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從一開始的“特殊論”正在走向“取代論”。“特殊論”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普遍性何來特殊性。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

    中國模式其實就是如秦曉接著敘述的，“一個強力政府，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和要素價格”，走到現在，其實已經走了30年。這三十年來，中國模式的發展，從最開始的解決民生問題，如糧食生產供應，取消定量的糧票肉票，到現在一切以維穩為中心，如GDP要保八，銀行不可以倒，地方財政不可以少。奇怪了，如果中國模式到現在還很成功，為什麼“穩”還需要我們來“維”呢？我們的社會應該很穩定才是，GDP是不需要保的，大家應該安居樂業，銀行是不會倒的，失業率為5%以下，地方財政是不會少的。大家和氣生財，不需要把政法委書記的老婆打得頭破血流，也不用因為一篇文章把記者全國通緝。我們怎麼會越發展越不穩了呢？如果中國模式是成功的，我們需要每年花比軍費還要高的維穩費嗎？

    不可否認，以強力政府的方式集中全國的資源主導經濟的發展對於貧困落後的經濟體有非常大的好處。在一個貧困落後的經濟體中，與其每人手裏有一元錢，什麼事情也做不了，不如把大家的一元錢集中起來，辦一件大事。一件一件做起來。這點上，其實不僅僅是中國模式，更是中華模式。是李國鼎，嚴家淦，蔣經國率先推動十大經濟建設，把台灣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高科技的橋頭堡的。後來，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發行100多億國庫券建設寶鋼，開啟了經濟大發展的序幕。在資源匱乏的時候，需要一個強力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因為政府比私營團體更能夠整合資源，有更充分的信息分析和選擇項目。 

    然而，當經濟體復蘇，進入自行發展的軌道以後，由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未必能帶來多少助益，反而打消了很多企業的積極性。在江朱搞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以前，我們不是沒有想過幫助國營企業，那時候到處都是引進“國際八十年代先進技術”，“國際領先技術”，“填補國外空白”。搞得轟轟烈烈，但是久了以後，大家發現我們是引進一代，落後一代。我們也引進技術，日本那時候也引進技術，我們引進完過5年技術還停留在那裏，日本已經把原來的技術改進過一代了。因為什麼事情都有政府來主導以後，大家就不會自己幹什麼了，開發個新產品也要先讓政府去審批，那還搞什麼嘛。這個階段最大的案例就是四川長虹，國家不讓上彩電，要把這個項目殺掉，所以長虹就是在沒有國家投資的情況下自己搞起來了，結果把其他國家投資的彩電廠都擠垮了。當經濟體處在自己運行的軌道上以後，需求細分化了，這時候由國家來主導，未必能夠清楚地了解需求在哪裏，事必恭親的結果是到處越俎代庖，什麼也搞不好。

    正如秦曉所說，中國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市場己發育到一定階段後，是應該繼續堅持強力政府，由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和要素價格，還是應該從“替代市場”轉向“干預市場”，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為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中心的政府。前者被稱為“發展主義政府”，它在特定條件下可能會帶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從長期來看它會造成權力與資本結合並導致腐敗、扭曲市場價格體系造成資源錯配、抑制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社會的不公。這些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己充分顯現。

    中國模式其實在頭一個十年後，就已經遇到巨大的困難，國營企業成為扶不起來的阿鬥。從90年代初就開始搞國營企業改制，搞到2001進WTO，國有企業還是老樣子。沒辦法江朱索性就往右轉了，直接引進外資了。外國人來搞，中國人來學。中國索性就是開一個市場，大家來擺攤。一開始，中國還是有控制的，核心的行業沒有開放。還有就是各地合資企業的存在形式裏，中方在千方百計刺探外方的技術，外方在千方百計的不給中方技術。整個工作是真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我們不會做，我們來學。那時候的目的也很明確，就要發展自己的實體經濟。

    由政府來主導經濟的缺點是政府是服務於政治需要的，經濟建設永遠是一個手段，而不是最終的目的。政治需要不總是和經濟需要重疊的。所以幾年以後，官員的考績就以引進外資作為唯一的考量。到現在外資已經全面控制除了吃不死人的保健品以外的各行各業，中國人民又回到了做牛做馬，在血汗工廠裏打工的命運。中國的民族企業，日益往山寨退守。象雲南這種地方，是搞經濟開發完全不佔優勢的地方，也大搞引進外資。結果引進來的外資把原始森林大片砍完，種植以桉樹為主的速生林。樹要速生，就要吸收大量的養料。桉樹被人稱之為抽水機，這樣大面積開發的結果，是把地下水都抽干了。結果雲南去年到今年旱了9個月，有的地方一年沒有下過一滴雨。

    最近幾年，官員的政績指標改成GDP了，成為更荒唐的一件事情。家裏一個鍋，用上三十年，是不會產生GDP的，但是把鍋砸爛了做成鐵錠，然後再做出一個鍋來，就創造了一個鍋的GDP。所以演變到蓋好不到十年的商品房就要被拆掉再來蓋一次。以政領經演變成看上去很好看的GDP，敲鑼打鼓非常熱鬧，轉完一圈，回到原點，我們其實什麼都沒有做。早期的拆遷，是在另外一個地方造好安置房，然後把拆遷戶搬過去，並給與相應的面積補償。地方騰出來以後，賣給外資，在這裏蓋商廈，蓋酒店，搞開發區，形成新的經濟體，在本地招員工。這樣的拆遷，招來了資本，收了錢，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加了就業機會，做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在的拆遷全部變了，只是給被拆戶一定的補償，把老百姓變成買房的剛需，讓大家去買商品房。政府已經變成一個盈利的機構，它賺取的利潤就是拆遷費和賣給開發商的差價。這樣的GDP，就是由居民的動遷費加上銀行的新增貸款創造出來的。現在中國的GDP雖然增加到35萬億，銀行貸款餘額飛增到78萬億。這樣的發展，不會產生新的就業，明年的GDP，就是要拆另外一批人，形成新的剛需。

    通過對新拆遷和舊拆遷的對比，中國模式其實已經走上了歧路，或者說走上了政府主導經濟所不得不走上的歧路。本來的政治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現在的經濟建設是為政治服務的。政府成為一個經濟體，它可以任意制定遊戲規則，然後它是遊戲裏的一個成員，根據自己的利益合縱連橫，今天國退民進，明天國進民退。這其中的貪污腐敗，只是在遊戲中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一個縮影而已。現在居然發展到官員的灰色收入5.4萬億，超過政府財政總收入的3.6萬億元了。這種時候出來的經濟刺激政策，已經不再是為了民生和經濟，而是成為官員中飽私囊的一個新手段和機遇而已。

    政府是一個不產生GDP的部門，它的日常運營（不包括投資這一塊），蓋個圖章，做個統計，開個會等等，不產生一分錢的GDP。然而，這樣一個碩大無比的不產生GDP的部門，每年要擠佔GDP的一大部分供其花銷，難怪老百姓的消費能力越來越低了。政府的三公消費，在2006年就已經達到9000億了，同時社保卻虧空了1萬3000億。這之後，政府三公消費的數目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機密，再也沒人知道了。知道的也沒有人敢說了。不但如此，中國的行政費用佔中央財政收入的比例高達26%，遠遠超過世界所有發達國家，是真正的超英趕美了。周天勇統計出來的靠在政府財政身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數量達7000萬人。在經濟體中這樣一個肥頭大耳，花錢如流水的不產生GDP的部門，它的日常花銷和官員的灰色收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說到底，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員以開盤價從開發商那裏拿的每一套房，開發商都要把成本轉嫁給老百姓。官員去天上人間的每一次消費，企業都要分攤入成本加到價格裏。而政府開銷部分則是直接通過徵稅的方式把錢收上來。徵稅的方式有以下這些，

1。企業稅負。中國企業稅負僅次於法國排在全球第二。這種樣子，創造GDP的勞動者還沒有見到錢，已經被國家收走了。

2。各種罰款。周天勇作了一個研究，在中國，非稅收入（罰款）越高的地方，私營企業就越少，城鎮就業率就越低。

3。土地轉讓費。謝國忠對這點有著最為精闢的評論，土地轉讓費就是加在中產階級頭上的一道稅。

4。汽車牌照費，過橋費等各種費用。不要忘記，這些所謂費的東西，其實就是稅收的一種而已。

5。央行的貨幣發行。央行在每收進一個美金，就發了那麼多的人民幣，發出來的錢是交到政府手裏了。那麼多的人民幣進入市場，就產生通貨膨脹了，等於經濟體中產生GDP的部門分配到的收入降低了，同時政府分配到了一部分收入。

    這樣的一個分配方式，造就了一個富有的國家，和富裕的官僚階級，和寄望於資產增值的貧窮的人民。

    秦曉先生認為，“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是The Wealth of Nations(國民的財富) 而不是The Wealth of Governments(政府的財富)。發達國家經過資本社會化將原來少數寡頭控制的經濟資源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使他們有了資產性收入，從而穩定了社會。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有序地、公平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這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社會進步的表現。同時這樣做也有利於政府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公共服務領域”

    很多經濟學家，包括國家政策制定人，都以為中國目前的要務，是增加居民消費在GDP之中的比重。他們不知道的是，中國居民消費低，是中國模式的一個特性，直通中國模式的根髓，是不可能增加的。中國模式的根髓是，居民在生產出GDP以後，一部分收入留給自己，一大部分收入上交給國家，由國家花銷（或者是消費，或者是投資）。 當國家是為民投資的時候，會加速技術更新，增加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增加居民未來的收入。當國家用於自己消費的時候，居民的收入就會越來越低。中國的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連降22年，財經郎眼58期說中國工資佔GDP比重為8%，排在非洲之後倒數第一。其實就是中國模式的直接反映。

    在這種情況下，秦曉先生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扭曲資源配置 有悖市場化改革目標。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客觀和中肯的分析。

    首先，從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能和角色來看，中國政府已經遠遠超過了“東亞模式”。“東亞模式”或“發展主義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主要表現 為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和匯率、利率的管制，中國政府除了上述方面，還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如土地、礦產等，參與市場競爭(國企)，並通過行政審批干預經濟活 動。

    中國模式的關鍵力量，就是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又是市場的參與者，又是分配的主導者和得益者。政府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何種最優方案能夠將自身的利潤分配最大化，不再是考慮如何進行按勞分配。造成現在群魔亂舞，而經濟運行卻越來越失控的情況。比如現在“讓公務員加工資，帶動企業等社會階層向政府部門看齊”，就已經是這種小集團利益最大化的赤裸裸的體現。企業部門加工資，是從企業的利潤中來。公務員加工資，直接增加了企業的稅收負擔。企業的利潤下降了，怎麼給員工加工資。如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尚且知道公務員減薪，與百姓“共苦”。中國已經變成了公務員說“我們先富起來，你們如果跟得上，慢慢跟上來吧”。

在這樣一種扭曲的分配模式下，秦曉認識到，

    我不贊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放任觀點和制度，但中國當下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和干預已經超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形成了政府對市場的某種程度的替代。

    而茅於軾，張維迎之流，只知道“市場是有效的，人民是理智的”，大肆鼓吹只要放開市場，什麼都解決了，人民就幸福了。殊不知在政府是市場規則制定者和市場參與者的情況下，不論怎麼放開，只是正當化政府的奪利行為，會把十一億人的財富向幾百萬人手裏集中。如現在的銀行上市和交易，名義上是市場決定價格，實際上是國家控制的銀行裏，利潤由國家分配，搞到銀行把錢花光，中國發生信用緊縮以後，虧損由社會承當，從社會抽血來填銀行的洞。當各行各業都疾病纏身，面臨嚴重問題的時候，國家的財政收入居然能增長30%，官員的灰色收入增長得比GDP還要快。現在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在以國家利益為中心，通過輿論工具和經濟學家們用民族主義和資產泡沫把民眾維持在亢奮狀態，以為中國現在已經超英趕美了，來掩蓋人民實際福利和收入下降，國家和百姓爭利的事實。

    中國模式通過天量的新增貸款來維持GDP高速增長的需要，只會讓人想起一句江湖老話，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