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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0 00:07:55瀏覽78｜回應0｜推薦0 | |
| 毛澤東與周恩來[中] (點計數：2563)
作者：李寒秋 http://www.pen123.net.cn 2002-1-19 17:21:30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當前西亞局勢和伊朗的外交戰略 (06-12 16:09) ·《秋之吟‧古詩集》 (06-12 22:09) ·答余傑君(修訂稿)[下] (12-09 18:20) ·朝鮮半島統一前景和朝鮮民族主義的未來 (05-18 22:05) ·美國的下一個目標是誰 (04-05 13:40) 作者文集 毛澤東與周恩來[上] 新中國建立后，對于蘇聯領導層來說，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其本國的政治利益的角度出發，支持中國黨內的某一派，操縱與控制中國的一切完全有必要。中蘇交惡后，就蘇聯的立場來看，中國最高領導層發生變更，不管勝利者是誰對于蘇聯來說都比毛澤東在台上強，最好是劉少奇，其次周恩來，即便是林彪也行。這三個人都曾經與蘇聯有密切的關系，並且都不大可能執行絕對反蘇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角度來說，社會主義各國本是一家。對于普通幹部與基層黨員來說，也許並不認為堅持獨立自主的道路有什麼真正的好處，獨立與聯合恐怕沒有什麼區別吧？親蘇派在中國是一個現實的存在，絕大多數中國人以及黨員中，誰也沒有偉大領袖同時向兩個超級大國叫板的勇氣，總會覺得既然都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還是比美國好一點。無論是按照中國人的與人為善的傳統信條，多個朋友多條路；還是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全世界勞苦大眾要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資本家的統治，都不必做出這等徹底決裂的姿態。 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當年曾經要求毛澤東盡一切可能出動八路軍對日作戰，以阻止日本對蘇聯發動大規模的戰爭。這一要求被毛澤東幹脆地拒絕。毛澤東認為，八路軍實力有限，對改善蘇聯的戰略困境沒有多大的幫助。這顯示出了毛澤東精明現實的一面，在他的眼里其實是沒有什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觀念的。 后來赫魯曉夫的抱怨，其實也有道理，既然是同盟國，為什麼不能在軍事上進一步地合作？毛澤東竟然在這些細節問題上都沒有絲毫商量的余地，其“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是否名不副實，或者竟然有反蘇野心？當然，在蘇聯人看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毛澤東為了取代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而不顧一切原則與道德。 當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時，毛澤東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接待，遠遠超出了幾年前赫魯曉夫訪華的標准。伏羅希洛夫回國后，就會同那些斯大林的老戰友們，對赫魯曉夫進行了突然襲擊，試圖解除其總書記的職務，由莫洛托夫取而代之。這場政變由于赫魯曉夫得到了朱可夫等一批軍方勢力的支持以及他的追隨者在中央委員會中占多數而被粉碎。在赫魯曉夫看來，伏羅希洛夫也許就是在毛澤東的挑唆之下才這樣膽大妄為吧？雖然未經証實，反正不滿與疑慮已經產生，最后總會要付諸行動的。既然毛澤東自己就是這樣行事，他也就無權要求赫魯曉夫不禮尚往來了。 防修反修的另一面就是防蘇反蘇。政治家們有所懷疑就會有所行動，等到事到臨頭再採取行動就來不及了。何況，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被趕下台之后，周恩來率代表團訪蘇期間，蘇方竟然有人做賀龍的工作，說什麼，既然我們可以把赫魯曉夫搞下去台，你們也可以把毛澤東搞下台云云。劉少奇真正的罪狀以及最終死于非命的真正原因恐怕就在于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后，他竟然還認為“與蘇聯採取共同行動”是可能的。作為一個較為正統的革命者，也許他所認為的共同行動是指中蘇兩國在越南人民的解放戰爭中共同對付美帝國主義。不過，他的這些言論在毛澤東的理解中恐怕是要挾蘇自重，東山再起，取而代之吧？ 林彪的的失寵與敗亡的真正原因恐怕也是如此吧。他堅持“九大”制定的同時反對美蘇兩霸的政策，反對與美國緩和。甚至對毛澤東叫嚷，“如果你能請尼克松來中國，我為什麼不能請勃列日涅夫？”竟敢以這樣的口氣對偉大領袖說話，並且還觸動了偉大領袖一生中的最大的忌諱，豈不是自尋死路。他也不看看自己的實力，有什麼可以拿得上台面與毛澤東對壘的。造神運動將毛澤東送上云端，如今又想將他拉回人間，不料請神容易送神難，自作自受，活該倒霉。林彪這個人，深諳登龍術，一輩子都在揣摩毛澤東的意圖，對毛澤東的繼承者問題耿耿于懷，戚戚于心，悠悠萬事，以此為大，連這點都沒看清，他也算不得什麼老奸巨猾了！ 在毛澤東看來，美國雖然是意識形態上的真正敵人，但是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你死我活的，雙方敵我分明，壁壘森嚴，彼此之間不可能安插代理人，不必擔心美國人支持黨內的某一派。對于美國人來說這樣一是做不到，二是中國黨內之間的斗爭對于他們來說實在是無法分辨與利用。但是蘇聯與中國的關系是剪不斷，理還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黨內的某一派隨時都會願意回到社會主義溫暖的大家庭中。不過誰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投靠美國。美國人是堂堂之陣，是真小人，不必擔心搞什麼陰謀詭計，不過是肘腋之患。蘇聯人是偽君子，可以以國際主義的原則來反對中國最高領袖的民族主義傾向，因此是心腹之患。 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所有跟蘇聯有過密切聯系的人都遭到了政治上的清洗，幾乎所有對蘇聯有表示過好感的人都不能免除懷疑。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訪蘇期間，曾經斬釘截鐵，明白無誤地表示過，“聯共（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盡管共產國際已不存在，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如此之謙虛謹慎，當然會讓斯大林以及其后的蘇共領袖喜歡，當然就會使毛澤東極為厭惡與懷疑。 周恩來從二三十年代起就是克里姆林宮一貫比較中意的人物，當然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對手了。毛澤東從遵義會議那次先斬后奏，到延安整風鞏固戰果，再到后來的中蘇論戰，一直在敲打周恩來，也願意利用周恩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的擔憂，極力做出令毛澤東放心的姿態，不僅領導了對蘇聯的攻擊，而且幫助毛澤東建立了與美國的外交聯系與戰略合作關系。如此一來，周恩來使得自己在政治格局中顯得更為重要。使得毛澤東更加依賴他的外交才華。當然，毛澤東一貫不信任與不喜歡這種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才會對“四人幫”說，你們還年輕，要多學幾門外語，不要被那些老爺們騙了。他恐怕又在擔心周恩來將挾美以自重了。 從歷史紀錄來看，周恩來一貫就在各種人際關系與外交關系中縱橫捭闔，游刃有余。最善于利用中立與不幹涉的手段來保全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在長征途中，毛澤東與張國燾進行了一場暗藏殺機的政治軍事對壘。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會師后，舉行了對中國革命的前途生死攸關的毛兒蓋政治局會議。當時的政治天平的重心就是在遵義會議上決定的，黨委托的對軍事指揮下最后的決心的周恩來。兩方面都對周恩來抱有巨大的期待，周恩來兩頭不是人，處境極為微妙尷尬。不過，天從其願，病得其時，可以不去赴那場鴻門宴了。 在旁觀者看來，張國燾比毛澤東有巨大的優勢，在軍事斗爭的時代，手中掌握的軍事力量就是政治地位與政治權力的依據。如果張國燾這個人更加心狠手辣一點，恐怕中國的命運今后就要改寫了。張國燾原來是較為中意周恩來的，因此才會對周恩來竟然全力支持毛澤東大惑不解。他跟原來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都有矛盾，這種矛盾被毛澤東緊緊抓住並且加以利用，終于收到了各個擊破的效果。 一個政治家在實力對比不利于自己的時候，就會要奮力促成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轉化。如果暫時做不到，就要遠離強大的對手的控制。任何政治家都不可將自己的安危生死寄希望于對手的良知與社會的公論。在封閉險惡的藏漢交界地區，力量對比又于己極為不利，幹脆一走了之。名為北上抗日，其實就是逃命。“槍桿子里頭出政權”，萬一張國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或者有人在一旁挑撥提醒，以糾正中央錯誤的名義再進行一次政治清洗，那時叫哭爹叫娘都來不及了。當時連號稱“猛張飛”，一心為黨的彭德懷都建議用武力解決這種于己極度不利的局面，可見當時兩軍之間的懷疑與猜忌有多深了。 張國燾是黨的一大代表，一直是黨內的領導核心之一，在國內外享有極高的知名度，有足夠的威望與法統資源。窮鄉僻壤，人跡罕至，在這里上演一場逼父弒兄，斧聲燭影的鬧劇，難道誰還會跑到克里姆林宮去告御狀？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們都深知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都覺得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一看實力對比不利于己，就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這種情緒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同時也是一種群體性的情緒。對于一方面軍的幹部戰士來說，歷盡了九死一生，好容易獲得了領導的重心。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卻發現，由于勢力消長與力量對比，自己將要從整體上被貶斥到一個較為不利的地位上去，不如分道揚鑣，各為其主，各奔前程吧！ 對于毛澤東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機，不是在意識形態上，而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當然，以事后之明，我們應該承認，人多槍多代替不了路線的正確。張國燾本人雖然還算比較現實，但還是不脫書生政治家的本色，其言行總給人一種在搞學生運動的感覺。當時他的三韜六略最多就是走三國鼎立的老路子，在四川盆地割據稱雄，或者在中蘇邊境建立一個蘇聯庇護下的保護國。這種戰略更本沒有長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更不要說奪取全國政權了。 而且在延安時，張國燾竟然反對毛澤東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紅軍應該韜光養晦，讓日本人與蔣介石的軍隊殺得個你死我活，最后的勝利歸于勞苦大眾與共產黨的政策，還是滿腦子的民族大義與忠君觀念。看來，雖然毛澤東不遺余力地打擊張國燾是有欠公正，但是，中國的革命事業落到張國燾的手里，是不可能取得奪取全國政權的全面勝利的！在此前后，毛澤東擁兵坐視張國燾的嫡系部隊西路軍在甘肅青海被馬步芳的騎兵消滅。張國燾的軍事勢力已經消滅，再從政治上排擠他就是易如反掌了。 海外著名的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其大著《晚清七十年》中一再將“文化大革命”與“義和團運動”相類比，處處用毛澤東來指代慈禧太后，時常把周恩來與李鴻章來做比較，這令我極為不快。葉赫那拉這個老妖婆怎麼配與我們的偉大領袖相提並論？李鴻章這個“糊裱匠”（李鴻章的自我評價）怎能與我們敬愛的總理同日而語？不過從權力結構與利害關系中的角度去比較分析，還是可以發現這種類比的合情合理之處。 葉赫那拉氏與毛澤東都是以不太合法的方式僭越了最高權力的統治者。皇太后攝政與領袖獨裁都是正常政治體制中的權宜之計，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下去，為了維持這種非常體制，當然要使用一切手段來使這種體制有勢在必行的理由了。 西太后是可以攝政的，但前提條件是皇帝未成年，皇帝如果成年，按規定是要交還權力，離職退休，頤養天年。但是她戀棧不走，使用了一切陰謀手段，最后不為同治立繼承者，讓光緒直接繼承咸豐的法統，以便繼續以皇太后的名義攝政，如此可謂是費盡了心機與手腕。而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是在戰爭年代中形成的，但是他希望在和平年代中長期保留下去，為此有意無意不得不再一次使全國陷入全面內戰的混亂狀態中了。他對中國革命后的某些趨勢表現出了極大的不容忍，因此出現了從頭再來一次的念頭，號召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踢開黨委鬧革命，全面內戰，打倒一切。 至于周恩來，其與李鴻章的地位與處境也有極大的類似。一方面自己要將國家導入現代化事業的道路，又要在外交斗爭中與那些貪得無厭，鮮廉寡恥的國家斗智斗勇，還要應付政治對手的造謠污蔑與不擇手段的攻擊，日理萬機之余，還要抽空天天到最高領袖那里去請安匯報，實在是焦頭爛額。整個國家，做事的就只有自己和周圍的幾個人，真是勉為其難。那些一點正事實事都不做的人，反倒是永遠正確，決不會犯錯誤，還要對別人的工作指手畫腳，大放厥詞。 公正的說來，把周恩來比作諸葛亮更加合適一些，這兩位人民的好總理與好丞相同樣是盡忠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后人樹立了一座不可企及的道德豐碑。至于毛澤東，有人滿懷深情地將之比作為曹操或者武則天，在反對與抗議的浪潮中，有人又攻擊他為秦始皇。在崇拜與仇恨的情緒都消逝后，比較平和公正的研究者又將其比作劉邦或者朱元璋，這些比附都有一定的類似性。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在某些方面有著驚人的一致，這是由政治行為模式與權力結構的一致決定的。將其類比可以起到觸發靈感，開闊思路的好處，但是最好還是對不同的人和事加以深刻的分析與細心的體會，不要為了幾句俏皮話，誰都要罵！ 公正地說來，周恩來作為一個較為溫和穩健的政治家，在中國當代政治中起到了類似于傳統忠臣的作用。那些忠臣們，一方面在公開的言行維護皇上的權威，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對皇帝進行規勸。以求皇帝不要忘了自己權力的合法性的來源，“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不要一意孤行，任性而為，成為普天下痛恨的暴君。周恩來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及毛澤東本人在公共場合中從無不恭順之處；另一方面還是提醒所有的人，毛澤東是人而不是神，不要違背共產主義的原則與信仰。 當然，要是說周恩來的一系列符合主義或者符合傳統的忠順的姿態消除了毛澤東的猜忌，因此這兩人之間互相信任甚至喜歡，那也是言過其實的。任何一個成功的政治家的最大的本質就是不動感情，懷疑一切。對于毛澤東來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幾次三番地對周恩來採取政治攻勢，就是為了更好地控制周恩來，既要利用，更要防範。跟古代的皇帝對付權臣一樣，他是不會給予任何人以絕對的政治安全感的，總要使人誠惶誠恐，不敢也不能心生異志。 對于周恩來來說，毛澤東的平等主義的終極理想固然無可懷疑，但是他的那些接班人就未必如此了。他可不能將一切希望全寄托在美好的幻想之上，這樣做對中國以及他自己都是不負責任的。對于周恩來來說，恐怕是寧肯服從毛澤東的領導，也不願意和他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接班人共事吧！自己不願意當領袖，就要追隨真正的領袖人物。其實與一個胸懷大志，精于算計的對手合作還是有好處的。一般說來，欲成大業者，就不會過分小氣，不能容人，即便其猜疑心重，也沒有關系，至少可以根據其內心的真實意圖作相應的處理，逆來順受或者因勢利導。 “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這是周恩來的終身的信條，自己的絕代才華，也要貨與識貨的人。當然，自己自覺自願地去做忠臣，就會要受到很多限制，某些時候，即便自己有異見，也不得不順應君主的決定。關于周恩來沒有盡力保彭德懷、劉少奇以及其他老幹部的指責，實在是持論過苛。輕舉妄動，仗義執言，這一向就是招來大禍的原因。而且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應該是由自己來捍衛的，要是寄希望于別人的幫助或者主持公道，其實這樣的人在政治上已經就是一個死人了！ 關于清洗彭德懷，實際上歷史上有一個絕好的先例可加以參考。在三國時代，劉備的義子劉封，因為坐視關羽被困荊州兵敗不救而被處死。其實劉封的不採取救援行動有其客觀原因與客觀限制，而且早已投降曹操的原劉備的將領孟達，指出劉封險惡的政治處境，勸劉封投降曹操。但劉封對劉備忠貞不二，不聽從孟達的建議，兵敗之后只身回到了成都，卻不料劉備聽從了諸葛亮的建議被處死。因為諸葛亮認為劉封地位特殊，有軍功與政治經驗，性格剛猛，“易世之后終難御制。”因此勸劉備一勞永逸地徹底清除他，這體現出了這個三代之后第一道德完人的城府之深。 “易世之后終難御制。”這恐怕是當時最高層的那些批彭德懷的大員們的共同心態吧。不僅僅是周恩來如此之想，幾個老帥在做彭德懷的思想工作時，就說，“毛主席在時，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誰還管得住你？”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還有一個嚴重違背他與人為善的一貫作風，大肆攻擊瞿秋白的例子。令溫文爾雅，與人為善的周恩來大光其火，在大庭廣眾之下對死去多年的瞿秋白橫加指責，有失他刻意保持的溫和中庸的政治風度，這的確是一件蹊蹺事。由于沒有周恩來與瞿秋白當年的相關資料，無從評論。不過根據當時的險惡的政治形勢以及瞿秋白的個性來看，還是事出有因吧。 瞿秋白這個人，知識分子的本性不改，多愁善感，自負甚高，剛愎自用，志大才疏，又毫無心機與手腕，完全是個業余水平的政治家。本身又頭腦單純，性格衝動，精神二元分裂，看他在臨終前寫的《多余的話》就知道了。 根據人性與歷史經驗，這種人，革命衝動來臨時，幻想偉大的理想可以一蹴而就。大屠殺開始時，又整天哀嘆自己的失誤導致犧牲了無數的好同志。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求其他領袖人物跟他一起懺悔，要求同志們原諒，口里念念叨叨，要退隱于鄉間，又不肯真正一走了之，又要留下來令人厭煩。自己意氣消沉，不願意做官了，根本不管別人還想不想繼續做官。他雖然沒有故意連累別人，但是當時的人都知道，他們幾個人是一根線上的三個螞蚱，事業、名譽與政治生命都拴在一起了。一個人在這里悔過，其他人該怎麼辦？跟他一起懺悔與退隱，政治生命恐怕就此完結；不懺悔就會被人攻擊為對錯誤毫無認識，對戰友與同志的犧牲毫不痛心，總而言之，左右為難，里外不是人。周恩來當時也許是惶惶不可終日，自覺隨時都有在政治上被打倒，被拋棄甚至被徹底清洗的危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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