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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5/13 22:34:33瀏覽256｜回應0｜推薦1 | |
|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上] (點計數：1001)
作者：徐賁 http://www.pen123.net.cn 2002-4-17 9:46:19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12-23 09:45) ·中國語境中的全球化、現代性和民族國家... (12-23 09:45)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下] (04-17 09:46) ·布迪厄的科學知識分子和知識政治[上] (04-17 09:46) ·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爭論和國族認同 (09-26 10:37) 作者文集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廣義的文化研究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成就與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巴爾特（Roland Barthes）和艾科（Umberto Eco）的符號學、梅茲（Christian Metz）的電影理論、雷非布弗（Henri Lefebvre）的都市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哲學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現代語言論述等一樣享有盛名。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極為關注知識分子行為。布迪厄的現代社會研究特別重視社會分層、政治矛盾、不平等社會關系、象征權力和象征暴力、統治和被統治關系的再生等一系列問題。社會學對社會關系基本問題，如怎麼劃分社會階級，怎麼界定社會群體，怎樣的劃分和界定才具備正當性和合法性等等的考察，它本身就必然涉及象征權力的爭奪。知識分子是象征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因此在這一爭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知識分子分析也因此而成為現代社會分析的一個關鍵部分。布迪厄對知識分子的分析是一種以“象征生產者”角色為著眼點的知識分子文化社會分析。 一、知識圈子和圈內習性 布迪厄從文化社會學來研究知識分子，首先是拒絕從預設的知識分子普遍定義來討論知識分子問題。他認為，誰是知識分子，哪些可以算作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或素質，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本身就包含著不同利益的爭奪。回答這些問題，關鍵在于要具備回答這些問題的資格、權威和權力，而這些資格、權威和權力是在不同層次的社會和文化領域中形成和再生的。（1988b：第269頁） （文中凡引述布迪厄著作處，均在括號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標明）因此，從社會學研究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研究那些與此有關的社會文化領域，布迪厄稱這種領域為“圈子”（champs或fields）。 布迪厄用文化經濟學來分析“圈子”。布迪厄的文化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它強調的不是自由的資本交換，而是不自由的資本交換，也就是那些在特定權力關系支配和影響下的資本生產、流通和再生情況。在布迪厄那里，圈子指的是由尊卑、高下、優劣等一系列關系構成的專業場所。圈子是由不同“位置”間的客在關系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這些位置由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所決定。〔注1〕形成圈子的不同位置間存在著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在不同位置上行為者相互爭奪以獲取、積累或壟斷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識、身份、地位等等）。圈子就是這些資本生產、流通和占用的場所。圍繞不同類型資本的爭奪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知識（分子）圈子就是象征物品生產者（如藝術家、作家、學者）爭奪象征資本的地方，知識分子圈子的各種體制、組織和市場都以象征資本的生產、流通和獲取為其主要特征的。 在布迪厄那里，圈子不僅是解釋文藝創作、學術研究和教育等具體知識領域中文化資本運作的核心概念，它也是把握其它領域的一般結構特征的鑰匙。布迪厄的圈子分析因此超脫了一般市場分析的限制。布迪厄很重視不同圈子所共有的“不變法則”或“普遍機制”。布迪厄把圈子看成是人們爭奪有價值資源的場所，這種資源就是不同形式的資本。當人們相互爭奪有價值資源時，資源也就形成了“權力的社會關系”。（1989b：第375頁）知識圈子中人們爭奪的是文化資源或資本，這和人們在商業圈子中爭奪經濟資本，在政治圈子中爭奪權力資本形成了區別。在不同的圈子中，人們對什麼是圈內最有價值的資源這個問題本身就有爭議。所以，圈子的資本爭奪包括爭奪規定有價值資源的合法性。 布迪厄強調，盡管現代社會中的不同圈子具有相對獨立的自足性和競爭規則，但不同的圈子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參照的同型性。例如，在法國的權力圈子和精英高等教育圈子之間就存在著“結構同型”關系，學校越好，進入權力高層的機會就越大。（1989b：第373頁）又例如，在律師和社會階級之間同樣存在著“同型對應”關系，律師名位越高就越為上層階級服務。（1987a：第822，850頁）再例如，文化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也有類似的同型關系，從事大眾文化生產者在文化圈中的低下地位與大眾文化消費者遭受精英文化消費者的歧視是一致的。（1984b） 布迪厄用“習性”（habitus，亦可譯為“習慣行為”）來解釋存在于不同圈子間的同型關系。在布迪厄那里，習性指的是“不同領域間活動的統一原則，”（1977：第83頁）習性使得不同圈子中的行為者表現出相似的稟性傾向。圈子分析的要旨並不在于確定不同圈子間全然客觀的區別，因為這種貌似客觀的圈子分析定然會將圈子和圈子成員的行為割裂開來。“習性”這一概念強調的正是行為者與行為環境的密切聯系，所以它特別能說明那些不受客在圈子限制的跨圈子的“結構同型性”和“轉化關系”。（1977：第83－4頁）在布迪厄的行為理論中，習性和圈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為行為就是這二者相互作用的結果。布迪厄強調，行為既不能還原為表現為圈子的“當下的環境”，也不能還原為“生成習性的過去環境”，行為來源于這二者間的相互關系。（1990b：第56頁） 布迪厄曾用“文化下意識”、“習慣力量”、“深層內化的基本模式”、“思想習慣”、“觀察、領會、行動的腦、體程式”、“有節制靈活運用的生成原則”等不同的說法來說明習性。習性所指的不是個體性的、技能性的熟練習慣，而是一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則行為的生成機制。布迪厄強調“習性”一詞的關鍵是“稟性”。“稟性”（disposition）特別能表述“習性”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義。它首先是指“起組構作用的行為結果”，近似于“結構”這一概念。它還指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習慣狀態（尤指身體），特別是指一種趨向、傾向、素質、偏好。”因此，在布迪厄那里，“習性”有兩層意思，一是結構，二是傾向。（1977：第214頁）習性是外部條件結構轉變為自我期待的結果，這一由外轉內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化的過程。在等級化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將實際生存可能性內化而形成種種不同的行為傾向（自我期待、應對方略、行事標准等等），這些不同的行為傾向也就是不同的習性。習性一方面在制約行為，另一方面又在產生行為。習性是行為的結構性限制，但又是行為（包括觀察、自我期許）的生成模式。 以往研究知識分子者大多從理性類型出發，著重說明知識分子所謂的典型稟性和素質。例如，席爾斯（E。 Shils）就認為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是“對神聖的不凡敏感，對世界本質和社會規律的不平常的反思。”〔注2〕科瑟（L。 Coser）稱知識分子是“永遠不對事物表示滿意的人，”是“為思想而非靠﹝別人﹞思想的人。”〔注3〕布迪厄所強調的知識分子稟性與這種意義上的稟性特征完全不同。布迪厄強調的不是唯意志論的選擇，而是在實際生存環境的限制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門道和路數。知識分子的習性指的是知識圈中行事的路數和門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布迪厄把知識分子習性概括為“貴族禁欲主義”。與它相區別的是“及時行樂主義”的有產階級（資產階級）習性。知識分子的貴族禁欲主義“趨向于最廉價、最嚴格的閒逸活動和嚴肅甚至苛刻的文化行為，”換言之，也就是窮高貴。這種習性在教師這樣的知識分子那里尤其顯著，這一習性使得他們可以“從他們自己的文化資本和空閒時間取得最大的利益，同時盡量減少花費開銷。”像教師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經濟能力很少能與其趣味要求相配，這種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懸殊使得他們不得不成為貴族禁欲主義者（一種頗為寒酸的盡量不浪費的‘藝術’生活方式）。”（1984a：第286，287頁）布迪厄所說的知識分子習性不是本質的，而是相對而言的，不是意志主導的，而是由客觀生存條件形成的。對于知識分子的客觀生存條件，布迪厄尤其重視他們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間的矛盾，而這兩種資本又都與現代社會中權力爭奪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 二、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部分 布迪厄區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標准是前者占有寶貴資源的優勢。但是布迪厄所說的統治階級的內部還有區別，原因是內部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分配不均。例如，文藝人士、科學研究者和教授等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而工商企業家則擁有雄厚的經濟資本，這兩種人之間存在著優劣、上下位置之爭。布迪厄認為，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間存在著強弱優劣之別，而占有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實際上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部分，”或者“權力圈中的被統治一端。”（1984a：第176頁）就其階級地位而言，知識分子處在既統治又被統治的矛盾地位中。他們隸屬于統治階級是因為享有文化資本的權力和優惠。他們有力量是因為他們有能力提供或顛覆社會秩序的合法性。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受支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者的統治。從根本上說，文化資本對于經濟資本的獨立自足性只是相對的，遠不如精神生活崇尚者所誇大的那麼完美超然。布迪厄將知識分子確定為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部分，與一般的知識分子自我形象頗為不合。這在法國和中國都差不多。在法國，自從左拉時代的德萊弗斯事件以后，知識分子就往往與政治左派和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運動組織站在一邊，成為正義的化身或下層群體的代言人。布迪厄質疑這種知識分子神話。在布迪厄看來，知識分子立場是由其特權地位和職業利益所決定的，他們與工人階級的團結其實很脆弱。同樣，中國知識分子自五四運動以來與民主自由理念的結盟也具有極大的曖昧性和脆弱性，出于其特權和本身利益的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同樣也可以安然身處于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統治階級之中。 盡管知識分子在權力爭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布迪厄並不認為他們構成一個特別的社會階級。某些文化資源確實使知識分子形成了與政治、經濟權力爭奪獨立自足的能力，但這尚不足以形成一種階級基礎。在知識分子行為最活躍的圈子中（文藝、科學、教育、司法、企業管理等等），文化和經濟資本互動關系多有不同。即使在同一圈子中，知識分子也有上下、尊卑、優劣的占位之別。這些都使得普遍知識分子階級無法形成。布迪厄反對僅僅以階級地位來衡量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行為。他認為，“一切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首先是因為他們在知識分子圈內占據著要位。”（1972：第33頁）這種要位不一定是顯要，而是有份量。知識分子乃是在知識圈內有爭奪能力者。在布迪厄那里，知識分子圈本來就是一個體制和市場的結合體，藝術家、作家、研究人員、學者在知識分子圈中相互爭奪象征資源，為自己的文藝、科研、學術產品爭取具有合法性的承認，而象征資源則又能在一定條件下轉變為經濟資源。 知識分子圈子成員間的爭奪，首先集中在圈內發言的權威性，有了這種權威，就能規定什麼圈內具有是合法性的文化產品。在種種知識分子圈中，上下、優劣、尊卑的位置區分特別重要。這種占位的差別和對立是由文化和象征資本的不平等關系所造成的。（1983：第213頁）布迪厄把上下占位的區分看作是享有尊位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挑戰者之間的對立。這兩種知識分子的策略間有保守和顛覆的區別。布迪厄稱前者為“正統”，后者為“異說”。這兩種知識分子分別以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先知”和“教士”為象征原型。（1987b）布迪厄在這二者間看到的是“文化創造者”和“文化守護者”的區分和對立，前者創造新形式的知識，后者則再生和傳承具有正當性的那部分知識。就職業區別而言，這種對立往往存在于研究者和教師之間，也存在于獨立知識分子和教授之間。一者力求維護現有的象征資本，另一者則謀求能取代它的新型象征資本。 在藝術家和作家中，教士和先知之別則經常呈現為先行者和新進者之間的對立。前者占據著文化權威的位置，在文化圈子中享有相當的位置優勢，后者則正在尋求立足點，以圖崛起。布迪厄看到，這種衝突往往具有隔代性，輩份代溝往往也成為既定秩序代表和求變者之間的分野。（1971a：第178頁）韋伯關于教士／先知的宗教社會學分析模式不僅幫助布迪厄說明知識分子的圈內爭奪，而且也幫助他解釋知識分子的圈外爭奪。 韋伯所說的官僚僧侶和魅力先知的斗爭還涉及另一個方面，那就是雙方都想爭取一般社會大眾。布迪厄運用韋伯的這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象征商品市場》一文。（1971b）在布迪厄那里，韋伯分析模式中的“先知”成為十九世紀法國的現代派（或初期現代派）畫家，而“教士”則成為學院派畫家。布迪厄把文化（藝術）體制本身看成是象征生產的一部分。韋伯所提出的（官僚）僧侶和（魅力）先知的區別，在布迪厄那里變成了不同的“象征貨物”生產者，它們在“俗人”（laity）中爭奪消費者。 布迪厄認為，知識分子並不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在爭奪象征合法性的斗爭中，知識分子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等級分歧。知識分子的圈內爭奪和圈外爭奪是不同的，這兩種爭奪是在知識分子生產的兩個不同範圍內進行的。前者是在同行內部的有限範圍內，而后者則是在大眾文化市場的大範圍中。這兩個範圍的區別也是精英市場和大眾市場的區別。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有限範圍內文化生產和爭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它的關鍵是專業合法性。藝術和科學都是非常專門的文化市場。這些文化市場參與者所爭奪的不僅是同僚的認可，而且還是設置標准及合法性的權威。（1971b：第55，62頁）知識分子圈之所以能對政治、經濟權力圈呈現出獨立，能把自己與它們相區別，全在于其掌握了自設標准和合法性的能力。 在布迪厄那里，“區分”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區分不僅是知識分子圈與政治、經濟圈保持距離、確定獨立性的手段，而且更是知識分子圈內變動的根本動力。知識分子爭求個別特性的要求尤為強烈，對于知識生命來說，沒有特色就意味著不存在，“要存在就得有區別，也就是說，占據特定的、與眾不同的位置。”（1983：第338頁）求特色，也就是占位。這是知識事業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布迪厄指出，在知識分子的世界力，一個人所占的位置與他的事業利益是息息相關的。誰占到好位置，誰就容易發表著作，得到好評，被人引用，贏得獎項，在學術機構中得以升遷、身據要津、享有領導地位等等。這種圈內利益之爭就是圈內政治。方法、理論往往是知識分子圈內政治角力最得力的武器。運用新方法和新理論，這並不是什麼超然于實際利益爭奪的純學術行為，“理論、方法和觀念看上去是對科學發展的貢獻，但也是‘政治’手段，目的是為了建構、恢複、加強、保護或者改變象征統治關系的現有結構。”（1971a：第121頁） 布迪厄特別重視精英文化圈和教育的關系。他指出，盡管大眾文化生產圈子在當代社會中越來越重要，但真正能確立最具合法性文化形式的仍然是精英文化生產圈子，而大學則是精英文化的最重要的尊奉者。比起大眾文化生產圈來，大學更重視有限範圍內的專門文化生產。在與有限文化圈對知識合法性的爭奪中，大規模的大眾文化圈，尤其是商業文化圈，處于下風的位置。這兩種圈子的上下、優劣等級差別也貫穿于文化人對精英和大眾文化產品的評價中，前一種為優（高雅），后一種為劣（粗俗）。對大學和知識分子圈的特殊關系，布迪厄寫道：“每一個知識分子與其它知識分子的關系中都必自稱具有文化正當性，這種文化正當性的形式和基礎取決于他在知識分子圈子中的位置，尤其取決于他和大學的關系。說到底，大學掌管著文化尊奉的最可靠的符號。”（1971a：第179頁）換句話說，每個知識分子要得到同僚的重視或尊敬，都必須堅持自己的文化正當性；而他越受大學教育體制的承認和重視，也就越具這種正當性。 在布迪厄那里，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分析總是和教育的社會學分析聯系在一起的。布迪厄指出，知識分子圈和教育體制之間的關系密切但不和諧。（1971b：第74－5頁）原因之一是，對文化產品的尊奉永遠滯后于文化生產。知識分子圈以力求區分為其驅動力，不斷產生新的知識競爭形式，不斷有所創新。然而，並非所有的創新都能從教育體制及時獲得合法性。盡管有滯后性，但教育體制的一動一靜仍都對文化產品合法性具有不可等閒視之的影響力，這甚至可以從那些疏遠大學的人那里看出來。例如，處于知識分子圈邊緣的文化生產者（如記者和公共媒介人士）在得不到教育體制重視的情況下會指責它高高在上，而在受到重視時則又會沾沾自喜。處于知識分子圈邊緣者更是往往因得不到學校的重視而攻擊它，貶低它的正統地位（如王朔這樣的作家）。但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攻擊恰恰說明這些知識分子圈邊緣人物很在乎大學的正統地位和賜予文化正當性的權力，攻擊越激烈，反倒越顯出大學的重要。（1971a：第179頁） [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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