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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0 00:11:44瀏覽117｜回應0｜推薦0 | |
| 走不近的魯迅(下) (點計數：1350)
作者：張閎 http://www.pen123.net.cn 2001-7-19 9:14:16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走不近的魯迅(下) (07-19 09:14) ·大話文化的游擊戰術 (01-07 09:17) ·何謂市民生活──以上海為例 (12-25 09:11) ·當下知識分子的形象與功能(下) (10-11 09:45) ·當下知識分子的形象與功能(上) (10-11 09:45) 作者文集 走不近的魯迅(下) 4 如果根據對后世的影響來判斷，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有好幾代中國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影響。至于我本人，從魯迅那里所獲得的精神養料無疑比從所有的現代中國作家那里所獲得的加起來還要多。不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也比較複雜。他的影響一半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文學成就，還有另一半則得自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宣傳。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些事實：對他的宣傳來自最有影響力的當權的政治力量，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幾乎沒有任何其它樣式的文學與他比較。人民不知道胡適，不知道周作人，不知道沈從文、張愛玲、穆旦，等等。至于這些人是否可以與魯迅一爭高下，這倒不是問題的關鍵。我的意思是，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已經被某一種方式所規定，已經很難充分接受另一種樣式的文學觀念了。魯迅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及其文學成就也逐步地被“神話化”了。人民只能接受一種文學的影響，而被其影響的人民（及后來的寫作者）又反過來更加強化了其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確實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歷史。 雜文是構成“魯迅神話”的一個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在這個魯迅的獨創文體中，自然不乏佳篇，比如說，他前期的那些（多少帶有尼採風格的）格言式的隨感和一些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的文章。但也有許多（特別是晚年的雜文）充其量只是一些時文，或者是一些與論敵之間纏夾不清的口舌之爭。這些作品美學上的趣味惡劣，內容上無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強詞奪理的“宏論”。比如他對漢語言文字、中國京劇以及中國傳統醫學的充滿偏見的議論，他的關于對西方文化之接受的所謂“拿來主義”。這些文章在現代中國文化批評領域內開創了一種粗暴的和簡單化的風氣。但它卻成了“魯學家”孜孜不倦、皓首窮經的鑽研對象，將一些僅僅關涉私人恩怨的、無聊透頂的罵架文字，吹捧為寓意高深莫測的文化批判或具有革命性的戰斗檄文。僅限于此倒也罷了，這些無聊的學者不這樣又能做什麼更有意義事呢？更可怕的是，它還是“國家美學”的樣板，直至今日，這種雜文依然是現代青年人從小學到大學的必讀書。它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現代中國人的惡劣的文化態度和粗糙的美學趣味，以致好幾代人都只能以為，激烈和偏執是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思想方式和美學方式，寬容與公允則在道德上差不多與罪惡等同。魯迅雜文的美學也許稱得上是一種“力”的美學，但未必是一種“善”的美學，更談不上“理想”的美學。 最讓人感到難堪的是，魯迅也是“文革”時期的思想偶像之一。他的思想與“文革”的“造反哲學”之間的關系曖昧。尤其是在“文革”高潮期間，魯迅著作是唯一允許公開閱讀的文學讀物。魯迅的言論（特別是其晚年的雜文）與馬恩列斯毛的語錄一起，被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大字報”大量引用。在“文革”后期的批孔運動中，魯迅的反傳統思想則得到了空前的發揮。然而，為什麼魯迅的言論放在那些“大字報”中竟然是那麼的恰如其分？為什麼造反派會從內容，文體，乃至句式上，都不約而同地模仿魯迅而不是別的現代作家呢？難道這一切僅僅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難道魯迅僅僅是一個被造反派“利用”了的思想家嗎？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可是，“魯學家”們對這些問題從未作過任何令人信服的交代。看來，“瞞和騙”依然是“魯學”的一大法寶。 5 如果要評價魯迅的文學成就，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所說的困難，倒不是對魯迅的文學成就的性質上的判斷。說魯迅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人，這一點大概不會有太多的疑問。我以為，這倒不是因為魯迅寫得特別好，而是因為其他人寫得特別糟。問題在于，他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主要是通過哪些文字表現出來。我不認為是他的雜文，當然，更不會是他的書信和日記（大概只有白癡才會將他的書信和日記當作文學作品來讀）。稍微有一點點文化的人，也許都會知道，魯迅之所以作為文學家，主要是因為他的小說（還有他的一本叫做《野草》的散文詩集）。 對于魯迅來說，他的“國民性批判”的觀念無異于一把雙刃劍。它既是魯迅思想中最深刻的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時又是其局限性所在。具體表現在小說寫作方面，因為常常過于拘泥于“國民性批判”的觀念，以致其小說的藝術空間顯得極其狹隘，主題和表現手段方面也常常過于單調、呆板。我們固然可以找到種種客觀上的理由為魯迅辯護，但他在藝術上的缺陷也是事實。隱瞞這些事實並不能給魯迅帶來更多的好處。被視為魯迅最高文學成就的代表之作的《阿Q正傳》，在藝術上的問題就不少。這是他最有影響的作品，卻未必是最好的作品。《阿Q正傳》在藝術上過于單薄、粗糙，有時我感到很惋惜──這麼好的一個題材給寫糟了！而且敗筆甚多，比如它的結尾，寫到阿Q赴死時看到圍觀群眾的眼睛的一段，顯然是最生硬做作的段落。過于明顯、直露的觀念化的痕跡，在風格上也極不協調。這是一處在藝術上不可原諒的嚴重敗筆。而“魯學家”們卻以為此處大有深意。 被許多當代知識分子捧得很高的《孤獨者》，則寫得太做作，主人公魏連殳的形象生硬，蒼白，毫無生命力可言，大約是刻意模仿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結果。只是依靠了一點激情才勉強成篇，也因此吸引了當代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就喜歡這類情緒誇張的東西。 《在酒樓上》勉強像個小說的樣子，結構和氣氛都處理得很協調。但它仍顯得文人氣太重，精心的氣氛營造和謀篇，再加上一點兒感傷的情緒。也正因為如此，它獲得了當代知識分子的喝彩。 《傷逝》中只有幾個抒情性的片段還可以給中學生們看看，而其主要情節──愛情，則寫得枯燥乏味，既無激情，也無想象力。這倒與他本人的情感生活很相近。 《肥皂》、《高老夫子》等諷刺性的作品遠不如他的雜文來得精彩。 《一件小事》、《弟兄》之類，幼稚得可笑，幾近乎無聊。《狂人日記》作為一篇思想隨筆，倒是相當不錯的。但作為一部小說，則實在有失水准。 《示眾》雖是一個小小的片段，但可見作者敘述上的功力不凡。可惜這樣的功力用得不是地方，《阿Q正傳》若能寫到這種程度，可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了。 《風波》、《祝福》諸篇也都算得上是佳作。 《藥》如果沒有那個畫蛇添足的花環的話，倒也不失為一部傑作。 在魯迅的《吶喊》和《徬徨》兩個集子中，最精彩的要數《孔乙己》了。《孔乙己》可以說達到了短篇小說所要求的完美的境界。簡潔，精致，又讓人回味無窮。 從小說藝術的角度看，《故事新編》比《吶喊》、《徬徨》要精彩得多，成功得多。在《故事新編》中，魯迅作為小說家的才能在這里發揮得最充分。但這一點是“魯學家”們所不願意承認的。因為《故事新編》沒有《吶喊》、《徬徨》中的那樣多的“深刻”思想。一位“魯學家”無論他有多麼愚蠢，但只要掌握了所謂“國民性批判”這一法寶，就能把握《吶喊》、《徬徨》以及魯迅的雜文，但這件法寶用來解釋《故事新編》或《野草》這樣的藝術性較強的作品時，就不那麼靈便了。 《鑄劍》像《孔乙己》一樣，是一篇可稱得上“完美”的作品。既然是“完美”，我就沒必要多說什麼了。 《補天》一篇極富想象力，但用力過猛。前后兩個部分分開來看，都寫得很不錯，但放在一起就不協調了。 《奔月》、《理水》、《採薇》諸篇，同樣充滿了非凡的想象力和機智的諷喻性。 魯迅不曾寫過長篇小說，這一直是“魯學家”們的一塊心病，談起此事來，多少總有點兒理不直氣不壯。其實，一位作家是否寫過長篇小說，是無關緊要的。但有好事之徒非得找出一點相關的談資不可。他們熱中于談論魯迅的那個子虛烏有的長篇小說計劃，而且為這個計劃沒有實現而深表遺憾。他們還為魯迅設計了一個極其可笑的托詞──因為“戰斗”的繁忙，無暇經營長篇巨制，云云。也許魯迅確實有過這麼一個寫作計劃，但即便如此也于事無補。在我看來，魯迅對世界的理解比較單一、狹隘，他不是那種無論什麼都去經驗、都能包容的人。他的寫作方式也根本不適合寫篇幅太長，內容太寬泛的東西。倘若勉強寫了出來，肯定也是十分枯燥乏味的貨色。然而魯迅沒有做蠢事。這倒可以看出魯迅本人不凡的藝術判斷力。他的“門徒”們則不行。 至于《野草》，無疑是現代漢語文學中最為燦爛的藝術之花。但由于它提供給“魯學家”所要求的社會學闡釋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沒有多少特別神聖的思想值得誇耀。因此，“魯學家”對它的反應也就最遲鈍。即使談到它，往往也不得要領。 《野草》展示了魯迅內心世界豐富和複雜的一面，也是更真實的一面。因為他的痛苦和矛盾，使我感到他是真實的和可親近的。而《野草》之后，魯迅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找到了擺脫內心矛盾的途徑，他的寫作反而失去了應有的魅力。 6 無論如何，魯迅是現代中國最具影響文化現象之一。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全體國民）的靈魂的真實面貌。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確實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也是現代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或者還可以說是“民族魂”。 魯迅曾經這樣說過：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現在，也可以套用這個說法來談論現代中國的文人：中國文人可以罵孔夫子，罵老莊，罵耶穌，罵佛陀，罵耶和華，而不可以罵魯迅。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文人的大半──也許是全部。作家韓東很早就發現了知識分子的這一詭異的邏輯。 這的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是些很有造反精神的人，可是，不知為什麼只要一見到魯迅，膝蓋就發軟，支持不住自己身體的重量。他們似乎更習慣于跪著研究魯迅。“魯學”也成了當代中國學術界的一座最頑固的學術“堡壘”。 從某種程度上說，魯迅的形象滿足了中國讀書人的一貫心理：讀書和文章可以成就救國濟世的大功業。讀書人更樂意首先將自己的事業納入民族國家大業之中，至于知識、科學、真理之類，倒在其次。或者也可以說，讀書人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改造和虛構了魯迅的形象。另一方面，魯迅的激進主義外表對于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也有著巨大的魅力。激進主義迎合了現代知識分子急功近利的想法，凡是總想一攬子解決。激進主義也滿足了知識分子排解內心焦慮和現實生存壓力的心理。這也是五四啟蒙運動中的激進主義一面被過分誇張的一個原因。 “啟蒙”，意味著理性之光對任何被掩蔽的、神秘化的事物的“照亮”。“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的辯証法》）啟蒙精神有時是一種勇氣，一種敢于破除任何精神魔法的勇氣。但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依然沒有擺脫對“魔法”的迷戀，“造神”是他們所熱中的事業之一。從中我們也能看到知識分子的原始面貌的一個方面：知識分子的原始身份之一即是國家巫師（祭司）。他們將任何屬于民族國家和文化精神範疇的事物抽象出來，並加以神秘化。而這些神秘化了的事物一旦與權力結合在一起，就成為人民精神恐懼的根源。 五四啟蒙運動在文化上是一場“偶像破壞”（即如魯迅所說的──“軌道破壞”）運動。而五四之后，“五四精神”日漸衰減，精神界即開始了各種各樣的文化“造神”運動。知識分子在不斷制造對各種各樣的精神偶像的虔敬和恐懼，而“造神”的惡果最終卻不得不首先由知識分子自己咽下。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歷史差不多就是“啟蒙”與“造神”的循環。而魯迅則始終是一尊不倒的大“神”。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界發動了新一輪的文化“造神運動”。這個封為“泰斗”，那個封為“大師”，另一個則封為“巨匠”，等等。現代文化的聖殿里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神祗，各種“新神”和“舊神”。一座座新的牌位，一尊尊新的偶像，讓我們看到了一份全新的“文化封神榜”：王國維、辜鴻銘、胡適、蔡元培、陳寅恪、熊十力、馮友蘭、林語堂、錢鍾書、顧准……本來很是凋零的現代思想文化界，一下子變得熱鬧非凡，一派群星燦爛的景象。文學界的新老“大師”就更是不勝其數。反正是神比人多。 新的文化“孫大聖”們各自將自己心目中的“聖人”圈進神聖的光圈，讓人無法走近。任何懷有別樣的目的的接近者，都有被“妖魔化”的危險。而活著人的精神生存的空間則變得越來越逼仄，精神生活的空氣也變得越來越窒悶，始終散發著一股陳腐的、霉爛的、像停尸房里一般的氣息。我們在這種精神空氣中生活得太久了！ 還是讓我將本文一開始的故事繼續講完罷。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一路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終于到了西天，取得了真經，這且按下不表。單說這長老四眾連白龍馬五口，隨了八大金剛來見如來。如來見諸人皆修得正果，心中歡喜，乃依功授職，各各封了神。旃檀佛、斗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這正是── 春江好景依然在，遠國征人此際行。莫向遙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 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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