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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01 18:02:44瀏覽93｜回應0｜推薦0 | |
| 一代明主 毛澤東 (點計數：326)
作者：三家村 http://www.pen123.net.cn 2003-5-9 23:41:52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浙江省女廳長出逃始末 (06-09 15:19) ·揭開“雙規”的朦朧面紗（轉貼） (06-09 10:17) ·美國人眼中的3場戰爭－ 朝鮮、越南、... (06-08 10:05) ·拿什麼“鎮住”貪官（轉貼） (06-09 10:17) ·財產申報，刀刃鋒利否？（轉貼） (06-09 10:17) 作者文集 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 毛澤東是作為一代明主，對文人賢士以禮相邀，厚待有加。建國時，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協，甚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至于這些老學究們對新政權的建立是否作過值得一提的貢獻，是否有一謀一計之功，不談也罷；他們在舊中國文藝界的聲望和地位獲得新政權的認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們在新政權的領導下能有多大作為，毛澤東等建國的領袖們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簡單，他們除了認識幾位中央領導人外，沒証據顯示他們對新政權的本質有深入的認識，他們在古紙堆里積累的學識也難以應付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他們同樣缺少毛澤東那種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 遺憾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並沒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會到田間、工廠去為自己的學識注入新內容；還以為似過去的文臣謀士，靠引經據典就可以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建國后不久，老學究們就開始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騷滿腹。毛澤東在《七律．答柳亞子先生》詩文中即表露了對類似柳亞子、梁漱冪等老學究們的規勸和無奈。 這些老學究們所為並非偶然的，實際上表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所共有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群體。共產黨將知識分子歸類于工人階級實在有點勉強。中國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他們身上聚集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膽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計較、自私自利、附庸權貴，另一方面 ，淡薄名利、胸懷圜宇、大公無私；高雅與庸俗一體，自不量力與博學廣聞同在， 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脫離實際。從群體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囊括了中國人品行的整個光譜，且表現的比工人農民更強烈、更鮮明。故在中國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難打交道”和“讀書人知書達理”的矛盾認識。 毛澤東作為開國明君和大知識分子，他清楚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廣開言路、從諫如流開創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藝界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是他在新時期所作的嘗試。這與他本人在文藝方面的開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體詩詞方面的造詣為唐宋后所罕見，但他卻不提倡年輕人作古詩，稱古詩束縛人的思想。他的這種開明思想與現在學術界廣泛存在的學閥作風形成鮮明對照。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不久，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漸顯露出來。他們在戰爭年代膽小怕死，只能躲在學堂里或香港指點江山，清談國政；“百花齊放”似乎讓他們看到了“坐江山”的機會。什麼“紅旗能打多久”、“外行領導內行”相繼出爐，明顯超越了學術爭論的範疇，直接挑戰現政權的意味甚濃。如果回憶一下“六．四”之前中國知識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識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澤東作為政治家，出于維護政權的本能而發動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應。 中國太大，一場運動一旦開始，就很容易產生失控局面。當發現問題而緊急煞車時，冤假錯案已經鑄成。反右擴大化中將不少無故的知識分子錯化成右派，是令人遺憾的。 中國知識分子無疑令毛失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毛改造知識分子的重要嘗試。中國知識文人輕視勞動，遠離民眾生活的惡習是頗有歷史的；毛澤東試圖讓他們放下高貴的腰板到生產第一線接受鍛煉。今天看來，這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方法實在有些粗糙。學外語的沒必要在農村生活五年，學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種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包含的積極內容。 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遠離民眾的毛病至今並沒有完全扭轉。“六．四”前，如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深入基層了解一下工人農民的想法，他們就能知道他們理想的“民主”在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市場。很遺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層去一定是指導工作，而非學習。 人文科學方面的學者們多了解社會尤其必要，否則必將對國家禍患無窮。(如北大厲以寧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國營企業的出路在于股份制，以本人對經濟學的認識和在多種公司多年的工作經驗，認為股份制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厲基本不了解國營企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及毛澤東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鑒。實際上，教育部門已經注意到現今應試教育體系的巨大危害，並重新評估“文革”期間基礎教育的閃光點。作者讀小學時正直“文革”后半期，學校要求學生每周至少參加集體義務勞動一天，放學后要揀糞、割草。這些勞動並沒影響基礎課的學習，卻對學生的品質進行了塑造。中國某著名演員形象地稱“‘文革’讓我們少學了很多沒用的東西”。而今天的學生除了考試，再無其它。 如果說反右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針對知識階層和城市青年的話，破“四舊”主要針對中下層人民的落后愚昧，那麼“文化大革命”則是從文化上對整個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較複雜。擔心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文革”前有所抬頭的幹部搞特權現象令毛擔心資產階級可能在黨內出現；“六．四”后重新回憶毛的一些講話，發現他對西方要在共產黨第三代(赫魯曉夫即屬蘇共第三代領導人)實現“和平演變”有相當高的警惕。這些有可能在發動“文革”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 作者認為毛對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時，他曾針對自己的成就戲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建國后，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群體的知識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農民和城市底層人民的純樸和落后令他愛恨交加。民族覺醒和崛起，並將中華民族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願望。從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這一點：一方面在和周邊小國劃定邊界時，他從不斤斤計較，但和美國、蘇聯這些強大民族交往時則寸土必較，決不退讓。 在他的潛意識里是否有尋找安慰的渴望？他對《三國》和《水滸》的熱愛，是否是在尋找這個民族的應有形象：胸懷天下、英雄豪氣兼肝膽忠義？ 如果說建立新中國，使毛澤東得以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麼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則是他對這個民族精神及靈魂進行改造的嘗試。這就是為什麼打敗蔣介石和發動“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兩件事。 那些認為毛是為了打擊異己而發動“文革”的想法，顯然是淺薄的。以他在黨、政、軍中無可爭辯的威望，打倒十個劉少奇也用不著發動新疆的紅衛兵，更不值得他將此列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產黨幹部的腐化、人們思想的混亂、“六．四”對中共的嚴峻挑戰，也許能讓后人對“文革”有更全面的認識。中共某在位的頂級領導人在蘇聯解體后不久的內部會議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頭看“文革”，將得出(與《決議》)不同的結論。 不可否認，“文革”的發展超越了毛的預料和控制。雖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風在大城市仍時有發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錯案。但受害人數卻頗有爭論。西方一些人稱蒙冤人數為三千五百萬，也有幾百萬之說，以此証明毛及其黨的殘暴。但據作者的了解，這些數據明顯被誇大了。“文革”對廣大農村和小城市並沒有造成太大衝擊。以作者家鄉及周邊地區來說，田照種、工照作、學照上，只是政治學習在學校為每周一次，在生產隊則最多每月一次。偶爾有兩個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對地主富農的批斗大會也僅限于幾個老農的控訴，絕不允許身體傷害。家鄉為百萬人口的大縣，很少聽說誰受了冤假錯案。作者后來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學，前后相處的幾十位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無一人的親屬蒙冤，說起“文革”來反而個個眉飛色舞，情緒高昂，象剛參加完狂歡節一般。如果按當時大小城市共有五千萬個家庭的話，三千五百萬人蒙冤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公布的“六十萬人蒙受冤假錯案”應是接近客觀事實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受冤，對其本人或國家都是個損失。“文革”結束后，有些人進行了瘋狂的報複。但同時也有些人則坦然面對過去，沒有半句怨言；出于他們對毛澤東其人、其事、其文的認識。一位被錯劃為右派的老師曾講：毛主席作錯什麼事都不是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曉；他並非鼠目寸光的領導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絕非心胸狹隘的庸俗之輩，讀他的詩詞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錯誤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評判的。曾和一中國作協的朋友談及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詩詞中所表露的霸氣、偉美和雄麗在唐宋詩詞中也難見；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讓下層人民讀之不以為深奧，讓知識階層讀之不以為土氣，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淺顯中見深理，盡顯“五．四”白話文運動之精髓；毛雖沒讓他擁有彩電，但深以曾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為榮。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頗有“以死在英雄劍下為榮”的豪俠氣概，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頗為不俗的一面。 毛澤東與個人崇拜。“搞個人崇拜”是被寫入《決議》的毛澤東的另一罪狀。作者曾試圖尋找這一罪狀的証據。有關人民群眾自發地對毛澤東崇拜的例証比比皆是，但毛澤東自己搞個人崇拜的証據則無從尋找，倒發現了毛對到處建塑像作法的厭煩。 群眾對毛澤東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個過程。如果說井岡山時期至三次反圍剿勝利，人們對毛還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層面上的話，到達陝北后不久，根據地群眾對毛澤東的熱愛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中記述了如下情節：毛澤東一度便秘，常由衛兵陪伴到很遠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話，頓時就能在當地群眾中引起一片歡騰。很顯然，這其中已不再是簡單的尊敬了。對延安軍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所表現出的狂熱，斯諾幽默地寫到：“他們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國后，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施，農村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城市工業化全面展開，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強國之夢終于看到了實現的曙光，人民的勞動熱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學家們紛紛歸故，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也節節升溫。這種崇拜決不是盲目的，或經過輿論鼓動的，它是中國人民切身的感受。 試想想，那些祖祖輩輩為別人家種地過活的農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無保障的城市居民走進工廠並有了醫療退休保障，那些才華橫溢而報國無門的科學家們突然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和報國的機會(現在流浪在外留學生們應該能體會到)，窮人的孩子們無憂地走進學堂……，多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變成了現實。建國不久，中國更不得不參加了本世紀實力最懸殊的戰爭--朝鮮戰爭，那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強國為首的由十八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的對峙。戰爭的結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讓這個一百多年來屢戰屢敗的“天朝大國”重新尋回了大國的自信。 所有這一切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現的。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軍隊的戰無不勝已無人懷疑。感激、熱愛、敬佩已不能函蓋人民心中對毛澤東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適的詞語。考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誕生過程，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這一切發生在一千年前，一門新宗教的誕生將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鮮戰爭，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國際社會。朝鮮戰爭是典型的以弱制強的戰例，它無疑給弱小國家和民族追求獨立的斗爭以極大的鼓勵。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全球炎黃子孫。 長期以來，留著大辮子、躺在床上吸鴉片，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 韓戰結束后，美國學術界在政府充足經費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國的熱潮，從政治、軍事、歷史到文化藝術，誕生了大批中國問題專家。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世界首次對中國的全面深入認識。輕視甚至蔑視中國的現象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中逐步消失，這基于美國民族優越論的自然邏輯，那就是美國不應輸給一個劣等民族。當杜勒斯拒絕周恩來伸來的友誼之手時，那不是蔑視，而是難于接受一個他不得不承認的偉大民族。 韓戰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自韓戰以來，世界上再也沒有那個國家將中國和中華民族等閒視之。當海外華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還能意識到毛澤東的存在。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高潮。這時，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說朝鮮對金日成父子的崇拜連一水之隔的中國朝鮮族人都不受影響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的崇拜則波及外族。有人估計，“紅寶書”共發行了四十億冊，可能超越《聖經》而成為歷史上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約有不少于三億冊由外國發行。中國政府對外宣傳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對推動海外崇拜浪潮產生大的作用。對毛澤東的研究及熱忱 甚至波及美國大學校園。在清華大學就有數位當時從美國畢業后受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陸工作的台灣學子。他們從不為當初的選擇后悔；相反，他們對今日中國大學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中華民族是一個含蓄而不狂熱的民族，即使對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實用但不執著的態度。但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民族卻異常的狂熱，到底誰之過？ 在海外期間有機會和來自菲律賓、泰國的小伙子接觸，他們總要和我談有關毛澤東的事。一個菲律賓年輕人坦率地說：“我最佩服毛澤東關于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理論”。 在五七年蘇共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讓東道主赫魯曉夫沒勇氣走在毛的前面，雖然赫並不喜歡毛。美國重量級政治家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見毛時的感受：“女兒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帶來電磁般的衝擊，我承認我沒這種感覺；但在毛澤東面前，他確實給了我這種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國家元首訪華，因未能見到毛而淚流滿面地離開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沒有哪一位亞洲人像毛那樣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許並不喜歡。一些西方學者就毛澤東的貢獻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給予的評價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華民族的學者們所給予的贊譽。作者對《決議》內容的懷疑，也是由《決議》通過后不久一篇法國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太低了。 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異乎尋常的狂熱並沒什麼不正常，它正是這個災難深重、注重信義、知恩報恩的民族正常的反應。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這個民族的優秀素質和豐厚的文化積澱。他在東方的出現引起一陣興奮和騷動是完全正常的。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鄧小平的歷史責任本文多處以鄧小平及其事業作比較，無意否定鄧的一生為中國所作的巨大貢獻，更無意對改革開放的正確性提出置疑，只是為了在比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對中國發展所作的貢獻，及其所犯錯誤的歷史必然性。對過去過分貶毛、過高抬鄧的做法予以糾正，部分地還歷史真面目。當然，鄧小平是近二十年來瘋狂反毛的罪魁禍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學校曾組織我們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看鄧小平七九年訪美的記錄影片。 在歡迎鄧的音樂會上，當一群美國小學生用中文演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和歡迎時，鏡頭在鄧的臉上停留了五秒鐘；鄧殭硬的、沒有半點喜色的臉給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讓美國主人感到奇怪。過于早熟的政治意識使作者強烈地感覺到一場反毛運動將很快來臨，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者們將在“實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摻入個人的意志和報複的欲望。 八一年，《決議》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獲得中共中央的通過，拉開了批毛反毛的序幕。《決議》除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澤東領導下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盤否定。在全黨學習《決議》的過程中，各界掀起了檢討毛澤東過錯的聲浪 。文藝界更不甘落后，通過電視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國以來的成就。當打開國門，看到外國的發達時，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錯誤，中國就應該如何發達，人民就應如何富有。他們無視其它和中國建國時有相近國情、而已遠比中國落后的國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發達國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國薄弱的基礎和發展環境的惡劣；“實事求是”變成了反毛的專用借口。毛的語錄被刷掉，畫像被撕毀，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進垃圾箱。讓當時年青的作者感到一絲安慰的還是在農村。農民們將毛主席畫像保留，或擔心犯政治錯誤而象春節后送神像般燒掉，將石膏像悄悄藏起；在這些土氣的鄉下人身上，總算保留了整個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識分子從檢討毛的錯誤迅速上升到檢討共產黨的錯誤、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必然的發展邏輯。鄧慌忙推出了“四個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當然不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鄧試圖將毛澤東和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割裂開來的作法顯然是短見和幼稚的，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和整個中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已熔為一體，沒有毛的中共還是中共嗎？沒有毛的社會主義還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沒有毛軍事思想的解放軍還是人民子弟兵嗎？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得失可游離于共產黨之外而作為個體予以評價，但毛任何時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會主義制度分離，和人民軍隊分離。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頗為滑稽的集體撈功之舉。打開和毛一齊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讀毛澤東雄文四卷，能強烈感覺到他們和毛根本不在一個哪怕是接近的思維層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論基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大作完成時，其他領袖們還沒搞清楚該幹什麼呢；而鄧當時要麼在法國勤工儉學，要麼在中央作個小書記。沒有上述領袖們參與革命，毛澤東身邊肯定會有其他人參與並取得革命成功；但沒有毛澤東參與，上述領袖們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並名垂青史。當然，正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們的助手也為科學發現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領袖們並沒有無所事事，但他們的貢獻還沒到有資格強調“集體智慧”的地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是長期的、成功與失敗的無數次反複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集體結晶論”無疑是對此結論的歪曲。 流行海內外、將鄧和毛相提並論的作法更是奇怪無比。如果說毛開闢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那麼鄧則是在新紀元里開始了一個新階段。毛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長期的甚至永久的，鄧只可能是暫時的。鄧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陽；當鄧試圖因太陽黑子而遮住太陽的光芒時，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個有趣的結論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這一結論大有值得商榷之處。“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表明了毛是新中國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是“無數次成敗反複”証明了的；那麼鄧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條件哪？換了別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經歷過“無數次成敗反複”証明了的？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鄧對中國的發展方向並沒像毛那樣制定系統的指導理論，和其它人“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選擇。實際上，經歷毛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后轉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輕工業優先戰略是自然的轉換，國際環境許可下對外開放也是歷史的必然，將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也是大勢所趨。趙紫陽任總理時曾講“沒有‘文革’的失誤就不會有現在的大徹大悟”，部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必然趨勢。沒有鄧，其他領導人最終都會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都會“摸著石頭過河”。 林彪的五七一紀要中的內容比鄧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當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內容如果僅指物質上的，那無疑比過去“幸福”許多；但對美屈膝之后,不顧一切地大賣人心,信仰迷失、社會風氣敗壞、貪官污吏橫行、少兒失學嚴重、百姓怨聲載道等，表明今 日的生活並不那麼“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確、為官清廉、民風樸實的年代更多了幾分愁苦。另外，將“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和“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並論，強烈暗示了毛澤東主要只在建國之功，而將建國后的主要發展之功歸于鄧 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計劃生育與農民”兩節里已對此作了否定。這樣並列的口號不僅有違“實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歷史、抹殺二十八年中幾代人無私貢獻的反動性質。 《決議》的通過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國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亂，“六．四”事件是十年來思想混亂的必然結果。至今還有不少人大罵“共產黨當政以來沒幹多少好事”，能怪他們嗎？在中共自己的文件《決議》中已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六．四”后鄧小平沉痛地總結道：“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很遺憾，鄧至死都沒有認識到禍根在哪里。國際間存在明爭暗斗、利益爭奪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國搞“和平演變”也屬正常，“必自毀，而人毀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亂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共建立起來的堅實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對執政黨和其社會制度的信賴並沒有改變。在華國鋒時代，中國人思想上還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純樸和堅定信仰，如果鄧小平能抱更寬闊的胸懷，更高瞻遠矚，採取溫和漸進方式對建國以來所犯錯誤進行黨的集體反思，對建國二十八年歷史指出失誤的同時肯定進步和發展事實，用個案處理兼說服教育的方式對冤假錯案一次性處理，在不損害毛光輝形象的情況下在領導層面上對毛進行保護性批評，用三、五年時間內實現毛澤東時代的“軟著陸”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動結束，高考恢複、科技大會召開，人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繼續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導，對過去採取辯証的揚棄方法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更加順利，今日中國的很多弊端也不會這樣嚴重。 多年來，每當作者想及中共通過《決議》這種疾風暴雨方式結束毛澤東時代，並放任政界文藝界對毛肆意攻擊和報複時，總深感惋惜。為國家失去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堅固社會和政治基礎而心痛萬分。頭腦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概念。這一概念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越來越明晰：原來，鄧小平正是毛澤東一直擔心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決議》除了“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這一毫無意義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異曲同工。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創了蘇聯和東歐歷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時代，培養了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一代領導人和人民。鄧小平及其《決議》開啟了新中國歷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八十年代，並影響了一代人。 蒼天有眼，當我中華民族在東方崛起。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發生及時，讓中國知識分子猛醒，給中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初步結束了持續十多年的思想混亂。這即是執政黨的幸運，也是我中華之福。毛澤東時代還不太遙遠，那時的人還在。知識分子們重新購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澤東選集》，掀起了全國性的、自發的“尋回毛澤東”的高潮。他們在《毛選》里看到了對現實世界的精闢分析，開始用“矛盾的、斗爭的方法”辨別這個本來就很複雜的世界。當克林頓訪華，向中國的大學生們兜售“民主自由”時，學生們非但沒有照單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紅辣椒”。 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年輕人已成功地肩負起當今中國的領導責任，今日的中國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負起這個強國未來的重任，雖然當今教育方法和幹部選拔制度弊端甚多。 這是毛澤東幾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結果，決不是什麼“集體智慧的結晶”；沒有鄧的“集體智慧”，“結晶”也許會更美。 與受惠于毛澤東思想的大陸知識分子相對照，港台部分知識分子在看待國內國際政治問題、中英關系、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等方面還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陸知識分子的思維層面上。 至此，誰還能說毛澤東建國后一系列政治運動完全錯了呢？實際上，毛澤東作為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遺產已和整個中華民族熔為一體，沒有毛澤東的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將黯淡許多。 中華民族是個英雄輩出的民族，而孔子、孫子、毛澤東則是為數不多的具國際影響力的中華偉人。當世界眾多軍事機構對毛的軍事思想進行深入研究，世界範圍的游擊隊將毛的游擊戰術作為必學內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國政治家們對毛推崇倍至，國際眾多學者窮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學思想和經濟發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國家將毛看成他們的力量和榜樣……，當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澤東頭像，作為炎黃子孫，您能毫無感覺？那里面沒有意識形態，只有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驕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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