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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下） (點計數：895)
作者：徐賁 http://www.pen123.net.cn 2002-12-23 9:45:47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12-23 09:45)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12-23 09:45)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下] (04-17 09:46)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上] (04-17 09:46) ·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爭論和國族認同 (09-26 10:37) 作者文集 盡管吉登斯和羅伯遜在全球化起源問題上有分歧，但他和羅伯遜同樣重視民族國家這一現代社會群體體制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也使得他的社會學理論與一般強調資本主義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截然有別。在吉登斯和羅伯遜那里，民族國家的崛起都是全球關系網得以形成的根本條件。吉登斯更是從三個方面來強調民族國家的這種全球一體性作用。首先，十九世紀在歐洲形成的英、法、德、意等民族國家成功地將工業生產和軍事行動結合起來，戰爭機器的工業化使得這些現代"想象性的群體"既能用殖民手段征服屬于前現代的部落社會，又能用民族國家的理念瓦解同樣是屬于前現代的龐大帝國。第二，這些歐洲國家的現代理性官僚行政體制具有相當大的優越性。現代民族國家能夠有效地運用國家資源，發展國力，它同時又能有效地用外交來靈活處理與其它民族國家的關系。十九世紀的長期和平使最早在歐洲形成的民族國家得到了壯大發展的歷史機遇。它們得以休生養息，將國力集中用于工業化和海外殖民，因而得以進一步迅速強大。在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中，世界上的許多民族國家都卷入了血腥的殘殺和破壞。這也使得全世界的民族國家都急切需要建立國際間的和平穩定秩序。吉登斯指出，二十世紀的國際秩序和國際組織不僅沒有削減民族國家的主權，反而使這種主權更國際制度化，更神聖不可侵犯。現有的以聯合國所體現的國際秩序和規範，它將每個民族國家都確定為毋容質疑的疆域單一、民族合一的整體。這些國家在政治理念、社會制度和經濟利益上可以南轅北轍，彼此能免于直接流血爭斗，全仗主權疆域不容逾越這一約定俗成的鐵律。〔注27〕 一個國家具備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或身份（在聯合國擁有一席）並不等于就有了現代社會。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往往具有四種體制性特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商品生產、協調統一的監督和行政管理、工業化和集中的工業化軍事秩序。吉登斯還認為，在現有的不同國家體制中，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最能體現現代社會的這四個體制特點。因此，西方國家在全球範圍內的現代化進程中也就扮演著一個特別的角色。常有人把現代化或全球化直接等同為西方化，或者西方資本主義化。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只是比較集中地體現了現代社會的特征，但並不就是現代社會的歷史設計者。以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西方國家率先成為世界範圍內的現代社會，對其它社會的現代化形成了客觀上的示範作用，這不過是歷史的偶然巧合。在歷史的發展中，西方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並不是不可能改變的。 吉登斯認為，西方國家所具備的現代社會四特征與全球化進程的實際發展需要相吻合。第一，全球經濟越來越成為一種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這不僅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相對成功，也是由于它的主要競爭體制（如種種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相繼失敗。全球經濟以跨國家的合作為主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疆域性政治制度的限制。國際間的經濟合作正在打破民族國家疆域和壁障，越來越形成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全球市場。第二，監督和行政管理在全球範圍內確定了民族國家的體制，各國的主權因相互承認而得到加強。國際間的監督關系原則正在對一些國家形成內部政策上的壓力，使得這些國家不能以主權獨立為由，明目張膽地迫害自己的百姓，踐踏他們的人權。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家之間在國際組織中的合作、分享信息、技術和其它專門知識，也在幫助一些國家以更隱蔽的手段加強其控制人民的能力。第三，工業化在全球範圍內將地區性的工業以國際分工的方式聯成一體。原料、技術和創造業的重心向世界原先的邊緣地區轉移。工業生產的不僅包括物質產品，而且包括傳媒文化產品和服務。大眾文化產品推動了文化，尤其是消費文化的全球化。第四，世界性軍事秩序的關鍵是聯盟的關系。1985年以前的全球範圍內兩極分裂的霸權秩序現已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和北約這個單一中心的國際軍事同盟，它們已成為聯合國維持世界和平所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單級軍事秩序使得當今世界的戰爭只能在局部和邊緣地區發生。〔注28〕 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論中，對現代性的思考比在羅伯遜那里更為關鍵。這是因為吉登斯把全球化視為現代化的直接后果，而不只是在某個時期的結合。在吉登斯那里，全球化和現代化不僅共有四個體制特征，而且都是由三種力量所推動。〔注29〕這三種推動力分別為時空壓縮、去鑲嵌和人的自覺反思。第一，前現代的人生活在狹小的時間和空間中。十八世紀出現並廣為使用的時鐘將時間充分普遍化，時間不再是人們一時一地感覺的晝夜交替，而成為一個在概念上構建全球的維度（時區）。同樣，地圖的出現將地球壓縮到跖尺範圍之內，日益快速的現代交通更是在實際經驗中壓縮了空間。第二，將社會活動關系越來越從具體的人事關系環境中剝離出來，成為某種符號性的關系，吉登斯稱之為"去鑲嵌"（disembedding）。例如，金錢（貨幣）能超越具體買賣交易環境，在不同的交易關系之間傳遞價值。專門知識也是如此，它不受具體環境的限制，可以不斷在其它環境中重複運用。"去鑲嵌"的現代化意義在于它以普遍的"信任"關系代替了個別的熟人關系。貨幣能在陌生人當中流通，專業人士（醫生、教師、律師、政治家）為素不相識者提供專門知識的服務，其基礎都必須是社會信任。第三，現代人並不盲目信任，他們很清楚現代社會關系並不總是可靠，他們要求各種信息都能充分公開流通，以便他們作出恰當判斷。現代人對自己種種需求的了解決定了他們的自覺反思意識，包括自覺選擇社會群體的共同價值，以確認共同身份認同。這種自覺反思意識是基于個體的獨立思想和判斷，它和傳統的基于習慣、群體習俗和統治權威的知識形式是不同的。時空壓縮、去鑲嵌和自覺意識使得人與人的交往極大地突破了地域和傳統群體限制，互相遙遠而緊密地結成各種聯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複雜多元關系。吉登斯所說的三種推動力對后來的全球化論者都有深遠影響。 三、現代性、"后"現代和民族國家 盡管羅伯遜和吉登斯在全球化是否先于現代性發生這一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們都同樣強調現代性重構全球社會空間的關鍵作用。吉登斯說，"全球化可以說是對世界範圍內社會關系的強化，這些社會關系將遙遠的地區聯系起來，于是（任何地方的）局部事件受到很遠地區事件的影響，反之亦然。……任何地方的變化都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就象是橫向擴展了空間和空間社會聯系。"〔注30〕全球化理論可以說是在世界性社會空間發生了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殊的現代化理論。其實，在八十年代出現全球化理論之前，不少現代化理論就已經涉及了一些全球關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四種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全球問題的思考〔注31〕，它們分別是現代性理論的世界潮流說，世界單一經濟體系說，國際聯系說和跨國共同大眾文化說。 世界潮流說把現代化看成是一種世界性的歷史發展潮流，在這一潮流中所有的社會都將因某些普遍性的機制變化（如發展經濟，保障安全，理性選擇，民主和法制等等）而朝同一方向發展。這是一種功能主義的社會進化發展觀，它的主要代表之一萊維（M. Levy）就曾特別關心現代性如何在國際不同社會間形成一致關系的問題。他強調，一個社會是否具有現代性，首先要看其工業化的能力。而且，現代性社會也必須具備某些現代社會結構特征，如專業分工，社會各部分相互依賴，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為價值考量，集中決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際關系，普遍性傳媒手段交換（如貨幣），官僚分層管理制度等等。萊維指出，不同的社會現代化有前有后，一般的情況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在接觸了其它現代性的社會之后，它的一些成員就會提出改革的要求，這種自我選擇往往是出于羨慕現代"不同尋常的物質生產能力。"而且，現代性社會中往往會有某個特別值得羨慕和仿效的典型，例如，"美國社會……即為現代化最極端的例子。"〔注32〕 世界單一經濟體系說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在聯系世界各部分中所起的關鍵作用。這基本上是一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現代論。〔注33〕它認為，世界不同社會聯合為一體，這與其說是出于所有社會的自我選擇，還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控制世界秩序的結果。資本主義體制使得物質生產控制者握有很大的社會權力，這些人然后再通過權力將資本主義制度強加給別的社會，不斷在世界範圍中擴展其勢力。單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說往往包括某種對世界中心/邊緣的二分看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世界被分成"發達"和"不發達"國家；七十年代演化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八十年代又成為"較發達"和"較不發達"國家的區別。在中國，這類二分說更是常常變成更為簡單激烈的東方/西方、中/西、或甚至中/美對立說。 國際聯系說起源于政治科學中的一些所謂"國際關系"理論，它關心的是國與國之間形成的世界性關系網。它的主要特征是將國際世界看成一種不斷變化的非穩定關系。如果說世界單一經濟體系說強調強制，那麼國際關系說強調的則是偶然性。這在伯頓（J. Burton）關于落袋台球游戲的比喻中有最生動的說明。世界各國就好比是分量和顏色不同的台球，在時間變化過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滾動時，它們相互碰撞接觸。每個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來自打球者，即各國的政要），但這種自主性卻因其它球（其它國家）的位置和滾動而受到限制。把這個比喻再引申一點，白球也就成了超級大國。歷史過程中的國際關系變了又變，各個歷史階段的國際關系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至于現代國際關系，它所包括的不僅是政治關系，而且還是經濟和文化關系。經濟和文化關系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且還越來越不受政治關系的管制。盡管主權國家間的政治壁壘仍然森嚴，但經濟、文化聯系卻在不斷加強。〔注34〕 跨國共同大眾文化說把現代傳媒文化看成是聯系世界的主要力量。對于這一聯系的力量，它強調的不是理性選擇，經濟強制或者歷史偶然，而是文化感染。傳媒理論家麥克盧恩（M. McLuhan）是這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強調，現代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體現為它的傳媒方式，而不是內容。傳媒指的是幫助擴散意義的任何方式或技術，因此既包括交際技術，也包括交通手段（流動的人本身就是一種交際工具）。不斷發展的技術條件決定了人類能不斷改變交際方式，不斷擴展交往範圍。人類先是依靠口耳相傳的話語面對面直接交際，或者靠車輪在有限地區範圍內行走。后來有了文字和印刷，雖然交際在時間和空間上有了較大的範圍，但書寫和閱讀卻是一種孤獨的個體行為。現代電子傳媒卻與之不同，它幫助恢複了直接的群體交際，但在時空上卻又不受其先前的限制。現代性的大眾即刻交際和快速交通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共同群體。〔注35〕 在中國，對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識的指導下進行的。因此，上述四種關于現代性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國現代性思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應。在八十年代，中國的現代化思考起主導作用的可以說是世界潮流說。當時人們對中國封閉落后、喪失"球籍"的憂慮，對四個現代化還是五個現代化的爭論，還有對海洋文明的憧憬等等，都是以西方現代社會為仿效對象。九十年代初期，伴隨著政治改革的受阻，抵制西方控制的主張取代了仿效西方現代化的主張。世界單一經濟說成了中國學界的主調。東西傳統之不同，中西價值之對立，一時成為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性的關注點。中國式的后現代和后殖民理論應運而生。它用第一和第三世界、世界中心和邊緣、西方模式和亞洲模式、現代性控制和反控制為其基本的理論框架，並時不時地將之與"全球化"等同。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全球化"理論，它的主要特征是強調衝突、對抗和"后"現代。這和前面所介紹的羅伯遜或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論形成了極鮮明的對比。 同樣，自九十年代起，國際關系和大眾文化問題也成為中國現代性思考的重要議題。前者關心的主要是中國在當前世界關系中的國家利益和戰略定位問題，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中國應當如何打破美國的一元霸權陰謀，保持主權獨立和國家尊嚴。象《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的中國》這樣的暢銷著作，就是這種民族主義時事策論代表。伯頓所說的那種經濟、文化關系尚可通融，政治價值卻難以溝通的情況，生動體現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國家政策和不少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思想之中。科索沃戰事發生時，中國知識界在主權和人權關系爭論中，幾乎一邊倒向主權至上的主張，可以說是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顯例。 九十年代至今，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共生。文化民族主義在大眾文化研究領域中相當活躍。九十年代的大眾文化批評主要有三種立場。第一種立場出現于較早的"人文精神"討論之中，它批判大眾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所持的是精英文化立場。第二種是以揭露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為宗旨的后殖民主義立場。第三種則是以弘揚中國大眾文化的本土公民社會意義為主題的后現代民粹主義立場。后兩種立場匯合，並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后殖民、后現代文化民族主義。后殖民主義大眾批評對中國文化產品走出國門（如電影在國外得獎）或西方文化產品（從好萊塢到西方時尚）進入中國國門，表現得憂心忡忡。在它看來，前者是臣服于西方的"注視"，而后者則是西方資本和意識形態利益的特洛依木馬。后現代民粹主義文化批評則盛贊市場經濟解構專制政治控制的作用。它將消費者身份等同為公民身份，將大眾文化等同為廣大民意的自由表達，甚至中國式的公民社會領域，從而取消現代政治改革在中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全球化一詞雖然頻頻出現在中國后殖民和后現代話語之中，但在這類"后"話語中，我們至今還找不到任何對全球化理論的較為詳細的介紹分析或者批判。中國的"后"理論往往將全球化簡單粗糙地認作西方化，西方中心論，文化帝國主義，西方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擴張，普遍論現代性，等等。就當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對全球化的思考正在逐漸走出九十年代那種民族主義情緒化、極端化的激進反彈狀態。例如，不久前有論者指出，全球化新秩序本身無所謂好壞，關鍵是中國如何在這一新秩序中避免一味的消極對抗，以找到自己建設性的位置："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面對國際事務，不應當是一個專門說’不’的角色，不應當是一個棄權的角色，而應當參與其中，作為建設性的角色，為改善現有的國際秩序發出自己的聲音，承擔自己的道義責任。中國應當真誠地履行’自由、平等、團結、寬容、尊重自然和分擔責任’六大核心國際價值觀，為’和平、發展、環境、人權’四大目標做出自己的貢獻。"〔注36〕這樣理解全球化，顯然觸及到了全球化中最敏感，也是最困難的部分，即普遍公共價值和民族國家內的政治文化問題。一方面，這些價值概念雖然跨越國界而在全球流行，但只是一些符號，它們的實質內容必須在民族國家疆域中得到界定，並經由具體國家體制得到實行。另一方面，如果中國的境內政治生活能得到國際的贊許，令別國人民羨慕並仿效，中國自然而然也就會成為世界性政治文化的積極推動者。民族國家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全球化的關鍵問題，只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在中國談全球化才能有實質的意義。 前面提到，在羅伯遜和吉登斯的全球化思考中，民族國家都是一個關鍵的要素。在現有的全球秩序中，國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細致，越來越具體，任何普遍的公共政治或社會價值與實踐（如民主、自由、公民權利或人權）都必須在現有的國家疆域範圍內方能得到落實。在經濟領域中，國家同樣必須介入資本與勞工之間的關系，介入市場運作機制下的社會正義和經濟公正問題，介入對社會弱者群體的保護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國家角色的退卻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日漸加深都市農村的兩極分化。在中國，那些以權力開道的所謂市場經濟綁架了國家，宣揚以市場取代社會公正，以商業消費者取代公民。而這些弊病也都必須在國家的範圍內通過公共政策的設計、監督和管理才能得到解決。面對中國不公正的社會分配結構，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讓中國與全球化經濟脫鉤，而是要在國內加強以維護社會公正為目的的民主政治，建立和完善受社會公眾監督的、體現大多數人利益的國家制度。 國家在具體問題上的管理、調整和改革政策應當成為我們討論中國與全球關系的一個新的關注點。全球化各領域中的規範、秩序、原則和制度，與其說凌駕于民族國家，不如說來自于民族國家，其中一部分是在某些國家先得以實施的，另一些則由民族國家所組成的區域性或全球性組織共同訂立。盡管許多這樣的國際組織具有自主性，但參與這些組織的國家仍對它們有相當的影響力。即使是那些所謂"自我調制"的市場型組織，它們對特定國家的影響也必須得到那個國家政府的許可或者支持。因此，全球化對民族國家並不只是消解，而且更是相輔相成。若無國家政策的支持，大多數國際關系便難以發展，國際道德規範和行為准則得不到實施。可是，民族國家並不是全球化的唯一參與者。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市場等等都對全球制度和規則的建設有所貢獻，超國界形成的婦女、環保、人權等全球聯系，正在成為國際道德政治的推動和監督力量。這就要求民族國家內部的各種公民社會團體能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國家政權和公民社會在一個國家如何加入全球化以及為何加入全球化的問題上，並不總是持相同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就成為保障公民社會在全球化問題上積極、有效參與的根本條件。從根本上說，全球化只是一種當今人們生存的社會空間，它本身無所謂好壞，人們要想對它的發展趨勢有所影響，成為某種意義上的世界公民，首先必須成為自己國家中的自由公民。全球化若能在中國增強這種公民意識和參與意願，其意義必定不在它使中國經濟迅速融入世界體系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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