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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21 00:35:02瀏覽138｜回應0｜推薦0 | |
| 從嚴複的三民說到魯迅的進化論 (點計數：113)
作者：王永茂 http://www.pen123.net.cn 2003-5-4 22:34:58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從嚴複的三民說到魯迅的進化論 (05-04 22:34) ·魯迅人性進化觀的消長 (05-04 22:34) ·論君子之交的人性斤兩 (05-04 19:49) ·權力的異化與民族的審視 (05-04 19:49) 作者文集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首批研究項目魯迅與中國文學比較研究 人性價值觀念的演進 --從嚴複的三民說到魯迅的進化論 王永茂 孫晨 摘要：嚴複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民說，把人性進化從近代引領至現代，起開一代先河的作用，魯迅則在揚棄嚴複進化論的基礎上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人性進化觀，魯迅在其價值原點上，通過自己的價值實踐，價值矛盾，價值選擇而與馬克思主義有機結合；歷經了先驗性的主觀理論架構，體驗性的感同身受而走向超驗性的終極關懷。自然，更具有時代性，實踐性與深刻性，影響更為持久、深遠。 關鍵詞：進化;三民說;價值觀念;人性 仰望歷史的星空，總有幾顆燦爛的星辰，百年回眸，總感念那幾張鮮活的面龐。他們在我們思想的天空上，熠熠生輝。哲人黑格爾曾說："思想是一種結果，是被產生出來的；思想同時是生命力，自身產生其自身的活動力，這種活動力包含有否定性這一重要環節。"[1]如果說嚴複的思想是對封建閉塞頑固愚昧自大的針砭與否定的話，魯迅則是對嚴複的偏頗進行了否定之否定的揚棄與超越。 嚴複的人性啟蒙"三民說" 在"昭蘇非易，專制永長"的中國近代，自老大帝國的滿清王朝，被西方的艱船利炮撞開了大門之后，生靈塗炭，戰火頻仍，內憂外患，持續不斷，民族危亡成為時代的主題，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索自強救國之路。 "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的嚴複，清醒地認識到："一種之所以強，一群之所以立"，強弱存亡的關鍵在于"三強"，即："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所謂"三強"，實質上也就是民強，因此，嚴複認為當務之急是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為此，他大聲疾呼，1895年前后，在天津的《國聞報》上連續發表了《原強》、《闢韓》、《救亡決論》、《論世變之亟》等宏文，深揭猛批封建專制毒瘤在傳統、政治、教育、文化、心態上的系列表現，務必處之而后快，"吾寧負發狂之名"，決不"更蹈無恥之故轍"，表現出"不克蹶敵，戰則不止"的勇士氣概。 相關，為了宣傳西學，反對舊學，他不遺余力，嚴複陸續出版了《天演論》（1898）、《原富》（1902）、《群學肄言》（1903）、《群己權界論》（1903）、《社會通論》（1904）、《名學》（1905）、《名學淺說》（1906）、《法意》（1909）等系列西方社科名著經典。通過它們，嚴複向中國輸進西方系列的政治、經濟、學術、思想，從而使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層次由軍事、武器、經濟實業、政治制度，遞進到思想的深層次。尤其是其《天演論》，在當時更是振聾發聵，不同凡響，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真可謂盡人皆知了。 《天演論》作為嚴複長期致力于救亡圖存的思索的結晶，為他的改造中國人性的"三民說"提供了哲學上的基礎，而嚴複的三民說自始至終也是以救亡圖存為鵠的的。作為一個具體的歷史的範疇，人性也是人的本質屬性，是具體與抽象的統一，由于是歷史的，所以人性的概念是發展的，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改變，現實的人性也在不斷的改變。人性的發展是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自然性、社會性和主體性的統一，是個性、團體性和共性的統一。這種界定是從三個不同側面加以論述的：人與人生存的條件的關系，表現為人的需要：人與其他所有人的關系，表現為人性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人本身的活動的關系，表現為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人性概念的內涵把握的側重不同。 嚴複在1895年《原強》中提出的"三民說"--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作為改造當時中國人性的行動總綱。他認為當務之急，就得從教育入手，主張有領導平穩的過渡，並要激發人眾活動的自由自覺性。這就比以往的洋務派、維新派只是從表的層次上救治中國，顯然進步多了。嚴複主張標本兼治，來實現人性的近代化，即作為現實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近代化與作為主觀存在的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的近代化。治標，即開展深化洋務運動的練兵、開礦、修路、辦商務、搞外交等，這都是文化現實存在的近代化，它們作為社會的基礎硬件構成而存在；治本，就是嚴複首創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這是文化主觀現實存在--人的近代化。 嚴複主張標本兼治，但又分輕重緩急。由于長期封建專制與奴化意識，中國國民完全失去近代化的主體基礎。作為人性的主體個體本身，與西方近代化社會中的個體相比，所呈現的身體生理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道德思想素質都著實令人堪憂。具體而言，大體如下： 1. 民力已□ ，本來西方人多屬白色人種，種族生理基因就導致其體格較東方黃色人種高大強壯，而中國人由于飲食、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特別是勞動奴役、精神摧殘，更造成中國國民人格卑怯、萎縮，精力不濟，誠可悲也，再加上女子裹足，男人吸食鴉片，人種確有被進化掉之虞。 2. 民智已卑，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導價值觀念。在16世紀神學擁有絕對權威，17世紀是形而上學，18世紀是道德，19世紀經濟，20世紀則是技術，21世紀應該是信息。而20世紀初的中國的學術，嚴複一言以蔽之曰"無實無用"，西方"言學則先物理而后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2]治學精神上，中國人"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必求古訓，缺乏獨創思想，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而西人則主動善疑創新。 3. 民德已薄。中國人自古以來號稱禮儀之邦，"溫良恭儉讓"流布已久，但在當時已經禮崩樂壞，世道澆漓，人心不古了。首先是缺乏責任意識，沒有社會公德。嚴複曾對此痛心疾首，"最病者，則通國之民不知公德為底物，愛國為何語…終身勤動，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無余物也。"[3]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有自覺的愛國心，捍衛國家利益，赴公戰如私仇，則不可勝數。其次中國之民缺乏主人翁意識。這當然是長期封建專制的惡果，亦可謂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治績"，埋下了國民奴隸的劣根。 凡此種種，造成中西種種之不同，嚴複曾舉例言之："中國最重三鋼，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 ；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洲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娛。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4]嚴複進行的中西國民性的比較是有見地的，也是發人深省的。 人性的近代化就其主體而言，是以人的覺醒為契機，以人的本質的發展由自發態向自為態為價值趨向的。使人性從長期封建禁錮中蘇醒過來；就客體而言，人性的近代化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目的的，是為從封建主義的封閉莊園向資本主義的摩天大廈做准備的。 嚴複倡導的啟蒙三民說，就顯示了他反省與重組，批判與創新的統一。一方面，他深揭猛批國民素質的低劣，找出病源，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改造國民的形象，重塑國民人性，"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這在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提出了人的近代化問題，開啟了思想啟蒙的一個新階段。 所謂"鼓民力"，即提高人民的身體素質，以"壯佼長大的體魄與驍猛之勇敢"，改變我國羸弱委靡的狀態。為此，就應開展全民健身運動，講衛生絕惡俗，不纏足，禁鴉片。這是人本的根基。 所謂"開民智"，即提高人民的智力水平，增強人民大眾的科學文化素質，以西學改造舊學，並以西方的科學的"外籀法"與"內籀法"取代傳統收斂性的靜止的好古的思維。在三民說中，開民智為最急。因為唯有民智開，才可以改變落后惡俗，使鼓民力有科學方法可循，並能進而力行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觀念，才能設議院興民權。 開民智中，嚴複極其重視教育制度的改革，徹底汰除八股取仕制。這一社會毒瘤只能"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使民智日窳，民力曰衰。而代之以興西學，辦洋學堂。嚴複在《救亡決論》中堅決否定中國舊學，尤其是宋學漢學詞章之學；力倡西學，首先是格致之學，即西方的技術與自然科學。 所謂"新民德"，就是提高人民大眾的思想道德素質，以天下為公，增強公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取代冷漠、麻木、自私，不講信義的卑鄙吝嗇的行為，尤其要以自由、民主、平等觀念取代奴隸道德，根除奴化意識，洗心革面，立新人。嚴複認為"三民說"中，新民德最難做到。 在"新民德"中，嚴複倡導自由平等的觀念，指出由于西方文化的本真，在于"黜偽而崇真"與"屈私以為公"，嚴複發現了自由是更本源的東西，沒有自由科學精神，民主政治就無從談起。鑒于自由的重大意義，嚴複提出了"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政治觀，自由為人性發展即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生存空間，人性的個體的健康發展是離不開自由選擇權的。個體興趣是個性發展的萌芽。自由個性的發展的限制因素就是嚴複要更新的民德倫理道德，乃至精神信仰、信念宗教。每個人的自由人性的發展，則"不可以不明平等，明平等而后才有自主之權。明平等之意是新民德的關鍵，關鍵就在于"平等義明"。嚴複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思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科學和民主的先聲。 嚴複的自由觀是來自約翰‧彌爾的自由主義。綜合嚴複的三民說我們可以看出自由在他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者如果能完善的結合起來，就可"致人性于全"，即人性的自覺發展狀態。 但是作為嚴複"三民說"的核心"自由為體民主為用"，反映嚴複自由思想的三個特征：首先是嚴複把自由作為工具，服務于國家主義的目標，希望國家日益強大，但是嚴複，通過教育改良的方法，是為其極其保守的改良主義政治主張服務的；其次，嚴複雖然把國家富強與自由民主理想結合在一起，提出"三民說"，肯定自由，要求民主與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嚴複又拒絕西方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民主，他以儒學傳統採用調適實用的方法以達到目的，這也是嚴複三民說與時代相違的地方，也是嚴複三民說悲劇之所在；最后，嚴複以庸俗的進化改良主義，反對革命激變論。所謂"天道變化，不主故常"，"特自皇古迄今，為變蓋漸。"[5] 這是在其《天演論》中，開宗明意宣傳的思想，也是嚴複人性進化價值觀的表白。 魯迅人性進化觀："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 如果說，嚴複的人性啟蒙三民說是從衰頹的清王朝內部出發而帶有改良主義的色彩，那麼，魯迅在對嚴複進行揚棄與超越后，就從精神的制高點上開始"用鷹隼之眼打量深淵，鷹隼之爪把握深淵"了。 魯迅對西方文化的接受早在南京求學時期就已開始了。他曾回憶說："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學堂里又設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 ，還有《譯學匯編》--"[6]據周作人回憶，嚴複譯著每出一部，"魯迅一定設法買來，自甄克思的《社會通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以至讀不懂的《穆勒名學部架》，也都購求到手。"[7]魯迅對嚴複的《天演論》熟讀到幾乎能背的程度，由此接受了進化論思想。 1902年，魯迅到日本后，接觸了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並通過海克爾的人類種系發生學，穆勒、斯賓塞和梅契尼珂夫的人類文明進化觀，超越了嚴複的天演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人性進化觀。當然，魯迅的人性進化觀是一個動態的變化的過程，但是，他大體上的初步形成始于東京留日期間。盡管魯迅的思想可以分期，但其人性進化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有跡可尋的。即便他后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也只是在人性自由發展的內涵上有所深化而已。在日本弘文學院留學時期，魯迅就同好友許壽裳經常探討下列三個相關的問題： 1.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 2.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3.它的病根何在？ 魯迅對這三個問題的研究，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即使徬徨苦悶孤寂，也無怨無誨，從不放棄，耗盡了自己的心血。 魯迅從人性的具體表現形態，當時中國的國民性批判入手，以進化論立人觀為核心，以科學啟蒙與文藝啟蒙為雙翼，提出人性進化總綱："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以致人性于全"即求真致善盡美。 魯迅與許壽裳探討的人性的三個問題涉及人性的價值學的問題。作為形而上的概念，人性的概念按其內涵，可分為價值因素與科學因素。作為人性的價值因素，首先是指人性或人類本質所應具有的優質特征，具有可規範性。因為這是從理想出發來對待人性，表達的不是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人性，而是對理想完善優美人性的憧憬，是理想狀態下應然存在。其次是指人的價值觀，價值包含對人的需要的肯定，它是以人的需要為內在根據的一個作判斷用的規範性範疇。當將人作為價值對象來對待時，實際就將自身的理想需要當作一個人格化了的客體充分肯定下來。這就是魯迅與許壽裳的所思考的"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該問題包含：對作為價值對象的人的確認；對象化的理想的人在哪里，確定自己應當怎樣行動；追求理想的人，對社會現象進行價值評判。 而人性的科學因素指的是：1.人在現實中的客觀規定性，比如，人的社會，人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經濟關系，人們的生產方式，人的物質生產活動及其規律；2.將人作為科學對象來對待的人科學觀；3.為人性理想的實現提供科學的論証。魯迅的人性進化觀很顯然，應當屬于價值分析範疇。 （一） 嚴複的《天演論》把魯迅引領到進化論的殿堂，魯迅又先后神交了海格爾，尼採，基爾凱廓爾，施蒂納等人，逐漸由生物進化論過渡到社會進化論--"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8] 魯迅的進化論最終是由三部分組成：生物進化論，社會進化論和歷史觀的進化論。人性的進化處在核心地位。 魯迅的進化論認為，生命總是從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進化；人類就是由單細胞生命發展；經由猿類進化而來，人類既成后，進化的車輪還要向更高的人類階段進化。魯迅曾在《熱風‧隨感錄41》中說："’尼採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確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 "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也可以認為是《狂人日記》中所說的"真的人"，與"真的人"相對立，則是一些雖然頂著人的名號，卻較少人性，較多獸性的人，是一些"吃人"的人。他們反對一切改革，反對一切進步，他們要將人類的發展、進化拉向后退。魯迅在《熱風‧隨感錄41》中不無憤激地給他們造出了一個新名詞："類猿人"。人與非人生命最本質區別即在于人有人性而非人動物只有獸性；"類猿人"與"真的人"的本質區別在于，"類猿人"雖具天賦本善的人性，但還不同程度的殘留獸性，其人性又常遭到從獸性發展的獸道文化的扭曲，不能健康發展。所以"類猿人"難免保留一些"類猿"的性質，"而真的人"則是一種徹底根除了獸性，人性得到充分發展的人。 人類自成為人類之日起，就具有了天賦而本善的人性，人類本應從此順應人性，自食其力，"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由于人類從動物界進化而來，其中不少人的天性中還殘留著獸性，比如，凶殘，貪婪，它們與種種道貌岸然的東西結合而導致獸道文化盛行，又反過來扼殺泯滅自然健康善良的人性，助長、煽動獸性，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大染缸"，"無論什麼掉進去，都被染得漆黑"。比如，魯迅所領教過的段琪瑞軍閥政府虐殺徒手請援青年的暴行時，痛入骨髓的說： "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9]這也就是人類雖有人性，卻還不能不暫時停留在"類猿人"的階段的原因所在。 而魯迅終其一生，正是在孜孜不倦地進行著"類猿人"的改造，以造成高尚圓滿的人類。 （二） 進化論不僅與魯迅的人性觀密切相關，與魯迅的道德倫理思想也密不可分。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社會意識範疇內的一個子概念，而人性則是產生道德的第二土壤，離開人性的道德，則是無"德"之"道"。魯迅正是從這一層次上立論的。"人性日益進化，獸性日益減縮，從而致人性于全的。"人，天賦之善，是對人性的維護，即對道德規範的服從，從而成為魯迅的價值原點。獸性之惡則是對人性本真的破壞，是對人性的扭曲蹂躪與踐踏。而魯迅的道德倫理思想，就是不斷的用以人性的自由為總體特色的人道思想抵制反擊以私欲中心為邏輯原點的獸道思想。 魯迅的人道主義思想，來自對生物界的現象的思索：一、要保存這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第三步就是進化）這就是’愛己’的道德原則，由此出發，他說："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11] 這也就是魯迅由此引發出反對"滅人欲"，節烈，堅壁清野主義的原因。他曾說，"要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之事。這可謂治化之本。理想的生活既有物欲、性，也許有精神生活的需求。"倘是不安物質之生活，則必有形上之需求。"[13] 所以魯迅在其早年寫的《科學史教篇》中才提出"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人道主義的人性理想更重視精神生活的滿足，魯迅在《破惡聲論》中說，由于人性"惡喋血，惡殺人，不忍別離，安于勞作"，所以健康的人性觀應該是"相愛相助，平等自由"。"人是天生平等的，自由的，社會國家，又非單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說是一律平等。"[14] 在魯迅的作品中，也滲透這種思想。如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就對封建社會獸道的吃人的道德規則，把人不當作人的專制主義進行了深入猛烈的批判。 對于"執進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的帝國主義分子，魯迅則斥為"獸性愛國之士"，對"兩半"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魯迅批為"二樣文明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與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都表現了魯迅深切關注人性進化現狀的焦慮意識與急切心理。 如果說平等自由是魯迅的人性進化的基本道德原則，那麼相愛互助應當是最高原則。"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上太缺乏相愛互助的心思。" 這也就說明魯迅強調相愛的重要性。沒有相愛作為前提，便沒有真誠的相助。有了的就是"挂了旗子的相助"，那只不過是出于私心的工具利用論，或者是享受威福子女的放債行為。 真正的平等自由互愛互助原則，使魯迅經過現實生活的種種體驗與反思，得出如下的結論，他在《忽然想到（五至六）》中說："我們日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對于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故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白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密制膏丹，全部踏倒他。"不但如此，魯迅還崇尚本真的人性，他曾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另一道德原則。是從發展生命的人性出發，魯迅提出"以幼者為本位"反對以長者本位的道德原則。魯迅常說"要掮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開闊的光明的地方去。"[12]又說"對于后代，一要理解，二要指導，三要解放。"[12] 這種以幼者為本位的價值觀，是為人類進化的將來留下足夠的空間。這一道德原則可以看作是人性進化觀在發展觀與教育觀上的順延。 從歷史長河來看，魯迅人性進化從獸到人的思辯軌跡昭示我們，盡管社會經濟關系客觀制約著道德倫理的社會關系，而人性之善則是區別人與獸的標志，是做人之根本。社會現實善惡觀念本于現實的社會關系，或順乎人性，發揚人性，崇尚人性的本真，使人性的發展自然、健康、向上，"致人性于全"--求真盡善致美；或與人性相悖，戕賊人性，那就是獸道文化之途了。 （三） 魯迅早期、前期是服膺于進化論的，后期接觸道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進化論曾經"轟毀"過，但魯迅並沒有放棄進化論，而是有所調整，把進化論與階級論和辯証法有機結合起來。他的人性進化觀從而趨向于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即人性，自由發展的理論。從而使自己的進化論思想，有了最終的歸宿，走向了信仰這一層次，而具有了超驗性。 我們通過魯迅晚年的一封信，便可探析魯迅晚年（1935年）的價值觀問題。這封寫于1935年6月29日寄給青年木刻家唐英偉的信是這樣的： "現在只要有人做一點事，總就有人拿了大道理來非難的，例如問’木刻的最后的目的與價值’就是。這問題之不能答複，和不能答複’人的最后目的和價值’一樣。但我想：人是進化的長索子上的一個環，木刻和其他的藝術也一樣，它在這長路上盡著環子的任務，助成奮斗，向上美化的諸種行動。至于木刻及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答複。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都還要吃飯吧。" 我們試作如下分析：1人性的價值觀具有規範性又不乏濃厚的主觀色彩。因為人性的價值觀是從人的主體出發，力求從滿足主體需要的可能性來對人的客體或人以外的世界進行情感性的善惡評價，並做出對未來狀況的理想化的預設與描述。所以，往往受制于主體需要，並表達出主體的一定要求、利益與目的。這一封信乍看一眼就表明，魯迅的進化論思想在他的價值觀中的定位，"一切都是歷史中間物"，"著重于過程"堅持于韌的戰斗。 2.人性的價值觀著重于，人作為價值對象，從理想的人性出發，"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這就是對人性的理想化預設，這也是魯迅與許壽裳東京探索的問題。從這一封信，可以看出，魯迅否定了人的價值具有超越性根源，即任何價值都不具終極性。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上下而求索"，"我以我血薦軒轅"。作為歷史中間物，在人性進化誠與愛的旗幟下，走向生命的終點。 這就是魯迅只管耕耘，不計較收獲，以自己的韌與堅定，在人性進化之途中，毅然決然的前行著。"無視地主的牢籠與驅逐，無視皮面的笑容與眶外的眼淚"，這就使他達到了超驗的形態，具有永恆的精神價值，令人景仰。 3.人性的價值觀包括，人的理想及其功能，人的需要與滿足程度，人的利益與要求，人的獨立與自由，以及創造能力的發揮，人的主體性等，即 人性價值觀主要著眼于人的理想和人的主體領域及人自身的世界。這些內容反映在信中，說明魯迅的價值思想有（1）價值能夠被認識；（2）任何價值都是歷史存在物，其存在有一個歷史的過程；（3）人為進化鏈中的一環，盡管中間物的任務，人為進化而奮斗，進化就成了價值認識界限內的判斷標准；（4）人性的具體化形態，個體人的價值體現為工具手段價值，即個體人的價值表現在為進化而斗爭，人性進化總體上具有類價值的意義；（5）人的存在原則應該是知行統一，盡管一切都是中間物。 從魯迅早期的五篇文言論文表現的價值觀，尤其是在《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與后期的《破惡聲論》就可以反觀其價值觀的形成。 《文化偏至論》開篇就提出中國將趨于滅亡的危機現狀。接著就批評在危機之下競言武事以強國保種之徒，從而引出對文化偏至的討論，最后做結，提出解決方案："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從全文來看，魯迅的"立人"在此只是工具，為達到生存兩間，角逐列國而尊個性，張精神就是如何立人了。"生存兩間，角逐列國"魯迅就這樣把進化論引入社會範疇，並直接運用到中華民族歷史命運上來，這是魯迅的具體目標，而不是他價值的終極目標。 《破惡聲論》對于人的形而上追求與精神高揚，更富激情，目標是為了立國，為了中國不再隳敗，《破惡聲論》以進化的觀點來看人性的高卑："夫人歷進化之道途，其度則大有差等，或留蛆蟲性，或猿狙性，"而剩余的獸性則是低下的。《破惡聲論》中僅有兩處提及精神追求的目的在于立國保種，所以對精神的需求可看作魯迅的價值本原。所以作如是觀，主要是由于作者的實用理性精神與血氣方剛的道德激情掩映了作者的精神追求的價值本原。《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明顯表現出魯迅的價值觀，是自然主義進化論價值觀--"一要保存這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在同一篇文章中魯迅還提出了"幼者本位"的人性進化價值觀。"生命何以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15]從這兩處可以看出，所謂自然主義人性進化價值觀即認為作為價值主體的人遵循的本性行動，所以價值本原也就是人的本性和發展規律。人既是生物，而生物最本質特征是生命，所以保存、延續、發展生命便是人的最根本的價值，而且"…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16]一言以蔽之，魯迅的"幼這本位"可以看作人的生物本性在社會領域內的延伸。 后來，魯迅在親身經歷1924年9月的兄弟失和，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高長虹的背叛，1927年的廣州大屠殺以及創造社與太陽社的口誅筆伐等諸多事后，原來的進化論轟毀了。在此期間及其后，魯迅經歷的煉獄般的思想苦悶，焦爍，孤寂，徬徨，黑暗與虛無。使他"感覺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但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17]這個時期的魯迅價值觀充滿了諸多價值矛盾與困惑，他是以反抗絕望的姿態"荷戟獨徬徨"的。由于腹背受敵，苦悶的魯迅只能"橫"著站。這時期的《野草》中的《墓碣石》以及《頹敗線的顫動》算是最好的注腳。人性進化的價值觀遭遇到殘酷的現實后，使魯迅的思想有了一個新的飛躍，正如他本人在《三閒集‧序言》中所說：現實逼著他看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著作，"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18]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魯迅一生中人性進化的價值觀念的演化軌跡：生物進化論--社會進化論--自然主義人性進化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這樣看來，嚴複的《天演論》的進化思想成了魯迅的引"入"人。魯迅一生中，自始至終都有進化論在影響著他的人性的價值觀念。只是在他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后，進化論與馬克思辯証法，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有機結合起來，而提升了進化論思想，從而，魯迅的進化論達到了深層的精神信仰的高度。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感慨于歷史的滄桑，人性變化的無常，生命中有太多不能承受之輕的思想，需要我們來梳理、鑒別、擔待，在消費主義愈演愈熾，享樂主義甚囂塵上，嚴複所提出的三民說，自有其存在的價值，魯迅的"致人性于全"又成了百年話題，人們感念在心，念茲在茲，常設常新。 【注釋】 [1]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導言[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6. [2]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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