂鬱是一種陷入深淵內的折磨，因為生命空洞所以無法以表意符號表達，因而失去了生命的意義」(Black Sun 189)。憂鬱症患者無法以語意表達自己的感受，所以克服憂鬱需要第三者的調停：一個結合律法與慈愛的「個人史前父親」。然而，克里斯德瓦認為這個象徵界的父親，不是「依底帕斯式父親」，而是「想像的父親」(imaginary father)，這想像的自戀客體，先於「以父之名」，先於象徵秩序，也先於鏡像期 (Black Sun 23)。
在《黑色太陽》（Black Sun）書中，克里斯德瓦解釋「欲物」(das Ding)是所謂的「他性之起點」(the beginning of otherness)，具有美好與恐怖的矛盾雙生本質(14-5)，與憂鬱的來源高度相關。「欲物」銘刻在語言產生之前的流動記憶軸線上，當承載主體的生命動力時，卻也拒絕生命的「幻想客體」，它不斷且不安地鼓譟追尋失去的心靈記憶，然而即使記憶失而復得，它卻依然有遺恨終生之憾。克里斯德瓦「欲物」的概念來自佛洛依德ㄧ九一五年的《無意識》（The Unconscious）書中的討論，他指出在人類心靈領域中，當能量超越自身所能負荷時，便會脫韁失序、召喚出潛意識中最深沉而不可名狀之「欲物」。克莉絲特娃認為對於「個人史前父親」的原初認同，便是召喚內心深處「欲物」最好的方式，藉由類似認同父親的方式，自體(self)得以進入象徵界的語言世界，經過文字的洗禮，「自體」終能與「客體」結合為一，使憂鬱症者能夠成為發言的主體， (Tales of Love 26)。
本文擬藉由精神分析中「憂鬱」的脈絡，探究作者與導演分別以不同的意識型態，塑造人物不同的精神特質與文化主體的關聯。史科西斯《純真年代》的「序幕花景」、「歌劇浮士德」、「畫作」、「結婚照」、「惜別晚宴」、「紐波港口」等充滿文學意象的場景，解析紐藍、艾倫、與玫三人之間錯綜複雜的憂鬱戀情，並藉此對比華頓在小說中如何透過紐藍的觀點來解構內在壓抑的情慾世界、婚姻交易、主體建構等主題。紐藍窮其一生無法跟摯愛艾倫相守，因而鬱鬱寡歡，實源自紐約上流社會中相互矛盾的文化主體：一種父系社會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與母系體系的符號界的衝突。克里斯德瓦所探討的「憂鬱」議題，以前伊底帕斯時期為源頭，該時期與主體形成所須經歷的分裂、排拒、恐懼等情緒息息相關，徘徊於「象徵界」與「符號界」的中介地帶，常與陰性語言和「母親－客體」相連。「憂鬱」起源於原初自戀，透過壓抑、否認、排斥等過程，瓦解主體的語言邏輯，陷入那無法被「象徵界」所辨識的流動空間中，而無法回返至正常社會。探討這種內在需求與外在要求相互牴觸的精神分裂式語言與影像，是本研究的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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