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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研究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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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思想研究在海外 (點計數:309)

作者:名報雜評XR http://www.pen123.net.cn 2003-5-13 10:15:14 士柏咨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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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

  
  


毛澤東思想研究在海外

曾長秋(中南工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不但是國內長期研究的熱點,而且遠播海外。本文就近60年來海外學者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狀況,作一簡要的考察。

研究概況

海外學者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可以上溯到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60多年來,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為介紹和初評階段。1935年,蘇聯在《共產國際》雜志上刊出《毛澤東──中國窮苦大眾的領導者》一文,以及美國記者文森特‧希恩在紐約出版有關毛澤東的《個人的歷史》,可謂這個階段的源頭。為進一步解開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展的奧秘,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厄爾‧利夫分別將在陝北蘇區的訪問寫成《西行漫記》和《毛澤東的生平》,為歐美人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特別是斯諾的著作,被譯成20余種文字,飲譽全球,引起史沫特萊、斯特朗、尼姆、韓素音、王安娜、貝特蘭、卡爾遜、愛潑斯坦等紛至沓來,寫下了《中國震憾世界》、《紅色中國的挑戰》、《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國的新西北》、《中國的雙星》、《中國的新生》、《早晨的洪流》等著作。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開始走出根據地,走向國統區,乃至全世界。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建設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矚目。蘇聯把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列入了馬列主義的研究範圍,《布爾什維克》雜志和《真理報》均發表了研究文章。日本大量收集和編譯毛澤東著作,並撰文介紹,其傳記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毛澤東》、貝塚茂樹的《毛澤東傳》、林華城的《新中國英雄毛澤東》和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的《毛澤東(延安時期)》。研究論著主要有:岩村三千夫的《毛澤東的思想及其發展》、宮板宏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池田誠的《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論》、佐野學的《毛澤東的戰爭論》、山本秀夫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解說》、和田敏雄的《毛澤東理論的意義和影響》等。美國學者費正清等編譯了《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康姆登編譯了《毛澤東的中國(延安整風文獻)》。西方作者向世界再現毛澤東的形象,較好的有:斯特朗的《中國人征服中國》、欣頓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施瓦茨的《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等。


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為高潮階段。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和東歐學者迎合政治需要,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由肯定轉為批判,出了不少攻擊性論著,如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澤東的政治傳記》、魯緬採夫的《毛澤東思想的根源和演變》、斯拉德科夫斯基等的《毛主義思想政治本質》、茹科夫的《毛的政策向何處去》、科爾巴什的《毛主義的經濟“理論”》、馬爾科娃的《毛主義和知識分子:問題與事件》等等,至1979年還出版了《沒有毛的毛主義》。但中蘇論戰和“文革”期間,海外更多的人欽佩毛澤東的獨立精神,特別是在亞、非、拉各國,“毛成為反殖民主義的主要象征”。美國的哈佛、哥倫比亞、耶魯、加利福尼亞、密執安、斯坦福、匹茨堡、普林斯頓、印第安納、亞利桑那等大學,均設有中國問題的研究機構,美國政府和紐約卡內奇、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會也撥款資助中國學研究。英國的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利茲大學和德國的圖賓根大學、慕尼黑大學也有一些研究毛澤東思想的較知名的學者,如施拉姆、勃蘭特、麥克唐納、格林、奧匹茲等。


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為歐美和日本學者的研究帶來一些有利條件。日本大塚有章發起成立毛澤東思想研究院(原名日中友好學院),還有各種毛澤東思想學習會、研究會。著作有:今堀誠二的《毛澤東研究序論》、西河毅的《毛澤東評傳》、中西功的《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高橋亨的《毛澤東思想的歷史背景》、福本和夫的《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三浦勉的《毛澤東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歷史探討》、宇野重昭的《毛澤東:人和思想》、加地伸行的《中國人的邏輯學──從諸子百家到毛澤東》、松村一人的《毛澤東思想及其哲學意義》、河池重藏的《毛澤東和現代中國》、德田教之的《毛澤東主義的政治力學》、上妻隆榮的《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和管理革命》、岡本隆三的《游擊戰:毛澤東的戰略震撼世界》、鳥村橋的《毛澤東和他的軍隊》、竹內實的《毛澤東:詩與人生》、貝塚茂樹的《孫文與毛澤東》、東京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會的資料集《毛澤東思想萬歲》、高橋勇治主編的論文集《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等。美國和西歐的學者形成三個觀點迥異的學派:即反共學者威特福格爾、加羅第為代表的保守派,哈佛學者費正清、布蘭特、施瓦茨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佩弗、沃爾德、道格拉斯等從自由派中分化出來的新左派。新左派受我國左傾觀點影響,人數較少。自由派陣營較大,論著頗豐,如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中國季刊》主編施拉姆就出版了《毛澤東》(10年間再版8次,中文版發行50萬冊)、《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毛澤東的基本戰術》等書。其他著作有:烏哈利和尤哈萊的同名書《毛澤東評傳》、邁斯納和費茨哥萊爾德的同名書《毛澤東和中國》、陳志讓的《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佩恩的《一個革命者的肖像:毛澤東》、陳肖新的《按照中國傳統和革命發展的毛思想》、科恩的《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艾克曼的《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坎布勒的《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馬列主義系統論》、舍費爾的《毛澤東思想導論》、金思凱的《毛澤東思想:形式和內容》、斯塔爾的《繼續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沃馬克的《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韋克曼的《歷史和意志:毛澤東的哲學透視》、格拉伯曼的《毛澤東──辯証法大家》、愛德華的《毛的道路》、彼葉的《中國政治的靈魂:政治發展中權力危機的心理研究》、所羅門的《毛的革命和中國政治文化》、梅里特的《毛澤東和中國經濟》、霍金斯的《毛澤東和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導》、弗賴伯格的《毛澤東的軍事辯証法》、鮑姆的《革命的序曲:毛、黨和農民問題》、舒爾曼的《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組織》、威爾遜的《從歷史衡量毛澤東》、密執安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毛澤東書目索引》、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解放以后毛澤東著作目錄索引》等。


70年代末至目前為反思和重新評價階段。由于接觸到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公開的大量檔案資料,同時受《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影響,海外一些左翼研究者覺察到過去研究中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調整、充實過去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始了更高層次的研究,與國內學者的交往也日漸增多。蘇聯、東歐學者的攻擊性論著驟減,第三世界的“毛澤東熱”明顯減退。

編譯毛澤東著作方面,有美國高英茂編譯的《毛澤東建國后著作集》、德國馬丁編譯的《毛澤東文集》(7卷本)、

英國施拉姆編譯的《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1956─1971年的講話和書信》。特別是日本竹內實編譯的《毛澤東集》,到1983年已出版20卷(其中《毛澤東集》10卷、補卷9卷、別卷1卷)。研究毛澤東及思想方面,日本學者居領先地位,論著達300篇(本)。代表作有:新島淳良的《我的毛澤東研究》、柳田謙十郎的《毛澤東研究》、野村浩一的《人類智慧的遺產──毛澤東》、今堀誠二的《中國革命與〈毛澤東選集〉》、竹內實的《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毛澤東著作年表》(上下卷)等。在美國有特里爾的《毛澤東傳》(已有7種文版,


中文版發行50萬冊)、阿瓦基安的《毛澤東的不朽貢獻》、邁斯納的《毛的中國》、佛郎西斯‧蘇的《毛澤東的辯証法理論》、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毛之后》叢書,還有英國施拉姆的《毛澤東研究:回顧與展望》、印度莫漢蒂的《毛澤東的政治哲學》、斯里蘭卡桑穆加塔桑的《毛澤東思想的鮮紅旗幟》、意大利呂蒂尼出版社的《湘江的沉思》等。1986年,在意大利烏日比諾市召開了毛澤東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有200

余人與會。近年在澳大利亞的悉尼、新南威爾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了《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馬克思主義在亞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如奈特的《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的社會變革因果論》、《毛澤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等文,頗有新見。


主要論點

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為世界範圍的重要課題,現已在數十個國家有近百個研究機構和幾千名研究者,尤以美國、日本、俄羅斯在機構、人員、資料以及出版物的數量方面領先。60年來,共有論著1600多本、論文逾萬篇,研究主要從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內容、毛澤東及其思想對后人的影響等方面展開。其筆觸主要反映在:


提出毛澤東思想時間的研究。一是認為形成于北伐戰爭后期,一是認為形成于江西蘇區,而大多數學者認為與共產國際的解散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是當時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需要。德田教之在《延安時代和毛澤東路線的確立》一文中寫道:“整風運動的目的,是發現中共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發現作為它的體現者的毛澤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延安整風是黨朝著毛澤東化而發動的‘毛澤東的革命’。”宇野重昭在《中國共產黨史緒論》一書中也說:“共產國際的解散,使毛澤東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變成決定性的了”,“從這個時期開始,便積極地提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馬列主義”,“這樣,中國共產黨便獨立于共產國際之外,已經沒有必要在形式上和意識形態上保持一致了”,因為“中國共產黨首先要考慮的是中國民眾的利益”。費正清在《美國和中國》一書中注意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是特殊的”, 他的學生施瓦茨在《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一書中提出了“Maoism”(毛主義)這一專有名詞。


毛澤東思想來源的研究。第一種,認為既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是對中國傳統(包括典籍、文學和歷史)的繼承,“二源說”的代表有日本的松村一人、德國的奧匹茲、美國的格列等。第二種,認為源于中國的傳統思想(如儒家、法家),純系中國的產物,“一源說”的代表有日本的野村浩一、英國的格雷等。第三種,認為不僅源于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發展說”的代表有美國的佩弗、法國的盧克瓦等。第四種,認為雖對馬克思主義有許多獨特創造,但只在名義上屬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異端說”的代表有美國的施瓦茨、英國的施拉姆等。第五種,認為其理論要達到的社會目標是馬克思主義的,而實現此目標的方法則是“民粹主義”的烏托邦,“空想說”的代表有美國的邁斯納等。盡管眾說紛紜,而多數學者持比較客觀的態度,如美國的格列寫道:“毛也有許多地方與馬克思的結論不一樣,但這並非體現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自發行為,而是體現了歷史條件所允許的,在嚴格的範圍根據社會各階級的狀況而得出的反映,如果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來解釋,這些不一致則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指導研究的則不多,如日本的新島淳良在《毛澤東的哲學》一書中寫道:“毛澤東思想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而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領導人的共同思想。”宇野重昭也指出:“毛澤東思想與其說是毛澤東個人的東西,不如說是中國民眾在革命實踐中表現出來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些結論都先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研究。除蘇聯和西方某些御用文人的少數攻擊性文章外,海外學者對此較普遍地給予了肯定。施拉姆在《毛澤東個性中的中國傳統和列寧主義因素》一文中指出:“中國化是指不僅要給馬克思主義穿上中國語言的外衣,而且要把它同中國過去的思想和事件聯系起來,使馬克思主義更有針對性,更易于為中國人所理解。”永野英身在《北伐時期的毛澤東──毛澤東路線形成考》一文中寫道:“毛澤東的以軍隊──根據地──土地革命為基礎,採取革命暴力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是在自1925年五卅事件到北伐革命時期和1927年8月以后的低潮時期這一革命巨浪中形成的。


”池田誠等在《中國革命史──從太平天國到人民公社》一書中,則系統地研究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第五章論述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農村根據地、武裝斗爭、人民軍隊、工農民主專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大區別是革命領導權問題,由誰來領導,這在革命的徹底性上和革命的前途上有著決定性的區別。”他們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具有重大意義,它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方向,總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展望了未來。”


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的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將其與馬列主義經典作家、中國古代的孫武等及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作比較。日本的林克說:毛澤東“創立了與資產階級軍事學說在本質上根本不同的無產階級軍事學說和軍事原則”。持田在《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的一點研究》一文中評價:毛澤東用“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這句名言,“把戰爭觀發展到使戰爭和政治一體化的地步”,並認為“毛澤東以這些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列寧)的戰爭論為基礎,吸收以《孫子兵法》為頂點的東方古兵法的戰爭論,組合成毛澤東獨特的戰爭觀。”伊藤皓文的《毛澤東戰爭論》一文研究了毛澤東的戰略防御思想,認為這是“弱者轉化為強者的戰略”。美國的格里菲斯指出: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命運是跟農民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毫不遲疑地對革命以城市無產階級為基礎的理論作了修改”,因為他“認識到,不管這種理論看起來多麼適合于西方工業化國家,但不適合于中國。”基辛格在研究了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思想后說:中國的基本戰略是“持久的有限戰爭”,“由于雙方的力量對比不利于共產黨採取拼實力的全面戰爭形式,因此他們不得不採取一系列轉化力量對比的措施。單就每一項措施來說,雖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歷次的效果積累起來,卻足以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特別是一些亞、非、拉國家,把毛澤東著作作為指導他們開展游擊戰爭的兵書,正像特里爾所形容的:“毛澤東在大多數國家已家喻戶曉,《語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使得《聖經》也相形見絀”,“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毛成為反殖民主義的主要象征。”


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的研究。海外學者一般以中共八大為分界線,認為毛澤東思想在建國后至八大期間繼承了七大路線,使新中國的經濟恢複和初期建設得以順利進行,但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得失評價不一。又認為八大后他仍套用民主革命的辦法,以階級斗爭為綱,直至發生“文化大革命”,使得建設事業和人民生活水平落后于時代。柳田謙十郎在《毛澤東研究》一書中對其晚年思想作了分析,認為“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對舊思想、舊文化採取了機械的否定態度,而且有一種性急的急進傾向”,“毛澤東政治上的急進主義在他的晚年更加嚴重”,“在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中,辯証法的思想極為曖昧,可以認為,在許多方面妨礙了中國新文化的發展。”


對其他領域的研究。海外學者對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哲學思想、建黨思想和農民問題的研究也抱有較濃厚的興趣,使得研究從多角度展開。其中哲學方面的論著甚豐,尤以對《實踐論》和《矛盾論》的評價最多。德國《共產主義工人報》指出:“我們首先要按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哲學論述,學會科學地、全面地去理解現實及其矛盾,擦亮眼睛,認清現實,並把這種現實作為矛盾的運動來理解。”英國的吉丁斯在《國務活動家》一文中稱贊:“作為一個捍衛中國革命及民族利益的中國政治家,毛澤東表現了他能把握住與中國有關的國際矛盾的才華,能掌握住適當時機作出決策或調整政策。”美國尼克松認為毛澤東是世界上最富魅力的領袖之一,語言極富哲理,而且生動幽默。埃勒根特在《中國的紅色首腦:中國共產黨領袖傳記》一書中形象地寫道:“當毛澤東用孫中山的話宣布‘耕者有其田’時,這個口號立即得到了農民群眾的反響。當他開始分地主的土地時,他贏得了農民的熱愛。當他建立了與普通農民的命運相關的廉潔的蘇維埃政權時,驚訝的農民開始懷著敬畏的心情注視著他。當他們看見他自己卷煙卷時,他們更驚訝了,但也更放心了。”


研究方法

從整體上說,海外學者雖和國內學者研究的立場、觀點差異很大,但他們治學的方法、思路對我們仍有啟發和參考價值。其研究特點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基本上持肯定態度。從30年代中期至目前,主流仍在這方面。像《毛澤東的悲劇》、《中國革命的假象》、《現代中國的神話》等一類反動、庸俗之作是極少數。大多數學者給予了公允和冷靜的評價,如美國的斯特朗在《毛澤東思想》一書中指出:“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由歐洲的形式變為亞洲的形式”。日本的野村浩一在《人類智慧的遺產──毛澤東》一書中寫道:“回顧歷史,恐怕不會有人對毛澤東是革命的一生表示懷疑。毛澤東是一位最傑出的革命家,是一位率領億萬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從動亂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他同所有的偉大革命家一樣,也是一位最善于獨創的思想家。”參加意大利國際學術討論會的代表也認為:“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客觀條件卓越地結合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中國;盡管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過失誤,仍不愧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英國的威爾遜在《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論文集序言中說:“毛澤東對人類生活所產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超過了我們這個世紀的任何人,即使在他死后,這種影響也依然存在。”


重視文化上的尋根研究和個性特征分析。海外學者的視野比較開闊,不但研究毛澤東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之間的思想聯系和差異,而且研究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當代思潮之間的異同,還研究毛澤東本人的心理、個性與其思想的內在邏輯,研究毛澤東以后的中國社會的變化與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關系。不少論著涉及到毛澤東對儒家的批判和繼承,如英國的格雷在《中國:共產主義和孔夫子主義》一文中寫道:“毛澤東在中國傳統中吸取了大量思想材料”,“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非常緊密,幾乎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相應對偶。”美國的費正清則認為:毛澤東思想與儒家思想差別很大,但類似之處也多,不懂得儒學,就無法理解毛澤東。法國的鮑克在《毛澤東思想指南》一書中指出:“毛澤東有些中國古代思想的東西,但這個事實不能解釋成毛澤東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繼承者,也不能解釋成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更多的是中國人。”美國的懷利在《毛主義的形成》一書中說:毛澤東一輩子讀的是線裝書,但還是從中走出來了,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國共產黨終于建立了為人們所能接受的思想,來代替孔夫子主義。


重視資料的搜集和比較。海外學者認為毛澤東及其思想是解開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展奧秘的鑰匙,長期來把這方面的研究作為“中國學”的重要內容,不惜花費重金和設置機構進行研究。他們重視原始資料的搜集和比較,力求搞清毛澤東在各個時期的思想發展脈絡及其真實動因,尤以微觀研究見長。他們四處收集我國出版的書刊,乃至紅衛兵小報。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為例,自1948年以來,幾乎購買了本世紀出版的主要中文圖書,中共黨史文獻和毛澤東著作尤屬重點收集之列。從60年代至70年代的10年間,美國僅用于“中國研究”的經費就超過7000萬美元。他們運用這些資料進行比較研究,如1976年12月我國發表《論十大關系》,施拉姆隨之發表文章,將其與1956年中共中央發至縣團級的原文做了對照。對《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他們也進行了多種版本的比較。


使用了社會科學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隨著電腦對信息的貯存和處理量增大,許多海外學者用它吸收新資料,對過去的研究作修訂或重新評價,已成為主要手段。他們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有特點,如美國的弗朗西斯‧蘇在研究毛澤東的辯証法時運用了“反映綜合法”,認為該方法“著重是下列活動:理解、分析、綜合、重新整理和評價”,並說使用該方法是基于語言上隔閡、中西思維方式各異,以及考慮到毛澤東著作本身的特點才這麼做。海外學者在研究時還採用了實証法、定態研究法、歷史考察法和聯系的、發展的研究方法等。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的事業和思想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在對海外學者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狀況作了簡要考察后,可得出如下有益的啟示:作為毛澤東思想故鄉的理論工作者,更有責任對這一屬于自己的精神財富作更深入的發掘,拿出無愧于毛澤東和他的事業的研究成果來。

討論回答

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的影響

盡管毛澤東離開我們已經快30年了,盡管一些人盡力抹殺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改變毛澤東時代的很多東西,
衝淡人民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但是,狂犬吠日,何傷日月之光?
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不僅僅是建立了一個新中國,他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僅舉以下幾點:
一、中國的國體、政體:直到今天,我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仍然是毛澤東留下來的。如主要的權力機構,中共中央、
國務院、人大、政協等等,軍隊體制也一樣。憲法框架也是50年代基礎上的。民族政策也是這樣。
二、中國現在享有的國際地位和中國人的尊嚴。中國在聯合國當中的地位,在各個國際組織中的影響。中國人在海外的揚眉吐氣。
三、婦女地位的提高。“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成為世界名言,日本人也經常這樣引用
四、中國現代的道德基礎,如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英雄主義、助人為樂、謙虛使人進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互相幫助、互相照顧、不信邪等等,這些雖然很少提,但是它們已經深入中國人的潛意識里面了,影響著中國的道德
判斷。
五、工業、農業、國防和高科技基礎和體系,至今發揮著重要作用。
六、影響中國人的哲學觀。如矛盾分析、知行關系、辯証法等等。一分為二的觀點成為中國人基本的哲學基礎,
現在還經常挂在嘴邊上。
七、對現代中國語言的巨大影響。這一點是很多人忽略的。現在中國人寫的文章,基本上屬于毛派風格,無論是個人還是
文件報紙,繼承了毛澤東的風格。要知道,舊中國和現在台灣、香港的行文風格和我們是完全不同的。只是大家沒有意識
到自己的行文風格受到毛澤東文風的影響罷了。
八、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說,毛澤東是中國古典詩詞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最后一個古典詩人。很多詩詞, 已經成為警句或者名言, 比如:
“人間正道是滄桑”、“風物長宜放眼量”、“不到長城非好漢”等等。在他以后,不會再有真正的古典詩詞了。所以毛澤東也是中國古典詩詞文化的終結者。
九、毛澤東個人的國際影響。毛澤東在國際上的地位是現在任何中國人無法比擬的。中國以前對第三世界的影響,
都成為這些國家美好的回憶。文革時曾經說“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澤東制止了這樣的說法,反對自吹),其實也不誇大。
中國當時是第三世界的領袖,這是毫無疑問的,其影響對現在中國的外交仍然有極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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