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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08 13:48:49瀏覽80｜回應0｜推薦0 | |
| 美國學者點評斯蒂格利茨新作《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 (點計數：2214)
作者：西方學人 http://www.pen123.net.cn 2002-7-26 20:06:59 士柏咨詢網 作者最新論題 ·約翰‧卡西迪:馬克思的回歸 (05-16 10:10) ·文化帝國主義與在第三世界的消費主義文... (05-16 22:56) ·克拉克:美國的文化霸權：21世紀主宰... (05-14 10:37) ·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 (05-13 10:15) ·哈貝馬斯談全球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現代... (05-13 10:15) 作者文集 作者：周峰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金融教授斯蒂格利茨在今年5月底6月初推出了其新作《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諾頓公司出版）。他在該書中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政策，以便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多繁榮。斯蒂格利茨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現行政策與對全球化日益增長的敵對情緒有密切關聯。他爭辯說，在經濟衰退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傳統上採用的利用政府開支刺激經濟的政策並不適用于第三世界，有時還會導致經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東亞政策導致經濟衰退的加深，經濟衰退轉為經濟蕭條，又從經濟蕭條轉為社會動亂。斯蒂格利茨說，對全球化產生日益增長的敵對情緒中的大多數都是因為發達國家沒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斯蒂格利茨在該書中又指出當今世界存在著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他以拉美情況為例，指出“盡管很多拉美國家從80年代以來取得了經濟增長，但財富並沒平均分布，大多數好處都落到最富裕人手中，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實際上看到的是他們的收入下降。” 針對斯蒂格利茨在書中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責，美國卡托研究所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林克‧林賽在5月30日出版的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題目為《玩指責游戲：在一個麻煩的世界里》的評論文章，對斯蒂格利茨的觀點提出異議。以下是該文主要內容。 斯蒂格利茨當然要比一般人更有資格來談論全球化問題。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其職業頂峰時期聲名顯赫，作為克林頓政府總統經濟顧問理事會主席和當時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在過去10年全球經濟重大政策方面是個積極參與者。可是，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成為一本令人失望的作品。斯蒂格利茨將其分析技能撇在一旁，編造了一個近乎卡通似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橫行霸道的神話。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說法，實際上所有世界的敵人都是由自由市場狂熱行為引起的或相互和解的。非洲加劇的貧困、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從共產主義的笨拙轉軌以及阿根廷的經濟崩潰，所有這些事例照斯蒂格利茨的看法都是自由放任理論家大行其道的產物。該書批評的對象是作為世界銀行姊妹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該組織在近幾年震撼全球市場的金融危機方面扮演著一個核心角色。斯蒂格利茨的這種敵意根深蒂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來簡直可以說是災難性的。斯蒂格利茨當然嚴厲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尤其該組織在經濟下降時期還倡導高利率和增稅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不惜一切代價實現預算平衡和極力捍衛難以防御的利率的癡迷程度已加深和延長了聽從其建議的那些國家的痛苦。 雖然，斯蒂格利茨爭辯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幹預主義與自由市場無關，但他還是出軌了。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斯蒂格利茨寫到：“其立場是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之上，根本沒有考慮到一個國家的特定環境與眼前問題”。“例如，今天急竄的利率也許導致飢荒，但市場效率要求自由市場，最終，效率導致增長，而增長造福全人類”。這種謬論使人引起歧義。的確，斯蒂格利茨意識到自由市場陣營在譴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並非完全意見一致：弗里德曼和許多作家和思想家呼籲徹底地廢除它，而獲得共和黨支持的梅爾澤委員會則提議對其進行徹底檢查。 從自由市場角度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具體政策建議（有時合理，有時大錯）是第二位的和次要性的。根本問題是“道義危害”（moral hazard）：國際性貸款者和借款者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貸款而產生的那些邪惡動機。受那些動機操縱，各國政府堅持著不負責任的政策，而外國貸款者則低估了風險。發展中世界的景氣和蕭條因此被誇大到毀滅性后果這種程度，斯蒂格利茨根本就沒有提及這一點。在他的新書中，他根本沒有提到他所稱的“弗里德曼信徒”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之間諸多重大分歧。這些分歧自然極不適合斯蒂格利茨的填鴨式教學，所以他決定不考慮它們。他也沒有考慮另外一些事情。斯蒂格利茨把亞洲危機的原因的矛頭對准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資本市場自由化上。自由化可能引發的起伏不定的資本流入而促成了這場危機，這是個事實，但只有當它與誤導的固定利率結合在一起時危機才會爆發。90年代，墨西哥、巴西、俄羅斯和東亞出現的災難性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為的固定利率在資本流動壓力下突然引發風暴。但斯蒂格利茨為醫治亞洲危機所開的處方中對于利率政策未提一句。同樣地，他指責俄羅斯從共產主義轉軌的失敗是因為倉促的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他認為中國和波蘭取得的出色成績顯示實用的“漸進主義”要比受意識形態推動的“休克療法”好。當然，他選擇不討論其他像羅馬尼亞、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大多數中亞共和國這樣 “漸進主義者”的陰暗記錄，他也不承認在親市場改革方面，波蘭、匈牙利和愛沙尼亞這些取得成功的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步子要比俄羅斯邁得更遠。 該書中過分激動的言辭也于事無補。那些在有關俄羅斯問題上與斯蒂格利茨意見分歧的人士據說贊成市場改革的“布爾什維克方法”。在該書其他地方，他寫到：“全球化，正像為人們所倡導的，經常用國際金融的新獨裁制度取代國家精英的舊獨裁制度”。這句話幾乎不符合斯蒂格利茨對于公平的經濟“科學”的喜好程度要超過意識形態這種固定偏好。有關全球化的記錄，自然存在著很多証明“不滿”具有充分依據的方面，盡管政府的控制被紛紛拆除和市場的擴展，但大多數國家依然沒有獲得持久的經濟進步。需要人們冷靜重新評估，需要根據以往慘痛經歷對各項政策進行調整，而《全球化及對它的不滿》這種漫畫手法並不能滿足這種需要。 《世紀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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