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瞭望台】近代民主的修羅場：俄烏戰爭給我們的幾堂社會學 - 啟示路

2022年，普亭又以反納粹、保護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為由，再度入侵烏克蘭。少數民族（minorities national）的議題，再度成了戰爭的藉口。歷史上，少數民族，向來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除了母語使用差異、族群認同之外，它更牽涉到了宗教信仰議題。

文：施富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953年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直到1964年代下台的這11年間，除了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之外，赫魯雪夫還有兩個舉動，一直到今天，我們都還看得到它們的影子，或是其影響。

歷史的幽魂不散

1956年初春，蘇共廿大召開，赫魯雪夫發表談話，主要是針對史達林主義進行蘇共內部的自我批評，尤其是針對史達林時代過度中央集權、高壓式領導的反省，以及爾後對政治上「大清洗」（Great Purge）的受害者進行平反。這開啟了東歐陣營的「後史達林時代」，讓東歐陣營各國蠢蠢欲動，試圖鬆動共黨階級領導的專制。

尤其是在失衡的工業發展、路途坎坷的「集體化」政策困境下；再加上，戰後十幾年了，當初共產黨所承諾的無產階級民主，到頭來，也只淪為共黨階級統治。也因此，這個二戰時期犧牲了兩千多萬軍民性命來對抗納粹法西斯的「蘇聯」，被迫扛上了「極權專制老大哥」以及「共產制度的引介者」這兩塊大大的墓碑，成為了東歐其他國家異議者的標靶。

Photo Credit: Unknow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1956年波滋南事件。抗爭者舉著「我們需要麵包！」標語。

1956年6月，波蘭波滋南（Poznan）工人，為了抗議經濟條件、工廠內部管理制度以及國家集權統治，走上街頭，爆發了工潮。然而工潮期間，指揮軍隊鎮壓的主要軍官許多為蘇聯人，這導致了波蘭民眾將矛盾指向蘇聯。工運風波，也讓波蘭原本已下台的，曾被貼「反蘇聯」的改革派領袖葛穆卡（W. Gomulka）得到了再度掌權的可能。這一政治發展引得赫魯雪夫高度緊張，親訪波蘭與波蘭領導商討；而同時，葛穆卡也調動部分軍隊自保，大戰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最後的協調：葛穆卡掌權，擔任總書記；而波蘭答應留在剛成立的華沙公約集團（WTO）裡。同時赫魯雪夫也答應了放鬆對波蘭集體化政策的要求，及允諾部分的內部民主。

而波蘭的經驗，似乎讓匈牙利看到了一絲希望。1956年10月，匈牙利爆發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並進而引發了武裝衝突。在壓力下，匈牙利政府試圖恢復多黨制民主，同時革命份子與反革命部隊的武裝衝突越演越烈，蘇聯坦克更是直接開入布達佩斯，試圖協助維持局面。今天烏克蘭的汽油彈、竄改路標、人民包圍坦克的劇碼，早已在1956年出現在布達佩斯周遭。最後，匈牙利決議退出華沙公約；蘇聯紅軍全面鎮壓。這是60多年前的劇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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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ello world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1956年的布達佩斯Zsigmond Móricz 廣場。

不只是蘇維埃的榮光，不只是政治宣傳

赫魯雪夫當年第二件影響到現今局勢的事情，就是1954年時經由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將克里米亞由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轉劃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管轄。而這直接導致當今俄羅斯與烏克蘭對於克里米亞半島主權的爭議。克里米亞半島是屬於韃靼人的？是俄羅斯移民的？是作為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緩衝的猶太移民的？抑或是二戰前猶太復國候選地[1]？

烏克蘭親俄的前國會議員阿爾捷緬科（A. Artemenko）甚至提出「美國可以宣稱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的「說法」[2]。阿爾捷緬科指出，1920年代俄羅斯向美方借貸大額款項，抵押品則為克里米亞半島。1954年還款期限到，俄羅斯將克里米亞劃給烏克蘭，以避免追償。相關說法，我們也可以查閱Crimean California或the New California project等詞條[3]。無論Crimean California的說法是否屬實，克里米亞的主權爭議，不只是普亭（V. Putin）政權的宣傳（propaganda），它還是個俄羅斯民族歷史認同的議題。

「基輔公國13世紀被蒙古消滅後，莫斯科……成為東斯拉夫的中心。1453東羅馬帝國滅亡，莫斯科……更取代了君士坦丁堡，而有了繼羅馬、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羅馬正統繼承人』的說法，號稱『第三羅馬』。如此的族群認同，常與蘇聯的裂解，以及美俄競爭的潰敗的集體記憶相抗拮。俄羅斯想抬起頭，卻發覺這是多麼沉重的包袱。」[4]這種國族（nationalist）認同，這些年來還往往滲入到流行文化當中。

如同2019年上映的俄羅斯科幻電影《黑暗戰域》（The Blackout），電影中訴說著兩位名為「Ra」（「拉」，影射古埃及太陽神），與「God」（「神」）的外星人，在執行外星人移民地球的計畫過程中，各自動員人類，相互毀滅。直到人類多數滅亡，地球只剩下一座小城鎮存活，作為「Ra」與「God」的決勝戰場。而這地點，就在俄羅斯。典型的俄羅斯中心價值。

顏色革命——「落鏈」的民主轉型

Photo Credit: Post of Ukraine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烏克蘭2005年的郵票，呈現橘色革命的場景。

2004年烏克蘭爆發「橘色革命」。廣場上的農婦喊著：「我們要讓世人知道，烏克蘭人不是溫馴的家畜，我們是『烏克蘭民族』！」[5]當時反對派總統參選人尤先科（V. Yushchenko）在更早的2001年被迫辭去總理一職時，說道「這是車諾比（Chernobyl）第二……我們輸了政府，第一個真正烏克蘭人的政府……」。這混雜著新興國族主義思想，標榜著政治民主與經濟改革訴求的運動，將尤先科推上了總統寶座，然而，沒多久，保守勢力、親俄勢力反撲，烏克蘭回到老路上。

類似的情形發生在2010年前後的諸多新興民主國家，尤其是前蘇聯時期諸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在歷經了數年的改革開放後，並未享受到改革所帶來的好處。共黨時期的特權階級透過政治力量介入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國家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的政經寡頭手中。就如同烏克蘭橘色革命的訴求之一，即是要求重審私有化政策。[6]

尤其當烏克蘭人看著隔壁的波蘭，在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道路，走得遠比他們順遂。當1989年改制時，兩國人口、土地均屬於歐陸中大型國家，人均GDP類似。而2004年橘色革命爆發、波蘭入盟的那一年，波蘭人均GDP為5400歐元；烏克蘭為1105歐元。2014年，波蘭人均GDP來到10630歐元；而烏克蘭仍只為2299歐元。[7]

這樣的落差，讓烏克蘭人往往將政治經濟轉型的失敗，總結到有無加入歐盟的差異。的確，歐盟穩固了許多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轉型。因為歐盟有著許多工具，例如共同農業政策（CAP）、結構基金、社會基金等支持的各部門操作計畫，可以具體改善國家內部的城鄉差距、社會／性別不平等、數位落差，以及補助各項基礎建設需要，並提升公民參與、促進公民社會形塑。烏克蘭羨慕波蘭在改制一開始，立即啟動與歐盟的合作，進而將國家政治經濟帶向正向的循環。也因此，烏克蘭的西向、入盟，是無法阻擋的國家發展趨勢，更是大選中的吸票機。

「入盟」的「陷阱」

然而，入盟是一條冗長、繁瑣、需要大量資源的道路。波蘭自1988年起開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正式外交接觸，1989年開始接受歐盟「入盟前基金」（Pre-accession Funds）項下各計劃的援助，例如PHARE計畫（波蘭匈牙利經濟重建援助計畫），開始著手國家基礎建設的改善、啟動各項計畫來彌平與歐盟其他國家社會發展差距。直到2004年5月，波蘭正式成為歐盟一份子。這十幾年，除了程序繁瑣之外，也是一段緩衝期，讓新成員國可以逐步改善自身的國家發展條件，以促進歐洲社會各層面的協調與整合，並讓新成員國有時間與空間為未來單一市場中的激烈競爭做好準備[8]。

以波蘭入盟前後為例，就地方社會發展與歐盟社會整合而言，P. Swianiewicz[9] 的研究指出，2002年至2005年波蘭各層級地方政府預算中，來自境外（歐盟）的預算比例，由5%左右到30%不等。亦即，歐盟經費對於波蘭社會地方發展佔有一定的影響力。其次，根據A. Dogmagala[10]的研究，2004年到2006年間，歐盟經費流入波蘭總金額約為485億波蘭幣（約為當時5500億台幣）；而波蘭支付歐盟預算總計251億波蘭幣。換言之，這兩年中，歐盟對波蘭預算淨輸入約為2600億新台幣。

換言之，歐盟的擴大，不只是市場中生產與消費兩條曲線的問題，而是整體歐洲整合與永續發展的重大課題。新成員國加入，意味著更多公共資源的投入，以及資源分配上的緊張。烏克蘭擁有逾4000萬人口，土地面積60萬平方公里，接近波蘭土地兩倍。如此龐大的社會一旦啟動入盟程序，將立即為歐盟帶來極大的壓力。

因此，緩步、穩健入盟，應該是最符合烏克蘭與歐盟的最大利益。因此，歐盟對於烏克蘭入盟的遲疑，以及對於俄羅斯態度，不如外界期望的強硬；亦或者，未來歐盟或許將施加更多的壓力迫使俄、烏雙方互相妥協，這些，都不足為奇。

但是，當「入盟」議題與「烏克蘭／俄羅斯認同」相結合，變成大選時期外銷轉內銷的議題操作時，就變得非常危險。在2014年以後，入盟、入北約議題、俄羅斯介入、烏東分裂更是將烏克蘭帶入難以收拾的境界。

少數族群政治的危險

2022年，普亭又以反納粹、保護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為由，再度入侵烏克蘭。少數民族（minorities national）的議題，再度成了戰爭的藉口。歷史上，少數民族，向來是非常敏感的政治議題。除了母語使用差異、族群認同之外，它更牽涉到了宗教信仰議題。例如前南斯拉夫諸國、外高加索山各國等，族群與宗教，是流血的理由。

同樣的，要區分烏克蘭境內的民族認同，除了母語使用之外，宗教信仰更是關鍵。烏克蘭多數居民信奉東正教，少數屬希臘儀天主教會（Greek Catholic Church）。而烏克蘭境內的東正教教會，又可區分為以「基輔及全烏克蘭地區都主教」為首的「烏克蘭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以及從屬於「莫斯科宗主教」的「莫斯科宗主教聖統烏克蘭正教會」（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Moscow Patriarchate），如圖一（因版權限制，有興趣的讀者點此連結參閱）。結合著語言使用以及宗教信仰分布，應該可以讓我們更能掌握烏克蘭各地的民族認同情形。

少數民族宗教與語言的議題，更直接牽涉到國家內部政策問題。宗教組織／教會是否合法，牽涉到了招募信徒、教義宣傳、募款、教會財產等傳教、教產具體爭議事項。而少數民族語言議題，亦牽涉到官方語言政策、公部門資源分配，以及更重要的是語言教育政策。

再以波蘭為例，二戰前的波蘭，傳統領土涵括部分今日的立陶宛、白俄羅斯，以及西烏克蘭地區。二戰後波蘭領土西遷，讓波蘭成為一個族群更為單純的國家（如圖二。因版權限制，有興趣的讀者點此連結參閱）。基於歷史淵源，例如在今日立陶宛的維爾紐斯（Vilnus），以及烏克蘭的利沃夫（Lviv），傳統上存在著以波蘭語教學的波蘭學校，以維持當地波蘭居民（後裔）語言文化傳承。而二戰後，這些學校也漸次的遭遇當地政府的禁令。原因簡單：社會整合與國家認同問題。例如立陶宛、烏克蘭境內的波蘭裔族群議題；亦或是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境內的匈牙利裔族群議題。

此外，從此次俄、烏戰爭的難民逃亡目的地的分布（如圖三。因版權限制，有興趣的讀者點此連結參閱），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兩件有意思的事。首先，戰爭全面爆發以來，已有近10萬的烏克蘭難民逃亡到俄羅斯。這意味著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族群）的問題的確存在。其次，戰爭爆發後，至今已有130萬以上之烏克蘭難民逃亡至波蘭[11]。

然而，在2014頓巴斯戰爭爆發以來，早已有大量烏克蘭難民或移民遷徙到波蘭境內。日後，長期滯留／居住波蘭的烏克蘭難民，會不會造成波蘭內部未來新的少數民族問題？甚至，新的俄─烏─波三國關係，會不會促發波蘭國內極右勢力，提倡「大波蘭主義」恢復二戰前波蘭「傳統主權」，帶來新的問題？

回家的路有多長？

1970年代後半，哈維爾（V. Havel）以及波蘭的米奇尼克（A. Michnik）極力推動人權保護並崇尚公民社會，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奠定「人權」此一共同價值，並且透過公民社會的對話，來形塑歐洲認同，進而減弱各民族國家內部的國族主義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避免人類互相毀滅。可惜，俄烏的軍事衝突，無論是普亭發動的戰爭，還是烏克蘭境內極右勢力的武裝衝突，再度為這歐洲價值帶來嚴重的破壞。

應該是2006年，我的波蘭語班上來了一位白俄羅斯女孩子，淡棕色的頭髮，異常白皙的臉龐上一對大大的眼睛。下課時間，我問她讀什麼系，為什麼到波蘭來，而不是去西歐或美國。她淡淡地說: 「我們國家爆發學運，同學們都上街頭，然後我們的總統盧卡申科（A. Lukashenko）就關閉了所有的大學，然後我就來到了這裡……這是我的故事。那，你的故事呢？」2018年6月，我到波蘭，在華沙的一家餐廳，兩三個服務生陸續過來協助點餐，我聽著他們的講話，老是覺得怪怪的，非常地合文法，但是腔調就是些許怪異。跟波蘭朋友們討論了以後，我們一致認為他們應該是烏克蘭來的。這些年過去，不知道這些年輕人還在不在波蘭？他們會想家嗎？他們回家的路會有多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