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5/05/24 15:15:04瀏覽97｜回應0｜推薦0 | |
| 也談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對話 (點計數：475)
作者：黃卓越 http://www.pen123.net.cn 2003-2-24 14:50:42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前后七子文學運動與明中晚期社會轉型 (03-30 16:08) ·也談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對話 (02-24 14:50) ·走向內在研究的國學 (02-24 14:50) ·重提經驗學科的意義 (02-24 14:50) ·文化研究的譜系學及與文學研究的關系 (02-24 14:50) 作者文集 近年來，由于全球化趨勢的加強與相關話題的導入，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各個方面對之展開的討論也日趨熱烈。相對而言，文化方面的討論更多地還是在學院化知識分子內部進行的，從思考的方向上看，則體現為由八十年代以來倚重的“借鑒”模式向今日更為流行的“對話”模式的轉換。雖然在對話的宏觀話題之下，還存在著不同觀念群體在路向選擇上的分歧，比如或選擇溝通式的，或選擇抵抗式的等等，但就總體思維的轉換來看，對話的提法有其突出的新穎之處，也就是將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占有強勢話語的西方世界的關系在理論上預設為一種平等關系，從而由這個前提出發來思考其他的問題。這自然有賴于事實與意識等方面不斷累積的一個內長過程，而全球化命題中所蘊含的一種多元化取向則為這一觀念的確立提供了另一個生長的土壤，由此而使我們能夠看到在全球化場景下的一種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相互交往的新的方程式。 但說到底了，對話只是應對全球化趨勢的一種策略，其目的－－至少是作為目的之一，還是要通過對話的方式建立一種更具自主性、並有時代特點的民族文化，或進而對全球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關于這點，應當是沒有太多疑義的。但近年以來在人文知識圈內的全球化討論卻依然使人感到有不少的疑惑，因為除了承認對話的必要性之外，事實上還存在著一個在對話的框架下思考問題的方式的問題，它規定了一個文化言說者是如何來構設他的全球化對話體系的，並不是所有的對話形式所產生的效果都是一樣的，因而僅僅承認對話、定盟對話是不夠的，還需要對我們思考對話的方式不斷檢省，以便明確我們究竟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對話和怎樣進行對話。針對目前一些流行的表述，試舉二例說明之： 其一，對于在文化對話中所選擇的姿態，雖有主張溝通式的，抵抗式的或變通式的等，但據目前所見，則幾乎都是將西方文化視為對話的客方，而沒有將西方文化以外更廣泛的其他民族與地域的文化納入到對話之中，這至少表明了我們在潛存的意識中一仍舊例地是以西方作為差不多唯一的參照系，由此而將西方化、甚至有時是美國化作為全球化的借代性表述。那麼這種做法與全球化概念引入以前的思想又有什麼區別呢？如果僅以美國文化及對之的跨國複制當作全球化認知的出發點，那麼，事實上我們對整個世界的場域感並不是隨著全球化的到來而擴大了，而是更為縮減了（雖然今日的美國文化已不同于他日的美國文化）。而這種理解也導致了在其他一些方面上的偏差，比如只看到全球化現象中存在的一種單一趨同性，而看不到于多元化與在整體結構中的活躍、衝撞，只看到西方主導民族的主動性，而無視于多族群性所發出的主動性，及一種在此基礎上全方位展開的重新整合過程。很顯然，這種以西方為唯一對話模式的思維定向不僅使我們的很大一部分話題消耗在諸如西方/中國、西化/本土等二元關系的重複性論証中，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自然會使得我們整合全球化這一整體性概念的認知資源大打折扣，而后面一點，在國內的多邊政治與跨國經濟等活動中反而是經常性地被兼顧的，由此也可証明在目前文化批評存在的一些弊病。 其二，又比如關于對話主體的問題。前一段閱讀報上所發的一篇題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反思－－我們現在怎樣做中國人？”的長文，使我至少感到有些吃驚，且不說標題中存在的其他問題，僅以作者所設定的對話主體而言，表面上看是參與全球化過程的“中國”，而實際上卻在話語邏輯中被置換成或授權給了一個在假設中更為高明的發話者，即以個人的認知代表了整個“中國”需求。我不清楚這位雄心勃勃的批評家是怎樣將二者，即一個十分情緒化及必然帶有個人局限的個體與一個客觀上存在的、集合了無數不同公眾需求的“中國”概念對位在一起，以至可以獲得一種以此替彼的合法性的。換句話說，這里有一個作為批評家的個人能不能夠代表“中國”來說話的問題，比如我就會問你是憑借何種理由代表我來說話，或教導我要成為你所要求的那種“中國人”的？同時，也還會有個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極為多樣容載性的概念是不是可以在不加限定與分疏的情況下被整體性地予以敘述、參與對話的問題。以目前中國的現狀而言，且不說存在著民族與地域間在文化上的多種差異，還存在著如主導性文化、知識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等之間因分化而產生的差異及其他多種側面上可以觀察到的差異，即便是在知識分子這一較小的群體中也不存在某種思想上與文化上的共同體，因此較為理性的做法，只能是在自己的主體性觀念的位置上、並作為一個清醒的反思者來作出表態。然而在目前出現的十分籠統的對話理論中，這種身份僭越的傾向似乎已漸成慣例，一種不加分析的、其實更多是自我理解的“中國”概念被隨時濫用，批評家們可以毫無顧忌充當一個民族整體的代言人，以至于我們不得不反過來深思，在這些年的學術風氣變化過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話題發端以來，究竟是什麼東西促使有些學者發生了這種心態上的變異。 以上表現，提煉地說，就是將中國文化與全球化的關系壓減為單純的中西文化關系，又將個人或某一群體的意願誇張為整個“中國”的需求。 與此相關，在對話思路下展開的討論，還存在著其他的一些問題。由于將全球化處境下的文化問題集中在主客聯系、尤其是中/西二元對局的形式化處理上，從而使得對“民族”“國家”這些抽象的概念單元所處位置的意義確認成了目前文化討論所關注的一個要點。這種討論自然也是需要的，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急切地關注因全球化帶給本土文化的各種振蕩，借此而加深對自身文化的研究，但是由于內外關系的討論被置于文化問題的中心，以至于文化範圍內存在的更多具體問題卻被相應地忽視了，全球化處境下文化所可能存在的多含義性被這種單向度的民族視角所取代了，或者只看作是對這一核心視角的依附，對之僅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描述，文化的民族間性問題有時被當成文化的本質問題。這種將一國、一民族的文化問題主要集中于、竟至于將之歸納為內外關系的性質的思路所引起的另一個偏差，便是內部問題意識的缺席及內部反思能力的退化，從而使這幾年來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表象化，很少見有真正的推進。這在某些方面也與那些首倡對話的交流學者們的自身經歷有關，他們頻繁地步趨于中西交流的渠道之間，這決定了他們所關注的重心會是內外的關系及其間的話語權力問題等，並容易將自己的交際經歷演繹為一種學術問題，而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具體性卻反而是十分陌生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由“借鑒”模式向“對話”模式的轉換中于思維指向上存在的差異及包含的得失，在借鑒的模式中，自主性意識要相對弱一些，但能更多自省于內部的不足，並要求作出新的改進；而對話的模式在自主意識增強的同時卻更多地將精力轉移到與外部關系的形式化思考上，由此而自然淡化了向內去的質實性探討的意識。 雖然借鑒也應當是對話可能延伸出的意義之一，但在目前流行的對話理論中，我們讀出更多的往往是一種競爭意識形態，這在過去的借鑒模式中卻是不太明顯的。這涉及到對文化屬性的看法，在交流的時代，文化由于處于多種族交匯的語義場中，潛在地會存在著某種競爭的含義，但文化依然有別于經濟、政治、科技等形態，主要還屬于一種生存經驗及由之產生的需求與表述，因而不同文化間的可比性盡管不是沒有，但相對于這種需求與表述來說畢竟是相對次要的，以需求而言，它主要又是內指性的，不是展示給他人看或為爭奪某種榮譽而存在的，即便是在全球化趨勢下的今天它也不是因競爭而生產、為競爭而設計的。文化自然也需要發展及需要外部語境對之的刺激，但它首先還是在經驗性需求與表述的推動下進行的，從大的跨度上看是一種非控制性的及“與時俱進”式的集體“建構”與“演化”的過程，因此，為競爭而特意設計出來的文化則反而是缺乏競爭力的。然而在對話模式中，我們卻常常能看到過重的競爭意識與設計意識，甚至于將不同文化間的關系看作是一種競賽，以為文化的特征是可被某些學者所劃定與規劃出來的，而不是由生存經驗所決定的，由此而又進入了對特征與設計方法的反複論証，這一思維邏輯潛藏在當前有關全球化討論的多篇文章之中。這種競爭意識拉近了我們觀察他文化的距離，但由于忽視了文化產生的本來原因與動因，也就進一步拉大了我們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經驗之間的距離。 再就是對文化的設計在一些人文知識分子的表達中常被看作是一種文本性的“闡釋”。其中存在著兩種現象， 一是文本性的文化，比如傳統儒學文本，西學文本等被看作是文化的載體，從而將文化“文本化”甚至經典化，繼承與創造都是在這些本文之間進行的；另一是將應對西化或全球化的方式看作是一種學院式的闡釋活動，創造新的或自主性的民族文化的關鍵主要被看作是在學術層面上進行的，文化的發展由此而被解釋為是闡釋模式的變化。這種認知由來已久，也同時與人文知識分子的職業方式有關，但卻忽視了文化最為基礎的經驗性意義，以文本的闡釋代替了對更為重要的文化實踐的觀察與研究，同時也很少能兼顧到這種闡釋與經驗之間的真實“間性”。除了對闡釋的注重以外，許多國內的批評家對與國外學者的對話至感興趣，以為全球化時代的對話就是引進來與走出去，這點雖然也是需要的，有利于交流與溝通，但也要估計到，話語之間的對話，一些學術概念中的你來我往的辨析，僅僅還是文化接觸、進而是文化制作的很小一部分，其中創造出的效果也首先只是學院化的效果，即便是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也還是間接的或緩慢的，對之所起的作用恐怕還不能估計過高。在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不再能夠充當社會變革的領袖與大眾生活的導師，而文化的多樣性、具體性又在以驚人的速度在我們的認知之外被生產出來的今日，我們無論是研究一般概念上的文化還是研究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的確都面臨著一個思維不斷調整的問題。 （2002/9） |
|
| ( 創作｜其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