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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海:恩格斯晚年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
2005/05/24 15:10:16瀏覽169|回應0|推薦0
楊金海:恩格斯晚年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點計數: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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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報雜評XR http://www.pen123.net.cn 2003-3-1 9:46:03 士柏咨詢網


19世紀80─90年代,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以俄國為代表的東方落后國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恩格斯以科學的態度,對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問題作了新的論述和調整。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5年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所寫的導言以及其他文獻中認為,1848年《共產黨宣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規律和總趨勢沒有錯,但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在因素估計不足,以為資本主義的喪鐘即將敲響,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歷史証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証明了這一點,這個經濟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整個歐洲大陸,在法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最近在俄國初次真正確立了大工業,並且把德國變成了一個真正第一流的工業國,───這一切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生的,因此,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189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7─598頁。)

恩格斯還具體分析了這50年的資本主義發展情況。他說,1847年危機以后的工商業複蘇,是新的工業時代的開始。從那時起,新的交通工具───鐵路和海船───才在國際範圍內應用起來,“它們事實上創造了以前只是潛在著的世界市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9頁。)當時,在英國,谷物法的廢除以及由此引起的進一步的財政改革,給英國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所必須的全部地盤,使得它成為世界市場的中心,成為“世界工廠”。德國在世界市場上出現得晚,1848年革命才獲得了初步的發展,只是到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才掃除了最嚴重的政治障礙,從而“充分發展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78─379頁。)。也只是從那時起,德國才開始了社會經濟的大變革───工業和農業的革命,即家庭工業轉化為工廠生產,農民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大農業。1848年前后,美國還只是一個殖民地市場,即輸出原料和輸入工業品的國家,最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成為發展最快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8─369頁。)

1888年,恩格斯曾到美國,對美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美國是一個新世界,新不僅就發現它的時間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這個新世界由于藐視一切繼承的和傳統的東西而遠遠超過了我們這些舊式的、沉睡的歐洲人;這個新世界是由現代的人們根據現代的、實際的、合理的原則在處女地上重新建立起來的。美國人也總是竭力使我們相信這種看法。他們瞧不起我們,認為我們是遲疑的、帶有各種陳腐偏見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實際的人;而他們這個前進最快的民族,對于每一個新的改進方案,會純粹從它的實際利益出發馬上進行試驗,這個方案一旦被認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會立即付諸實行。在美國,一切都應該是新的,一切都應該是合理的,一切都應該是實際的,因此,一切都跟我們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34頁。)恩格斯還分析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指出,美國正在取消保護關稅制度,並且產生了道地的美國組織“瑞恩”和“托拉斯”,這是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在各種工業發明方面,美國已經肯定地起著主導作用,而德國正在同英國爭奪第二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27─728頁。)恩格斯預言,如果美國實行了貿易自由,那末再過十年它就會在世界市場上擊敗英國。20世紀的歷史証明,恩格斯的斷言是正確的。

恩格斯認為,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資本主義產生了一些“新的精神”,在這里,“商業道德”發展到了一定水平,資產階級採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之所以這樣,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規律決定的。恩格斯指出:“現代經濟學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愈發展,它就愈不能採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瑣細的哄騙和欺詐手段。……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勞動。”“在工廠主對待工人的關系上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例如實物工資制被取消,通過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等,都是為了贏得時間和增強競爭力。有的資本家甚至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把罷工看作實現他們目的的有效手段,鼓吹和平和協調等。“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使資本加速積累于少數人手中和消滅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不能維持下去的小競爭者的一種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8─370頁。)

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因素,即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愈來愈成為一種例外,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在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頁。)

政治上,英國、美國、德國等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得的選票逐年增多,到1890年已經達到1427000票,占總票數的1/4以上。政府和統治階級使盡了一切手段都毫無用處。工人階級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權成為可能。德國黨甚至到19世紀末就可能擔負起國家管理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629頁。)。

當然,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個部分,一方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廣大的雇佣工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清楚地表明,產生這個結果的不是某些小的欺壓現象,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629頁。)。


早在1872─1873年恩格斯寫的《論住宅問題》一書中,恩格斯就批判了蒲魯東等人的不切實際的社會改造建議,指出:“實際的社會主義是在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對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來說,要在每個具體場合決定應該反對哪些社會機構,以及應該怎樣進行自己的主要打擊,無論何時都是不會發生困難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1頁。)

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方面的正確認識,恩格斯總結了此前將近50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方法、手段、道路等作了新的理論闡述。

恩格斯指出,在1848年以后的很長時間里,我們不僅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潛力認識不足,對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條件、方法等等的認識也有缺陷。他說:“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頁。)當時,無產階級隊伍、理論、斗爭方式等還很不成熟,除英國而外只是在巴黎以及某些大的工業中心才存在著兩大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的派別和理論各種各樣,很不統一;各個地方和民族的工人群眾還處在分散隔離狀態,即使有聯系也還很不成熟。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頁。)即使過了20多年,“工人階級的這種統治還是不可能的”,1871年巴黎公社也和1848年的突然襲擊一樣沒有什麼成果。至于那時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巷戰,現在也大都陳舊了。到80、90年代的時候,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工人階級的隊伍遍布全歐洲,達到了1848年難以想象的程度;馬克思主義成為大家公認的透徹明了的理論,它給工人階級明確規定了斗爭的最終目標;工人階級現在已經成為“一支統一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軍,它所向披靡地前進,它的人數、組織性、紀律性、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都在與日俱增。即使這樣,它也不能以一次決定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不得不慢慢先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斗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頁。)

基于這種認識,恩格斯認為,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將是長期的歷史任務。1874年在《流亡者文獻》一文中,他就批評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的急躁思想,指出這是一個有許多“中間站”的過程,不能幻想“跳過各個中間站”,后天“就會實現共產主義”。在1884年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說,要實現公有制,由生產者完全自由地支配生產和產品,“這將是下幾代人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9頁。)當然,工人階級也不能消極等待,而要結合本國實際,創造性地開展斗爭。

歷史進入19世紀90年代后,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風起云湧。恩格斯及時總結了各國工人運動的經驗,針對各個國家的不同情況,提出了不同的斗爭策略。在恩格斯看來,像在奧地利這樣的國家,工人還沒有選舉權,因此這些國家的工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堅持五一慶祝活動,即採取傳統的示威、罷工等斗爭方式。但是,在工人已經爭得選舉權並爭得相當多的票數的國家,就應當充分利用選舉權,進行合法斗爭,通過合法斗爭,“爭得議會,爭得政權”。1893年五一節,恩格斯在給各國工人的賀信中,都表明了這一態度。他說:“示威游行是一樁非常好的事情,但只是在我們沒有更好的斗爭手段時才是這樣。”同普選比較起來,今年五一節的意義,在法國、德國、英國都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普選中,無產階級將獲得新的陣地,而且必然會獲得新的陣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3頁。)在今天的五一節中,“更重要的是:領導權屬于社會主義者,這個節日活動將第一次具有無可爭辯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9頁。)

恩格斯在1894年《“‘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序》中還說:在當時這些文章里,“我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盡管不確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頁。)

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利用選舉權的問題。他指出,對工人階級來說,選舉權向來是“欺騙工具”,但現在已經成為“解放工具”,是無產階級“嶄新的斗爭方式”。選舉權給我們的好處是很多的,它能夠使我們計算自己的力量;通過選票的數量的增長加強工人勝利的信心,加強敵人的恐懼,成為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能夠使我們根據各個黨派的力量對比採取適宜的行動。此外,它也是我們接觸人民群眾的最好手段;可以使我們利用議會講壇,維護我們的觀點和行動,回擊敵人的進攻。 恩格斯也強調,我們並不放棄自己的“革命權”,我們的目的是要將一切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這是共產主義者與其他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根本區別所在。但恩格斯不把這樣的目標絕對化,他在回答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時曾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頁。)

恩格斯根據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對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策略所作的調整,應當說是實事求是的、切合實際的。這不僅推動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而且豐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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