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5/06/01 18:15:22瀏覽92｜回應0｜推薦0 | |
| 多維文化批評視野中的張承志（下） (點計數：895)
作者：王曉華 http://www.pen123.net.cn 2002-12-2 9:20:22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歷史劇創作的人文底線 (06-21 09:29) ·面向事物自身的因緣之詩 (06-13 08:24) ·超越中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模式--對季... (05-20 08:46) ·海德格爾對人道主義的反思與批判 (05-22 17:11) ·我為什麼提倡生態主義? (05-13 10:58) 作者文集 超越"后殖民主義"語境的有益嘗試 姚新勇（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自１９９３年底以來的"人文精神"大討論，１９９５年以"張承志現象"為重點收場戲之一，而在一片膚淺的喧嘩聲中草草結束了。今天我們舊話重提再談張承志，首先就需要檢討我們的基本出發點，而不致于還沒開始討論就已跌落在"抽象"的"人文精神"的迷谷中。那我們應該選擇怎樣的出發點呢？我以為應該把張承志放在"后殖民"語境下來思考。 對于究竟什麼是"后殖民主義"歷史語境，自然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和界定。但我以為，對中國這樣一個欠發達的多元文化的國家來說，意味著某種內外夾擊的歷史困窘。從外部而言，我們作為欠發達的東方第三世界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對，面臨著西方強勢政治、經濟、文化的誘惑、擠壓和挑戰。而從內部來說，以漢文化為中心的體制又面臨著內部少數民族文化的邊緣性挑戰，而這種內部的民族矛盾關系如果處理不當，就會變成民族內亂或國家崩潰的決定性內部原因。總之，我們既要應對國際性多元民族文化的挑戰，又要處理內部複雜的文化矛盾。盡管這種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挑戰，在上一世紀和本世紀之交就存在著，但是那時的國際主導趨勢是由分到合，是建立民族國家趨勢由西方向東方世界的波散；而現在則正好相反，是由合到分的多元文化的膨脹期。從這種"后殖民主義"歷史語境來看張承志，他就不再是什麼抽象的、空洞的理想主義的僅存的斗士，更不是什麼唐吉訶德式的文化狂人，而是中國、中國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最為鮮明的"后殖民主義"文化表征。 閱讀張承志自《心靈史》以來的文本可以發現，其主要的創作意向涉及兩個方面：作為中國哲合忍耶教派回民代言人，對官方壓迫性體制的控訴與挑戰；對西方"列強"肢解中國陰謀的強烈危機感。第一方面的內容以《心靈史》為代表，而第二方面主要見于《無援的思想》、《清潔的精神》這兩本散文集的諸多篇章中；而且后一方面，近兩三年來更為突出。不管張承志是如何表述這兩個基本意向的，也不論我們可以對它們做怎樣多方面的解釋，都不應回避這樣三方面的基本事實：第一，那炸響的沉默的驚雷--哲合忍耶回民的聲音，從邊緣處向漢文化中心發出挑戰，這種挑戰至少是新中國建國四十多年來大範圍公開表現的第一次。第二，那種對西方肢解中國的危機感是一種獨特的東方抗議之聲。第三，更重要的是，張承志"自陷"于腹背夾擊的雙向體制的挑戰姿態，再形象不過地突兀了中國和中國文化所面臨的二難處境，即環繞中國這個中心樞紐展開的一系列相關而又悖反的矛盾：欠發達／現代化與傳統／西方化，獨裁、專制／民主、多元與整合、統一／混亂、分裂……--中國和中國文化還能在這種其直接和緊迫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內外挑戰中生存下去嗎？這最后一點對那些僅僅具有內地生活經驗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不易有切膚之感的。也正是在此，張承志為這些知識人提供了一個極有意義的位置參照點。然而對于上述各點，中國文化界不僅缺少真正的正面性反應，而且有意和無意地"封殺"著它們，消解著它們。 我想說的另一方面的內容，涉及張承志文本的"紅衛兵情結"問題。不錯，抽象地來看，他的文本中是有著某種紅衛兵"造反有理"的影子。我們姑且不論這種紅衛兵精神是否可能具有某種歷史的合理性，就以張承志近期文本的具體內容來看，是同紅衛兵造反精神有著本質區別的。因為在紅衛兵那里是"破"字當頭，只"破"不"立"；而在他這里則是以"立"為主，以破輔之。首先，他不是空洞地對漢文化和西方文化體制進行炮擊，而是切實地深入到內蒙中亞腹地、西北黃土高原和天山區域，並且更重要的他不是作為採風客和外來文化的觀照者，而是作為真正的學生和少數民族文化之子，去把握少數民族文化的心靈模式，然后再把這種心靈模式本真化地給我們呈現出來。這樣他就為自己所進行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堅實的基地。因此，他對西方文化和漢文化的批判雖然就其批判本身而言並不細致，也比較粗略，但他的文本的文化意韻則不但不貧乏，反倒顯得很豐富、醒目。另外，他不僅對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漢文化（這只是轉述張承志本人的觀點）進行了猛烈抨擊，他還積極地去從漢文化的傳統中發掘某種"清潔的精神"，並想以這種精神去整合正多元離散化的文化板塊。而至于他十余年來的文學創作，對新時期文化的貢獻則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我想補充兩點：第一，自上一世紀中朝中國面臨民族和文化危機以來，先輩或者從西方引進救國強民之道，或者試圖通過改造傳統儒家文化使之"古為今用"，他們都基本忽視了中華民族內部的異質性文化資源，而張承志的著力點正在此方面。第二，文本的意義不是存在于文本字里行間中的固定的內容，而是由文本與闡釋者在一定歷史語境中的對話產生的，因此我們從什麼方面去解讀張承志，去怎樣放大他的文本中的可能性意義指向，就不僅決定我們對張承志的理解，而且也多少決定了張承志（也包括我們自己）所能發揮的歷史性作用的性質與程度。所以讓我們進行真誠的多元對話，棄置自以為是的不必要的義氣之爭。 拯救的神話與自我中心主義 王世城（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評論張承志，離不開當下的文化背景，作為一種個人文化選擇，張承志應該是無可非議的。在這樣一個以文化多元為時尚的時代，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文化立場，只不過，他應保持自己立場的個人性，而不應再力圖象以前那樣，以大眾的代言人自居，居高臨下，理所當然地將自己視為社會文化秩序的中心。 表面看來，張承志儼然是"人民大眾"的天然代表，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反對知識分子的文化精英立場，抨擊知識分子的墮落，蔑視知識分子的卑瑣人格（在這點上，他倒其實與王朔一致，盡管看起來王朔似乎是他的"天敵"）。然而，可惜的是，張承志的反智立場所暗含的，仍是一種知識精英的優越意識。他不僅把自己置于大眾之上，而且還把自己置于知識分子之上--不過，一個小小的悖論是：既然張承志從來不看那些對他的批評（張承志曾在一個公共場合說過：他從不屑于把自己的智力水平降低到那些批評者的地步，去與他們辯論。而且，他對待那些批評的態度很簡單：不看它們），他又怎麼知道那些批評者的智力水平，必然無一例外地比他低得多呢？這是一種發自骨子里的智力自信，抑或僅僅是一種心虛？ 在張承志那里，世界是個他不棲于其中的對象，因此他才能說出"中國人天生就有漢奸血統"（這也是他在那個公開場合所說的話。它還為他贏來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之類的話而不必捫心自問，更不必臉紅。他站在世界之外，對它進行抨擊，自己卻不受此世界法則的檢驗。這種以一人對抗整個世界的勇氣與壯舉，讓人想起中國文化先鋒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壯舉。只可惜，張承志拒絕與世界對話，正象他拒絕回答批評界對他的批評一樣，他在自己與世界之間，挖出一道深深的鴻溝，不知是出于自我保護的需要，還是出于自我隔離的願望。昔日的先鋒不再獨行于與當下世界相背的孤獨險途上，而是停了下來，以宗教先知式的姿態，宣告當世的墮落，以預告救贖的曙光。 張承志這種姿態本質上是種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英雄神話乃是他用來對抗當世的精神武器。北島說：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而張承志想說的卻是：在一個墮落的年代里，唯英雄是我的選擇。那種"以筆為旗"式的戰斗宣言，那種"抵抗投降"式的虛幻悲壯，那種"清潔在我"式的自信自白，無不透露出一種業已膨脹的英雄情緒。 如果說，一開始張承志文化反抗的孤獨境遇乃是一種文化必然的邏輯后果，因此令人肅然起敬的話，那麼，越到后來，張承志的"孤獨"便越成為一種自我標榜，一種刻意將自己與其他知識精英相區分的標幟，他的英雄主義理想使他必須假定自己與眾不同，他人皆在自己之下，否則，他自信與執著的根據從何而來？這樣，張承志其實為自己暗設了雙重超越：一是超越于文化墮落之上，其代表是當代知識精英；另一或許是他所不肯承認的，那就是他口口聲聲挂在嘴邊的"人民"。 "人民神話"是張承志文化理想的另一支柱。張承志處處以文化底層--人民的代表自居，在他看來，唯那些苦難中的底層人民未受文化污染（如儒家文化的污染），他們才是"清潔"的。張承志宣稱：自己將永遠與他們站在一起，做他們苦難與願望的忠實筆錄者或代言人（如《心靈史》）。然而，"人民"這個詞本就暗含了兩種二元對立，一即"人民--統治者"，只不過，到了張承志這里，"統治者"變成了"英雄"，"英雄"代表"人民"，是"人民"的領袖（或先知），他超越于"人民"之上，因此能說出"人民"想說的話；另一為"人民--反動者（非人民）"的對立，張承志將它置換為"人民--墮落者"的對立，"人民"是永遠不會走向文化墮落的，而墮落者將從"人民"中分離出去。在這組對立面前，張承志由于以"人民"的精神代表自居，因而對"墮落者"的自責更顯得義憤填膺，理直氣壯。 一個矛盾是，"人民"這個本應是非常強大的神話，在張承志處反而成了弱勢力量，似乎處于由那些世俗、文化墮落者所象征的暴政統治之下，以至于張承志不得不一再回溯司馬遷筆下的戰國刺客形象，荊軻、聶政成為他贊不絕口的英雄，個人主義式的赴死抗暴精神成為他神往之至的境界。由此邏輯，張承志的"人民"似乎成了只會逆來順受的臣民，他們永遠只能依靠荊軻式英雄的橫空出世--盡管，張承志似乎忘了，荊軻究其實不過是燕太子丹的一個雇佣殺手而已。這樣的"人民"，他盡管"清潔"，卻不過是唯唯喏喏、低眉順眼的奴僕，在等待獲救的地獄底層苟延殘喘者。 此種矛盾其實源于張承志文化信念中的"英雄--人民"二元對立。"英雄情結"的滿足欲望法則需要為欲望主體制造出一個抵抗的對象--暴政（哪怕是幻像），它越強大，就越能顯出英雄的偉大；還需要制造出待救的文化大眾背景--"人民"，他越軟弱，就越能顯出英雄的強大。只有這樣，英雄神話才能實現自身，才能制造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神聖性。 我並不想指責張承志為"文化冒險主義"，這是一頂並不合適的帽子。和張煒一樣，張承志所象征的激情時代的那種先鋒精神曾深深打動過我。但是，時至今日的張承志（以及張煒），已經由孤獨堅韌的文化反抗走向了一種向后看、乃至虛幻的烏托邦。這在張承志是哲合忍耶，在張煒則是一種更為原始的民間大同理想（體現在《沙島紀行》、《西行漫記》等小說中）。烏托邦理想有其文化對抗的積極意義，當下烏托邦追求的失落正是時代文化精神萎縮的某種象征，但是，烏托邦向來有兩種：一為自發的，一為自覺的。自發的烏托邦向后看，總以為今不如昔，因而拒斥當代，逃向歷史上一個虛幻的黃金時代，如中國歷代賢人的"堯舜"理想，西方的"希臘情結"，它與人的戀舊心理不無關系。自覺的烏托邦則致力未來，將目光投注前方，有意識地籌劃一個烏托邦存在情境，當代不是必須加以拋棄的對象，而是一個否定的起點，是烏托邦籌劃的開端。沉湎于向后看的烏托邦幻想中，從而激烈的抨擊、拒絕當代，正是"二張"（張承志、張煒）文化理想的一個顯著特征，它與"二張"骨子里的知識精英優越意識一樣，大大削弱了他們文化反抗的當代意義，乃至將這種意義消解，引向了反面。 作為個人文化選擇，我願意對張承志（以及張煒）保留一份應有的尊敬。然而，當張承志是以超個人姿態出現，他在質詢我們這個時代時，不能不受到時代的同等質詢。以智力的優越感（"不願把自己降低到批評者那樣的水平"云云）來拒絕、漠視這種質詢，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張承志有理由以一個文學寫作者的身份默默寫作，不理會外界的任何評論（盡管有時這種姿態也大有問題，但堅守作為一種孤獨的個人式文學，它無可非議），卻不能在充當了一個時代文化批判者角色（這有他的一系列文化雜文為証）后，仍拒絕與這個時代對話。 |
|
| ( 創作｜其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