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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0 00:13:29瀏覽109｜回應0｜推薦1 | |
| 孔海珠：魯迅與一樁令人迷惑的歷史公案 (點計數：1319)
作者：三家村 http://www.pen123.net.cn 2002-3-8 10:08:38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可憐的中國留學生 (04-09 14:26) ·王思治:簡論清代的國家統一 (06-14 08:20) ·俄羅斯恐怖襲擊層出不窮 普京前程受車... (06-16 13:14) ·轉貼：學習美國人一個看不見的優點──... (06-16 13:14) ·印討價還價日迫不及待──美要印日出兵... (06-16 13:14) 作者文集 作者: 孔海珠 一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情誼，一個令人迷惑的歷史公案。 魯迅是如何營救孔另境的？ 孔另境當年入獄是因為當時與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姐姐的告發嗎？ 孔另境的女兒、茅盾的侄女孔海珠的獨家披露。 30年代的魯迅 ●父親在獄中並不清楚外面營救的過程，以為“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兩君”，當他出獄后，他說，“第一樁心事我一定要去結識這個富有義俠心腸的老頭兒”。 ●魯迅見到我父親，驚訝地說：“想不到你竟出來了！”還幽默地說：“沒事，當然要放的，他們的口糧也緊得很呀！” ●關于父親這段北方之災，我們尊敬的姑父茅盾在回憶錄中，不提感謝魯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罷了，卻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闡述，按他的說詞，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原因在于和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寡姐“另有所歡，為了甩脫他，就誣告他是共產黨”。 ●我給《新文學史料》主編樓適夷先生信中說：“茅公的這段話情況不確，對茅公和我父親都造成不良影響，希望能做補救挽回的工作。” 魯迅先生救助過無數青年人，營救我父親孔另境于1932年脫離北方的牢獄之災，是成功的實例。對此，魯迅本人看得很稀松平常，出手相助的“北國二友”很少有提及，這更加重了父親對他們的敬意。平日里，父親對我們講述這段生平故事時，總說魯迅是他崇敬的第一人。關于營救的內情，父親曾有短文記述。直至1976年間新發現了幾封魯迅致許壽裳的當年信函，才將此事曲折內情抖落出來，原來父親生前也不詳盡當年魯迅先生為營救他出獄所謀劃的一切。 孔另境被捕，李霽野奔走營救 此事還得從父親如何在天津被捕入獄說起。 1922年的孔另境因參加學潮被學校開除回到家鄉烏鎮。他的姐夫沈雁冰在商務印書館工作，同時在新籌建的上海大學任教職。他幫助內弟說服了岳祖父讓他同來上海。經過考試孔另境入上大中文系就讀，也常旁聽哲學系的課。在這個大熔爐里，思想進一步左傾，1925年初加入了共產黨，經過五卅運動，革命覺悟更為提高。1926年春當茅盾在廣州做實際革命工作時，他也到了廣州任職，后又參加北伐。1927年國共分裂，寧漢合流，他被“歡送”出境，到廬山和茅盾會面后變裝回滬。孔另境受指派到杭州參加暴動，盲動路線致使組織被破壞，他回上海時，組織要求每人尋找公開之職業以掩護。1929年春父親應潘訓（潘漠華）介紹到天津南開中學教書，后轉到河北女子師範學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好報》編輯。這時雖無組織關系，他的公開地址作為黨與國外聯絡通訊處，許多蘇聯寄來的宣傳品都寄到學校，郵件屢被沒收，1932年初夏，因共產黨嫌疑被天津警備司令部捕去。 父親被捕后，他同事近三年然關系並不密切的李霽野，奔走請托擔任天津市黨務領導工作的同鄉熟人，此人父親平日也認識，李先生說：“這時的辦法不外：一，用錢贖買；二，托人講人情。第一件我無法辦到，所以就去托人。”原想請這位同鄉朋友說句話，証明孔並無政黨關系后可以開釋，因為搜查出來的罪証，是父親也沒有看到過的兩冊書籍。不料此人為父親作了相反的証明，于是父親被押送到總司令部北平行營軍法處。行營主任是張學良。李霽野氣憤之下從此不和此人往來，並托了在北平的知友台靜農就近照顧。台靜農也為父親奔走，托人，並時作經濟上的接濟。父親見出獄無望且案情在升級，乃信告在上海的姐姐孔德□止。魯迅托請湯爾和，營救父親 父親原名孔令俊，字若君，14歲喪母，長他7歲的已婚姐姐對弟弟向來很關心，出了這麼件性命交關的大事，她向魯迅先生求助。父親在文章中說：“魯迅先生從前在北京教育部做過事，不免還有些熟人，于是他老先生破例替我寫封信給曾做過教育總長的湯爾和，說明我被捕的原因是並不確實的，請他設法在少帥面前說說明白。”其實，營救的內情還要複雜一些。 首先，魯迅先生了解情況后，在1932年8月17日給在南京就職的老友許壽裳寫信。為什麼給許寫信，由他轉信北京方面？魯迅解釋說：“在京名公，弟雖多舊識，但久不通書問，殊無可托也。”其次，稱孔另境為自己的“舊學生”，以示親近，又說“此人無黨無系，又不激烈，而遂久縲紲，殊莫名其妙，但因青年，或語言文字有失檢處，因而得禍，亦未可知。”第三，向許壽裳詢問湯爾和住址，並說：“兄如知道，可否寄書托其予以救援，俾早得出押，實為大幸。”魯迅把此事托請湯爾和辦，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因湯在北京和張學良說得上話。而魯迅、許壽裳和湯爾和是同期留學日本，回國后又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同事。后來，雖然湯官運亨通，這點情面估計是會給的。所以，魯迅對許說“函中並列弟名亦可”。兩個多月后，魯迅見營救的事仍舊未能辦成，怕出意外，又信許壽裳催辦此事。因為李霽野以自己的名義去見湯爾和，五次不得見，也不知湯是否收到過許壽裳和魯迅聯名寫的請托之信。孔德□止在上海也非常著急。魯迅先生信中說：“孔家甚希望兄給霽野一紹介信，或能見面，未知可否？”李霽野和台靜農都是魯迅早年為首的未名社社員，也是魯迅在北平居住時的小朋友。許壽裳先生是個熱心人，受魯迅之托，不僅給李霽野紹介湯爾和，還紹介蔡元培先生。李得信后馬上寄信給湯爾和，又持了許先生的介紹信見到蔡元培。 李霽野在許壽裳先生遇難后作《許季□先生紀念》一文中回憶說：“這幾年中因嫌被捕入獄的人頗多，一九三二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牽連了。大家都是談虎色變，季□先生卻是熱心幫忙的。他提到蔡孑民先生，說他雖然常受警告和威脅，卻依然肯說話，于是便寫了紹介信，交給我去找蔡先生。”又說，他見到蔡先生僅這一次，蔡先生立刻就寫信紹介他去找可以為力的人，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對于兩位先生在險惡的環境中勇于救人的義氣，我心里永遠欽佩感謝。” 不久，這請托產生了效力，李霽野接到父親從獄中來信，說可用兩人就能保釋。李霽野和台靜農聯名作保，父親被關押一百天而獲釋。台靜農親自到軍法處接他出獄。 父親在獄中並不清楚外面營救的過程，以為“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兩君”，當他出獄后，“他們突然告訴我，魯迅先生曾幫了我很大的忙的，我愕然，也使我更加心感”。 50年后，李霽野再說往事 記得1982年春夏，我隨母親專程到天津拜訪李霽野先生夫婦。李伯伯回憶起這個營救的故事，談話間時而哈哈大笑。他的音容笑貌深刻地留在我的腦海中，至今很懷念他。最后他說，“他關在里面，我們出面救他；我們有難，他救我們。那時就是這樣簡單。”也說，“我們的友誼就是這樣產生的。” 李伯伯說的“我們有難，他救我們”，是指后來台靜農在其北平的寓所被捕，威脅到未名社的李霽野等兩位成員，這時，我父親則機智地出手相助，最后有驚無險地收場。以前，我們聽父親繪聲繪色地講述這個老故事時，覺得離奇的是在台靜農家里搜出“炸彈……”。然而，這連續故事在他的文章里始終沒有提到過。直到1986年，李霽野先生在為我們三姐妹編輯的父親散文集《我的記憶》寫序時，才寫了這件事，他說： “（從牢里）出來后，若君就住在那位朋友家里，因為離範文瀾同志的家很近，有一天他找文瀾談天，夜深才回來，一見那位朋友門前屋上有許多武裝軍警，他知道出了事。他繞到範家，決定連夜給我打長途電話，第二天早晨才打通，韋叢蕪同我立刻坐火車到北平，若君在車站等待，告訴我們那位朋友被捕了。我們立即去警察局找一位燕大同學，他說發現一顆‘新式炸彈’，情節嚴重，已經派人到天津捕叢蕪同我了。若不是若君通知及時，未名社三個成員都可能因所謂‘新式炸彈’案件喪生。幸而內外有人，查明‘新式炸彈’只是一件制化妝品的小儀器。這件轟動一時的大案才以鬧劇告終了。” 這件事魯迅先生為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作序中也說到，曹靖華是未名社一員，未名社在北京被封閉過一次，“是由于山東督軍張宗昌的電報，聽說發動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來沒有事，啟封了。”然而，“靖華譯的兩種小說都積在台靜農家，又和‘新式炸彈’一同被收沒，后來雖然証明了這‘新式炸彈’其實只是制造化妝品的機器，書籍卻仍然不發還……”指的就是這件事。所以，魯迅幫助營救我父親出獄，也救了未名社的其它三個人。 孔另境登門拜訪魯迅 這年冬天，父親回到上海姐姐的家，他說，“第一樁心事我一定要去結識這個富有義俠心腸的老頭兒”。“一個西北風刺人的早晨，心里牢記著打聽來的先生寓所的路徑，走到一個建築物門前，這建築已很陳舊，也無門警，也無電梯；我也顧不得人家警告的什麼什麼，一直就衝上三樓，懷著仿佛要爆烈出來的滿腔熱情，拼命撳那電鈴，一忽兒里面一陣響聲，出來開門的正是魯迅先生自己……” 這是父親在《我的記憶》中回憶那時上門道謝時的情景。我考查了一下，這個地點在北四川路194號三樓四室，那時名拉摩斯公寓，即現在的北川公寓。 魯迅驚訝地說：“想不到你竟出來了！”還幽默地說：“沒事，當然要放的，他們的口糧也緊得很呀！”無論如何不承認有營救他的力量在內。隔了兩個月光景，父親又到魯迅寓所去，他們正在搬家，魯迅介紹認識了他的夫人許廣平和孩子。父親說，這次我們談到了五個青年作家的被捕事件，魯迅開玩笑似的說： “你總算幸運的，要在南方，怕早就完了。” “那也不致于吧，我的情形不同。” “不相幹，他們還管你情形同不同！比如說，你倘藏著我的一封信，這就夠了，因為據說我是拿盧布過活的，你既和我通信，你自然也是了。” “能這樣簡單麼？” “自然簡單，中國人的推理原是很妙的。”“這時他也笑了，那笑的意味卻很難確定，仿佛是諷刺的笑，又像是一種苦笑。他是認識五人中的幾人的，自聞他們被難，他很苦痛，燒去了所有別人給他的信，免得倘自己有問題時牽連到不相幹的人，所以后來我編《作家書簡》向他征求時，他回信說，‘……而且別人給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存留的。這是鑒于六七年前的前車，我想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所謂‘六七年前的前車，’就是指這一事件了。” 這段對話記于1936年10月，魯迅先生去世一個月后，父親為銘記他的恩德，記下這段回憶，它真實，感人，也很珍貴。父親的這次牢獄之災驚動了那麼多人，也使父親結識了那麼多人，尤其魯迅先生待青年人至誠的心，父親感佩一生。 孔另境被捕，並非因戴望舒的姐姐告發 然而，關于父親這段北方之災，我們尊敬的姑父茅盾在回憶錄（十五）《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及其它》，刊《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二期上，不提感謝魯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罷了，卻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闡述，按他的說詞，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原因在于和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寡姐“另有所歡，為了甩脫他，就誣告他是共產黨”。“其實他早就不是共產黨了”。等到孔另境被保釋出獄，“但那時天津的家早已人去樓空，所有細軟也被戴氏囊括而去。另境只好孑然一身來到上海”。 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父親的隱私，而且在公開發表的雜志和書本上，在他姐夫的文章中。它真實性又如何呢？ 我初步調查了：1，戴望舒的前妻穆麗娟；2，和孔另境、戴瑛都熟悉的施蟄存；3，範文瀾當年和父親的通信；4，出手營救的李霽野；5，我母親。他們都未曾聽說父親的天津之災是戴望舒的姐姐戴瑛告密所為，也沒聽到父親有什麼忌恨的言辭。母親還說，父親生前從未說起他曾和戴氏在天津同居的事，是1975年到北京茅盾家作客，茅盾對她說的，才知道有這麼件事。當時並沒有說到父親的被捕是戴氏告的密。而且，父親是個窮書生，也談不上有“細軟”之類被括走。 父親18歲離開家鄉后，全靠姐姐和姐夫照顧，他們對父親要求高、管教嚴是應該的。姐姐反對25歲的弟弟和比他年長又有兩個孩子的寡婦同居，這是自然的。那年（1929年），正是茅盾在日本和秦德君公開同居的時候，茅盾夫人拿他沒有辦法；父親鑽了這個空子，沒有聽姐姐的勸，和戴瑛私奔到天津去了。據說戴家也不同意。為此，孔德□止一定很傷心。父親在天津三年自力更生地生活，被捕后因擔心女方的生活，委托他的朋友王德甫照顧。不意，這女的跟姓王的跑了。真是一團糟。 姐姐見弟弟又坐牢，又吃虧地回來，自然很生氣，會說戴是個壞女人。如果說她“誣陷”父親，畢竟想像的成分太多。關于營救，茅盾說：“德□止為了弟弟的事，焦急萬分，硬拉我去求魯迅。因為她知道魯迅在北京有不少有名望的熟人，可以轉托他們去營救。”還說：“魯迅雖然不知道孔另境其人，仍舊熱心地答應幫忙……”其實不然，魯迅和茅盾住在景云里門對著門時，孔另境就為茅盾作信使多次去過他家，魯迅先生知道茅盾有這麼個妻弟，只是不太熟悉罷了。 誤傳還在繼續 1982年12月，施蟄存先生在一篇《懷孔令俊》中說：“令俊的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衝突，但本質卻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時的生活，天津回來后的一段時期，大概經濟方面非常狼狽，不得不依靠他姐姐的支援。近年間，沈先生在他的回憶記中，曾有好幾處提到令俊，語氣之間，似乎很有不滿，我覺得有點意外。我看過沈先生給令俊的許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勵他和熱心幫助他，不知道為什麼晚年來，在沈師母故世之后，忽然態度一變，對令俊深致不愜，不惜形之筆墨，這一情況，我覺得不可思議，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時節對沈先生有過什麼大不敬嗎？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我們對此也大惑不解。我給《新文學史料》主編樓適夷先生信中說：“茅公的這段話情況不確，對茅公和我父親都造成不良影響，希望能做補救挽回的工作。”樓先生在1982年8月23日回信說： “茅公回憶錄中涉及你爸的話，有失實處，編輯部已收到一封來信，（大概是戴望舒姐姐的兒女），在與韋韜小曼商量處理。你們是近親，是否先給韋韜寫封信，附一封給編輯部的信，說明事實不符之處，我們再想辦法。如在刊物上發更正信，待出書附加一條注解說一說之類，要大家來決定。” 這件事一直拖著沒有解決。以后，茅盾的回憶錄題名《我走過的道路》（中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第170頁），仍然對上面的失實處沒有作修改，也沒有加注解。以后文化藝術出版社又重印，也未作改正。看樣子謬言還要流傳下去。所以，我作上述考証，發出一點聲音，希望引起讀者的注意，也希望出版社在重印時考慮如何作出補救處理。（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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