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該檢討的是在產業與環境合一的全球趨勢中，背道而馳的台灣產業發展政策。以台塑煉鋼與國光石化的大投資為例，在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全球CO2減量已成定局的今天，政府竟然還要發展這種過去耗掉台灣1/3以上能源消費、還增加不到3﹪GDP的高耗能、高污染及高耗水產業。根據產業經濟學家的研究指出，如果將投入到台灣四大高耗能產業的能源及環境資源，挪作其他的產業發展，估計至少有23﹪的GDP貢獻，更不要說可以避免兩個案子所創造出來全國10﹪的CO2污染量，而無論台灣是否應該立即採取採量措施，但毫無爭議的是「現在不做，將來的代價會更高」。再以中科友達七星基地的投資案為例，高科技的產業景氣猶如賭局，廠商面對規模競賽雖有不得不跟進的壓力，然而肩負產業政策的政府，將投資籌碼推上賭桌時，卻不應單單押寶在個別的廠商或產業身上。何況以施振榮先生「微笑曲線」的觀點，該面板擴產投資是個完全錯誤的政策，不僅是加大微笑曲線底部利潤最低的製造階段，同時也是污染與環境資源耗用最大的一段。此外，由於經濟部與金管會以政策排除銀行規定淨值上限的「投資障礙」，也使未來金融市場暴露在單一產業的風險之下，更不用提未來1萬5千位農民失業、10億農業產值損失的排擠效應。

其次，產業與環保衝突的關鍵在於產業政策的調整，而非環保規範的鬆綁，也因此產業與環保合一的要角，在於經濟部（特別是工業局）而非環保署（更別說是環評委員）。從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以來，環評制度從未發生阻斷任何一件產業發展生機的案例，但經濟部卻經常讓企業陷於投資不確定的風險裡，最近一次的個案，就是工業局竟未知會環保署，逕行片面調高已違反環評承諾的六輕用水量，再次讓產業與環保衝突的戲碼浮上檯面。如果產業及環保部門間都無法循政府一體的機制溝通，不就等同廠商需要自行打理這樣的投資風險嗎！這樣工業局規劃出來的是好的產業政策嗎？同樣地，如工業局的產業發展部門如果還再置身事外，不將環評規範視為產業政策中重要的一環，那劃地自限、便宜行事的結果，吃虧的不僅是廠商，到頭來更凸顯工業局規劃的產業政策，無視於環境資源的開發成本，根本不切實際，形同空中樓閣，更根本無助於將政策結構調往產業與環保合一的方向。平心而論，台灣的產業政策實在應該更積極藉環境保護的策略，以價格政策與數量政策進行結構的調整，一方面充分反映環境成本；另一方面則限制高耗能產業的產能，如此才得以打造出產業與環保合一的產業發展環境。

最後，正如廠商自我利益的追逐，本是企業生存的權益，同樣地，論及國家產業發展所造成的環保衝突，就不能忽視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其他群體之經濟與生存利益，環保規範的管制顯然只是消極被動的手段，或許唯有經濟發展部門將產業發展引入了環境保護的新價值後，才能根本解決產業與環保所引發的短期開發與長期發展的利益衝突。（本文經刪修後，登載於03/22/07，蘋果日報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