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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0 00:07:22瀏覽106｜回應0｜推薦0 | |
| 毛澤東與周恩來[上] (點計數：3888)
作者：李寒秋 http://www.pen123.net.cn 2002-1-19 17:21:30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答余傑君(修訂稿)[下] (12-09 18:20) ·朝鮮半島統一前景和朝鮮民族主義的未來 (05-18 22:05) ·美國的下一個目標是誰 (04-05 13:40) ·霸權主義是人類公敵□□寫在美英邪惡軸... (03-20 17:30) ·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是一對孿生子 (03-05 19:14) 作者文集 在各種媒體尤其是互聯網上看了許多關于我們偉大的領袖與敬愛的總理之間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的文章。這些文章所披露出來的內容，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令人將信將疑，驚心動魄。總而言之，這類文章讀后令人頓生不快，心情沉重，因為它們破壞了我殘留的一些美好印象。總的來說，我對偉大的領袖是萬分崇拜的，對敬愛的總理是極度熱愛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某些評論文章已接近于攻擊與謾罵，令我為兩位偉大人物極為不平。把偉人說得一無是處，甚至在偉人的頭上潑糞，並不能減損偉人的偉大，更不會將侮辱詈罵者提升到偉人的水平之上。這些人如此之慷慨激昂，于事何補？于己何益？另一方面，這些文章的作者們又無一不言之鑿鑿，自認為確可信據。我也認為，相關的種種看法並非是空穴來風，憑空捏造，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與參考價值，不可一概斥之為造謠惑眾。當然，針對同一事件，不同文章的觀點之間也存在著互相衝突的地方，正可以讓人反複度量，交叉印証。 經過認真的思索，我認為，不管預先的立場與研究的最后的結論如何，明智與誠實的態度就是，站在較為公正與客觀的立場上，超脫現實中的利害關系，以較為同情與理解的態度來回顧那一段波瀾壯闊、悲喜交加的歷史吧。 某些中國人一提起精明勢利、冷酷無情的盎格魯‧薩克遜殖民強盜、毒品販子、奴隸販子兼奴隸主以及荒淫無恥、目光短淺的法國貴族就熱淚盈眶，柔情滿懷，又是徹底寬恕與和解，又是價值與立場中立。相反一提起自己的祖先就咬牙切齒，怨恨交加，似乎現在的一切不幸都要由祖先們負完全責任。對這種態度我無法理解，不能接受。我認為最好還是將那些溫柔的同情、理解與敬意留給我們自己的祖先吧！別人的祖先就讓他們自己的孝子賢孫們去緬懷與辯護吧！ 已過去的八十年、五十年尤其是那十年畢竟是我們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歷史，我們無法對此置之不理，無動于衷。這是我們的先輩所經歷過的一切，我們至今還生活在它的影響之下，並且深受先輩們浴血奮斗的恩惠。作為幸存者與繼承者，我們應該對它的存在尤其是活躍在其中的兩位最偉大的人物作盡可能同情的理解與公正的評價。最終我決定，不管自己的感情是否能接受，應該對事件的本身加以分析與鑒別，以求獲得歷史的真相。但願我憑借著這種較為公正、冷靜與明智的立場與態度能夠收獲到一些智慧與經驗，而不僅僅收獲了滿腔的深仇大恨與根深蒂固的某種偏見。 很多人都將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兩位偉大的人物對立起來，其實這兩位偉大領袖的相同之處較之他們之間的相異之處是更多的。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種種終極目標其實是極為贊同的，並且終其一生都在身體力行。毛澤東與周恩來對彼此的社會主義的傾向一直是極為信任的，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樣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各項原則。但只要是沒有人支撐大局與出頭，周恩來將採取一貫的附和與調和的態度。從維護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的角度出發，周恩來也許也願意毛澤東採取更加強硬與鮮明的態度來對抗黨內某些人的實用主義傾向吧。在這種傾向下，某些人恐怕隨時會放棄社會主義的種種終極目標。周恩來根據他以往的經驗，認為自己可以在這兩種派別之間進行協調與妥協，不料這一回的政治斗爭是出了軌，自己最后完全無法對其加以控制。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相異之處就在于──一位是樂于並且善于通過暴烈與恐怖的群眾運動來實現其平等主義的烏托邦；另一位是以以身作則，鞠躬盡瘁來感化眾生。一開始，毛澤東通過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與人民戰爭獲得了奪取政權的偉大勝利。但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里，周恩來的謹小慎微與精打細算的工作作風才被証明是真正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需要的。 毛澤東也未必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對這些差別一無所知。其實，他是很樂意地將一切具體的行政與經濟事務交給周恩來去處理，自己則安心思考哲學與大戰略問題，只是要求周恩來事事匯報，不得自作主張。周恩來自己也自覺地遵守這些默契，因此他的政治地位基本上一直都是鞏固的。至于政治家之間互相猜忌、懷疑與提防，此乃人之常情，人所不免，用不著大驚小怪。政治家的存在就是為了掌權，掌權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為此不得不使用一切手段，防範一切對手的陰謀詭計。不管是由什麼意識形態來包裝，任何人在現實的政治斗爭中都是也僅僅是政治工具，決不會是什麼神聖不可褻瀆的終極目標。看不穿這一點，不願意由此出發來隨時調整自己的言行，一味地堅持只要主義真，隨時都會招來殺身之禍。 一般說來，如果某種選舉制與民主制不依賴財富的運作而存在，那麼支持者的多寡以及軍事力量的掌握就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一個在殘酷的權力斗爭中幸存下來的政治家，一定明白，自己的安危榮辱，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要靠穩定的權力結構與軍事實力來保証，不可完全寄希望于最高領袖的信任與善意。周恩來在極度險惡的政治處境下，或明或暗地召集自己的支持者與暫時的同盟者，組成一個非正式的，松散的政治聯盟以求自保，並不是為了爭奪最高權力，這樣做並不足為奇吧？ 不管周恩來本人怎麼思考的，這種權力結構與利害關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站在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上，馬上就會被政治大清洗的洪水衝了個無影無蹤。公正的說，認為周恩來是保守派勢力與既得利益集團的總后台，未免過分。從他一生的表現來看，克己奉公，清正廉潔，平等待人。他這方面的優秀品質與毛澤東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既然不是完全喜歡，欣賞或者信任那些激進分子，站在保守人士的一邊，以及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們的保護者與代言人，勢處于不得不然。當時的權力結構就是如此，不歸左，即歸右矣！ 如果最高領袖深諳人性與利害關系，就不會因為這些所作所為而見怪，推己及人，換個地位，他也會如此行事。何況周恩來一貫在鞏固防守反擊的陣地后，馬上又做出消除敵意與和解的姿態，從不逼人過甚，至少也從不主動去誣蔑與清洗任何人，以奪取最高權力。如此溫和，再加上他一貫勤于任事，任勞任怨，幹才難得，何必欺人太甚呢？打擊面不要太寬了。 當然，如果由此而得出結論，認定毛澤東來是絕對的信任與依賴周恩來，那也是言過其實，太不符合一個高處不勝寒的最高領袖人物的處境了。一個政治家絕對不能夠信任任何人，連對手做出了令人信任的姿態都不能夠信任，只有殺伐決斷都取決于我，才能夠放心。總而言之，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毛澤東就其一生來看，從不信任任何人，他自己的權力與生命只靠自己來保衛。他一貫願意處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點上，保持仲裁者的超然與優越的地位。林彪從井岡山時期起，一貫就是察言觀色，諉過于人，錙銖必較，極力鑽營，並且有著投機家一般的精明與賭徒般的瘋狂。毛澤東為了爭取其支持，不得不對其野心予以滿足。在“九大”時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的之前之后，毛澤東便迅速提拔了“四人幫集團”來對其進行制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倒了林彪，清洗了林彪勢力后，要是再扶起一個比林彪更有威望與更得人心因此也是更難控制與對付的接班人，是更加不明智的。 政治家們最講究的是維護勢力的均衡，失去了平衡就要極力使之恢複。批林以后繼之以批孔，這是偶然的心血來潮嗎？即使是周恩來本人絕無篡逆之心，能夠保証它不會在那些心懷不滿的追隨者的挑唆威逼之下，半推半就地黃袍加身呢？憲法，黨章，追隨者的忠心說來說去都是虛幻的，只有權力結構才是確實的客觀存在，才能夠保証自己的絕對安全。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要是看不到這一點，迷信那些虛無飄渺的玩意兒，就只能稱為唯心主義者了！因此在唯物主義者看來，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分守己的，死人總不至于從棺材里跳出來奪權篡位吧？！ 毛澤東的一生就象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生性不喜歡受任何約束，不管這些約束是道德上的，還是政治上的。另一方面，對自己又要求絕對的自由與保障，尤其是在權勢方面。即便周恩來以其忠心耿耿的舉動証明了他毫無篡奪之心，但是在清洗了林彪的勢力之后，既然周恩來的追隨者已經在黨內與政府中占據了絕大多數的席位，權力結構已經發生了不利于毛澤東的變化。因此，他不得不一方面抓緊對周恩來的敲打，以示警告。同時，毛澤東更加努力提拔那些新生的工農幹部，近于飢不擇食，這些舉動完全是為了將“文化大革命”的遺產順利的交給下一代。 對于毛澤東來說，劉少奇、林彪作為接班人已經在政治上被清洗，王洪文又已經証明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于是七八年就來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式的群眾運動模式就是他自己真正的接班人了。為了保証這個接班人的順利生存，他不得不清洗所有對之不利的政治人物。難怪在旁觀者看來，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就跟朱元璋一樣，為了嫡長孫能夠順利登基，長治久安，清除篡權與叛逆的危險，不惜大開殺戒，對當年與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與戰友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古往今來的一切政治清洗，雖然形式不盡相同，但是它們的行為模式與利害關系還是高度一致的。 其實朱元璋要是足夠現實明智，傳賢而不傳嫡，將皇位直接傳給朱棣，又有何不可？至少可以省得兩場浩劫了。朱棣本人也在抱怨，靖難之役無非是朱家的家庭糾紛罷了，值得那些忠臣們這麼投入感情，幹卿底事？當年趙匡胤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將皇位自願或者非自願地傳給了趙光義。最后不過是趙匡胤之子死得不明不白罷了，並沒有株連大臣以及造成政治動亂。朱元璋採取這個模式又有什麼不好？反正自己的太祖高皇帝的地位不會因此而動搖，大明帝國的江山社稷還是姓朱。 不過毛澤東沒有這麼優越的地位，他不可能有這一套先驗的、不証自明的道統資源來維護其政治法統。共產主義的組織原則與意識形態，不允許其搞公開的世襲制，不能夠保証毛澤東永遠享受世祖高皇帝的待遇。因此毛澤東在設計死后的政治秩序時，費盡心機，最后六親不認，利用一切人，同時又懷疑一切人。至于來自天安門廣場上的五十萬人的呼喊，在偉大領袖的看來實在不值一提。他一生中對抗過比這更強大的對手，在長期內戰中消滅了無數敵人，在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抗時，取得了一平一勝的驕人戰績，難怪他對此不屑一顧。他驚醒過來，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將鄧小平的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都剝奪后，把軍國重權交付給了華國鋒，在昏迷中喃喃自語，“大勢已定。” 任何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都自我標榜以為人民服務為最高宗旨。但是在事實上，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與精力都用在了政治斗爭上，為的是保住自己的權力、生命與政治形象，剩下的百分之一的時間與精力才能夠用來為人民服務。而且這百分之一的時間是否能夠充分利用，還要看心情與能力如何。沒有了權力，將名譽掃地，連生命都保不住，何談為人民服務？不管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以及其他任何政治家，都逃不脫這個殘酷的規律，其人其行，可嘆可憫！ 就這一點來看，這些政治上勾心斗角的行為還不如帝制下同類行為來得光鮮呢。皇帝的地位與權力都是來自繼承，一般情況下，皇帝本人又何必去搞拉幫結派，而忠臣們只需做出令偉大領袖放心的姿態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為黎民百姓服務了。當然有一利就必有一弊，臣子的榮辱生死均在君主的一念之間。不過話說回來，只要君主不是過于昏庸殘暴或者政治風氣以及社會輿論不是那麼腐敗黑暗，忠臣們很少會慘遭不幸。 在現代政治體制下，主席與總理或者副主席之間的差異並不象君主與宰相那樣，其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君為臣綱，權臣逾越了這個界限就會被視為奸臣，青史留污，眾口一詞，同仇敵愾，千秋萬代都不得翻案。毛澤東可不能享受到這種絕對優越的地位，即使是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也無法永遠地保証這一點。退而求其次，毛澤東追求的是在權力結構中的絕對有利的地位，最好是在黨內的各種勢力之間充當仲裁者的角色。當周恩來的勢力壓倒了他刻意扶植的激進派時，他無法泰然處之，勢必進行扶弱抑強。 在旁觀者看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似乎是幾次三番要打倒周恩來，我不這樣認為。但是，即便毛澤東要打倒周恩來，那也並非是因為對他有仇恨，而是為了使自己死后免遭否定的命運以及將“文化大革命”的遺產移交給后人，讓這種群眾政治運動的模式永遠有效地運行。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感覺到自己死后遭否定以及“文化大革命”遺產被后人拒絕的結果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因此他要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威脅。而在黨內，唯有周恩來有這樣的政治勢力與道德權威這麼做，其他人這樣說與這樣做的話都會遭到殺身之禍至少是將遇到極大的阻力。 據外國研究者披露，在周恩來彌留的時刻，毛澤東去醫院看望了他。對于雄才大略的偉大領袖來說，黨內最能幹與最討人喜歡的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同時也是最大的潛在的政治對手先己而去，使一切不滿、誤會與懷疑都永久地成為了過去。反正不必擔心周恩來在自己死后還能夠對自己進行詆毀、攻擊或否定了，或者以他的幾十年身居黨內最高領導核心的威望，將“文化大革命”的遺產不動聲色地一筆勾銷。這種可怕的危險已經消除，于是自己可以放手來設計死后的政治格局了。他們之間利害關系上的衝突已經徹底消除，幾十年相濡以沫的感情終于可以無所顧忌地表白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盡管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對于使用何種手段與通過何種途徑實現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存在不少的分歧，但是，周恩來以其忠心耿耿與謹小慎微表明了他對偉大領袖並無異志，從無取而代之的野心。 當然，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與懷疑其實也是由充分根據的。周恩來這個人一貫圓滑精明，善于做人，相忍為黨，從來不會為了堅持抽象的理想與原則而斗爭到底。將維護“文化大革命”的遺產的任務交給周恩來，絕對不能令毛澤東放心。 最后，毛澤東最主要的目的即維護自己的法統已經實現，盡管在死后的長時間里遭受到了刻意的冷落，而且自己一手扶植的激進派被一網打盡，自己最為看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遺產被全面否定。而周恩來關于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政治遺囑被認真執行，在死后被人民發自內心地深切懷念，全黨與全國人民一致頌揚他的為黨為民為國無私奉獻的高風亮節。他的遺愛長留人間，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如雙峰並立，垂之萬世，可謂是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斯大林死后沒有這樣好的下場，就是因為俄國沒有周恩來這樣的忍辱負重，能屈能伸，以大局為重的政治家呀！當然，斯大林本人也不象毛澤東那樣善于恩威並用，軟硬兼施，把所有的人都整得服服帖帖，他純粹是霸王硬上弓，以斬盡殺絕為能事。而且當時蘇聯所處的極度孤立的戰略處境遠遠不如新中國安全，新中國至少可以背靠蘇聯。這是斯大林在希特勒上台后，世界大戰即將來臨時，情緒極度緊張，舉止失措，對反對派大開殺戒的原因。由此也可以借鑒中蘇分裂后，中國的國際戰略地位極度孤立，毛澤東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外交與軍事部署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針對加米涅夫，當年斯大林還說過，他這個人溫和細膩，聰明能幹，實在是個當總理的料，不料還是在政治上不夠清醒現實，陷進了那個“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中去了。說來說去，加米涅夫還是看不起斯大林，認為他既無學歷又無修養，不甘心一輩子為他作嫁衣裳。相比之下，周恩來可是精明現實多了，他從來就不敢對毛澤東加以侮辱或刺激，一貫對其雄才大略敬畏有加。即便奉共產國際之命要打擊他，也是留有余地，決不把事情做絕。 對于毛澤東來說，一輩子都在對共產國際、斯大林以及蘇聯陽奉陰違，明爭暗斗。他一生中最大的威脅就是來自北方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的“兄弟般的援助”與“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式的指揮”。原來的共產國際或者斯大林所擁有的政治法統上與組織上的力量，后來的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所擁有的巨大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這是真正可以動搖毛澤東在中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的一股強大的勢力。蘇聯勢力在中國黨內扶植某一派取毛澤東而代之，完全有可能──在蘇聯人的眼里，則完全有必要──這是他一生中揮之不去的夢魘。 當年毛澤東在延安之所以最終打倒了王明，有一個極大分量的因素是因為當時的共產國際的主席季米特洛夫發話了，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他是從實踐斗爭中誕生出來的，王明等人不要爭了。王明只是在王稼祥向黨的高層會議上傳達了這句話以后才收斂其爭當中國黨領袖的野心，不然的話，他與毛澤東之間的權力斗爭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終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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