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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13 22:42:53瀏覽156｜回應0｜推薦0 | |
|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問題(四) (點計數：314)
作者：西方學人 http://www.pen123.net.cn 2001-7-3 13:52:51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奧斯特羅姆：東方和西方 (05-01 22:11) ·亞歷山大：《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后... (04-27 10:26) ·美帝國的早期歷史淵源 (04-23 23:14) ·阿道夫‧希特勒：狂人如何成功讓一個國... (04-19 10:07) ·羅伯特‧貝拉：《心靈的習性》 (04-04 09:35) 作者文集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問題(四) ──一位外國學者的看法 不幸的是，大多數受尊敬而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都選擇了后者。上述的例子已經反映出 這個事實，可是我們仍然需要進一步探討。以中國最有才華而最令人尊敬的現代知識分子之 一的章太炎(1868-1936)為例，章太炎是領導辛亥革命成功之同盟會的領導之一。他1906年 到 1910年擔任同盟會會刊《民報》的主編。要了解此一奇妙的人物，可參閱近年來張灝、王 □凡森、朱宏源及島田虔次等人很有價值的研究51。 章太炎的思想與生活好像處處充滿矛盾。他有反對儒家的說法，也很尊敬孔子；他有激進的 社會主義精神，同時又支持國民黨肅清共產黨；他既贊同最具唯心主義的大乘佛教唯識觀， 而否定一切現象差異的存在，又強調中國各族系譜性的特點等等。然而，這些外表性矛盾的 后面有他一貫性的精神。他要把超越所有形而下的差異這個最高明境界與政治經濟性的行為 貫通起來。這就是他所謂的“回真向俗”的精神，即是中國固有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精神 。這就是說，他要趁現代的機會來實行中國最神聖的理想。所以，雖然他能跟現實需要妥協 ，他不能肯定上述的三種多元主義。 以他的佛教本體論為依據，章太炎要把一個絕對平等(否定傳統的上下秩序)的理想，與一個 具備個人自由，消除自私心的理想結合。然后，他把這種完全普遍性的道德觀念跟一個完全 特殊性的觀念結合，即是一個從欣賞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成就引出來的愛國主義。因此，對 歷 史巨細無遺的博學和佛教萬事萬物皆同的超越精義互相融會了。依章氏的看法，這種嶄新而 又難把握的精義應該作為中華民族共有的意識形態，即是他們團結的基礎。所以跟五四時代 知識分子一樣，章氏覺得中國的將來是依賴一種新意識的宣傳。是故，雖然章氏批評嚴複所 介紹的進化論52，而且他當然不接受康有為的三世論，他的歷史觀卻跟中國20世紀的主流一樣，即是一種轉變性的進步論。 按照這種進步論，以上述的意識為基礎的中國人不會馬上“拔本塞源”地建立理想中國，而 會很謹慎，深知和現實妥協，與習俗和諧相處是有必要的。不用說，一有這個原則，他的思 想就馬上兼有保守與激進兩方面。然后，有這種心態的中國人會推翻滿清政府；拒絕西方帝 國主義；建立共和國；使所有的政策都由“民意”所決定，可是完全避免建立既得利益所能 控制的代議制度，即是建立一種不是代議制度而還能表達民意的系統；用嚴格的法律與虛心 的官吏以處理壞人；清除階級的差異以達到社會平等化；這樣形成一種不受地主及資本家壟 斷的經濟架構。章氏這個思想當然跟上述的三個市場不配合。 有人說章太炎是一個異數，不能代表典型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然而，不要忘了在海峽兩岸 ，章太炎都被視為知識分子中的英雄人物。正如朱宏源教授所言，章太炎和孫中山先生看法 基本上有相通處。譬如，如前文所說，孫中山雖然相信代議制度和政黨競爭的需要，但是他 也希望能消除“自私黨見”以求完成一種大公無私的政治生活。而且，他對所謂的“資本家 專制”一事也十分戒懼。同時。如王□凡森先生談到譚嗣同(18 65-1898)影響之時所指出的， 毛澤東的共產理念和這種早期道德純淨化、絕對平等、充滿愛國情操而要求民族動員的政治理念有相通之處，53不用說，馬克思主義式的現代化就是一種沒有上述的三個市場的現代化。那麼多中國知識分子那麼欣賞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那麼需要找到一 種沒有三個市場的現代化方法。 不錯，辛亥革命左右，梁啟超很肯定資本主義，而可能也有容忍其他兩種市場的態度54 ，可是他的態度一旦轉向后者，中國知識分子就越來越拒絕他的影響。五四運動之時，馬 克思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肯定上述三種多元主義的思想頗為罕見。而且，雖然國民黨 實際上在某種程度適應資本主義，在思想方面卻是排斥的，胡秋原先生說：“抗戰回國后， 我常主張資本主義，30年代的朋友都感奇異。國民黨人尤其不以為然。”55不錯， 台灣光複后，三種市場越來越正當化(legitimized)。然而，即使在台灣，反對資本主義的聲音還是很強。一個例子就是強調“民生主義的精義，首在發達國家資本，就是產業公營” 的陶百川先生56。所以按照費景漢教授的研究，民營企業部門在台灣慢慢地逃避政治 幹涉是個很不容易實行的過程57。連當代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也排斥這三種市場。這是最有意義的事，因為這個思潮是最受到 美國多元文化的影響。這些台灣自由主義者一方面好像很羨慕美國的多元文化，而另一方面 完全把他們理論性的多元社會與美國文化歷史性的真相分開。 不錯，建立很完美的社會理想沒有什麼不好。問題在于把理想與歷史必然的將來混為一談， 而不談怎麼處理歷史性多元社會所一定會帶來的流弊。換言之，問題在于相信將來的多元化 社會一定會避免過去所有的多元社會所沒有避免的流弊。英美自由主義(像The Federalist Papers)的焦點就在于怎麼處理這些過去將來都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台灣自由主義的焦點 在于描寫一種沒有流弊的多元社會，而保証這個理想社會快要實現。然而，台灣自由主義這 個保証是從很抽象的理論引出來的，而在人類歷史性經驗或實証知識中沒有基礎。 現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台大國際知名的心理學家楊國樞教授。雖然他關于美國心理學與文化的 學問那麼淵博，而關于多元主義的研究那麼有系統，他所講的多元社會卻是個抽象性的理想 ， 而跟歷史性的多元社會不一樣。換言之，他的理論性的多元社會完全沒有上述的三種市場。 在這一方面，楊氏的思想跟孫中山的或章太炎的沒有兩樣；他們都有一種二元性的歷史觀， 而覺得中國一進入新時代，在人類歷史中到現在為止那麼流行的流弊就會多半淘汰。例如， 歷史性的資本主義都有唯利是圖的心理以及社會不平等的趨向，可是楊氏所想象的多元社會 卻沒有。在他的多元社會中，所有的競爭是“合理的競爭”。這就是說，這種社會“必須” 會“趨向‘個人主義’”，可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主義，並不是指自私自利的意思，而是說 重視個人的價值，個人的尊嚴。”是故在楊氏所想象的多元社會中沒一個階級“占便宜”， 另外一個階級“吃虧”或受剝削，“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潛能與活力”，而“個人的社會 身分與地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努力及成就(也就是你個人的工作表現)所得的。”這樣一 來，“社會利益的分配比較公開而均等”，而“在經濟上，可防止壟斷”58。 歷史性的民主跟當代台灣一樣都有有“私見”的政黨與政客以及陰謀百出的毛病，可是楊氏 的多元社會並沒有。在分析多元主義之時，他一點不提到這些問題。而且他的多元社會，因 為“基于社會正義”會“防止權威主義”，而避免“權力的集中”與“濫用權力的情形”， 他甚至于以為在多元社會中，大眾傳播就會“代表社會上各種團體，各種利益，各種觀點的 意見”，而不會按照一些既得利益者或時髦思潮的看法來歪曲社會的溝通59。 在每一個歷史性多元社會中，知識分子繼續不斷地批評當代思想的良莠不齊與紛紜不已的危 機，可是楊氏所想象的多元性的台灣，就沒有這種危機，而完全有以理性道德為基礎的共識 。這個共識有很多層次：“共同的規範”與“社會習俗”，以“公義”為基礎的“法律”與 “憲法”，肯定三民主義的精神，以及一種完全有“理性而善意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批 評的風格。同時，“中國文化現在還有用的部分，丟也丟不掉，自會保留下來”。這樣一來 ，最壞的思想可以“訂立法律加以限制”，“而如果一種思想是不好的，便自然會受到社會 的淘汰”60。所以，思想的差異會“和而不同”61，而社會會避免所有像思想 兩極化或分歧化或既得利益者抑制好思想或老百姓妄信壞思想等危險。 這樣一來，連一位特別研究過多元主義的學者也沒有正視多元主義在歷史上的真相，而仍然 覺得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必需而一定會避免上述三種市場的架構。 那麼，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中國20世紀思想的主流有這種共有的特點，即是一方面要現 代化，而另一方面一定要排斥一些跟歷史性現代化分不開的東西? 五種中國式的看法和三種多元主義的衝突進一步講，楊教授的思想也好，章太炎的思想也好，都反映了中國20世紀思想的主流。換句 話說，假如我們把這個主流分成四個分流(即是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尊敬孔子的人文主義、 三民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這四個分流共有一些最根本的看法或預設，而像章太炎或楊 國樞的思想也不例外。這就是說，雖然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之間有那麼多辯論，不能忽略 的是他們共有的特征。這些共有的預設等于一種共有的道德性語言或論域(moral language of discourse)。論域是一個比較新的觀念，指的是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面相，例如，兩個 政黨可能同意大公無私是很重要的理想，雖然不同意哪一個黨忠于這個理想，但是這個理想 還是他們共有的規範之一，即是共有的論域的一部分。不錯，假如人類這種共有的規範大同 小異的話，描寫中國思想那些共有的規範只是在浪費時間。其實，一個文化共有的規範跟另外一個文化的規範常常不同，如是，則顯示它們的根本常識之不同。 比方說，中國20世紀思想共有的預設和環繞一元性歷史觀以及三個市場的英美思潮當然不 同。這樣一來，因為甲文化共有的預設與乙文化有差距，所以甲文化的成員聽到乙文化的常 識或想法之時，常常會有“豈有此理”的感覺(請見上面關于孫中山思想的例子)。換言之， 有 道理與沒有道理的區別，常常因文化而異，是故不少的西方哲學家以為普遍性的道理或理性 似乎沒有。當然，哲學還問：到底哪一個看法最合乎道理。當然，這個問題這邊沒有時間詳 談。我們要談的就是近代中國思想的一些共有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與上述拓個市場的衝突。 就是因為這個衝突的緣故，所以中國20世紀的思想多半避免承認上述的三個市場。 換言之，中外很多知識分子以為當代中國官方的思想都以不合理 的成見為基礎，而當代中國“真正知識分子”的思想多半很合理，即是以普遍性的道德理性 為基礎。這個看法不無是處，因為官方思想必須反映很多從政治來的壓力。然而，在一個文 化之內，朝野的思想都不能完全超過這個文化最根本的預設而直接地進入一種普遍性真理的 境界。這樣一來，當代中國思想的症結不一定完全出在官方，也需要檢視朝野思想共有的預設。我們也要指出；這些預設是做為一種思想的構造，而持這種思想者的誠意不誠意是另外 一個問題。這種思想構造是關于怎麼修改文化，其實，美國也好，日本也好，意大利也好，中國也好， 每一個文化一直處在修改過程中；甚至可以說文化就是一種修改過程而已。那麼，修改之時 ，人人需要一些根本的觀念。即是需要把修改的目標，知識的本質，歷史的方向，能影響歷 史的群體，以及當代的情況都觀念化。至于怎麼觀念化則因文化而異，可是常常看到兩個很 不同的角度，即一個比較謹慎的，適應性的，以及實際的角度，而另外一個比較大膽，轉變 性的，以及烏托邦式的角度。20世紀中國思想的主流是屬于后者。 它在目標方面是強調一種完全代表“民意”的理想政治，而這種理想政治會徹底以完整的道 德和智慧為基礎；除了正義、道德和理性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等級或不平等之分。中 國人民會毫無隔閡地團結一致以完成全國上下一體的目標。除了本國人民的富強康樂之外， 還要“駕于歐美之上”。所以，這個目標在國際關系方面不但要免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 ，而且要使中國變成世界最受到重視的國家之一。所以說中國人的目標只是從一般性的國家 主義來的是不太恰當，因為做為“地球上主人翁”(鄒容)並不同于單純地拒絕帝國主義。 不用說，做為“地球上主人翁”那麼高遠的目標，反映了傳統而來的一些看法。而且除了國 際關系方面的目標以外，中國20世紀的國內方面的目標，是既高遠又反映傳統。最能代表 國內的目標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權思想，因為他自己覺得他的“政權”和“治權”的理論能解 決西方人到現在為止還不能解決的問題，即是怎麼把“全民政治”與“萬能政策”這兩個理 想同時而很完全地實行。按照英美思想的主流， 這個看法是烏托邦式的，可是中國知識分子很少認為孫先生這個理論不切實際。反而，很多 以為台灣還沒有實行這個理論就可以証明台灣的政治活動不健全62。這個看法正証明 他們多半肯定孫先生的目標，而不以為這是不切實際；甚而，連認為其不切實際的人士也不 敢公開地宣傳比較實際性的目標，即是面對思想、經濟、政治市場而不完美的民主。換句話 說，中國20世紀的思想常常覺得中國不但要趕上西方，而且有能力避免西方歷史無法避免的流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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