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該熄燈睡覺，他卻還不回來。想了想，決定打電話問他。

“妳先睡吧。我和朋友在談重要的事。”他壓低聲音解釋。

快十一點了，他們有什麼重要的事非在這時候談不可？聽他語氣，明顯不願多說，我也不便再追問。

大概十五分鐘後，黑暗中，他開門進來，我立即翻身把床頭燈打開。

“我們決定了，明天吃早餐時，要和教練談。我們認為應該改回原來的strategy。”他神情嚴肅，彷彿宣布一件攸關生死存亡的事。

我馬上聯想到宮廷歷史劇裡的情節，這是逼宮？

白天的三場球賽，戰況一面倒，彷彿是一場殺戮。隊上的一位先發球員沮喪的幾乎要哭了，觀戰的家長也不忍心再看下去，就盼著比賽趕快結束。這教練也不知怎麼想的，把比賽當練習，貿然採取一種新戰術，球員不適應，家長也看不懂。好幾次，眼看球就運到了自家籃下，一傳再傳，就是沒人敢切入或跳投，深怕教練喝斥出手時機不對。

明天還有最後一場比賽，所以兒子和隊友們決定採用他們熟悉的戰術，做最後一搏。

照理說，球員應該絕對服從教練，即使是錯的指揮系統，球員也必須貫徹。如果是我家大兒子如此冒進，我必然勸阻。他一向不服權威，所以我多半對他踩剎車。這小兒子在家向來是個乖乖牌，比較壓抑，不太堅持己見。如今他敢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為娘的倒有幾分竊喜。這種教養雙重標準，我姑且美其名是“因材施教“。

只是這教練也不是省油的燈，他是東歐移民，讀大學時曾打過校隊。他愛球成癡，頗有定見。據他太太描述，閒暇時，他不僅看球打球，還費勁教青少年打球。和他聊天，話題總離不開籃球經。

這幾個十四歲的孩子想說服教練，情況不會如他們想像的樂觀。然而姑且一試又何妨，最壞的情形還能怎樣？

隔天兒子起個大早，他和隊友相約在旅館餐廳碰面。我梳洗完畢下樓吃早餐時，看到五個球員圍坐在餐桌前，正等著教練來用餐。他們神情輕鬆，彼此還能打鬧說笑。我又突發奇想了，衝突情節就要上演，這是現代版西式鴻門宴嗎？

我和先生故意慢慢吃著早餐，不時偷偷朝他們觀望。我都吃了兩根烤香腸，一個煎餅，一杯yogurt，連喝兩杯果汁，教練卻還不現身。我已經不能繼續吃更多了，只好收拾餐盤離開現場，我還得回房打包行李準備checkout。我再回頭瞄一眼，這幾個青少年談笑自如，沒顯出急躁之氣。

過了一會，兒子進房來拿游泳褲。

“你們和教練談了嗎？“我沉不住氣問他。

“他沒有下來吃早餐。“他語氣平和。

“那你們可以去敲他的房門，找他談呀！“我忍不住獻計，好像有點唯恐天下不亂。

“算了，不用了啦！”他急著出去，他和那些“同志們”約好去游泳池玩水。

夜長夢多，果然不錯。古今多少流產政變兵變，都是在一夕之間轉向！罷了，這些毛頭小伙子，嘴上說說算了，大人倒是當真了。

下午兩點的球賽，看來贏面不大。家長們擬好plan B，球賽一結束，趁著商店還營業，火速趕去shopping，也算這次美加邊界籃球之行的附加價值。

雖然心態如此，但一到比賽現場，人的爭強好勝心就被喚起，誰也不堪承受最後一名。所以，家長們還是輸人不輸陣的加油嘶喊。上半場，雙方呈拉鋸戰，比數差距不超過四分。教練在場邊大聲叫喊指導跑位，有時還把幾個主力球員換下來耳提面命一番。

中場回來，戰情更加緊繃，不知從哪一刻開始，場上的球員好像不再綁手綁腳，我先是發現打center的那個小子，以他一向擅長的isolation play，拿下好幾分。兒子是point guard，昨天那三場球，教練一直要求他只做某種pass。這會兒，他放手遠射摘下三分，之後又切入上籃得分。其他幾個球員彷彿也受到感染，互動之間，他們又重新找回熟悉的進攻節奏與模式。教練先是在場邊喋喋不休，糾正跑位與傳球，後來隨著比數拉開，教練音量逐漸減弱。終場時，以十二分之差，我隊在三連敗之後，終於辛苦贏了最後一戰。

贏球是硬道理，管他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教練這時也不好再多計較，閉口不提那個原先莫名其妙的strategy。勝利的歡呼與滋味，讓他面容柔和，散發著光采。

“你們還真有chemistry，都豁出去放手打球啦！”我把兒子拉到身旁問他。

“我們中場休息時，就講好要這麽做。”兒子回答。

“喔？那教練也同意了嗎？”我有點出乎預料。

“他不會接受的，是我們五個人的決定。我們總共只有九個players，教練如果生氣，他也不可能同時把我們五個人換下場。而且我們當中有四個是starters。”兒子輕描淡寫分析。

這位素來家裡的順民，我對他有了意外的認識，心裡真是憂喜參半。這麽看來，有時是大人太循規蹈矩，英雄出少年，也是造反出少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