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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19 23:02:08瀏覽152｜回應0｜推薦0 | |
| 奧古斯都‧尼姆茨: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頌揚的締造民主飛躍的英雄(點計數：623)
-------------------------------------------------------------------------------- 作者：西方學人 http://www.pen123.net.cn 2003-3-2 8:23:28 士柏咨詢網 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頌揚的締造民主飛躍的英雄 奧古斯都‧尼姆茨著 東風等譯 譯者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奧古斯都‧尼姆茨 (August Nimtz) 在《科學與社會》（Science & Society）雜志1999年夏季號上發表長篇論文，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主運動的巨大貢獻，揭示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的深刻聯系。現將全文及注釋、參考書目翻譯如下。 August Nimtz: Marx and Engels--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Science & Society 63 (2): New York, Summer 1999. [摘要] 魯施邁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令人信服地論証了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在19世紀末的民主飛躍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但他們的論述過于偏重結構性因素，從而忽略了主觀能動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歐洲工人在政治上的自我組織做出了旁人無可比擬的貢獻。因此，他們為民主飛躍做出的貢獻是決定性的，並且這一貢獻絕非無意間做出，而系有的放矢。與通常的描述相反，他們之所以能發揮這樣的作用，恰恰是因為他們是堅持不懈地努力在工人運動內部實現其政治見解的最早和最舉足輕重的政治活動家。通過在國際工人協會和德意志工人運動中的活動，他們得以從自己對1848年革命和其后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的親身參與中總結出重大經驗教訓，從而播下了工人階級獨立政治行動的種子。 在廣受好評的著作《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中，魯施邁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141頁)令人信服地論証了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的壯大以及工人階級自我組織能力的提高對于民主的決定性飛躍是最為至關重要的。”同戈蘭‧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77）先前的分析一樣，1 他們也發現，工人階級的成功經常依賴于他們與其他階級如農民和中產階級的聯盟。 三位作者強調，他們得出該結論所運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結構性條件而非政體變遷的過程性分析”（第33頁），盡管這一框架並不完全忽視過程。然而，由于對結構性因素的優先考慮，魯施邁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階級的政治化過分地描繪成事先決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傾向。從他們給出的解釋來看，認為“工人階級，不像其它下層階級，具有自我組織的能力” （第6頁）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正如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對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工人運動的總體評價中指出的，“罷工以及組織起來的意願和將雇主階級（‘資本家’們）視為主要的政治對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1987，第127頁） 本文認為，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自我組織，包括同其他階級結成聯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識的領導和組織，即主觀能動性。在這一方面，沒有哪兩個人比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麼，由此推論，與普遍接受的觀點正相反，沒有哪兩個人對民主的飛躍所做的貢獻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雖然他們對民主的歷史貢獻已經被令人信服地記錄、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 Gilbert, 1989）, 本文卻首次明確地把他們的政治活動和主張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民主飛躍聯系起來。為了論証這些有重大意義的觀點，哪怕是象本文這樣的初步嘗試，也有必要超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僅僅視為知識分子和理論家的那種司空見慣的描繪，從而認同他們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們視為結成一個政治團隊的革命活動家。2 我將按時間順序考察他們的實踐活動，以說明他們對于民主飛躍的貢獻絕非是無意間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第一部分：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 要領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民主化進程的貢獻，就必須看到，他們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環境中接觸的團體雖然思潮龐雜，但卻至少具備一個共性，即對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輕視。實際上，是英國的憲章運動而不是當時存在的社會主義教會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爭對于工人階級的重要性。4 更具體地說，是憲章派為爭取政治民主，即通過其六項綱領（男性普選權；秘密投票；取消財產限制；年度議會；議員支薪；及選區平等）來擴大公民權和公民的自由權利所進行的斗爭對兩位年輕的德意志激進主義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為了教育《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德意志讀者，恩格斯還同時強調，憲章派中的無產階級派別需懂得他們要求政治民主的斗爭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僅僅是要求社會平等的手段。 “憲章主義的民主和過去一切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民主的區別也既在這里。”（1845，第524頁） 憲章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資產階級對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著至關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階級的背叛。這一歷史經驗並未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較激進的英國無產階級忘卻。5 下面即將討論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背叛，則書寫著沉痛的教訓：工人階級唯有通過自身獨立的政治行動才能得償所願。馬克思和恩格斯將賦予這一結論以革命性的內容。 還要記住的是，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很早就得出了只要社會不平等，也就是階級社會存在，真正的民主 即“人民主權”就不可能產生的結論。與其他社會主義者和自詡的共產主義者不同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只有與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相聯系時尋求社會正義的斗爭才能取得成功。這樣，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就是民主革命， 爭取政治民主是被壓迫者准備掌權和自治的最佳陣地。 德雷帕（Draper）的洞察力幾乎是無以倫比的，他指出“馬克思是第一位把為不斷擴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權而進行的斗爭視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必由之路的社會主義者……他首次把以徹底的政治民主為目標的斗爭和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斗爭融為一體”（1977，第59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是唯一有能力和動力去實現“人民主權”的階級，並以此為基石，第一次為共產主義派別，即在廣闊的社會主義運動中通常把希望寄托在無產階級身上的那一派制定出明確的綱領，從而澄清了它和民主斗爭的關系。以恩格斯撰寫的草稿為借鑒，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第二部分“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融入了這一立場的精髓：“共產黨人的最近目標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標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接下來，正如這一部分隨后所說，“爭得民主”。（1848，第498頁，第504頁）6 因此，對于他們所描述的“民主政黨”中最“先進”或者最“激進”的派別共產黨人來說，爭取政治民主的斗爭是一項根本的任務。 必須強調的是，在從激進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拋棄前者。恰恰由于他們從來沒有將政治民主本身視為目的，他們便毫無疑慮地支持把它作為社會主義變革的手段。 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論戰式文章中寫道：和憲章派一樣，德意志無產階級“不僅能夠而且應當參加資產階級革命，因為這個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絲毫也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當做自己的最終目的。”。（1847，第333頁）對這一觀點的澄清把共產主義者同其他民主主義者區別開來。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最先進的派別 □ “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也不能理解“假如無產階級（當其掌權時）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這一轉變，“那麼這種民主對于無產階級就會毫無用處。”（1847，第350頁，第355頁）。7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雖然只是一種手段，但卻是實現社會主義變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須為此而斗爭並捍衛它。當1892年一位批評家指責馬克思和恩格斯忽視了民主統治的形式時，恩格斯反駁道：“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複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一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斗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后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第271頁) 唯有在此處我們才能夠注意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中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無國界作為前提，而這恰恰是因為“工人沒有祖國”，如《宣言》所述。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及民族自決 ── 如波蘭和愛爾蘭 ── 和民主的擴展緊密相聯。同布魯塞爾和其它地方的民主運動中的活動家們一樣，他們早在1845年就已賦予這些立場以內涵。這與他們在1847年組建第一個有組織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政黨──即發表《宣言》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努力相關聯。他們認為，建設共產主義組織應和推進民主斗爭攜手共進。正因為“民主之戰”的勝利是社會主義變革的先決條件，共產主義者必須在這場戰役中被組織成最堅定的戰士。在這一觀點的武裝下，他們立刻著手為歐洲的民主運動特別是它的無產階級部分提供能動力量。 第二部分：1848年的經驗教訓 隨著巴黎、維也納起義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發，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們的戰略付諸他們為之樂道的“歷史的真實運動”的檢驗。他們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為剛剛出版的《宣言》補充一個針對德國的具體的綱領，被稱之為《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宣言》──在很多方面僅是一個預見性的聲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戰略的綱要。在為民主而進行的斗爭中，共產主義者應該聯合“資產階級，無論何時只要它採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對絕對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資產階級。”恩格斯1888年譯文中的“無論何時”其原文是“一旦就”，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產階級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將論及，這種期望被后來發生的事件証明是不正確的。（1984，第255頁） 《要求》為德意志進行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列舉了17種措施，包括了一些來自憲章派的綱領，為這一總戰略做出了意義重大的調整。8 他們沒有將小資產階級視為敵對勢力中的一份子，而是號召這一階級與無產階級和“小農”聯合起來為《要求》而戰。將小農包括進來並要求結束他們的封建義務的號召非常引人注目，因為《宣言》對待農民的方式使人們廣泛接受一個神話，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農民。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稱為“人民聯盟”9 或在其它情況下稱為“民主”的聯盟正是他和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為“贏得民主之戰”而竭力打造的階級聯盟。如宣言中所解釋的，在那場勝利之后，“反對資產階級自身的斗爭即將展開”──這正是他們后來所說的“不斷革命”。 在他們新的總部科隆，馬克思和恩格斯尋求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實施他們的想法。一個直接的障礙是工人運動對人民聯盟的宗派主義態度。受到在另一種背景和時間條件下會被診斷為“經濟主義”的問題的困擾， 同盟的成員們──他們同時還領導著德意志雖小卻極具戰斗性的工人階級，該階級的主要構成是手工業者，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是問題的物質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利益可以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得到增進，因此認為與較廣泛的民主運動，特別是與小農和小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是沒有必要的。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駁了這條路線，他們仍然通過對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達一年之久的參與，不止一次地同這一傾向作斗爭。這些都說明，工人們，至少在他們當時的發展階段，必須被爭取過來為民主而斗爭。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種積極的能動力量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們對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慮是這一宗派主義傾向的基礎。這樣一種擔心，即一旦資產階級確立起基本的民主權利以增進他們與封建貴族相衝突的利益之后，他們就會將任何解決社會問題的努力拒之門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憲章派的經歷吧）。《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認識到這一問題，于是在最后一部分號召一旦贏得民主斗爭的勝利，“立刻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基于接下來一年半的時間里他們以及工人運動的實際經歷，他們將能夠對這一粗略的建議進行詳細的闡述，以便在將來革命爆發時對付資產階級。 在直接參與德意志事態發展的一年期間，馬克思和恩格斯訴諸了各種戰術和戰略的轉換──如暫停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決定──以便創建人民同盟這一他們堅信將維持“不斷革命”的聯盟。他們的總的戰略是推動民主革命盡可能地向左發展，從而為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們的報紙《新萊茵報》和由馬克思領導的編輯班子成為了逐漸被稱之為“馬克思黨”的有效的政治和組織中心。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在這段風起云湧的日子里，以“民主機關報”為副標題的《新萊茵報》──“德國最大的、讀來最具激情的報紙之一”（Felix, 1983, 第84頁; 參看 Sperber, 1991, 第212頁）──是全德意志最堅定的爭取民主的聲音。到1848年深秋時，馬克思已成為日益遭受威脅的民主空間的最富戰斗性的捍衛者們事實上的領袖了。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懷疑資產階級會試圖將革命僅僅局限為一場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連資產階級是不是會發動這樣一場革命似乎都不太確定。事實上，是人民大眾在三月充當了民主革命的排頭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個月的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結論：德國的資產階級在完成這場民主革命方面並沒有任何興趣。正如馬克思向《新萊茵報》讀者們解釋的那樣，與英國、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同，德意志的資產階級在開始覺醒的同時，不幸地發現他們的掘墓人無產階級也開始要求他們在太陽底下的位置，具體而言就是要求解決社會問題。盡管法國工人階級在那年六月舉行的史無前例的起義最終被淹沒在血泊之中，他們對在德國發生“不斷革命” 的恐懼導致他們在民主革命問題上猶豫不決。他們的猶豫使得普魯士封建聯盟奪取了主動權。 中產階級激進民主派也表現不佳。他們優先考慮的一直是寫出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自由的憲法。然而，當面臨是動員革命的群眾捍衛憲法還是向反對憲法的普魯士君主腓特烈四世投降的選擇時，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于后者。他們的卑躬屈膝使反革命更為猖獗。到1849年春天，馬克思和恩格斯被命令離開科隆。幾個月之內，剩下的民主斗士們──馬克思和恩格斯試圖召集他們，但沒有成功──不是被殺，就是被監禁或者流放了。在法國，類似的過程也在進行著，盡管，像在德國發生過的那樣，反革命還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才能取得完全勝利。 流亡倫敦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過去兩年的教訓進行了認真的提煉整理。在他們拿出的各種各樣的總結清單中，有關德意志事態的當數《1850年3月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最為重要。這篇文章是專門為已經恢複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幹部而寫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通過獨立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民主之戰”才能獲勝，才能確保“不斷”進行下去。和開頭一樣，這篇文獻以如下的告誡結尾：[德國無產階級]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盡快採取自己獨立政黨的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能因為聽信民主派小資產者的花言巧語而動搖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組織的信念。他們的戰斗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Marx and Engels, 1850, 第287頁.) 這一結論暗含了一個論斷，即他們一直加以促進的人民聯盟的有效性取決于無產階級在政治和組織上的強大。經驗表明，作為如果工人階級不堅定的話，其盟友之一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將會左右搖擺。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沒有給予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以足夠的重視──如暫停同盟的決定──進行了自我批判，並且在文章中闡明了下一次高潮到來時應該怎麼辦的問題。特別有意義的是是他們有關選舉程序的建議，這同樣是基于過去兩年的實際經驗。工人候選人應該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候選人同時參選，有可能的話最好是同盟成員。“甚至在工人毫無當選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估計自己的力量，並公開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和自己的黨的觀點。”同樣，工人也不應該被小資產階級散布的所謂工人候選人會分散選票從而使得反動分子有可能當選的指責所欺騙。“無產階級政黨用這種獨立行動所能取得的進展，比起幾個反動分子參加國民代表會議所能造成的害處，不知要重要多少。”（第284頁）為了明確說明至少對德國而言選舉道路作為工人奪權的手段是沒有指望的，他們闡述了獨立的工人武裝運動的所應該採取的步驟。 本質上，《告同盟書》在實際經驗基礎上，對《共產黨宣言》最后部分有關保持“革命的不間斷性”的需要的粗略提議進行了詳細的補述。這一路線不僅同他們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的言論完全一致，而且，最有意義的是，它也將成為他們以后參與工人運動的永久性指導框架。 第三部分：工人運動的複興 1848年革命失敗以后階級斗爭處于低谷的十年中，“馬克思黨”預計到他們這個小小的派別將被賦予為無產階級運動再度提供能動力量的新機遇，並為此進行了准備。雖然這一階段的優先任務是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研究和寫作，“馬克思黨”也不時地介入政治。例如，憲章派發起的“工人議會”運動──這是革命處于低潮時英國工人階級獨立政治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創舉──于1854年舉行成立大會，馬克思勸導英國工人需要成立自己的政黨，“在全國範圍內把勞動者階級組織起來”，從而組織起“社會和政治力量”。（1854，第51、58頁） 俄國農奴的解放和1859年美國約翰‧布朗起義的失敗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其視為“一個新的革命時代”的先驅，而他們宣稱這個時代在1863年已經開始了。在他們看來，在這兩個運動中間，美國結束奴隸制的斗爭對于民主運動在歐洲的複興和在世界範圍內的推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馬克思在1864年祝賀亞伯拉罕‧林肯連任的信中間接提到了這一點：“歐洲的工人堅信，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開創了資產階級取勝的新紀元一樣，美國反對奴隸制的戰爭將開創工人階級取勝的新紀元。”（1864，第20頁）11 國際工人協會 馬克思致林肯的信是代表剛剛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個國際性的工人組織，即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撰寫的。此外，它也是複興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團結林肯政府、反對懷特霍爾親南部同盟政策的產物。他們對于把工人利益融入政府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他們對于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造成的后果進行理智思考的開端──這恰是馬克思信中的要點。國際工人協會成立于1864年9月，宗旨是為各國的工人說話，幫他們積聚力量。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創建工作，但他幾乎從一開始就成為了這一新組織事實上的領袖。 馬克思的總戰略（由于恩格斯在1870年之前一直在曼徹斯特，馬克思負擔了最初幾年的大部分工作）是使得最初構成組織的差異極大的各政治力量至少是在字面上接受他的兩個最基本的信條並通過有耐心的斗爭將它們變為現實。為了長期維持這一組織以把大多數成員爭取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來，耐心是必需的。在協會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馬克思指出了應當銘記的兩個要點：“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以及“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1864，第12、14頁）。這些最初莊嚴載入“宣言”的信條當然也是工人階級獨立政治運動的前提，這也正是1848年獲得的主要的政治教訓。 事實上，構成總委員會──協會的執行機構，也是馬克思進行日常活動的舞台──的大多數派別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工人階級獨立的政治行動。有兩方面最為棘手：第一，英國工會領袖雖在口頭上支持工人階級獨立的政治行動，但在行動上卻與資產階級領導的自由黨站到一起──自由黨－工聯聯盟由此而來；第二，則是對工人必須“奪取政權”這一信條持原則性反對意見的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者。 例如，工會領袖企圖使總委員會支持善意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客，但沒有成功。馬克思對此極力反對。他對恩格斯寫到：“我們不能做實現卑鄙的議會野心的台階……（否則）我們為使英國工人運動擺脫資產階級和貴族的一切監護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會前功盡棄。"（1865，第92至93頁）另一個例子是工聯主義者不願批評自由黨首相格累斯頓對愛爾蘭的政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和愛爾蘭自治運動的支持者，馬克思覺察到了他們和格累斯頓之間的“眉來眼去”，于是有意識地要在這兩方之間打入一支楔子。在一場縱貫了三次委員會會議的辯論中，馬克思抓住每一次機會揭露和譴責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問題上的自由主義的偽善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項動議。（見IWMA, 1974, 第176至196頁）由于不能戰勝馬克思對他們的政策的反對，英國工聯主義者最終于1871年夏天之前退出了國際工人協會。12 同馬克思的樂觀估計相反，他們的退出實際上預示著自由黨－工聯聯盟的鞏固，這正是獨立的工人政黨遲至1893年才在英國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 多洛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對自由黨－工聯聯盟的起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見解──和前邊對憲章派的討論相關──也解釋了馬克思的反對立場： ……憲章運動結束以后，在求助于自由黨的過程中，以前的憲章派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曾經是這一運動實質性組成部分的社會方案，而僅僅關注于政治問題，從而與一直得到人數可觀的議員支持的(資產階級)激進主張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正是憲章運動的內容使得同這樣的一個集團間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直到十九世紀末工人階級獨立政治運動再次複興的時候，這已被埋沒的社會方案才重新成為英國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Thompson, 1971, 第15頁) 以前就曾受到憲章派的啟發，馬克思這一次的反對立場是為維護憲章派具有歷史意義的綱領的精神實質所進行的在當時的階段下並不成功的嘗試。 在馬克思處理與工會領導人的關系時，一個特別具有挑戰性並且不時困擾馬克思的問題是工會領導人對改革同盟的參與。改革同盟作為主要由工人階級組成的組織，在群眾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迫使國會制定了1867年改革法案。這一世紀中葉的改革將普選權擴展到了幾乎一半的英國男性家長。（Smith, 1966, 第236頁）改革同盟是于1865年在馬克思的熱情支持下由總委員會幫助成立的。（Marx, 1865a, 第158頁）14 在他的敦促下，總委員會同意其在同盟內的成員只能支持普遍的男性選舉權的要求。 然而一年以后，馬克思報道說有兩名工會領導人“已經在改革同盟中出賣了我們，他們在違背我們意願的情況下與資產階級達成了妥協。”（1866a, 第314頁）他們倆向同盟內僅僅支持家庭普選權的自由資產階級分子屈服了。結果，馬克思從同盟中退出，以聲明同盟的選舉改革運動事實上已偏離了應有的方向，自由黨－工聯聯盟得以鞏固，以及工會領導人從第一國際以及工人階級政治中退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工聯主義者的行動反映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他們無法超越工聯主義的思想意識。馬克思在1866年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上為工聯主義這一疾病號了脈並提出了治療的方案: “ 工會過多地與資本只是進行地方的直接的斗爭，它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它們是反對雇佣奴隸制度本身的一種多麼大的力量。因此它們幾乎完全不過問一般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現在它們必須學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覺地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偉大任務。工會應當支持這方面的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工會應該向全世界（法文和德文版為“廣大工人群眾”）証明，它們絕不是為了狹隘的利已主義的利益，而是為了千百萬被壓迫者的解放進行斗爭。”（1866b, 第191至192頁） 馬克思的分析預見到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寧的《怎麼辦？》──工人運動中的“經濟主義”問題──以及霍布斯鮑姆前面提到過的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非不可避免性。他再一次清楚地懂得了主觀能動性的必要性。 為了反擊巴枯寧主義者的“放棄主義”路線──原則上反對參與政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于倫敦舉行的特別會議上決定國際工人協會應當採取毫不含糊的立場支持工人階級獨立的政治運動。恩格斯反駁道：放棄主義聽上去似乎很革命，然而它“將會把[工人]推向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他繼續論述到政治運動對工人是必需的，因為它“為革命進行准備……和教育工人進行革命。”為避免“資產階級政治”的致命圈套，“工人政黨不應當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綱領。”這樣，工人不僅在捍衛基本的民主權利上存在著固有的利益，也有義務這樣做，因為它們的存在給了他們進一步爭取本階級利益的空間。“政治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里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 (Engels, 1871, 第417至418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頂住了巴枯寧分子的強烈反對，贏得了大多數代表的贊同。他們被授權起草會議達成的決議，一個月以后，他們向總委員會提交了現今著名的“九、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這一決議融合了辯論中的多數派立場。決議重申並詳細闡述了國際工人協會的“宣言”與“章程”中的兩個關鍵的信念：“……工人階級在它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証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路目標──消滅階級”（Marx and Engels, 1871, 第427頁）。一年以后一個更具代表性的會議在海牙召開──來自15個國家的64名代表與會，實際上是國際的最后一屆代表大會──批准了這條路線。附隨九號決議的另外兩個倫敦決議也在海牙會議上被批准，號召國際工人協會各部門開始積極爭取“農業生產者加入工業無產階級的運動”和“在工人階級當中成立婦女支部”。（同上，第424至426頁，第686頁）15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促動下，兩個決議均明確指出，工人階級的獨立的政治運動既不局限于某一性別，也不和至關重要的工農聯盟相分離。（隨后論及） 倫敦和海牙決議的歷史意義在于，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它們構成了第一個明確的要求最終成立歐洲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的國際號召。雖然決議的附諸實施還有許多事需要做，但它們以第一國際道義支持的權威名義鼓舞著朝這一方向努力的各派力量勇敢向前。 國際的遺產 根據他們在政治問題上的一貫做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會的授權下立即把決議條文化並加以發表。當然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為了促進工人獨立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在已經設立了國際工人協會支部的國家，也是為了抵制自由黨－工聯聯盟和巴枯寧主義的觀點。因此，保持海牙決議的綱領完整性是尤為重要的。出于這個原因，1889年恩格斯把整理完成尚未出版的馬克思的兩卷《資本論》（馬克思已經于1883年逝世了）的任務向后推遲了半年。。到那時為止，工人政黨的數量已經有了顯著的增加。事實上，每一個歐洲國家──英國顯然是一個例外──都有了這樣的政黨，雖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16 可以理解的是，重建國際工人協會或者是一個新的國際的躁動正在增長著。雖然恩格斯並不肯定時機是成熟的，但為了捍衛海牙的成果他被迫參與到這場衝突中去：“就是這一點，而且也僅僅是這一點，使我對這件事情這樣認真。……我們在1873年以后從無政府主義者手里奪得的陣地，現在受到他們的繼承人的攻擊，所以我沒有選擇的余地。”（1889，第277頁）他的勝利最終導致了后來的社會主義國際或第二國際的建立──這一組織直接滋養了歐洲的群眾性工人政黨。 特別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無數的時間用于指導德國、法國、英國、俄國、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挪威和美國的馬克思黨成員和支持者們如何實施海牙決議。17 為達到這一目的，恩格斯為馬克思填遺補缺，成為世界各國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寫信求教的對象。即使是在歐洲最后一個建立工人政黨的主要國家英國，也至少是間接地受益于馬克思黨的活動。恩格斯給馬克思最小的女兒埃莉諾──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早期倫敦東區工人運動高漲的主要領導人──的建議有助于推進這場斗爭。18 馬克思和他已經預見到，一旦英帝國主義海外收益中留給工人階級的面包屑開始減少，英國的工人就會開始行動了。之后不久，也就是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之前兩年半，最終成為英國第一個群眾性工人政黨的獨立工黨的成立對恩格斯而言即是對他們展望的肯定。然而，恩格斯對于新政黨的領袖並沒有抱有任何幻想，他寫道：“我將依靠群眾使領導人恪守職責。” (1893a, 第248頁) 在逝世前兩年，恩格斯在蘇黎世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這次大會是第二國際的前驅，來自18個國家的工人政黨和社會主義團體的400多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以他的已故戰友的名義接受了這些榮譽。“馬克思已經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現在還活著，那麼在歐美兩洲就不會有第二個人能懷著這樣理所當然的自豪心情來回顧自己畢生的事業。”(1893, 第404頁) 蘇黎世會議是一個恰當的場合，因為就是在這里，反對工人階級政治行動的無政府主義者被決定性地擊敗了。被採納的決議“敦促所有國家的工人為政治權利進行斗爭，從而贏得政治權力，進而把它從一個資本統治的工具變為工人階級解放的工具。”（MECW, 第27卷, 第621至622頁）。對恩格斯而言這証明了，正如他和馬克思所認為的，海牙大會后第一國際的解散不是標志著衰弱而恰恰標志著強大。“各國的無產階級得以以自己的形式自主地組織起來。這一點實現了，因而現在國際要比從前強大得多。” (1893, 第404至405頁) 在仍然是對國際工人協會最權威的評價中，兩位作者科林斯和亞布拉姆斯基寫道：“盡管存在的時間較短，這一組織改變了世界歷史……國際是第一個對歐洲政治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工人階級的組織。如果說國際積極促成了歐洲早期勞工組織的形成和鑄就，那麼在很大程度上這歸功于一個人──卡爾‧馬克思。” （Collins and Abramsky, 1965, 第v頁） 第四部分：德國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際中的積極活動和他們幫助建設第一個獲得成功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努力是相輔相成的。作為總委員會中德意志運動的正式代表，馬克思運用這樣的關系在國際中推動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綱。例如，在倫敦會議的辯論中，馬克思特別引証德國黨為例說明工人階級在議會中擁有自己的代表的優越性。(1871a, 第617頁) 同時，建設國際工人協會的成功也有助于他們塑造德國黨──他們極為關注的全國性政黨。 在馬克思葬禮上，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 的威廉‧李卜克內西說馬克思“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我們黨的締造者。”（Engels, 1883）李卜克內西比黨內任何一個人都更了解馬克思的貢獻。自從1862年他作為馬克思派的代表回到德國參加新近複蘇起來的工人運動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他一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進行不懈幫助以及初期階段在經濟上進行資助的對象──盡管他們對他在政治上有很多保留。回顧過去，他對工人運動最大的貢獻在于1865年為馬克思主義流派吸納了當時24歲的奧古斯都‧倍倍爾。大體上是他們倆一起在1869年的德國負責建立了自老共產主義者同盟之后第一個公開認同馬克思主義綱領的組織。自1875年統一的德國黨在現今聞名的哥達合並代表大會上建立以來，德國沒有人比倍倍爾更緊密地和馬克思恩格斯工作在一起，也沒有人獲得過他們更多的信任。 反對拉薩爾主義 如果英國工人階級獨立政綱的主要阻礙是對自由派資產階級抱有的幻想，那麼在德國則是對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所代表的封建貴族派的幻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國工人運動的這一缺陷歸因于他們以前的盟友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他的思想甚至在他1864年去世以后仍舊產生著重要的影響。指望俾斯麥把幫助工人作為對工人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回報，以及獨裁的工作方式，構成了拉薩爾主義的核心特點。通過國際工人協會，並和德國的支持者一起協作，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成功地建立起了以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綱為基礎的新運動。 在1848年到1849年一系列的事件中德國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支援了拉薩爾所持的工人應該警惕他們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總結德意志革命所得出的清單中也是這麼說的。但是象拉薩爾那樣由此得出容克地主中的“開明”派是應該依賴的對象的結論，則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一個根本論斷──拉薩爾對此也是表示同意的，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工人奪權的前提。與封建容克地主的結盟是倒退的一步。但是，考慮到德國工人階級尚不壯大，因而自身無力奪權的處境，他們中很多人覺得如果資產階級不可信賴的話，那麼也許封建貴族中的一些人可以信賴的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走出這一歷史困境的答案是以工農聯盟為核心的人民的聯盟。恰恰因為拉薩爾主義者鼓吹工人與俾斯麥的封建主－君主聯盟結盟，他們不是忽視就是貶低了與農民的結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傳工農聯盟的同時，盡其所能地讓這一政黨轉向相反的方向。 他們塑造德國運動以消除拉薩爾主義影響的最公開的努力──他們大部分的參與行動是以私人通信或是偶爾的會議的方式開展的──是1865年恩格斯的小冊子《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的出版和宣傳。這本被廣泛閱讀和討論的小冊子的核心，是倡導與“反動”派俾斯麥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兩者相分離的工人階級的獨立組織。但是，這兩者中的后者對工人而言代表著一種進步，因為它的傳統綱領──公民自由和基本民主權利──是工人階級“為取得最終的勝利所必需的”武器。（1865，第77頁）然而，正如1848至1849年所昭示的，自由資產階級在推動其自身的綱領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過，在任何條件下，工人政黨都有義務為“資產階級自由”而斗爭。 為取得勝利，工人政黨必須和農業生產者聯合起來：“在農村無產階級還沒有卷入運動的時候，德國的城市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絲毫成功。”有了這條建議，恩格斯的小冊子當之無愧的成為了指導德國革命的《宣言》綱領的補充。1894年，恩格斯在馬克思黨對農民問題最為詳盡的闡述《法德農民問題》一書中，為兩國工農聯盟把農民中的小塊土地占有者爭取到自己一邊提供了具體的建議。 最終，任何來自俾斯麥的“波拿巴主義”政權的提議都要受到質疑。只要俾斯麥還想利用工人運動反對資產階級，他就必須容忍工人運動的存在。“一旦這個運動把工人變成獨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這樣的情況就會立即結束。”十三年后，當德國黨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一個具有自己議程的群眾性工人政黨時，恩格斯的預言因為這位首相以他的《反社會黨人法》的名義將德國黨宣布為非法而得到了証實。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程度上在運動中取得了成功，但清楚的是，從1875年哥達合並代表大會建立了統一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直接的前身）這一結果來看，被他們稱作 "惡臭"的拉薩爾主義還沒有消失。合並綱領──后來被稱為《哥達綱領批判》的馬克思未公開的備忘錄的主題──在他看來“徹頭徹尾地感染了拉薩爾宗派對國家的忠順信仰” ( 1875, 第97頁)，這一信仰就是對俾斯麥所抱幻想的基礎。他尤其反對其中一條有關工人階級的論述，“對它（工人階級）來說，其它一切階級只組成反動的一幫。”雖然他沒能說服他們的支持者刪除這條政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李卜克內西壓制了馬克思的批判19──當這一條再次出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1891年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採納的綱領上時，恩格斯成功地把它刪除了。 使得黨的領導人尤為恐慌的是，恩格斯的策略是在代表大會之前首次公開了馬克思的《批判》。他還直接寫信給持同情態度的黨的領導人。在給卡爾‧考茨基的教誨信中，他詳細闡述了馬克思強調的各個要點。措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它壓縮了革命的進程，而沒有看到必須經過的不同階段──特別是工人階級在掌權以前必須參與的聯盟。除了工人階級，將所有其它階級都視為“反動的一幫”是這個聯盟的障礙。“只要我們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自己奪取政權並實現我們的原則，嚴格地講，對我們來說就談不上什麼反動的一幫，不然，整個民族就要分為反動的多數和軟弱無力的少數”。 (1891, 第409頁) 最后綱領上刪除了這一措辭以后，恩格斯滿懷信心地告訴一位親密的支持者，“拉薩爾最后的痕跡已經被抹去了。” (1891a, 第594頁) 雖然他不能把他所有的期望都放進《愛爾福特綱領》中，如我們所已知的──綱領沒有把他對于“民主共和國”的號召融入其中──但它是對《哥達綱領》的重大改進，也得到了恩格斯總體上的認可。 改良主義的問題 與恩格斯希望的相反，拉薩爾主義繼續困擾著德國黨。沒有什麼比拉薩爾主義在選舉過程中散播的幻想更清楚地表面了這一問題。根據拉薩爾派，通過選舉，工人將能夠從俾斯麥主義的政權中獲得讓步。早在1867年德國工人代表已被選入帝國國會，這是歐洲工人政黨中的首例，從而無疑助長了該幻想。然而事實是直到一戰結束，德國仍舊有一個非選舉產生的行政機構，不受政府立法機構的制約，也缺少對公民自由權利的憲法保障──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絕不是對國家選舉過程無足輕重的限制。 他們第一次明確反對“國會侏儒症”──即錯誤的假定立法領域構成政治的全部──的努力是他們1879年給黨的領導人的私人備忘錄──《通告信》。一年之前俾斯麥的禁黨令激起了一場關于黨在議會內的代表──豁免于此禁令的帝國國會黨團──的作用，即其同選舉產生的黨的領導層的關系的內部爭論。由于作為一個團體的議會黨團傾向于黨的隊伍中的右翼，這一問題具有額外的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尖銳的批評了領導人中的一派，其中包括了年輕的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未來的“修正主義之父”。他們發表了一份“宣言”，號召放棄黨的無產階級傾向並轉向，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有教養的和有產的階級”。這並不是偶然，那些想轉向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人正是難以容忍黨員群眾對議會黨團的批評的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和他們同一立場的人澄清道：“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患了議會症，以為有了人民的選舉，當選人就體現了一種神聖的精神，可以把黨團會議變成絕對正確的會議，把黨團決議變成不可違背的原理的神聖精神，難道不是這樣嗎？”（1879，第400頁）在這一將會使二十世紀許多工人政黨──只要它們存在議會成份──苦惱的問題上，他們堅持認為議會成份服從黨的整體意志的原則必須得到維護。 雖然爭論看上去是以使每個人都滿意的方式解決的，但他引發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選舉政治與革命以及黨內延續下來的改良主義的問題。在俾斯麥當政的德國的特定環境中──討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其它地方的看法會使我們走得太散──他們毫不含糊地認為走議會路線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Marx,1872, 第255頁; 1878, 第248頁) 同其他地方一樣，在德國，選舉是重要的，但並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該書被黨的機關報在涉及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時摘錄過──中得出結論說：“普選制是衡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恩格斯強調道，“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表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1884, 第272頁) 深知俾斯麥的審查制度，恩格斯的比喻不能像八年后在法國黨從選舉中獲益時，對保爾‧拉法格論述有關選舉對革命進程的價值這個相同的觀點時那樣直接： 你們現在可以看到，四十年來，只要善于使用，普選權在法國是多麼好的武器！這要比號召革命緩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確切地指明哪一天應當號召武裝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穩地肯定，只要工人們合理地使用普選權，就能夠迫使當權者破壞法制，就是說，使我們處于進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892a) 因此，毫無疑問的是，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之下的選舉僅僅是手段而已，他認為選舉是決定何時訴諸武裝斗爭的最好的“標尺”。20這一觀點以及選舉運動所表明的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的程度永遠是他用以判斷德國黨選舉成果的框架。 由于德國黨在馬克思逝世后取得了主要的選舉成果，對德國黨在立法領域內的綱領性事務進行指導的重任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有關這個問題，這里是無法盡述的。恩格斯所有建議的中軸在于再次提出了工人階級獨立政治運動的必要性。 盡管在建設德國黨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很多，但是他們冷靜地對待這些成就。他們把希望寄托于黨員群眾，而不是其領導人。這種做法確定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而其在禁令之下並不是完全可能的。一旦1890年禁令解除后，恩格斯就堅持建立更廣泛的民主機制，同時提出了反對官僚化傾向的警告。(Draper, 1985, 第263、273頁) 大約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的半年，恩格斯寫到倍倍爾“以充分的根據訴說黨正在資產階級化。這是一切極端黨派剛剛成為“可能的”政黨時的不幸。" (1894, 第344頁) 倍倍爾悲嘆的改良主義趨勢早在1879年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中就已經被診斷了，即恩格斯后來所說的“機會主義”。對倍倍爾的評論，恩格斯回應道：“如果我們的黨不背叛自己，我們就不能在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同上）同恩格斯的期望相反，唯有后來的事實會表明，“資產階級化”的趨勢事實上已經逾越了“特定的界限”。“議會病”已經惡化為“修正主義”之癌了 盡管有著諸種缺點，未來也走入歧途──這里，基本上同樣是從事后來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楷模，但不是因為其它國家的黨仿效了它，而是因為它似乎展示了產業工人階級為政治目標而組織起來的巨大潛力。”(Steenson, 1981, 第xi頁)21 就此而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部分： 結論 早在184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得出結論，認為無產階級將會是政治民主最堅定的斗士──這正是150年后魯施邁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所確証的。到1848年時，他們已經認為，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包括小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聯盟是“贏得民主之戰”──也是社會主義變革的前提條件──的最有效的聯盟。在他們參與1848至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過程中，他們懂得了必須發動一場斗爭，從而把工人爭取到民主革命這一邊來。他們從革命中汲取的主要政治教訓──除卻資產階級不再有為政治民主而斗爭的意願的結論之外──是聯盟的有效性取決于工人階級獨立的政治行動。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在這一結論上是獨一無二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世紀其他的人物，他們為實現這些結論而投入到積極的運動中去。 第一國際是他們將觀點付諸實踐的手段。在馬克思恩格斯耐心且持久的努力下，到國際工人協會終止時，領導人中的明確多數積極地信奉了他們的觀點。倫敦和海牙會議的決議要麼為群眾性工人政黨播下了種子，要麼推動了已經啟動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的進程。進而，他們也為第二國際奠定了基礎，正是第二國際直接為群眾政黨提供了養分。對于所有這一切，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他們在第一國際取得的成功為影響德國工人運動提供了優勢，而這一成功反過來又為國際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德國黨中同在國際中一樣，他們耐心和持久的工作對于將獨立工人階級政綱變為現實是不可或缺的。檔案清楚地表明，在這兩個組織中的任何一個，這一結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歐洲無產階級從政治上自我組織起來的活動中發揮的主觀能動作用既不是偶發的也不是無意的。在每一個階段，他們都有意識的依照他們的理論觀點行事以實現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綱，並作為他們實現“不斷革命”長期戰略的一個部分。沒有他們的介入這一結果會不會出現──例如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黨會不會組建──可能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可以說的是，在國際工人協會和德國運動中，在面對企圖折衷或是反對這一觀點的頗具影響力的勢力──從拉薩爾派和自由黨－工聯的擁護者們到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者──時，他們代表著維護工人階級獨立政綱的最堅定的聲音。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任何機構會採納這一見解。換言之，有意識的努力即主觀能動性是必需的。 他們的成功並不否認俾斯麥的不讓步態度──或者德國現實的其它“特性”──是德國黨成功的促動因素──因為這限制了那些願意尋求機會主義選擇的人的機動空間。它也並不否認在恩格斯逝世后最終腐蝕了黨的議會病。第一種情況即德國狀況的“獨特性”，如果確實存在的話，充其量對于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實現加上了結構性限制。決不能說它是工人階級獨立政綱的決定性因素。就第二種情況而言，黨同馬克思主義的決裂正好發生在恩格斯逝世后，這証實了他們在世時的主觀能動性是多麼重要。同樣不能忽視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對黨的未來方向存有合理的疑慮。 在那時是否還有其他人對民主斗爭做出了至少是同樣大的貢獻呢？如果有的話，當然在19世紀自由主義行列中是無法找到的。如同阿蘭‧卡漢正確指出的，對于那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而言，自由主義者“都……反對當下的普選和民主。”(1992, 第140頁) 這也適用于約翰‧斯圖爾特‧穆勒；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這一方面，因而力保他對國際工人協會的影響受到限制。22 那麼激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他們的貢獻又如何呢？權威性的回答是仍待更詳盡的分析，可以說的是，1848年事件中的可能的候選人沒能在后來產生過任何有意義的影響力。沒有人對工人運動的積極參與和影響力達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的程度。 在工人運動中當然有其他的重要人物，特別是在國家層次上的，沒有他們，全國性政黨不可能建成。他們中的大多數，象德國的倍倍爾，法國的茹爾‧蓋得、勞拉‧馬克思‧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爾，以及英國的愛琳娜‧馬克思都把自己視為“馬克思黨”的一分子。這里的論點是，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視角，這些政黨的平地而起或是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結論性的回答需要其它國家黨的領導人象李卜克內西在馬克思葬禮上做出的關于馬克思是“我們黨的締造者”那樣的証詞。 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工人政黨開始組建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沒有對他們抱有幻想。他們1879年的《通告信》，他們不止一次地評論過的德國黨的“資產階級化”，以及他們對于官僚化問題的預見都証實了他們的清醒。尤為重要的是，考慮到后來社會民主黨的進程，他們沒有對把選舉過程作為工人掌握政權的手段抱有任何幻想。同樣的，他們都對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提出了警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討──缺乏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工人政黨容易受到民族沙文主義的影響，這反過來將會削弱民主斗爭，進而削弱社會主義斗爭。24 只要政權仍然在各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手中，民主的成果就將會是脆弱的──這一真知灼見對20世紀末和對當時都是有實際意義的。 如果這一觀點，即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飛躍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可信的，那麼，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后人是怎樣對待他們的遺產的？答案，或者說尋找一個答案的嘗試，已經超越了本文之所及。能夠說的是，民主實踐的真正記錄到20世紀20年代末時，已經在20世紀絕大多數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手中喪失了，伴之而來的是各種各樣不言而喻的后果(Nimtz, 1993)。出于所有這些顯見的原因，本文希望能夠為那段歷史的恢複做出貢獻。 在民主飛躍進程中工人階級的作用繼續產生著反響。南非正在的民主轉型就是一個例子。然而，沒能勾畫出工人階級在這一進程中的主觀能動性作用的分析將不足以為工人階級運動以及其支持者預見易變且並非不可避免的結果提供武裝。 注釋 為本文提出了寶貴建議的人中，我特別感謝Ron Aminzade, Michaelle Browers, Sam Chambers,Jose Celso de Castro Alves, Andy Davison, Lisa Disch, Bud Duvall,James Farr,Joel Olson 和 Ido Oren. 1 然而他們認為“瑟爾伯恩有點誇大了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作用”的批評卻是有些無理由的。 2 這里存在一個暗含的假設，即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個持同一觀點的政治團隊。因此，我反對在哲學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區分開來的觀點，該觀點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弗（Garver, 1983）。我反對這一觀點是因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看重的實踐領域里，該觀點找不到任何根據。 3 忽略他們的實踐活動或者引向對于他們觀點的錯誤闡釋，如哈貝馬斯（Habermas, 1994）；或者導致無視他們對民主斗爭的貢獻，如拉克勞和墨菲（Laclau and Mouffe, 1995）。 4 恩格斯后來在1893年同樣說道：“英國人……在工人組織方面是我們的老師，"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以下簡寫為MECW），第27卷，第405頁。 5 關于憲章派對中產階級的失望，見湯普森（Thompson, 1971，第8至16頁）。當然，“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用法必須被置于歷史背景中加以研究。憲章派在將自己描述為“工人階級”的代表或者是成員時，所採納的用法在當時主要是指體力勞動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工人階級”時採納同一用法，而通常使用“無產階級”去指代（盡管並不完全限于）產業工人，該範疇即使在當時的英國也仍然只是工人階級中的少數。魯施邁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採用的“工人階級”概念是指“農業以外的被雇佣的體力勞動者”（1992，第141頁）。“中產階級”對憲章派而言主要是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介于土地貴族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總體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產階級”一詞時，對英國採納的是和憲章派一樣的用法，但對德意志則指介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那些社會階層。見德雷帕（Draper），1978，第33至-35頁，第288至291頁。 6 在他問答式的草稿中，恩格斯為回複“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是怎樣的？”這一問題寫道：“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1847, 第350頁) 德雷帕 (1984, 第175至177頁) 令人信服地指出，和撰寫草稿的恩格斯不同，馬克思有意識地在這里和宣言的其他段落中含糊地使用了“民主”一詞，主要是因為他對民主斗爭在向社會主義的轉型中所起的作用還不像他的戰友那樣清楚。然而不到一年，他就明顯轉向了恩格斯的觀點。 7 為了把他們的傾向同“民主社會主義者”區別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偶爾稱他們自己為“民主共產主義者”。例如，見MECW, 第6、58頁。 8 整個綱領被印成傳單散發，甚至比《宣言》傳播的更廣。見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 a, 第7頁, 第3至4頁。 9 恩格斯在1847年與卡爾‧海因岑的爭論中首次闡明這一聯盟。( 1847a, 2945) 大約一個月前，馬克思提到了一個“真正的人民”的聯盟：“無產階級、小農和平民” (1847a, 233)。這樣，在這一階段上，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沒有把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在人民聯盟中。 10 諾伊斯（Noyes, 1966）指責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在革命期間專注于工人運動，而斯帕波（Sperber, 1991）也認為他們在萊茵地區建立基礎廣泛的民主運動時沒有給無產階級以優先地位，從而同所謂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相抵觸了。這兩種指責都揭示了作者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人民聯盟進行民主革命的戰略的無知或是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確是對沒有給予工人運動以足夠重視進行了自我批評，隨后將論及。 11 事實上他在至少兩個其它的場合逐字重複了這一點，包括三年后的《資本論》第一卷。(Marx, 1972, 第9頁) 12 直接的催化因素是總委員會通過馬克思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1871）對巴黎公社進行的堅定的支持──這一立場同英國工會分子所迎合的英國自由黨當權派意見不合。有關在愛爾蘭問題上自由黨對工會領導人施壓的討論和意義，見哈里森（Harrison，1965，第141至142頁）。 13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由黨－工聯聯盟的鞏固的解釋著重于工人運動中“工人貴族”的出現──他們早在1856年就指出了這一點──以及英帝國主義的海外收益使英國工人保守化的分羹效應。詳見Engels, 1874，第613至615頁。 14 哈里森（1965，第125頁）反對馬克思的主張但沒有提出相反結論的証據。他也寫到馬克思忽視了1866年7月在倫敦舉行的爭取男性公民普選權的大型集會的意義。可正相反，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倫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們1849年以來在英同看到的比起來規模非常巨大，這完全是由‘國際’一手組織的。……這里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默默無聞地工作，而不在公開場合出頭露面，另一種是民主黨人的做法，他們在公開場合大出風頭，可是什麼事情也不做。" (1866, 第289至290頁) 這樣，當科林斯和亞布拉姆斯基（Collins and Abramsky, 1965, 第64頁）寫下“然而，一旦被發動，同盟就自行其事了，並且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的發展在任何方面受到‘國際’的影響”時，他們只是部分地正確──原因隨后論及。 15 第二點繼續說道：“但是，不言而喻，這項決議絕不應妨礙由男女工人混合組成的舊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正如馬克思指出的, 提出這一方案的基本依據在于一些國家中在產業部門中工作的婦女數量越來越多。他主要關注的是讓這些婦女工人成為聯盟的成員，如果單一性別的工會可以推動這一過程，那麼就這樣做好了。這一策略並不意味著在一些地方取消創立男女一體工會的努力。在國際工人協會的早期階段，馬克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對待這一問題，因為蒲魯東主義派別，特別是其在法國的部分，“對婦女工作和婦女參與產業部門採取堅決的敵意”（Thomas, 1971，第411頁） 16 雖然不是沒有問題，喬爾(Joll,1966)在他有關國際建立前夕這些政黨狀況的第一章中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小結。 17 1880年他和馬克思幫助起草了馬克思認為的“法國第一個真正的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黨的選舉綱領。對此，黨的領導人只是稍作了修改，綱領見馬克思1880, 第340頁, 第637至638頁。 18 關于埃莉諾參與和恩格斯協助在1893年建立獨立工黨的詳情，請見Tsuzuki, 1967, 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19 李卜克內希花招的主要目標是倍倍爾。詳見德雷珀的“注釋”（Draper, 1990，第70至71頁）。 20 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對武裝斗爭的必要性也決不含糊。因此，他憤怒回應了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最為著名的篡改舉動、李卜克內西對黨的機關報《前進報》上刊登的恩格斯1895年撰寫的馬克思《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一文進行的剪貼。他對這一偽造反對得最厲害的，正如他對考茨基和保爾‧拉法格所解釋的，是“這樣一刪節我竟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為了]支持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1895，第461頁）即使是他同意刊登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上的版本──由于領導人害怕政府報複已做了淡化處理──也有關鍵的一段被刪除了。未經刪節的版本上清楚地表明，“巷戰”在大多數地方──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話，仍然在革命議程之上，但是它“必須要用更大的力量來進行。”(1895a, 第518至519頁) 21 有關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東南歐的作用和影響，霍普特（Haupt, 1986）讀來也非常有教益。 22 特別是在1867年，馬克思說服總委員會不要支持中產階級的和平組織──和平與自由聯盟，穆勒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對穆勒的總的方針是當政治上便利時就與他結盟，但限制他在工人運動中特別是國際工人協會中的影響力。 23 仔細閱讀1848年事件主要活動者列表就徹底証實了這一觀點。如見羅伯特森(Robertson，1971), 第421至447頁和Sperber, 1994, 第270至275頁。 24 早在187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注意到一場將對社會主義革命產生消極和積極影響的歐洲/世界範圍內的大事變。 參考書目 Carver, Terrell. 1983.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Henry and Chimen Abramsky. 1965.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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