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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13 22:38:58瀏覽225｜回應0｜推薦0 | |
| 布爾迪厄：現代世界知識分子的角色[下] (點計數：961)
作者：西方學人 http://www.pen123.net.cn 2002-3-12 9:36:47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奧斯特羅姆：東方和西方 (05-01 22:11) ·亞歷山大：《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后... (04-27 10:26) ·美帝國的早期歷史淵源 (04-23 23:14) ·阿道夫‧希特勒：狂人如何成功讓一個國... (04-19 10:07) ·羅伯特‧貝拉：《心靈的習性》 (04-04 09:35) 作者文集 [上] 知識分子國際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衛自主性的手段，應是任何知識分子行動的首要目標。但這種行動(可稱為法團主義行動)本身並不是目的。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幹預會把這種行動擴展到什麼程度，這種幹預又會有效到什麼程度，對這些問題的考察至關重要。當藝術家、作家、學者發現，他們越來越被排除在公共論辯之外，特別是在這種公共論辯涉及他們管轄範圍 (jurisdiction)內的事務時，這些問題就更顯得尤為關系重大。吊詭的是，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技術官僚、新聞記者、負責公眾意見調查的人、營銷顧問，等等)卻賦予自己一種知識分子權威，以行使政治權力。這就更說明問題了。 知識分子從公共辯論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幾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由于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業、政府或行政級機關管理位置的更高級別越來越取決于是否擁有學術頭銜，以往雖然是經濟領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確認自己文化層次優越方面毫無困難的知識分子，卻發現現在要面對一幫在文化層次上也堪與他們競爭的經理人員。這些新貴(new madarins)(在該詞最強的意義上，因為他們是基于其學術頭銜的威力來行使權力的)，毫不猶豫地聲稱他們的技術或經濟--政治文化具有超越傳統文化，特別是文學和哲學的優越性。以現實主義的名義，傳統文化發現自己被貶到無用、瑣碎，一句話，雌伏的地位上。 專家治國就是這樣借助對大眾傳播的控制，運用其權威促成了一種普遍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公民不再關心公共事務。這一趨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國核工業領導者的所作所為：這些國家貴族--高級文職公務員、重要理科學校的畢業生--獲得了法國大多數公民幾乎無條件的特許(full carte blanche)(法國的生態保護運動特別是反核運動比較薄弱，這一點人所共知)。要理解這個非同尋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樣指出專家在使可能的批評趨于沉寂方面多麼有效是不夠的。對個人責任的否認(這在今天對尋求將他們關于生產力、產量和競爭的價值觀普遍化的"核子治國論者"和所有專家治國論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礎不過是學術精英統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邏輯，這種邏輯賦予那些快樂的少數一種史無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專家治國論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約為管理(management)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都只是一個專門技能問題)的人，在新的傳播專家治國論那里找到了樂意的合作者。后者通過新聞記者的判斷以及由其觸發的經濟效果，越來越直接地對文化生產進行幹預。那些壟斷了通向傳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沒有意識到或做出嘗試的情況下，就促成了知識繳械以及相應的政治繳械。在實際上沒有什麼可以傳播的情況下，他們在無所不在的傳播體制的中心創造了一個真空。並不只有宣傳或隱諱的勸說的效果，還有虛假的甚或真實的問題：日複一日的喋喋不休占滿了所有的符號空間。其結果便是一種吊詭的符號效果：通過不 斷的灌輸創造真空。 專家治國論者和他們組織嚴密的知識分子軍團，就是這樣壟斷了公共論辯，並威脅到職業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這經常是和后者合謀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些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和相應的專業化的進步，拒絕採取總體知識分子的立場。盡管舊式的知識分子的預言功能被拋棄了，知識分子不必在薩特發明和身體力行的總體知識分子(總體知識分子認為，對所有他們時代發生的問題，都有權利和義務，只依賴自己的理智的力量，採取一個立場)，和福柯意義上的特殊知識分子(特殊知識分子把自己的幹預局限在一個特定知識和經驗領域)之間做出選擇。今天必須發明的是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可能產生一種代表知識分子大集體的聲音，並能把特殊知識分子全體的聰明才智都結合進去。這一組織形式的卓越典範過去曾經存在過(比如，百科全書學派)。這意味著，首先，一種組織樣式的發明(通過利用現代通訊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計算機)，使得所有能幹的知識分子，可以對所有建構良好的公共幹預行動提供符號支援。集中和自發(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兩難，將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網絡得到解決，這個國際網絡，根據庫薩的尼古拉的設想，將採取"一個圓心無所不在又無處存在的圓"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沒有地方是中心"。每個成員都可以提出幹預的議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絕。這種網絡有自己的表達機關，可以動員起來，反抗對知識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擊，特別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個國際網絡有助于為一種真正的文化國際主義奠定基礎，這種文化國際主義將拋棄保護主義和特殊主義，為每個民族傳統最特殊的東西邁向普遍性創造途徑。 但是人們怎麼又能忽視這種集體動員的障礙呢?為了引起大家對共同利益的重視，對知識分子場域的邏輯中分裂和特殊主義的傾向，有必要加以壓制。沒有什麼比讓知識分子明白他們的斗爭(即便是捍衛自主性的、純粹團體目標的斗爭)只能是集體性的更困難了。這種斗爭必須是集體斗爭，因為那些騎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力量(比如新聞界的力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知識分子沒有組織起來，互相之間還存在競爭關系(同時也因為，任何動員的企圖，一旦被懷疑服務于個人或團體目的，就注定要失敗)。競爭的邏輯使得知識分子之間互相較量，其最極端的形式，甚至使得一個生產者最糟糕的競爭者同時也是他最好的顧客；正是因為這種競爭邏輯的存在，使知識分子最難發現那些把他們聯合起來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有當這些共同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脅時，就像今天英國的情況一樣，知識分子才能避免見木不見林，他們的對手只是樹木，而他們對手的敵人、同時也是他們的自己的敵人，才是森林)。 這是為倡導普遍性的法團主義提供根據的另一個理由，這種法團主義來自一種適于捍衛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團主義。達到這一認識的一個主要障礙是(或曾經是)葛蘭西很珍視的有機知識分子的神話。這種神話把知識分子歸結為無產階級的同路人，使他們不能拿起武器捍衛自己的利益，也不能為了普遍性的事業，運用自己最有效的手段進行斗爭。這里有必要指出這些普遍性的事業到底是什麼，再看一看知識分子是不是界定和捍衛它們的最佳人選。當然，知識分子從來都認為自己是這個最佳人選。著名的"普遍階級"，不管是黑格爾那里的普魯士官僚，還是馬克思那里的無產階級，對知識分子來說都不過是具稻草人，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才是普遍性的最終裁決者，因為他們指定了"普遍階級"。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要求對他們的這種使命進行更穩健的重新定向。 顯然，知識分子仍然沒有擺脫這樣一種普遍性的誘惑，那就是把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們過去的許多慷慨激昂的行動，顯然是基于他們被支配的支配者這一位置，或者，更准確地說，權力場域中被支配的一方這一位置--這種狀況使他們感覺到，盡管擁有一種主要的支配手段--文化資本，是支配秩序的一員，但他們還是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這種對知識分子位置的含混性的現實主義描述，是不是肯定使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普遍性主張產生強烈懷疑?賦予知識分子而不是其他團體這種普遍主義抱負的歷史因素，是知識分子通過拒絕特殊主義，自己給自己加上了這種抱負。他們宣稱自己是普遍性的捍衛者，或者如胡塞爾所說的那樣，哲學家是"人性的擔負者"，通過這種集體宣誓，他們把自己投身到那種普遍取向的知識分子的典範中去。這種典範意味著義務，或至少要接受犧牲，這種犧牲就像偽善一樣，是邪惡對美德的致敬。更准確地說，在知識分子場域這樣的空間，對普遍事業的捍衛(如請願)從來都會得到報償，這樣一種表象便產生了這樣的狀況：就是拿與這些行動相聯系的符號利潤，也可以動員知識分子支持普遍事業。只是對那些想把知識分子視為某種神奇的、堪為楷模的、例外于社會世界之規律的人來說，這種觀點，可能會顯得極為幻滅，甚至有點憤世嫉俗。 為什麼要賦予知識分子以相對特權，還有最后一個理由(當然還有一個理由：為什麼知識分子自身就不能像其他群體一樣採取某些做法呢，比如，公開捍衛自己的世界觀的權利，不管那是多麼特殊，多麼利己。只是對這一點，我們還不清楚)。在文化生產的特定產品中，有一種客觀化的手段，社會學是其中之一，這種手段，通過經常表達某個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整體的利益，使得知識分子有可能知曉他們的實踐的原則，他們的利害所在，以及他們在無私中的利益。這些工具保障了他擁有這樣一種特權，那就是處在一個能夠發現特定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位置上，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支持著他們的普遍主義主張的特權。因此，在知識分子知道如何把它行使到極限的情況下，這種知識分子壟斷的批判反思，要求知識分子把對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狀況之普遍化的持續斗爭聯系起來，只有后者才能使對普遍性的追求成為可能。 注釋： (1) 德雷弗斯事件發生時，法國作家、藝術家和學者以具有某種權威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的身份介入政治，其時他們宣稱自己是知識分子。而這種權威的基礎，在于他們屬于相對自主的人文、科學和文學世界，也在于與這種自主性相聯系的操守、無私和能力。 (2) 這里我們可以舉當代最有名的法德哲學家為例，由于他們同樣的自主性關懷針對的是互相衝突的歷史傳統，在彼此與真理和理性的關系上明顯相左，顯得針鋒相對。民意測驗也是一樣，有些西方人認為民意測驗是支配的工具，而一些東歐人卻把它當作獲得自由的手段。 (3) Patrick Champagne說明了，政治示威的成功只取決于它們被報紙或電視關注的程度。因此它們的成功取決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媒體的注意。五十個醫學院學生，他們知道如何制造新聞事件，他們在傳播專家的幫助下構思了一次象征性示威，並以這種方式牢牢抓住了媒體職業人員的注意力，于是他們的行動就成為比數千人參加、以傳統方式組織的工會示威更重要的政治事件。 (本文原刊《學術思想評論》第五期) 皮埃爾‧布爾迪后(1930-)，社會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現居巴黎。主要著作有《實踐理論概要》、《實踐的邏輯》等。 趙曉力，學者，現居北京，有論著多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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