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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0 00:11:03瀏覽131｜回應0｜推薦0 | |
| 走不近的魯迅(上) (點計數：948)
作者：張閎 http://www.pen123.net.cn 2001-7-19 9:14:16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走不近的魯迅(下) (07-19 09:14) ·大話文化的游擊戰術 (01-07 09:17) ·何謂市民生活──以上海為例 (12-25 09:11) ·當下知識分子的形象與功能(下) (10-11 09:45) ·當下知識分子的形象與功能(上) (10-11 09:45) 作者文集 走不近的魯迅(上) 1 話說唐朝的得道高僧唐三藏一路往西天去，要取那真經。這大唐去往西天路途遙遠，有十萬八千里，沿途又多有妖精出沒，可謂是凶多吉少。 但唐三藏手下有三位高徒保護左右，一路上可逢凶化吉。這三位分別喚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其中，大徒弟孫行者孫猴子功夫最是了得，也最為忠心，加上勇敢和足智多謀，教那些想吃唐僧肉的妖精們無從得手，不在話下。 孫猴子偶爾也會離開片時，或探路或化齋。這種時候，他總是對師傅的安全放心不下。好大聖，舞動如意金箍棒在地上只一劃，劃出個大圓圈來，將師傅圈在當中。時有妖精前來，欲將唐僧擄了去。妖精剛一欺近，但見那圈子大放光芒，將妖精擋在外面。只要唐僧不出這個無形的光圈，便可保性命無虞。 小時侯看《西游記》，總是納悶，你說那唐僧是聖人，卻也是肉眼凡胎，而且糊塗得可以，與我等無異。若是沒有孫猴子保護，只怕早變成妖精們的盤中餐了。這樣的聖人，其高明之處何在？真正厲害的是孫猴子。玩起游戲來我們都想扮演孫猴子，退而求其次也得演個豬八戒，演沙和尚已是萬般無奈了。要麼，幹脆就演妖精。沒有誰會樂意扮演唐僧，哪怕是演個小妖也比唐僧強。所以，《西游記》一書中的真正的英雄不是聖僧唐三藏，而是那猴頭。 一部現代中國的文化史，差不多也是一部《西游記》。其中，最大的文化“聖僧”就是魯迅。魯迅就是一個被各種各樣的無形的光圈所包圍的現代聖人。圍繞著魯迅的光圈稱作“魯迅學”，或者“魯學”。不過，孫猴子不止一個，而是一群，幾乎可以組成一支龐大的軍隊，在文化的國度所向披靡。盡管人數眾多，但他們卻有著相似的外表，一個個雷公臉，火眼金睛，仿佛為孫猴子的毫毛變化而成。他們的精神魔法就是這個圈子的光芒所在。這些“魯學家”們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魯學”圈子四周，虎視眈眈，監視著任何企圖接近魯迅的人。人們如果不是心存頂禮膜拜之意的話，就大有可能屬于妖精之類，自然也就無一例外地被阻擋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只是被阻擋而沒有招致“聖徒”們的一頓亂棒，這已算是幸運的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某雜志曾經發表過一篇對魯迅持異議的文章，這個雜志很快就消失了。但這顯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當今的“魯學”差不多成了可以與傳統“儒學”等量齊觀的一門顯學。而正如孫猴子是小說《西游記》中的真正英雄一樣，那些“魯學家”才是“文化西游記”中的真正的英雄。這，也許是“魯學”格外發達的一個小秘密。 2 一個人若要成為“聖人”，身邊必須要有三種人。 一，要有一位好朋友。這種人有著特別的忠誠，熱心腸，但在理解力上顯得較為平庸。他其實並不真正理解自己的朋友，卻不遺余力地將朋友打扮成一個“聖人”。比如卡夫卡的密友馬克斯‧勃洛德，就是這樣一種人。卡夫卡最初的名聲仰賴于他的狂熱的鼓吹。 二，要有一位一個好夫人（丈夫），或者是有一位（或多位）好情人。由于愛情或者其它一些關乎利害的原因，這種人在忠誠方面比前一種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也就往往顯得更加狂熱。他們精心記錄著“聖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細節，妥善地保存著“聖人”的任何（哪怕是毫無用處的）片言只語。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從情感方面看，這種行為無可厚非。愛常常使人變得糊塗，使人做出種種愚蠢的事來。 三，要有一些（越多越好）好弟子。他們會虔誠地記錄先生的言行：起居、教誨，乃至任何片言只語。這種人的作用比前兩種人要大得多，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古代的大聖賢如希臘的蘇格拉底、中國的孔夫子等，都弟子眾多。近代以來的歌德身邊的愛克曼，卡夫卡的那位可疑的“弟子”雅諾什，也都是很好的例子。在當今的學者名流中，不少人本就執教于大學，桃李滿天下，可謂得天獨厚，成為“大師”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了。在作家中，則似乎只有張煒深知個中三昧。 在魯迅身邊，這三種人均已齊備。 許壽裳稱得上是一位忠實的、特別能盡朋友之職責的朋友。他與魯迅的交情甚深。他對友情的忠誠，完全是古老的道德遺風的再現。這在如今這個人情澆漓的時代倒不失為楷模。許壽裳為自己的好友專門寫了兩本書──《我所認識的魯迅》和《亡友魯迅印象記》。從這兩本書來看，許壽裳倒確實是個老好人，太忠厚了，以致到了糊塗的地步。他對那位已故的友人的評價，讓人哭笑不得。他將魯迅描述成為一個“仁、義、智、信、勇”諸美德兼備于一身的大聖大賢者。他不知道在這個不斷追逐新潮的時代，這種迂腐的傳統美德標准早已失效了，將它們用在魯迅這個傳統道德的激烈的反對者身上，只能產生一種滑稽的效果。很少有人能接受他的這種觀點。這個老實人幹了一件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這位忠實的朋友甚至還像聖徒抄經一般，虔誠地抄錄過魯迅的日記。這一點真叫人不可思議。無論從哪個方面去看，魯迅的日記都毫無價值可言。一本（如魯迅本人所稱的）“陳年流水簿子”，很可能還沒有古久先生的那本詳盡。抗戰期間，日本憲兵抄了許廣平的家，抄走了許多東西，其中有魯迅的日記。后來，憲兵隊歸還了這些物件，卻少了一些東西，包括魯迅1922年的日記。為了尋找這本丟失的日記，一些學者踏破了鐵鞋。同時丟失的還有周海嬰所收集的若幹珍貴的郵票。為什麼不去尋找那些郵票呢？ 那麼，許廣平的存在對于魯迅來說又意味著什麼？首先意味著《魯迅全集》在篇幅上的急劇膨脹。它至少擴展了三分之一的容量，主要包括一大堆瑣屑、枯燥的往來書信，無聊至極的日記，乃至完全可以扔進廢紙簍里的若幹字條。然而，這些卻統統被“魯學家”們奉為至寶，使他們憑空多了許多作論的材料。魯迅在《阿Q正傳》中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對聖人的態度時，諷刺道：“也如孔廟里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魯迅本人的那些個雜物在“魯學”那里，差不多也享有“孔廟里的太牢”同樣的待遇。 至于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在某種程度上更是一個“神話”。我並不懷疑他們的愛情的真實性，而是絲毫不覺得它有何神聖性可言。如果要神化這種愛情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首先能夠容忍對另一個人──一個完全無助的、在情感上沒有任何權利可言的人──從肉體到靈魂上的抹殺。不承認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這固然是戕害人性的，但將這種愛情（類似的還有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愛情）完全合法化並大加神化，則更加殘忍。 談到“弟子”，魯迅的門下可就太多了。當時在魯迅身邊的人且不說，單是那些私淑的弟子，都不勝其數。甚至一些自稱是聽過（只有天知道他們聽過沒聽過！）魯迅的某次演講的人，也以魯迅的學生自居，逢年過節就會來上一篇回憶錄什麼的。也許他們以為，只要攀上了魯迅這個得道的聖賢，大家便都能夠“升天”了。 那些當今的崇拜者──魯迅的“徒孫”們，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一些人只要一聽到對魯迅的批評性的意見，就會像自己的尾巴被人踩了一腳似的。寫文章寫到該要對現實表態的時候，就會“不由得想起了魯迅的話……”，云云。究竟是今天依然處于魯迅的時代，還是今天的文人已然喪失了對現實做出自己的回應的能力？抑或是今天的文人有一種將自己當成了魯迅的幻覺？在一種幻覺的支配下，這些人到處尋找想象中的敵手。在沒有“落水狗”的情況下，則不惜先將人擊落水中，既而痛打之，以成全自己“打狗英雄”的形象。最為可笑的是，一些人在談到魯迅的時候，並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直稱“魯迅”，也不像一般讀書人那樣稱“魯迅先生”，而愛單稱個“先生”。開口閉口“先生如何如何，先生怎樣怎樣”，一副剛從魯迅家中聽了教誨回來的模樣。真是作態到了令人惡心的程度。 3 “魯學”的主要工作是大量制造“神話”。根據不同人的需要制造各種不同的“神話”，並按不同時代的需求加以修訂。比如，曾經有過魯迅在北京家中會見毛澤東的“神話”，有過魯迅給在陝北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寄贈金華火腿以表忠心的“神話”，有過魯迅冒險收藏和如飢似渴地捧讀馬列著作的“神話”，等等。這些並不是民間傳說，而是“學者”們精心“考証”的結果，這就像當年的科學家們論証農業畝產糧食20萬斤一樣。 不過，“魯學”的第一大神話還得算是“幻燈片神話”。該神話的原創者為魯迅本人。后經由“魯學家”們不斷加工、誇張，成為魯迅生平中最富于戲劇性的一個片段，也成了現代知識青年精神“出世”、靈魂“升華”的一個“樣板”。如果將這一情節當作一個“寓言”來看，還勉強能讓人接受。作為一個事實，則未免過于戲劇化了。當時放映的那組幻燈片已經找到，奇怪的是，惟獨沒有魯迅所描述的那一張。這不要緊，關鍵是這張虛構出來的幻燈片具備了“聖人傳說”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示眾者/看客；啟蒙者/蒙昧的眾生；墮落/拯救……接下來的故事就這樣被講述：一個身居異鄉的年輕人，通過一張幻燈片（真正的“幻相”啊！）看到了眾生“麻木的魂靈”，由是翻然徹悟並出走，后幾經修煉，終成為民族靈魂的啟蒙者和拯救者。一個“神話”誕生了！我們可以從佛陀的“頓悟”傳說或其它許多神話傳說中找到這一情節的原型。 另一個“神話”是關于魯迅性格的。為了反抗黑暗，魯迅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變得偏激、不寬容和富于攻擊性，以致魯迅的任何偏狹的言行都變得理直氣壯，成了真理。“魯學家”們喜歡說一些繞口的“玄學”道理，什麼“大恨即大愛”之類。但有一件事情卻使這種“神話”不攻自破。有一回，一位精神失常的大學生突然闖到魯迅家里，自稱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楊樹達。受過良好的醫學訓練的魯迅對精神分裂症的了解完全達到了專業水平，這一點從其小說《狂人日記》的描述中可以得到証實。但面對這一現實事件，他的判斷卻完全錯了。他沒有看出闖入者的精神症狀，而是認定此人為“佯狂”，真實身份乃其“學界或文界”的敵手所派來的破壞者。于是乎大做文章（見《集外集‧記“楊樹達”君的襲來》）。極漂亮的文章，但充滿了陰暗的猜度和偏執狂式的偏見。等到真相大白后，他卻輕描淡寫地自我辯解道：“因為我對于神經患者的初發狀態沒有實見和注意研究過，所以很容易有看錯的時候。……我只能希望他從速回複健康。”這就是所謂的“大恨即大愛”嗎？ 這類事件在“魯學家”眼里當然只是小事一樁，他們甚至裝作看不見。但我以為，正是這樣一件小事，可見一個人的人格和心理狀態之一斑。我們固然可以以所謂“瑕不掩瑜”之類的說法來為魯迅避諱，但“魯學家”甚至將魯迅性格中的偏狹和陰暗等病態因素也加以神化，誇張為我們這個民族反抗黑暗社會所必備的心理素質。我不知道這些“高論”的真實意圖何在。倒是魯迅本人心中更明白，他多少還知道自己的內心充滿了“毒氣”和“鬼氣”。但對此他常常只是泛泛而論，以致“魯學家”也多從所謂文化哲學的高度來發一些大而無當議論。我倒覺得，這些“毒氣”和“鬼氣”是十分具體的，日常生活化的，是一些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格和言行上的缺陷。 如果這些所謂的“毒氣”和“鬼氣”還有理由歸罪與文化傳統的話，那麼，另一些性格缺陷在完全屬于個人性的。比如，關于“青年必讀書”的問答這一事件。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媒體問卷調查，魯迅卻利用這個機會狠狠地作了一回“秀”，借一些誇張的措辭制造了一個有刺激性效果的說法。作為一位普通人，一位作家，好出鋒頭也算不上什麼大毛病。而這在“魯學家”們眼里可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趕緊引經據典，大做文章，弄得像開天闢地似的。 不斷膨脹的權力欲也是魯迅晚年的一種特殊的心理症狀。人年紀大了，對權力的渴望反而會變得特別強烈，這是一種很奇怪而又十分普遍的現象。一些人正好利用了他這一點，將他供奉為左翼文壇的“盟主”。1930年，在一些懷有某種政治圖謀的人士和諂媚之徒的撮弄下，50歲的魯迅居然像模像樣地做起壽來，儼然上海灘上的“老大”。接下來又成天跟“左聯”的一般狂妄自大的小霸主們爭權奪利，相互傾軋，寫了一批政治上短視、見解上淺薄、藝術上粗糙的時評文章。而“魯學家”們卻拼命誇大這些文章的價值，說是在這些文章中魯迅真正掌握了“辯証法”。 從這一類事件中卻也看出魯迅平常甚或庸俗的一面。不過，在我看來，有這些庸俗面的魯迅反倒比一個“高大全”的魯迅更可愛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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