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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21 00:31:53瀏覽143｜回應0｜推薦0 | |
| 毛澤東是古往今來第一英雄 (點計數：209)
作者：向天瀟 http://www.pen123.net.cn 2003-5-25 10:14:52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為“中國威脅論”造勢 西方媒體狂炒我... (05-27 14:51) ·毛澤東是古往今來第一英雄 (05-25 10:14) ·李鴻章對外投降主義軍事外交思想的形成... (05-24 18:25) ·黑金“高招” （轉貼） (05-19 23:12) ·專訪北大歷史教授房德鄰：歷史不容輕易... (05-13 23:34) 作者文集 之所以這麼說“毛澤東是中國古往今來第一大英雄”，是因為毛澤東選擇了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階層作為其終生為之奮斗的階層；而中國“勞心者制人，勞力者制于人”的現實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世俗哲學不僅使毛在其生前勇于實踐前所未有的難題，更在其身后遭到了中外“精英”階層的瘋狂反撲和詆毀。而他所為之奮斗畢生的階級的先天弱式的特性決定了甚少有人能站出來為毛辯護。 將來，也許我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抑或一個得志的政客，當然也有可能移居海外並從此于中華再無瓜葛□□我會為我的財產和既得利益以及我的階級代言。但在現在，當我看到在礦難中死難的民工，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的下崗工人，因沒有暫住証而慘死的大學生，作為來自工人、農民和小知識分子的我和與中華十三億同胞水乳交融的一員，我再也按捺不住積蓄多年要還毛澤東本來形象的衝動。 今年是毛澤東逝世二十七周年祭日，電腦網絡上照例是一陣對毛澤東的批評和指責。現在，我要為毛澤東，也為自己和千百萬人的感受和尊嚴辯護，為本來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榮耀做無罪辯護。 一、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 "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至于這個結論的根據是什麼則很少人細究。就井岡山和延安根據地時期來說，在中國也算是最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滿足幾十萬軍民的生活和戰爭需要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沒有成功的經濟管理能力，要確保根據地的長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國之初，中國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八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１９５２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０％，農業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７２％，農業則僅占２８％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 以下是幾個關鍵部門的發展數據： 從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了三千一百八十萬噸，煤炭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了六萬一千七百萬噸，水泥產量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木材產量從一千一百萬噸增長到了五千一百萬噸，電力從七十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兩千伍百六十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一億零四百萬噸，化肥產量從三萬九千噸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並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萬公里的公路，兩萬多公里的鐵路(改革開放二十二年所建鐵路僅一萬多公里)，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廣西、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 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在文教衛生方面，在“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 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現在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在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並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幣，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 由于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 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只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于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 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于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麼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無疑証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場經濟才能稱之為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歷，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作者稱之為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並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調節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購買勞動力。 而市場經濟體系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志轉化為群體意志的共同信仰。 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他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雖然人本經濟已不適于今天的現實，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昨天的理由。畢竟毛澤東創建了適于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並完善當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為人類的發展道路開闢了新的思路。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對于象新加坡這種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 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採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后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願。但形勢比人強，建國不久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顏面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 在軍事上，東面有台灣、日本、南韓美軍基地，東南方有菲律賓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北方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線吃緊。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計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六二年中印之戰，六十年代末期開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緊接著珍寶島戰爭，七四年西沙之戰。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只能面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 美國作為戰后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為我所用，且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五十多項。 台，港，東南亞至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為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那些想當然地認為毛澤東擔心外來思想會動搖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對毛澤東的根本不了解。 建國至中蘇決裂，中國的國門曾面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為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于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 毛澤東的經濟也並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的經濟成就，進而証明鄧改革的合理性。 正如莫里斯‧邁斯納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二、計劃生育與農民 將計劃生育與農民放在一起討論，概因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問題。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孩子數量也不超過兩個。 毛澤東無視馬寅初的《人口論》，不搞計劃生育，導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負擔。海內外人士在批評毛澤東的這一錯誤上，始終保持著驚人的一致。 《人口論》無疑是真理。但真理轉化為科學的實踐並非無條件的。首先是現實的需要及該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難易程度。如果現實迫切需要，操作有難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現實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這兩種情況下，雖有爭議，但真理具備轉化為實踐的條件。但如果現實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極其困難，再完善的理論也失去了實踐動力。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生育，即屬于后一類情況。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沒有控制人口的緊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國的唯一資源，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人本經濟的建設中，人的因素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在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養一個孩子的負擔並不比養一頭小豬重多少。因此，沒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長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間，村莊牆壁上寫著“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的大標語。它除了讓我們這些上學的孩子們練習這幾個漢字外，並沒有任何的用處。鄧小平主政后極力推動計劃生育，加大宣傳力度，但在農村收效甚微。對廣大農民來講，他們的晚年除了依賴子女外別無選擇。如果說城市年邁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顧，退休金能大幅度減輕對子女經濟上的依賴，那麼農村子女則將承受照顧生活和經濟上的雙重負擔。“一胎化”對農民是極不公正的。 在毛澤東時代，不要說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種種強制手段被廣泛應用，即使在北京郊區發生幾起這樣的事件也足以讓毛澤東對整個計劃生育政策喊停。毛澤東那一代領袖們對農民的感情太深了，虧欠農民的也太多了。他們很清楚，是農民的巨大犧牲鋪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 如果當時實行每對夫婦只生兩個的話，將面臨一個殘酷的問題，那就是誰還願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這對處于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不予考慮的。征兵問題將很快成為中國的一頭疼問題。未來的中國會有打大仗的經濟實力，但支撐大規模戰爭的社會基礎將變的異常脆弱。 很顯然，在毛澤東時代，人口控制在實踐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可行。 三、民主與獨裁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曾高瞻遠矚地指出：“避免中國興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國時，毛澤東創造性地建立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的、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蔣介石的愛將寵臣及其他國民黨人士。由共產黨人前僕后繼打江山，卻和民主黨派共享勝利成果，這不僅需要毛澤東有民主的意識，更需要民主的胸懷。 這一制度曾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長級幹部中非共產黨員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澤東率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代表大會，代表團中更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黨的民主和自信？ 中國走什麼樣的民主道路至今還是一頗有爭論的問題，尤其是“六‧四”和蘇東巨變，才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民主建設的複雜性和漸進性。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要求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顯然是不客觀的。 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政體需要一個過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理想固然好聽，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環境下根本不好用，導致袁世凱複闢和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也給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塗上了濃重的“書生造反”的色彩。至蔣介石執政時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無半點民主的行動。 四、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 毛澤東是作為一代偉人，對文人賢士以禮相邀，厚待有加。建國時，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協，甚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至于這些老學究們對新政權的建立是否作過值得一提的貢獻，是否有一謀一計之功，不談也罷；他們在舊中國文藝界的聲望和地位獲得新政權的認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 至于他們在新政權的領導下能有多大作為，毛澤東等建國的領袖們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簡單，他們除了認識幾位中央領導人外，沒証據顯示他們對新政權的本質有深入的認識，他們在古紙堆里積累的學識也難以應付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他們同樣缺少毛澤東那種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 遺憾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並沒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會到田間、工廠去為自己的學識注入新內容；還以為似過去的文臣謀士，靠引經據典就可以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建國后不久，老學究們就開始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騷滿腹。毛澤東在《七律‧答柳亞子先生》詩文中即表露了對類似柳亞子、梁漱冪等老學究們的規勸和無奈。 這些老學究們所為並非偶然的，實際上表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所共有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群體。共產黨將知識分子歸類于工人階級實在有點勉強。 中國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他們身上聚集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 一方面，膽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計較、自私自利、附庸權貴， 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懷圜宇、大公無私；高雅與庸俗一體，自不量力與博學廣聞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脫離實際。從群體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囊括了中國人品行的整個光譜，且表現的比工人農民更強烈、更鮮明。 故在中國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難打交道”和“讀書人知書達理”的矛盾認識。 毛澤東作為開國明君和大知識分子，他清楚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廣開言路、從諫如流開創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藝界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是他在新時期所作的嘗試。 這與他本人在文藝方面的開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體詩詞方面的造詣為唐宋后所罕見，但他卻不提倡年輕人作古詩，稱古詩束縛人的思想。他的這種開明思想與現在學術界廣泛存在的學閥作風形成鮮明對照。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不久，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漸顯露出來。他們在戰爭年代膽小怕死，只能躲在學堂里或香港指點江山，清談國政；“百花齊放”似乎讓他們看到了“坐江山”的機會。什麼“紅旗能打多久”、“外行領導內行”相繼出爐，明顯超越了學術爭論的範疇，直接挑戰現政權的意味甚濃。 中國太大，一場運動一旦開始，就很容易產生失控局面。當發現問題而緊急煞車時，冤假錯案已經鑄成。反右擴大化中將不少無故的知識分子錯化成右派，是令人遺憾的。 中國知識分子無疑令毛失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毛改造知識分子的重要嘗試。中國知識文人輕視勞動，遠離民眾生活的惡習是頗有歷史的；毛澤東試圖讓他們放下高貴的腰板到生產第一線接受鍛煉。今天看來，這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方法實在有些粗糙。學外語的沒必要在農村生活五年，學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種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包含的積極內容。 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遠離民眾的毛病至今並沒有完全扭轉。“六‧四”前，如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深入基層了解一下工人農民的想法，他們就能知道他們理想的“民主”在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市場。很遺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層去一定是指導工作，而非學習。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及毛澤東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鑒。實際上，教育部門已經注意到現今應試教育體系的巨大危害，並重新評估“文革”期間基礎教育的閃光點。作者讀小學時正直“文革”后半期，學校要求學生每周至少參加集體義務勞動一天，放學后要揀糞、割草。這些勞動並沒影響基礎課的學習，卻對學生的品質進行了塑造。中國某著名演員形象地稱“‘文革’讓我們少學了很多沒用的東西”。而今天的學生除了考試，再無其它。 如果說反右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針對知識階層和城市青年的話，破“四舊”主要針對中下層人民的落后愚昧，那麼“文化大革命”則是從文化上對整個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較複雜。擔心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文革”前有所抬頭的幹部搞特權現象令毛擔心資產階級可能在黨內出現；“六‧四”后重新回憶毛的一些講話，發現他對西方要在共產黨第三代(赫魯曉夫即屬蘇共第三代領導人)實現“和平演變”有相當高的警惕。這些有可能在發動“文革”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 作者認為毛對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時，他曾針對自己的成就戲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建國后，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群體的知識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農民和城市底層人民的純樸和落后令他愛恨交加。民族覺醒和崛起，並將中華民族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願望。 從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這一點：一方面在和周邊小國劃定邊界時，他從不斤斤計較，但和美國、蘇聯這些強大民族交往時則寸土必較，決不退讓。在他的潛意識里是否有尋找安慰的渴望？他對《三國》和《水滸》的熱愛，是否是在尋找這個民族的應有形象：胸懷天下、英雄豪氣兼肝膽忠義？ 如果說建立新中國，使毛澤東得以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麼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則是他對這個民族精神及靈魂進行改造的嘗試。這就是為什麼打敗蔣介石和發動“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兩件事。 那些認為毛是為了打擊異己而發動“文革”的想法，顯然是淺薄的。以他在黨、政、軍中無可爭辯的威望，打倒十個劉少奇也用不著發動新疆的紅衛兵，更不值得他將此列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共產黨幹部的腐化、人們思想的混亂、“六‧ 四”對中共的嚴峻挑戰，也許能讓后人對“文革”有更全面的認識。 不可否認，“文革”的發展超越了毛的預料和控制。雖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風在大城市仍時有發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錯案。但受害人數卻頗有爭論。西方一些人稱蒙冤人數為三千五百萬，也有幾百萬之說，以此証明毛及其黨的殘暴。但據作者的了解，這些數據明顯被誇大了。“文革”對廣大農村和小城市並沒有造成太大衝擊。以作者家鄉及周邊地區來說，田照種、工照作、學照上，只是政治學習在學校為每周一次，在生產隊則最多每月一次。偶爾有兩個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對地主富農的批斗大會也僅限于幾個老農的控訴，絕不允許身體傷害。家鄉為百萬人口的大縣，很少聽說誰受了冤假錯案。作者后來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學，前后相處的幾十位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無一人的親屬蒙冤，說起“文革”來反而個個眉飛色舞，情緒高昂，象剛參加完狂歡節一般。如果按當時大小城市共有五千萬個家庭的話，三千五百萬人蒙冤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公布的“六十萬人蒙受冤假錯案”應是接近客觀事實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受冤，對其本人或國家都是個損失。“文革”結束后，有些人進行了瘋狂的報複。但同時也有些人則坦然面對過去，沒有半句怨言；出于他們對毛澤東其人、其事、其文的認識。 一位被錯劃為右派的老師曾講： 毛主席作錯什麼事都不是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曉； 他並非鼠目寸光的領導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 他絕非心胸狹隘的庸俗之輩，讀他的詩詞即可了然； 他所犯的錯誤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評判的。 曾和一中國作協的朋友談及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詩詞中所表露的霸氣、偉美和雄麗在唐宋詩詞中也難見；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讓下層人民讀之不以為深奧，讓知識階層讀之不以為土氣，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淺顯中見深理，盡顯“五‧四”白話文運動之精髓；毛雖沒讓他擁有彩電，但深以曾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為榮。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頗有“以死在英雄劍下為榮”的豪俠氣概，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頗為不俗的一面。 五、毛澤東與個人崇拜 有關人民群眾自發地對毛澤東崇拜的例証比比皆是，但毛澤東自己搞個人崇拜的証據則無從尋找，倒發現了毛對到處建塑像作法的厭煩。 群眾對毛澤東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個過程。如果說井岡山時期至三次反圍剿勝利，人們對毛還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層面上的話，到達陝北后不久，根據地群眾對毛澤東的熱愛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 行漫記》)中記述了如下情節：毛澤東一度便秘，常由衛兵陪伴到很遠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話，頓時就能在當地群眾中引起一片歡騰。很顯然，這其中已不再是簡單的尊敬了。對延安軍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所表現出的狂熱，斯諾幽默地寫到：“他們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國后，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施，農村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城市工業化全面展開，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強國之夢終于看到了實現的曙光，人民的勞動熱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學家們紛紛歸故，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也節節升溫。這種崇拜決不是盲目的，或經過輿論鼓動的，它是中國人民切身的感受。 試想想，那些祖祖輩輩為別人家種地過活的農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 那些生活無保障的城市居民走進工廠並有了醫療退休保障； 那些才華橫溢而報國無門的科學家們突然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和報國的機會(現在流浪在外留學生們應該能體會到)； 窮人的孩子們無憂地走進學堂…… 多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變成了現實。建國不久，中國更不得不參加了本世紀實力最懸殊的戰爭--朝鮮戰爭，那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強國為首的由十八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的對峙。戰爭的結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讓這個一百多年來屢戰屢敗的“天朝大國”重新尋回了大國的自信。所有這一切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現的。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軍隊的戰無不勝已無人懷疑。感激、熱愛、敬佩已不能函蓋人民心中對毛澤東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適的詞語。考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誕生過程，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這一切發生在一千年前，一門新宗教的誕生將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鮮戰爭，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國際社會。朝鮮戰爭是典型的以弱制強的戰例，它無疑給弱小國家和民族追求獨立的斗爭以極大的鼓勵。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全球炎黃子孫。 長期以來，留著大辮子、躺在床上吸鴉片，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韓戰結束后，美國學術界在政府充足經費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國的熱潮，從政治、軍事、歷史到文化藝術，誕生了大批中國問題專家。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世界首次對中國的全面深入認識。 輕視甚至蔑視中國的現象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中逐步消失，這基于美國民族優越論的自然邏輯，那就是美國不應輸給一個劣等民族。當杜勒斯拒絕周恩來伸來的友誼之手時，那不是蔑視，而是難于接受一個他不得不承認的偉大民族。 韓戰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自韓戰以來，世界上再也沒有那個國家將中國和中華民族等閒視之。當海外華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還能意識到毛澤東的存在。 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高潮。這時，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說朝鮮對金日成父子的崇拜連一水之隔的中國朝鮮族人都不受影響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的崇拜則波及外族。 有人估計，“紅寶書”共發行了四十億冊，可能超越《聖經》而成為歷史上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約有不少于三億冊由外國發行。中國政府對外宣傳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對推動海外崇拜浪潮產生大的作用。 對毛澤東的研究及熱忱甚至波及美國大學校園。在清華大學就有數位當時從美國畢業后受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陸工作的台灣學子。他們從不為當初的選擇后悔；相反，他們對今日中國大學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華民族是一個含蓄而不狂熱的民族，即使對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實用但不執著的態度。但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民族卻異常的狂熱，到底誰之過？ 在海外期間有機會和來自菲律賓、泰國的小伙子接觸，他們總要和我談有關毛澤東的事。一個菲律賓年輕人坦率地說：“我最佩服毛澤東關于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理論”。 在五七年蘇共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讓東道主赫魯曉夫沒勇氣走在毛的前面，雖然赫並不喜歡毛。美國重量級政治家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見毛時的感受：“女兒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帶來電磁般的衝擊，我承認我沒這種感覺；但在毛澤東面前，他確實給了我這種感受”。 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國家元首訪華，因未能見到毛而淚流滿面地離開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沒有哪一位亞洲人像毛那樣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許並不喜歡。一些西方學者就毛澤東的貢獻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給予的評價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華民族的學者們所給予的贊譽。 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異乎尋常的狂熱並沒什麼不正常，它正是這個災難深重、注重信義、知恩報恩的民族正常的反應。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這個民族的優秀素質和豐厚的文化積澱。他在東方的出現引起一陣興奮和騷動是完全正常的。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六、毛澤東與“女人” 毛澤東一生最大遺憾莫過于其婚姻生活了。 從《碟戀花‧答李淑一》中可看出毛對先妻楊開慧的深情已然。這種對先妻的感情對毛后來的婚姻的影響將是不可避免的。楊開慧在毛的事業前景未明時與毛相愛，對毛關愛有加，最后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懷舊的毛澤東不可能完全割舍掉對先人的感激和思念。無論是賀子珍，還是江青都無法取代楊在毛心中的位置。 畢竟她們是在毛的事業取得重大成就，取得黨的領導地位后進入毛的生活的，雖能共同革命，但無共同經歷苦難歲月的經歷。沒經歷過坎坷磨難考驗的愛情和友情是相當脆弱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了解一下那些歷經磨難而成功的商界鉅子對潦倒時的朋友親人，和對成功后接踵而來的友情和美女的不同感情，就能更好地了解毛后來兩次婚姻的遺憾。 從毛的詩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義情調和對所歌頌對象的深情，他對國家和民族的改造也體現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義。是否可由此推論，他對自己的婚姻有著某種夢幻般的期盼，這是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賓的夫妻深情，這種婚姻遠離事業成敗得失、名譽權位、物質追求等一切世俗內容。很遺憾，他的地位和權力注定了除楊開慧複生，沒有人能給他帶來這種婚姻上的滿足。 毛后來事業上的一帆風順，令賀、江始終無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機會。從一些毛澤東身邊人員的回憶文集中也可看到，毛與賀、江性格上不是很合的來。這更進一步加劇了毛后兩次婚姻的悲劇色彩。毛賀的不和是賀離國的重要原因，並為江進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間。有人認為毛對賀“始亂終棄”，顯然是不客觀的。 毛和江的關系在建國前已經觸礁，他曾講“要不是快進城了，非和她離婚不可”，體現了毛澤東作為人民領袖的負責和無奈。 對毛澤東形象造成重大傷害的當數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 醫生回憶錄》(簡稱《回憶錄》)。據多位在毛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書中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描述李到毛身邊工作之前的事，這部分內容要麼是道聽途說，要麼是自己杜撰。從該書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關系密切程度到了可談許多重大政治問題的程度，這與毛澤東的處事風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頗有某種神秘感的人物，就連周恩來等相處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于超越性和跳躍性的思維；考慮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賴，他不太可能和李談論有關黨內斗爭的事，毛應該很清楚這樣做的后果是什麼。 對毛和其他女子關系的描述同樣令人難以置信。沒有衛士長或秘書的許可，李不可能進入毛的房間。在毛不方便時，李更不可能有機會一睹內情了。 假如毛對李的信任程度真的達到可談重大政治問題，及特許李在任何情況下可徑入毛的房間(我相信毛寧可將這種私人感情給農民出身、跟隨他半生的衛士長李銀橋，也不會給交往不久、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李志綏)。那麼，李將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來，又算什麼呢？出賣別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一個小人的書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場呢？很遺憾，有不少人將《回憶錄》作為攻擊毛的又一顆重磅炸彈而反複使用；那不是出于無知和輕信，便是故意或別有用心。 世界大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則，出版商有權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話。《回憶錄》的內容顯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產國家領袖和他們不喜歡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對某些內容作擴充甚至誇張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懷疑中央情報局參與了此書的出版。 美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宣傳機器將自己的價值觀推銷給世界，當然包括對大人物進行美化整容或醜化。它不會放棄任何好機會將它的好惡強加于人。接收最成功美容手術的莫過于亞伯拉罕‧林肯，他被美化為解放黑奴的英雄總統，並被全世界所接受。如果您還記得林肯在南北戰爭時所說：“如果不解放黑人也能統一南方的話，就不那麼做(解放黑人)”，就該識破林肯頭上虛假的光環。 毛澤東私人醫生的特殊身分無疑頗具誘惑力，以此作為醜化毛的利器將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毛的對手們怎能不善加利用？ 《回憶錄》的出版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轟動。李應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暢銷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質滿足，對毛不讓他作衛生部長(本人根據知識分子一向的毛病予以猜測)予以報複后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烏呼。是死于被人利用的苦悶，良心發現后的深深愧疚，報複的心願總算了結，還是別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沒機會更正書的內容，或揭露該書背后的陰謀。 七、結語 本文因為篇幅所限並不能全面評價毛澤東，批評毛的文章實在是太多了。對毛澤東的辯護也不可能以此文結束，因為對毛澤東的詆毀還在繼續。 對毛澤東聲譽的維護，不僅應是中共的自覺行動，也應成為天下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實際上，毛澤東作為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遺產已和整個中華民族熔為一體，沒有毛澤東的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將黯淡許多。 在毛澤東身上更多地表現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識形態僅僅是他實現民族振興的工具。斯大林對毛的社會主義一直有所保留，一位美國學者曾講：“毛澤東是唯一有勇氣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人，如果他發現籍此不能帶來民族振興的話”。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會主義的模式和馬克思列寧的模式有很大差別。確切地講，毛的社會主義應稱“民族社會主義”才比較貼切。 中華民族是個英雄輩出的民族，而孔子、孫子、毛澤東則是為數不多的具國際影響力的中華偉人。當世界眾多軍事機構對毛的軍事思想進行深入研究，世界範圍的游擊隊將毛的游擊戰術作為必學內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國政治家們對毛推崇倍至，國際眾多學者窮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學思想和經濟發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國家將毛看成他們的力量和榜樣……，當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澤東頭像，作為炎黃子孫，您能毫無感覺？那里面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共產黨，只有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驕傲。 當全世界印度人盡力維護聖雄甘地的尊貴，美國人拼命美化林肯的嘴臉時，中華民族的成員們卻為了一己之欲而塗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們一定忘了，毛澤東在國際上已經成為這個民族優秀素質和豐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時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榮耀。他們是否意識到，一個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難稱“偉大”的，一個詆毀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視。 當作者讀到多篇由歐、美人士撰寫的為毛鳴不平的文章，作為毛澤東為之奉獻一生的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該深感欣慰，還是無地自容。 在由西方輿論和文化主導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顆我們自己的星，那就是毛澤東。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動起來，共同拭去上面的塵埃，恢複其原有的光亮；無需為其裝飾美化，他本來已經夠美夠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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