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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安貝樂（Ian Birrell）2025年1月9日
《邪惡中共的西方走狗：實驗室洩漏病毒論仍受壓制》
世衛組織在2024年結束時提醒我們，距離首次發現病毒在中毒腐爛共滅國武漢市蔓延已5年了。這是大流行的初期徵兆，摧毀了數百萬生命，並破壞全球經濟。
在一篇自我恭維的社交媒體帖子中，這個聯合國機構為自己鼓掌，表達了對「為我們付出巨大犧牲的醫護人員」的感激之情，並聲稱將致力於從新冠中學習，「為了建設更健康的明天」，接着呼籲中共分享所有與病毒起源有關的隱藏數據。它強烈表示：「這是道德和科學的緊迫任務。」
這是該組織唯一做對的事：北京的行為確實可恥。但隨着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宮，世衛組織面臨失去最大捐助者的威脅，或許它應該更加誠實；尤其是在接下來的帖子中，它承諾將打擊錯誤信息。
因為我們不能忘記，世衛組織在大流行期間的表現極為糟糕。它協助中共的掩蓋行為，這加劇了疾病的傳播，並放大早期聲稱「沒有明確證據」顯示人類間傳播的謊言。它未能妥善調查病毒的起源。
甚至現在，它聲稱其駐中共辦事處「從武漢市衛生委員會的網站上獲取了2019年12月31日有關『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媒體聲明」，但實際上是由臺灣衛生當局發出警報，當時他們正警惕可能出現另一波SARS爆發。
但我們不應對這樣遵循邪惡共產政權指令的機構感到驚訝，因為它拒絕承認臺灣。到2019年底，中共的科學家已完成病毒基因組的測序。然而，世衛組織竟然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北京低頭，以至於對新冠起源的聯合調查；在2021年初，帶着大量宣傳派遣了一組「專家」前往武漢；竟推廣荒謬的理論稱該病原是通過冷凍食品傳播給人類的。
為了加劇這些失敗，世衛組織還聘用了法爾（Sir Jeremy Farrar），儘管這位前威爾康信託基金會的負責人已被揭露為試圖壓制辯論的核心人物之一，將任何關於新冠可能來自實驗室的猜測標註為陰謀論。這些操作；由和他的朋友福奇主導；是對科學和更廣泛公眾的極大背叛，然而這個小人仍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的首席科學官。
不幸的是，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大流行揭示了領先科學人物的傲慢與輕蔑行為，這些行為得到了著名學術期刊、順從的記者和軟弱政治家的幫助。
如今，毫無疑問，他們曾竭力壓制關於新冠可能與武漢與華盛頓有金融聯繫的尖端實驗室有關的猜測。最近，我們看到這種腐蝕性的腐敗甚至蔓延到了安全領域，華爾街日報披露了對五角大廈一項研究的壓制，該研究發現該病毒已在「功能獲得」研究中被操控過。FBI 的科學家表示：「情報界忽略的部份需要重新審查。」
我們必須希望，隨着特朗普的回歸，聯邦當局對這一爭議性問題的所有證據將得到重新審查；尤其是考慮到他選擇巴塔查里亞（Jay Bhattacharya）領導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這是全球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曾資助在武漢進行有爭議的實驗。這位斯坦福大學的健康經濟學家和封鎖懷疑論者表示，實驗室洩漏的證據是「令人信服的」，並批評建制派努力壓制異見聲音。
不幸的是，特朗普在大流行爆發後關於「中共病毒」的言論，以及他推廣一些荒唐的想法，如注射消毒劑來治療新冠，使得那些敢於質疑自然動物傳播正統理論的專家更容易被排斥。實驗室洩漏的概念與生物武器和惡意活動的狂熱討論緊密相連。然而，他的上一屆政府以國務院一份措辭謹慎的聲明結束，提出了有關武漢病患科學家和危險研究的有效問題。
對實驗室洩漏可能性的駁回以及將其變成如此分裂的問題；在無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始終是一種奇怪的立場。畢竟，在本世紀的前21年中，已知有超過300起實驗室內感染事件，還有16起病原體洩漏事件。在新冠爆發的同一年，另一起中共城市的獸醫研究中心發生了洩漏，造成了1萬人生病。即使在新冠爆發前的幾週，法爾和福奇也幫助監督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報告，強調了來自逃逸病原體的全球大流行風險，並指出科學進展使得「致病微生物能在實驗室中被設計或重建」。
簡單提醒一些事實：武漢是中共2個最高生物安全實驗室之一的所在地；而且距離最近的有類似冠狀病毒的野生蝙蝠群體數百公里。武漢病毒研究所擁有世上最大的蝙蝠冠狀病毒樣本庫，存在已知的安全問題，並進行高風險的「功能獲得」研究，旨在提高變異蝙蝠病毒在人類化小鼠中的傳染性。其擁有的2.2萬個樣本和許多未公開的序列在2019年9月被下線；當時一些人認為病毒已開始出現。
然而，法爾是27位簽署《柳葉刀》上著名信函的科學家之一，該信函稱讚中共專家「快速、開放和透明地分享數據」，並譴責「有關新冠沒有自然起源的陰謀論」。後來發現，這封信是由達扎克（Peter Daszak）秘密組織的，他所領導的紐約《EcoHealth》聯盟將美國納稅人的資金轉交給武漢病毒研究所，此事發生在2020年2月1日的一次電話會議後，該會議引發對實驗室洩漏理論的抹黑行動。
這次電話會議由法爾與福奇和當時的NIH主任林斯（Francis Collins）共同組織。在他們的指導下，4名參與者和另外一位專家寫了一篇臭名昭著的《自然醫學》評論，表示他們認為「任何基於實驗室的情境都是不太可能的」。
然而，後來揭露這些科學家即使在草擬聲明時，也擔心實驗室與病毒的關聯「是『太他媽的可能了』」。法爾和柯林斯曾抱怨武漢的生物安全形勢如同「西部荒野」。福奇的高級顧問告訴達扎克，他學會了如何讓電郵「消失」，以避免公開信息請求的透明度，並說「我想我們都很安全」。
悲劇的是，自大流行以來，每一絲浮現的證據都削弱了公眾對科學和政治的信任，這一切源於某些科學家的輕率態度、自私自利的專家的傲慢，及一群顯赫人物的共謀，他們試圖欺騙全世界。
大流行期間的首相強生如今表示，「整個新冠災難的可怕之處在於，它似乎完全是人為造成的」。然而，仍是當時的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勳爵；曾參與那次秘密的電話會議，去年被提升為上議院議員，並由斯塔默（Keir Starmer）任命為科學部長。不用說，我們所提出的關於他參與情況的信息公開請求受到阻撓了。
儘管越來越多人接受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我們仍無法對新冠的起源謎團給出確定的答案。這仍是一場至關重要的辯論，無論是從全球公共衛生災難的問責角度，還是從未來防範另一場大流行的角度來看。
最近幾天，由於病例激增並被歸咎於類流感的人類副流感病毒，對中共醫院再次人滿為患的畫面引發了新的緊張情緒；儘管與新冠不同，這並不是一種新疾病，因此人口中會有來自先前感染的免疫力。
然而，我們不應忘記，這種事實隱瞞的企圖，正是由一些勇敢的科學家、異見記者、數據專家和網絡調查員的努力揭露出來的，他們願意挑戰共識。作為其中之一，我甚至因為一篇《UnHerd》的調查報導而被非死不可施加了影子封禁，該報導在我抗議之前被標註為錯誤信息。後來在國會上被認可為首位在主媒上提出實驗室洩漏假設的人，令人欣慰。看但到許多同事對此議題仍反應遲鈍，讓人感到沮喪。
最重要的是，正是Drastic小組的調查員釋出來自2018年的《Defuse研究計劃》。這項計劃旨在創造具有Sars-CoV-2特徵的病毒：即使它的突刺蛋白能夠如此有效地結合人體多種組織中的細胞的「furin」（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這個特徵在其他800種已知的與SARS相關的冠狀病毒中並不存在。這項提案來自EcoHealth、武漢病毒研究所以及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冠狀病毒學家巴里克（Ralph Baric），他是這類有爭議的功能獲得研究的先驅。
這項提案被美國資助方拒絕。然而，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蝙蝠疾病研究領軍人物石正麗在去年接受德國記者提問時，對是否繼續進行這類實驗拒不回答，並聲稱這個問題與新冠的「起源無關」。
這是重磅發現。它顯示武漢的科學家與長期以來的美合作夥伴提出了創造基因改造冠狀病毒的計劃。然後，嘿，奇蹟般的一年後，一種新型的與SARS相關的病毒突然出現在城市。這要麼是最驚人的巧合，要麼就是明確的證據。
羅格斯大學化學生物學教授艾布賴特（Richard Ebright）是那些專家之一，他將這份文件及其草稿視為「創造新冠病毒的藍圖」。
然而，仍有一群科學家和媒體盟友推動病毒源自武漢熱鬧的濕市場的說法。中共CDC主任高福在2020年5月表示：「我們最初認為病毒起源於海鮮市場，但現在看來，市場只是另一名受害者。病毒在市場感染發生之前就已存在。」
高福，這位牛津大學教育背景的病毒學家後來發表了一篇論文，確認2020年1月從市場收集的1380個樣本中，沒有動物檢測呈陽性，他還補充說，他們收集的陽性環境樣本來自感染的人的體內，而非動物。而且即便是世界領先的專家巴里克，曾在世衛組織宣佈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前，警告美生物安全主管，實驗室洩漏可能導致大流行；後來告訴國會調查員，他相信市場只是「傳播的渠道」。
但這個理論像個壞運氣的硬幣一樣，一再反彈。愛丁堡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蘭巴特（Andrew Rambaut）在《自然醫學》作者的私人討論中表示：「一旦市場不再被認為是病毒的來源，那麼一切猜測都無效。」
然而，他的同事、悉尼大學的英國生物學家霍姆斯（Eddie Holmes），曾造訪過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他說，「根本不可能」在那裏產生足夠的選擇壓力來演化出furin切割位點，因為「那裏的哺乳動物密度太低」，只有幾個小群體的三四隻關在籠子裏的動物。正如該小組的另一名成員所說，這引出了創造和傳播Sars-CoV-2的核心「百萬美元問題」。
起初，他們將大流行歸咎於穿山甲，接着將焦點轉向浣熊犬，霍姆斯曾在市場看到過。去年，關於中共研究人員獲得的一小段數據，出現了令人高潮的新頭條，《大西洋》：「迄今為止最強有力的證據顯示，動物是大流行的源頭。」《衛報》：「新數據將新冠的起源與武漢市場的浣熊犬聯繫起來。」BBC興奮地問道：「我們找到了新冠的『動物來源』嗎？」
「最初他們將大流行歸咎於穿山甲，然後他們又將焦點轉向浣熊犬。」
結果答案是否定的。這些動物在市場中的存在是眾所周知的，甚至在世衛組織與中共就進入市場進行協商時也有提及。這份新報告只是再次顯示，浣熊犬和其他易感染SARS-CoV-2的哺乳動物在市場關閉之前的2020年1月1日就已被出售，同時指出市場中採集的陽性拭子中也含有來自浣熊犬的微量基因物質。
達扎克（Peter Daszak）堅持「現在我們有確鑿的證據顯示，在爆發時有能攜帶冠狀病毒的動物在那裏。」他的組織目前因誤導美官關於武漢的工作而被阻止獲得美聯邦資金。「這又是另一塊證據，表明市場是疫情發源地，而不是實驗室。」
隨後，中共研究員發表了對數據的分析。再次證實市場中有出售浣熊犬。他們強調寫道「然而，這些環境樣本無法證明這些動物被感染。此外，即使這些動物被感染，我們的研究也未排除人類傳染給動物的可能性，因為樣本是在市場內發生人類感染後才採集的。因此，病毒可能是通過感染者將其帶入市場的...這一點仍無法排除。」
許多專家認為，這個已被駁斥的觀點被故意推廣，作為一種轉移注意力的手段。分子生物學家布拉特利（Sigrid Bratlie）說：「某些病毒學家對市場的無休止的專注；為了避免承認科學從一開始就受到損害；正妨礙其他可能情境的正確檢視，否則你就會被標籤為陰謀論者。」她是挪威Langsikt政策中心的生物技術戰略顧問，並承認對這種抑制實驗室起源理論的規模感到震驚。
令人驚訝的是，至今仍沒有確鑿證據證明病毒是如何在武漢爆發的。然而，我們知道北京的獨裁政府試圖掩蓋最初的爆發，然後阻撓外界對病毒起源的調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們發現這種混淆新冠起源的做法得到了西方科學界一些傑出人士的協助。這才是真正的陰謀，而中共的幫兇至今仍在煽動這個陰謀。
馬特李迪（Matt Ridley）2024年12月31日
《武漢到底發生什麼事？》
2020年，中毒腐爛共滅國上演了史上最致命的掩蓋事件。
距今已5年了，我們再次回顧中共爆發新型傳染性肺炎的消息。重述新冠疫情初期的故事，有助於揭示本應能夠防範、遏制並根除的事件，如何最終造成超過2000萬人死亡，並摧毀數以億計人的教育、經濟與心理健康。
2019年12月31日，距美國東岸時間午夜僅剩1分鐘，ProMED-mail發佈了一條簡短的「信息請求」，該網站是線上新聞信，專門監測非官方來源，收集有關新發疾病爆發的情報，涵蓋人類與動物。其內容簡單寫道：「未診斷肺炎：中共國（湖北）」。
ProMED-mail 的副主編珀雷克（Marjorie Pollack）收到了來自一名臺灣同事的警報，提到在微信上看到了一則由來自武漢的眼科醫生李文亮發送的消息：「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發現7例SARS病例，已被隔離於我們醫院的急診科。」
李文亮從同事、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處得知了此事。艾芬曾將最新一名肺炎患者的樣本送去檢測，結果於12月30日下午出爐：「SARS冠狀病毒」，這一診斷令所有人震驚，因為中共已15年未曾出現過SARS。艾芬在報告中圈出了「SARS」兩字，並將其拍照後轉發給了一名在其他醫院任職的朋友。
在北京的CDC主任高福也看到了這條微信消息。就在幾週前，他曾作出相當大膽的聲明：「SARS類病毒隨時可能會出現。然而，我非常有信心地說，『SARS類事件』不會再發生，因為國家的傳染病監測網絡系統已建立得很好，這類事件不會再發生。」
因此，高福得知有SARS類病毒爆發的消息，並非通過官方的監測網絡，而是通過社交媒體，這讓他格外警覺。他立即向中共衛生部長報告。衛生系統主任梁萬年於12月31日被派往武漢。抵達後，他立刻決定關閉華南海鮮市場，儘管艾芬的最新病人並未與該市場有任何關聯。
地方官的反應迅速，但並非為了遏制疫情，而是為阻止有關疫情的消息擴散。李文亮在其微信發文後的幾小時內，於12月31日凌晨1時30分被召喚進行訊問。直到凌晨4時才正式開始，並被迫簽署一份羞辱性的悔過書，承認自己散佈「不實信息」。2個月後，他過世了。
第2天艾芬也遭遇類似的羞辱。她收到書面通知，內容寫道：「妳不顧武漢自（世界）軍運會以來的城市建設成果；妳是影響武漢穩定與統一的罪人；妳是破壞武漢市未來發展的元凶，妳的公民自豪感凌駕於公共安全之上。」
與此同時，另一名關鍵人物也注意到這條微信消息。武漢病毒研究所新興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麗當時在上海參與一個會議。12月30日，她接到武漢病毒所所長的命令，要求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趕回實驗室檢查來自醫院的樣本。
她後來對記者說：「我當時還在想，市衛生當局會不會搞錯了？我從未預料到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武漢，中共的中部地區。」她隨後回憶道，心中充滿了疑慮：「那些病毒會不會來自我們的實驗室？」
她的擔憂並非多餘。在過去的20年，她的實驗室負責追蹤2003年SARS爆發的源頭。為此，他們對來自全中共的動物和人類樣本進行了採集，將目標鎖定在雲南省南部靠近寮國邊境的馬蹄蝙蝠上，收集了數千個蝙蝠糞便和血液樣本，並將這些樣本運送到距武漢1600公里的地方。她的實驗室冷凍庫裏保存着比全球其他地方更多的SARS類病毒：但這些病毒並非來自武漢本身。其中包括與後來稱為SARS-CoV-2最為相近的已知病毒親戚。可真是巧合。
但事情比這更糟。石正麗曾監督由彭虎領導的團隊，進行一系列的實驗，使用這些蝙蝠病毒，將它們的刺突基因在不同的毒株之間互換，用它感染人類細胞，並且將帶有人類基因的老鼠感染。某個實驗中，病毒的傳染力提高了1萬倍。
實驗中的部份是在不合適的低生物安全等級下進行的。科學家感染上由人類適應的SARS類病毒的風險極高。
更令人擔憂的是，前一年石正麗曾參與過一個計劃，首次將furin裂解位點的特徵插入SARS類病毒中。這個裂解位點已知能增加病毒在人類中的傳染性，但對蝙蝠而言則沒有此效果。SARS-CoV-2至今仍是唯一已知擁有furin裂解位點的SARS類病毒。
當石正麗搭乘火車的時候，有人進入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網站，修改了有關實驗室病毒數據庫的事實表。自從9月以來，該數據庫的內容對外界一直是不可訪問的，原因至今仍不明。
現在，數據庫的名稱從「野生動物傳播病毒病原數據庫」更改為「蝙蝠和齧齒類動物傳播病毒病原數據庫」。在至少10個地方，原本的「野生動物」一詞被「蝙蝠和齧齒類動物」取代。或許有人不希望外界開始猜測這個病毒是從實驗室流入野生動物市場的。
在接下來的幾天，秘密和官僚的固執確保了唯一能遏制疫情蔓延的機會被錯過了。當局排除了所有與海鮮市場沒有任何聯繫或接觸的潛在病例，並堅持認為病毒只能從動物傳播，儘管護士和醫生也開始感染。當局仍舉行盛大的新春宴會，並鼓勵民眾出國旅行。
最遲在1月中旬，病毒已蔓延至十幾個國家，每個首例病例都可追溯到來自武漢的旅行者。
本來應該發生、也應該發生的是什麼事？世界應該被告知真相。臨床醫生應該被告知要採取極端的預防措施來隔離病例。應該進行隔離和檢測，以便在城市中找到盡可能多的病例。而石正麗的實驗室應該分享他們病毒庫的全面資料、數據庫以及近期的實驗，以便讓全世界了解這場疫情的真實情況。即使可能已為時過晚，但仍有機會可以阻止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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