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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賞析

好文01

我說給明天有夢， 我沒變心人生相伴走過。 我真能做天下寫好大事， 我尋找世界記住人間。 >>>更多美文：自創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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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六六（東莞）   木二的匯款單            “伏寺三組戴余波，你有匯款單，請到大隊部拿取。”這時正差不多各家各戶在自家操坪上吃晚飯，村支書用高昂激奮的聲音在村口大樹上的大喇叭里高聲念道，碰到有匯款單這樣的，每次在高音喇叭里至少重復二遍。高音喇叭一響，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豎著耳朵，唯恐漏了自家的信息，某某誰家有信件，某某誰家有匯款單，還有某某誰明天幾點幾分到村委會接長途電話！然后各家各戶又議論開了，有羨慕的，有嫉妒的，有猜忌的，有詛咒的……     “  你看，你看，木二又寄錢回來給她爹了”，我媽就屬于那種羨慕嫉妒恨。”木二出去打工幾年了，月月都寄錢回來，都已經掙了好多錢了，哪象你，簡直就是個消錢爐，搖錢樹”，說著罵著詛咒著，“當初就不應該送你讀書，讀到現在還沒個工作，還要花家里錢……”，誰叫我沒考上個包分配的工作呢？高中畢業，讀了個水利水電中專，爹的單位縣水利局最后一批委培招工，跟我一批的同學早辦好了招工手續，唯獨我還在等……         木二是我的鄰居，跟我一樣大，從小跟我一起放牛，一起玩泥巴，一起拾稻谷，一起長大，木二的父親后來生了一場大病，木二小學沒讀完就綴學了，在家放牛。后來，聽說南方改革開放，早早隨縣勞動服務公司去了南方打工！       那個暑假我終究是沒等到父親的好消息，因為招工需要交幾千元，我爹我媽最終還是放棄了給我招工。”一個女孩子，別人家的人，還花什么錢給她招工，還給她還一世的賬……“       “你看木二，出去打工幾年了，還帶了村口的小勝，小姑出去了，都掙了好多錢回來了，月月都寄回來。“ 在一片好心勸慰下，父親終于也妥協了。        月底的臨近，村口高音喇叭里又傳來木二的匯款單聲，我媽的神經幾近崩潰，再也容不下我在家里再多呆一天。由詛咒變抓狂，這個家我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父親在一次給我300元后，由一個老鄉帶出了家門，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          后來，聽說木二結婚了，匯款單寄給了她老公家里，婆家滿心歡喜。           再后來，又聽說她離婚了！          至今，村口喇叭里也沒傳過我的匯款單……   +10我喜歡

好文03

鄉間的系年     1         父親已經故去五年了，他的遺像和他遺留下的書擺在一起，他死那年六十五歲，若活到今年，該是七十了。       在我家鄉，計算一個人的歲數，并不從他出生那天算起，而從他在母腹中成為生命時計算。但是有關生育的話題，又是民間言語之中的一種禁忌，所以胎兒在母腹中的時間并不被明指，而是直接作為虛年加入人的實際年齡中。所以，當你在我的故鄉聽到有人說到年齡，那只是虛歲。       對于人的生日，大概只有做母親的才記得最牢靠。我在祖母膝下度過童年，不識字的祖母用我父親和我姑姑的生年教我學算數。她說：“你姑是修炮樓的第五年生的，你爹是拆炮樓的第三年生的，你算算你姑比你爹大幾歲？”看我算不上來，她會說一個簡單的：“咱家里有一條扁擔，是修炮樓那年有人扔在家門口的，你爺爺揀了來，算上家里原來那條扁擔，咱們家一共有幾條扁擔？”       那時我也不太笨，扁擔的問題自然答得上來；但是關于我姑比我爹大幾歲的問題，我卻算不明白。后來我才知道，不是我笨，而是祖母出的題有問題，她沒有告訴我修炮樓或拆炮樓是哪年，我怎么能夠算得出？       事實上不只是祖母，家鄉的老人多半都不記得1949年前某一個具體的年份。或許他們曾經使用過“民國幾年”的說法，但對于深具封建思想的鄉下人來說，那已是“前朝”的年代，“當朝”再說起來，恐怕招來災禍，于是他們選擇了遺忘。       對于鄉下人來說，除了生日和節令，他們多半不需要精確的時間記憶。但當他們回憶抗戰前后的那幾年，他們常常有一個共同的準確記憶，那就是修炮樓和拆炮樓。這兩個時間點成為老人們回憶的坐標點，在那些年發生的一些事，常常以這兩個時間點作為系年的比照，就如同我祖母以此來記憶我姑和我爹的生日。       這是一個超出歷法計算規則的紀年方法，它與太陽和月亮都沒有關系，它只關乎鄉下人一段慘痛的歷史記憶——是的，只有慘痛的才是最深刻的，這是人類記憶固有的規律。我不敢說這個記憶是民族的，因為鄉下人沒有可以觀照整個民族的視野和胸懷。他們只是無法忘卻那些給他們的生活和生命帶來災禍的變化。     2         某日黃昏回鄉，車在山路上盤旋，近處的林下草木蔥蘢，而遠山則蒼茫晦暗。冀西太行山東麓幾重峻嶺的背后，掩藏著奔騰而下的唐河。前幾年從保淶線去往淶源，已見川里鎮以東的唐河被開發為游客漂流的景點，一派歌舞升平，想必如今更加興盛。而以此向歷史回溯，亙古已在的這片土地上，瀕河而居，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鄰里間雞犬相聞，怡然自得，最大的事無非就是順應自然的生老病死，儼然捕魚人所見的“桃花源”。       但是，從“修炮樓”的那一年起，桃花源就不復存在了。祖母跟我重復得最多的一段話是：“我娘家陪送來的大穿衣鏡，被鬼子砸了個稀巴爛，底座也被弄到炮樓里當柴燒！”重復的次數完全可以用“無數次”來計數。祖母裹了小腳，走路都要拄著拐杖；坐在板凳上，拐杖也要放在腳邊。說到穿衣鏡的事，祖母還要用拐杖擊地，甚至偶爾還做出跺腳的動作，盡管她的腳跺起來也沒有多大聲響——仿佛鬼子砸穿衣鏡的事是昨天才發生的，但聽她訴說的我生于1970年代。       “鬼子修炮樓是哪一年啊？”聽到我問這話，她覺得我是在跟她耍蠻，于是失掉一貫的耐心，不屑地回答：“修炮樓還能是哪一年？就是修炮樓那年！”我想笑，但是又忍住，我知道在她的頭腦中，沒有公元紀年的概念。能夠給她提供時間坐標的，就是修炮樓、拆炮樓。       炮樓，日寇侵華期間遍布中國大地的怪物，它們像毒蘑菇一樣站立在原野上。炮樓是人類建筑史上最邪惡的建筑物，是侵略者釘在中國肌膚上的毒箭。它們的惡毒還在于，它們通常是由被侵略者在侵略者的奴役下修建起來，供侵略者奴役被侵略者的煉獄。炮樓及其修建過程一直伴隨著對被侵略者生命的殺戮，炮樓的每一塊磚石上，都浸滿被奴役者的血和淚。炮樓兜售的是強權即公理、弱肉被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炎黃子孫飽受屈辱和痛苦的標志物。       父親是“老三屆”，高中畢業之后到縣上參加工作。他像那個年代所有走出大山的人，對鄉土和歷史懷有深深的敬意，于是收藏各種與家鄉歷史有關的資料和遺物，我甚至從他手里繼承來鬼子在炮樓里用過的鐵制煤油燈——那也不過是鬼子從誰家搶奪來的。熟悉歷史的父親告訴我，修炮樓是1939年的夏天，炮樓存在了將近五年，1944年5月，日寇被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的部隊擊潰，我抗日軍民拆掉了炮樓。     3         祖母說的修炮樓的那一年，鬼子就把炮樓修筑在了村口西南側的皇子坡上。皇子坡向西是碌碡坡，碌碡坡再向下還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鬼子在這三座山頭上各修了一座炮樓，三座炮樓首尾呼應，皇子坡地勢最高，這里成為最重要的瞭望哨。       皇子坡的炮樓所占據的是一個真正險要的位置，向東控制山下進出村子里僅有的一條路，向西則居高臨下監視唐河渡口——過了渡口就是太行深山，距離晉察冀邊區政府所在地阜平不過百多里路；向南低矮的丘陵地帶視線遼闊，一覽無余；向北則可控制通向渡口的車馬大路。       皇子坡這座相對高度不超過一百米的小山包，是我回鄉時常常一個人光顧的地方。我從小就是這里的常客，熟悉這里的每一塊石頭——童年、少年的我，與伙伴們無數次在其上攀爬和奔跑過。山頂是一塊平地，板結的地面上夾雜著卵石和白石灰，依稀可以辨出炮樓的地基。旁側的山石上深深的彈痕仍在，只是滄桑的銹色更加濃重，破碎的青磚遍布四周的山谷——歷史的公平正義已經讓侵略者的據點化成了這碎磚爛瓦。天地輪回，道義永在。        “修炮樓的那年，真是遭了罪了。天氣大熱，鬼子讓全村的勞力都去修炮樓。怎么個修法呢？讓壯勞力打石頭修底座，讓孩子們從村子里搬磚，力氣大的每人幾塊，哪怕只搬得動一塊磚的小孩也要去。磚從哪里來呢？拆咱老百姓的房子，老房子都是立磚到頂，磚里夾土坯蓋房，等到炮樓修好，村南的一多半房子被拆得只剩下土坯了，下雨就塌房，鬼子都不是人……”       祖母1992年病故后，經歷過修炮樓的人越來越少了，我的大舅算一個，大舅去年故去時九十有三。修炮樓的故事也是大舅最愛跟孩子們講的“曲兒”。我曾經疑問道：“那我們能不去給鬼子修炮樓嗎？”大舅叼著煙桿，發出“唉——”的一聲嘆息：“不去？看到咱房后那棵老槐樹了沒？占利他爹，還有老奎他叔，他們都是在組織的，秘密地在黑夜里挨家挨戶做工作，讓人別去修炮樓，結果怎么樣？漢奸領著鬼子抓了他們，當著全村人的面直直地把他們吊死在槐樹上！”說完這些，大舅仿佛面有愧色，卻又百般無奈。       我自從第一次聽到大舅講這件事后，每次經過那棵老槐樹，我并不害怕，反而會偷偷地向上望。槐樹長多老都不會彎腰，若是夏天，則冠蓋茵茵；若是冬天，則枝條滿天，絲毫看不出哪個枝椏上曾經吊死過人。我不知道我向上望時為什么會是一種偷偷的感覺，仿佛在做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我對先烈保有足夠的崇敬，或許我是從大舅的愧色中窺見了歷史的秘密，為那些茍活下來的人而感到羞恥——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茍且與隱忍，恐怕連我都不能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歷史，總是這樣吊詭。      當人面對生命危機的時候，舍生取義固然是崇高的理想選擇。但是，作為后來的旁觀者，我不曾身臨其境，我的想法只是“馬后炮”的主觀，完全無法體會先人的感受。事實上，當刺刀對著胸膛，當同類的尸體就在眼前的時候，旁觀者自然而然會有“我將如此”的恐懼——對于一輩子只知以土地為生的人來說，我知道考量他們的道德純潔性是蒼白無力的。由此想來，我的“偷偷的”神情，或許首先就來自自我的羞愧。                 4         炮樓修好了，我的家鄉獲得了七十多年后仍然被老人們使用的紀年方式。       “修炮樓那年，我剛進這個家門。在娘家我就在組織，來到這個村，上半年還開會，炮樓修成了，你姑奶就再也不讓去了，怕丟了命。家里娶我用了兩斗高粱兩塊銀圓，你姑奶怕雞飛蛋打。命是沒丟，可是卻丟了組織。”我喊作志平嬤嬤的老太太今年八十五了，十八歲嫁到我爺爺的姐姐家做兒媳。如今我每次回鄉我都見她坐在我家門前的條石上和我母親聊天，說幾句就喘幾口氣，她體格肥大，心臟負擔重，但自從志平大伯過世，她不肯麻煩兒女，始終一個人喘喘息息地過日子。      我又一次從嬤嬤這里聽到“在組織”這個說法，第一次是在大舅那里。在組織，就是共產黨員。從這些沒有文化、飽經風霜的鄉下老人口中聽到這個詞，加上他們語氣之中的虔敬，我不免心生感動。從遺傳至今的習慣中可以看到，家鄉人缺乏組織紀律性是與生俱來的。動亂年代身如飄萍的人一旦獲得某種組織的身份，即可獲得更多安全的保障，也由此表達為對組織的無限忠誠。       我也是個“在組織”的人，可面對前輩，我還是羞愧難當。       “那時是秘密的吧，組織上怎么找你們呢？”我不免在腦海里想象電影中的畫面。“那會兒得偷著。都是開印他娘來找我，先是問我有事沒，也不管我有事沒事，就拽拽我的褂子前襟，我就跟她出來。”這的確是畫面感極強的場景。“修炮樓那年，占利他爹、老奎他叔被鬼子吊死了。我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們在組織，可就覺得這是掉腦袋的事，再也不讓我去了。開印他娘一來，你姑奶就讓我進屋子里不出來，她就說我有事出去了，不在家。后來就沒人來找我了。拆炮樓的第二年，開印他娘領導著婦救會組織村里的婦女們納軍鞋，我還悄悄問她，我還能算組織的人不，她說她說了不算，得請示上級，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嬤嬤不無惋惜。        “你姑是拆炮樓的前一年生的”，風燭殘年的祖母常常語無倫次，每次都把這句話當作談論姑姑的開場白。我也從嬤嬤這里得到關于姑姑出生后的情況：“有炮樓的那幾年里，鬼子常常來掃蕩，幾年啊，晚上都不敢脫衣服睡覺，要緊的東西都包在包袱里放在枕頭邊，一有動靜，抱起孩子背上包袱就鉆山溝，不是人過的日子！你奶奶生你姑是冬天，月子里就跑日本，孩子大人都落下病根了，鬼子造孽啊！”我至今記得，每到冬天祖母必定臥病在床，整個生命呈現將死的衰弱，母親和嬸嬸輪流給她做飯，有時年初一的餃子都要在炕上吃；而姑姑的癲癇病直到現在還偶有發作。祖母亦曾說過“跑日本”的事，而嬤嬤的話讓我知道了祖母和姑姑二人的病根全著落在鬼子身上。        “跑日本”是鬼子作虐時遺下的那個時代的話語之一，現在已經成為家鄉方言中的說話習慣。看到一個人慌里慌張的樣子，我的鄉親們會說：“你急惶惶的像是要跑日本！”而另一種說法叫“過鬼子”，則更顯露了鬼子的侵略本性：當某種場面很亂的時候，比如屋子里混亂不堪或者飯桌上杯盤狼藉，會被說成“像過了鬼子”，意思是像鬼子掃蕩過一樣——我在城里還不由自主地這樣說，雖然常常遭遇白眼，但我就在這樣的話語氛圍中成長，已經無法更改。     5         修炮樓、拆炮樓，萬年歷上沒有這樣的年代，但它們卻真切地標示在鄉下人的意念中。      祖母、大舅和嬤嬤都沒有講過再多與炮樓有關的細節，對于那里是否發生過電影里那樣驚心動魄的爭奪戰、偷襲戰，我不得而知，但想必不是風平浪靜，否則，那深深的彈痕便無法解釋。關于修炮樓的準確時間也沒有文字資料可以證明，我也不知道父親的考證來自哪里，眼下只能算作孤證——盡管是孤證，我也想認同他的考證結果從而維護他的權威。       按照我父親的結論，炮樓在皇子坡上矗立了五年時間。這五年里發生了什么？除了“跑日本”，長輩們無從給我提供更細致的講述。全國抗戰史上也不會有記載，因為我的家鄉雖然地處晉察冀邊區與敵占區的交匯地帶，但沒有重要人物和機關駐扎過、沒有足以影響歷史的事件發生過，歷史是不需要她的——中國大地上載入史冊的地方，遠不如像我的家鄉這樣寂寂無名的地方多。而我的家鄉抗日的一幕，包括被日寇殘殺的兩位“在組織”的村民，也未曾在資料中得見。是的，像這樣的侵略與反侵略——雖然現在已經無從還原細節，但在全縣、全國的敵占區每天都在發生，已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的生活常態。常態，常常抽象為事件，從而淹沒在歷史深處。       我的家鄉唐縣，是全國抗戰爆發后最早淪陷的地區之一。所謂淪陷，是兩名日本騎兵在漢奸“維持會”的“幫助”下進城，在街上打了一陣槍后，在縣城三面城樓上插上膏藥旗。這天是1937年9月25日下午，而負責守城的國民黨唐縣政府早已于5天前的20日逃離。此后的八年間，共產黨領導下的唐縣民間抗日烽火一日未熄，由于縣域西北部多崇山峻嶺，聶榮臻和他所領導的晉察冀軍區的武裝力量以及軍工生產隱蔽于其間，白求恩、柯棣華這些國際友人也得以在唐縣實踐他們的國際主義使命，并將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這片土地上。甚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唐縣軍民還民主選舉出了一位女縣長。       這樣宏大的抗戰歷史，對我的故鄉來說，雖同在一縣，卻也略顯遙遠。修炮樓，拆跑樓，成為故鄉最直接的抗戰事件，也成為我的家鄉人抗戰記憶的起止——顯然，日寇侵占家鄉，一定比修炮樓的時間要早，但是家鄉人卻全然無記，他們認同的時間，就是修炮樓那年。關于修炮樓的年代，除了我父親的說法，我無從知道還有誰提出過另外的說法。因為已經沒有人再去思考這個問題，而我的父親，在遭遇了半年的病痛后，也于五年前離世。      時事經年，我卻從1999年版的《唐縣志》中找到了拆炮樓的記載，在1944年的大事記中，原文這樣說：       “春，大洋區游擊隊長馬耀東，率區游擊隊配合定唐縣一連，將東大洋以東四個碉堡的日偽軍全部打跑，并向碌碡坡三個碉堡展開政治攻勢，40名偽軍投降。”      這個簡短的條目與我父親關于拆炮樓的說法相比，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一是確證了我父親考證的時間，即1944年春，至于是否5月，已然不重要；二是其時炮樓里駐扎的已不是鬼子，而是與之同流合污的偽軍；三是打跑敵人的不只是晉察冀軍區正規部隊，也有區游擊隊的配合。而在縣志中的人物部分中，“馬耀東”的條目下則記載了“打跑”偽軍的方法：“（馬耀東）……組織廣大民兵群眾封鎖圍困敵人的炮樓，打槍喊話截糧斷水，并利用關系打入內部勸說偽軍投誠反正，為我所用，收編了四十多名偽軍，放火燒掉了三個炮樓。”由此進一步確證，偽軍并非被“打跑”，而是投誠后被收編，炮樓亦系被放火后拆毀。而這位游擊英雄，也在是年的夏季對日作戰中英勇犧牲。       同一部縣志中的兩個條目對比，不僅關于“打跑”的記載互相矛盾，而且英雄的姓名用字也被搞錯，我頓感修史者的草率——縣志尚且如此，而我又有什么理由苛求父親關于修炮樓的時間考證，又有什么理由苛求故鄉關于修炮樓、拆炮樓的民間記憶呢？   6        七月流火，我從城里回鄉探望母親，閑暇再一次登上皇子坡。腳下炮樓的地基依舊，石上的彈痕依舊，四周的磚石依舊，時間仿佛靜止了，但這種錯覺無法阻擋歷史的洪流一刻不停地向前滾動。向西眺望，曾經的渡口已經被西大洋水庫浩瀚的水面淹沒。為防夏季洪水，庫水已主動降至枯水位以騰出巨大的庫容，那些常年潛藏在水下的丘陵露出頭顱，像一個個巨大的土黃色墳堆。那里埋藏著什么，無人得知。就像在戰爭中死去的或者經歷過戰爭之后死去的人，墳塋上已是荒草萋萋。       我家的門前，志平嬤嬤還在和我母親閑聊，耄耋之年的她氣喘連連，我從遠處恍惚聽到的，還是那僅屬于我家鄉的系年：“修炮樓那年……拆炮樓那年……” +10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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