渰雯到美國唸書的第一年，遠距離的關係對兩人都是痛苦，長談之後要繼續走下去，但我的條件卻不可能讓兩人一起唸書，於是便和她結婚取得居留身份，那時不以生子為前提的婚禮辦得簡單，卻因為親朋好有的支持而對籌措學費大有幫助（我最過意不去的是那個在路上被我碰到隨即塞上紅帖的大學同學，翰聰真得很抱歉這樣相待！）。那三年，她從學院的批判之眼看社會，與我一個底層非法移工的工作經驗互補；儘管美國整體物質條件、社會制度都比較成熟，我們就是無法一直住在這個不被平等對待的「外國」。

很多人在國外更關心台灣，我們也是。回台後在立法院擔任助理，那時大家把永續會搞得有聲有色，基於「過去綠黨讓我們成長，現在我們要讓綠黨成長」，便主動把一些老黨員找回來，促成黨員重登記，也拉進許多社運界的新力量，我接任綠黨秘書長，想把略為沈寂的綠黨再次激起活力。

2006

年初，我從母姓的兒子彭川滿周歲。一般家庭會更打拚來給孩子最好的東西，我們則是覺得應該給孩子最好的環境，像是幸福公義的社會、可親近的大自然、健康的經濟。當年渰雯比我會唸書，我就利用兩三個工作的空檔來負擔主要的家務，現在，她還是比我會唸書，我就應該站出來作我們覺得應該去作的事。

有人參選是「終於輪到我坐這個位子了」，有人參選是「就算是輸也要把黨的票顧住」，我就是很單純的想作應該要作的事：讓綠黨有一席之地，給孩子保留美好的事物。讓向善的力量，以綠黨為支點，共同撐起整個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