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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5 22:09:11瀏覽93｜回應0｜推薦0 | |
| 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述評[下] (點計數：1183)
作者：周穗明 http://www.pen123.net.cn 2002-7-16 11:47:52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述評[下] (07-16 11:47) ·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義批判述評[上] (07-16 11:47) ·90年代西方綠色環境運動和綠色理念新... (06-19 09:41) ·西方全球化理論與反全球化思潮 (06-19 09:24) 作者文集 [上一篇] 四、 新自由主義與“第三條道路” 9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也逐步走向新自由主義化，試圖在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和右翼自由主義之間尋找“第三條道路”。執政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一方面在實踐上沿襲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竭力從理論上與新自由主義區別開來。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左派則對“第三條道路”的新自由主義化展開了廣泛的批判。 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托馬斯‧邁爾和荷蘭工黨理論家勒內‧庫潑魯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北京的座談會上都不否認社會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淵源。庫潑魯斯認為，“第三條道路”不是一種系統的學說或一種意識形態，而是關于全球化趨勢和社會民主主義可能採取何種對策的一場跨國討論。人們之所以提出“第三條道路”，是因為傳統的政治選擇以及它們所賴以存在的價值觀已不足以適應今天這個不斷變化的社會。事實已經証明，新自由主義和傳統福利社會主義都無法有效地解決由全球化帶來的問題。“第一條道路”和“第二條道路”都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因此人們尋求“第三條道路”，即在日益衰落的新自由主義與傳統福利社會主義之間努力尋找一條中間路線。他認為，在行動層面，“第三條道路”宣稱放棄傳統國家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念中那些沒有成效的因素，將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重新結合起來，用“第三條道路”這個意識形態新詞匯將社會自由主義與社區主義的觀念融入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宏圖中。而荷蘭模式就是在基督教民主主義的社團主義政治文化背景下，在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下進行的社會自由主義實驗。（參見《“第三條道路”與“荷蘭模式”》，摘自《國外理論動態》２０００年第７期，第２５－２７頁。） 邁爾則直接提出，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本來就共同源出于啟蒙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吸收自由主義沒有什麼不好。他專門介紹了“第三條道路”的新發展，即施羅德２０００年３月提出的“文明的公民社會”概念。施羅德的觀點是：傳統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的模式都不恰當，還有第三種模式，即他在美國人的“社群主義”概念基礎上提出的“公民社會模式”。以第三種模式實行的“新治理”、推行的“新政治”，其內容就是強調“輔助性原則”（Subsidiarity）。在這個模式中，公民是第一責任人，國家是輔助者，它只是在需要的時候才介入和提供幫助；所完成的公益任務是國家的目標，但是它的完成方式是經濟領域的方式。“文明的公民社會”概念說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的區別。他們都承認國家的行動能力受到了限制，但自由主義者更強調個人主義和市場的作用，堅持“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則要用一些公共的、社會的、公益的方案解決具有政治意義的社會問題。這不意識著國家要減少它的責任，而是國家要改變自己行為方式。（參見《國外理論動態》２０００年第７期，第19－２1頁。） “第三條道路”的首席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從五個方面竭力說明“第三條道路”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特別是與新自由主義的區別。在政治價值上，他認為，社會民主是清晰的左派階級政治，其主要選民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新自由主義雖然很少公開聲稱自己是一種階級政治，但是它是一種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的保守哲學。隨著工人階級隊伍的急劇萎縮以及東西方兩極對立格局的消失，階級政治的突出性和左與右的傳統分界也模糊了。“第三條道路”在接受社會正義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同時，摒棄了階級政治，尋求一種跨階級的支持。在經濟上，現在似乎只有“一條道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在全世界是時代的指令。同時，市場在全球範圍處于無與匹敵的地位。但是新自由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犯得共同的大錯誤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第三條道路”要創造一種新的混合經濟，它不是要在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達成平衡，而是實現管制與解除管制、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之間的平衡。在政府方面，社會民主黨人一直熱衷于擴大國家和政府幹預範圍，而新自由主義要求縮小國家。“第三條道路”要求超越“政府是個問題 ”和“政府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的觀念，重建國家和政府。為了重新獲得信任和合法性，“第三條道路”主張進行全面的一攬子改革，這些改革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界定新的民主國家。在國家問題上，社會民主主義者始終對民族國家沒多大興趣，認為它是對國際團結的威脅。新自由主義一直傾向于把一種自信的孤立主義的民族主義與他們對自由市場的鼓吹混在一起。正在出現的全球秩序作為“純粹的市場”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第三條道路”方式試圖為民族在世界化的世界中找到一個新位置。在國界軟化的情況下建立世界主義的民族國家。關于福利國家，這是社會民主黨人和新自由主義者區別最大之處。前者認為，一套發展完善的福利體制是一個公正體面而且人道的社會的基石，要求維持最大的福利國家；后者認為福利制度是企業的敵人、市民秩序衰敗的原因，要把福利制度減小到安全網的程度。“第三條道路”反對福利機關的異化，要對福利國家進行激進的改革，主張把社會福利國家改革為“社會投資國家”。（參見安東尼 ‧ 吉登斯：《左派癱瘓之后》，摘自《“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譯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第62－68頁。） 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加劇了全球危機，對于這一切，新自由主義沒有答案。而這時，左派已陷入各種“后現代主義”的假說中不能自拔，其結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癱瘓，意識形態走入死胡同。（以上參見福斯特：《資本主義普遍性的矛盾》，美國《每月評論》雜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轉摘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12期。） 英國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指出，在意識形態上，新自由主義共識已在克林頓－布萊爾領導的“第三條道路”中建立了新支點。保証市場勝利的這一取勝配方是一副安慰劑，它不是攻擊、而是維護那個鼓吹競爭和團結和諧一致的、有同情心的公共權威。現政府政策的堅固核心仍是進一步追隨里根－撒切爾的遺產，採取他們的前輩都不敢頒布的措施：美國的福利改革，英國的學費。但現在這些政策正在被小心翼翼地用輔助性的讓步和更軟性的花言巧語包裹著。我們可以把列寧的格言“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國家理想的政治外殼”修改為：“第三條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外殼。（參見安德森為《新左派評論》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寫的發刊詞《重建》一文。）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教師丹尼爾‧ 本賽德批評“第三條道路”的軟弱無力，認為“第三條道路”的綱領□□一個“激進的中派”，一個“沒有敵人的民主國家”，一個活躍的市民社會，一種“新的混合經濟”，一種新的“家庭民主”一種超越勞動社會的“公民自由主義”， “一個世界主義的民族”□□不過是新瓶裝舊酒。他說，吉登斯要我們注意到，我們生活在一個“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的世界上。新的激進中派的前景只能是在金融市場嚴密監督下正當謀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委托，要有條不紊地為馬斯特里赫特或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義歐洲點火。由于傳統的歐洲右派發生了危機，社會民主主義成了新的歐洲帝國主義的代理掌權人。歐洲中左政府的職責就是遵循中右派的經濟政策，因為它們幾乎沒有推行其他類型的政策的余地。最近20年的自由主義社會政策已經摧毀了幹預手段。貨幣已經委托給歐洲中央銀行的董事們，不再取決于政治權力。社會保障體系已遭到損害。私有化已破壞了積極的工業政策杠桿。等等。盡管“新中派”和“第三條道路”在各國有不同的形態和色調，它終究是對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背離。（參見丹尼爾 ‧ 本賽德：《軟弱無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法國《外交世界》月報1998年第12期，轉摘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6期。） 《外交世界》同期還發表了署名Ｓ‧Ｈ的文章，指出歐洲左派已走投無路，他們發表堅決要實行漸進的社會改革的空話，以便更好地使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現代化政策。歐洲右派的瓦解本來應當是有利于實行另一種經濟社會政策的。但是執政的左派卻利用這一機會來確定自己作為新自由主義秩序管理人的角色。同期，英國《衛報》記者蘇烏斯 ‧ 米爾納則批評“第三條道路”，認為布萊爾主義如果去掉它的起廣告作用的東西，只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再一次妥協，是對80年代法國和西班牙社會黨政府政策的進一步補充。（參見《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6期，第11頁。）法國佩皮尼昂大學教師讓－伊夫 ‧ 帕拉伊索在《思想》雜志總316期（1998年第3季度）撰寫《格哈德 ‧ 施羅德：政策的改變還是社會民主黨對新自由主義的認同》一文，批評“第三條道路”的德國代表人物施羅德，認為他的的社會經濟觀並不是要重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而是要鞏固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全球地位。施羅德取代科爾是換人不換政策。施羅德將為金融界和財界更加賣力地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參見同上，第19頁。） 西方左翼人士安德森、喬姆斯基等人還對社會民主黨人“第三條道路”的新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進行了抨擊。 法國的伊格納西奧 ‧ 拉莫內認為，北約對南斯拉夫主權國家的進攻是實行“第三條道路”的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人發動的，曾是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人的北約秘書長索拉納把這一決定稱為一種“道義責任”。在發動戰爭之前，這些領導人中沒有一個向他們的國會作出解釋，更不用說請求國會批准使武力解決衝突。因此，社會主義這個人類偉大的統一的神話，再次被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領袖所背叛。社會民主主義已無力取代正統的新自由主義，而新自由主義現在發現即使是羅斯福總統擺脫30年代經濟危機的凱恩斯方法，也太左傾了。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新右派，它以空洞的機會主義態度承擔起了征服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性任務。今天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明天它就會對自己鄰國發動戰爭。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現實主義的名義下作出的，它聲稱不要使船搖擺，首先不要擾亂現狀。（參見法國《外交世界》月報1999年第4期，轉摘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6期。） 喬姆斯基認為，北約介入科索沃的軍事行動是不人道的，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他對向“私人專制經濟”賣身投靠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克林頓和布萊爾一開始就說過，這場戰爭之所以必要，完全是為了維護北約的信譽。因此，發動戰爭不是為了什麼誠實、道義和人道，更多是為了推行黑手黨的邏輯。（參見諾姆‧喬姆斯基：《人道主義的價值》，轉摘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安德森指出，在資本主義整體勝利之際，“第三條道路”認同這一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適應現實的調整。這種現實調整的深度可以從巴爾幹戰爭中看出來。在這一事件中，北約的作用簡直是理所當然，它們實行的觀念在10年20 年以前連做夢都不敢想。其潛台詞是：資本主義勝局已定，我們必須用資本主義來維持我們的和平。（參見安德森為《新左派評論》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寫的發刊詞《重建》一文） 五、 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 在認識當代新自由主義霸權，了解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背景，分析“第三條道路”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淵源的基礎上，西方左翼向自己提出了超越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課題。 首先，德里克提出了全球化意識形態批判的任務。他沒有直接提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口號，而是把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文化。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是一種“泛資本主義”，它依托跨國公司已在全球範圍造成了新的階級分化，產生出一個“新國際資產階級”。當代的新資本主義向各國進行外來全球市場文化的國際推銷。在全球化過程中，跨國資本主義改變了以往的權力結構，文化成為資本控制市場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成為有獨立地位的成分。當代資本主義還造成了資本主義以外的外部世界的消逝，使資本主義之外的選擇不複存在。世界越來越大的部分卷入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當年西方基督教地區的現代化僅占世界５％的部分，目前的全球化已涉及世界17％的地區，可以說已出現了一個“泛資本主義”。中國目前已出現一個消費主義的文化革命，超過了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中國社會全球市場化或市場文化中國化的過程中，這些混雜文化中同質的東西就是全球市場權力的表現。（引自阿利夫‧德里克2000年8月在中央編譯局的座談發言） 喬姆斯基尖銳地批判自由主義的天然“自由”市場神話。自由市場神話被灌輸進我們的大腦，它鼓吹經濟如何具有競爭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喬姆斯基認為，市場從來不是競爭性的，經濟由大公司控制，市場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競爭。而且，公司本身就是極權組織，以非民主的方式運行。我們的經濟以這種組織為中心，嚴重損害了我們建立民主社會的能力。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則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嚴重的經濟政治后果。他說，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后果到處都一樣：社會經濟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對世界最貧窮國家和人民的嚴重剝削的明顯加劇，災難性的全球環境，動蕩的全球經濟和對富人而言前所未有的發財機會。面對這些事實，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捍衛者卻仍宣稱，只要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受幹涉，最終大多數人都會享有幸福生活。他們要求人們虔誠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場永無謬誤。人們將法西斯稱作“毫不留情的資本主義”，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資本主義”。在這個時代，商業勢力力求將其政治權力法律化，結果市民社會根本無法存在。新自由派的民主產生的副產品是以漠不關心和玩世不恭為標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新自由主義還損害了以公民為中心的政治文化。結果只能造成一個由倍感無力的、精神不振的個體組成的原子化的社會。（參見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諾姆‧喬姆斯基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刊于美國《每月評論》雜志１９９９年４月第５０卷第１１期，轉摘于《國外理論動態》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拉莫內擺出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四個后果：金融經濟和現實經濟之間形成了不協調的局面；分子生物學和信息科學危及了人們的倫理觀念；貧富不均現象已變得驚人地嚴重；競爭的邏輯正上升為社會的天然准則。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奧斯卡‧拉封丹則發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呼籲，指出：與里根和撒切爾的名字相聯系的保守黨的經濟革命已在整個世界普及開來，它導致了前蘇東集團的瓦解，並帶來了一定的發展，而這些發展現在必須加以修正。我們讓新自由主義者來支配我們政策的中心概念和內容，這一時間太長了。兄弟姐妹們，這種局面必須加以改變。（參見奧斯卡 ‧ 拉封丹：《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載于《新左派評論》1998年11－12月號，轉摘于《〞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第56－57頁。） 喬姆斯基等人的新自由主義批判的中心點是指向所謂“沒有選擇”論。麥克切斯尼說，新自由主義衛道士最后的王牌是聲稱：除了新自由主義別無選擇，共產主義社會、社會民主主義、甚至美國式最溫和的福利國家都失敗了，新自由主義已被接受為惟一可行的道路；它也許不完美，但卻是惟一可行的經濟體系。新自由主義最強調的一點是沒有替代現狀的其他選擇，人類已發展到最高水平。喬姆斯基指出，過去有幾個時期也被稱作“歷史的終結”，比如本世紀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但事實已証明此種觀點愚蠢之極。現代新自由主義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沒有理由相信動亂會自動向民主、人道的解決途徑發展。一切取決于我們，取決于人民怎樣組織、回應和行動。對未來的選擇權掌握在我們大家的手中。（參見同上）美國的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法國的丹尼爾‧本賽德等人也都針對吉登斯關于“除了資本主義別無選擇”的言論發表了評論，認為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用另一種左派即“左派中的左派”來與它們對抗。（參見《國外理論動態》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第１２期。） 許多西方左派人士紛紛就戰勝新自由主義的前景、道路與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安德森認為，左派應採取的總體方式應當是一種不妥協的現實主義。不妥協有兩種含義：拒絕與現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對任何一種遮遮掩掩地表述權力的虔誠和委婉。枯燥乏味的最高綱領主義不複再來。《新左派評論》永遠應同情爭取更好生活的斗爭，無論它們的影響範圍是多麼有限。但是它可以支持任何當地的運動和有限的改革，而不偽裝這些運動和改革能夠改變這一制度的本質。（參見安德森為《新左派評論》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寫的發刊詞《重建》一文） 拉莫內提出，要在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年之際，重新呼喚“烏托邦”。 “烏托邦”是明天的真理。（伊西奧‧拉莫內：《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外交世界》月刊1998年第5期，轉摘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4期，第18頁。） 福斯特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如此普遍。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一個被剝去了一切人性偽裝的資本主義，它無路可走，已經到了盡頭。確實，只有一種真正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是生產者聯合起來的社會，此外別無選擇。（以上參見福斯特：《資本主義普遍性的矛盾》，美國《每月評論》雜志， 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轉摘自《國外理論動態》1999年第12期。） 安德森、喬姆斯基等著名左派都特別強調民主對于戰勝新自由主義的作用。安德森指出，切莫低估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影響力。至少在短期內，揚棄這一意識形態決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的課題，如今已擺在人們的面前。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可以從價值、所有權和民主三方面著手。在價值問題上，我們必須強調平等原則是自由社會的中心准則。在教育、勞動、居住、健康等方面，市場不可能保障所有人獲得起碼的保障，只有通過國家的社會再分配政策，才能維護弱者的正當權益。在所有權問題上，新自由主義者正是通過私有化，對社會主義發動了一場十字軍東征。然而，這並不說明，財產的私人所有必須採取傳統的資產者所有制形式，人們完全可以創造出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這個課題今天不僅在發達國家的左翼人士中展開討論，而且在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已開始了典型試驗。在民主問題上，新自由主義公開斷言，民主不是最高價值，它是一種不具有內有不適應性的。他們主張少一點民主，我們堅持要多一點民主，民主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完善和發展。（參見安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法國《思想》雜志，1999年10－12月，第320期，轉摘自《國外理論動態》2000年第8期。） 安德森指出，新自由主義９０年代強大的衝擊也並非永恆實力的保障。以一種更長遠的歷史觀點能夠對這一時代進行更有希望的解讀。這畢竟也是這樣一個時期，蘇哈托在印尼的獨裁被推翻了，伊朗的宗教暴政削弱了，委內瑞拉貪污的寡頭下台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已終結，南韓各類軍人及其文官傀儡政權已經下馬，自由最終在東帝汶獲勝。樂觀主義觀點將這些視作未來的萌芽，即在世界範圍內構築真正的民主化進程的、持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新行動，這一進程的成果我們現在可能還想像不到。世界範圍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壓力，性別等級制的總體式微，生態意識的增長，所有這些共同暗示資本主義或許是不可戰勝的，但卻逐步証實它可以融解于、淡化于更深刻類型的平等、可持續能力和自我決定的汪洋之中。（參見安德森為《新左派評論》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寫的發刊詞《重建》一文。） 喬姆斯基說，民主是人們是人們值得生存其中並為之奮斗的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同時，他表明，那種將資本主義制度等同于民主，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社會會允許人擁有信息和決策權的想法是何等荒謬。喬姆斯基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強調了世界人民向往民主的願望以及體現在這種憧憬之中的革命潛力。那些占統治地位的公司及其代言人明白他們的體制是代表少數人需要的，他們千方百計阻止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費盡心思確保重大問題永遠不被公開討論。喬姆斯基指出，有組織的政治行動主義造成了我們今天擁有的民主的程度，帶來了政治普選權、婦女權利、工會、公民權以及我們享有的自由。我們應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個人自由原則的政治經濟制度作為出發點來思考問題。（參見《國外理論動態》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第7－8頁。） 法國共產黨全國書記羅貝爾‧于認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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