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CBE（1900年12月8日誕辰－1990年11月19日逝世），字撫民，號仲能，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安徽省廬州府舒城縣三河鎮（今屬合肥市肥西縣）人，生於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山南，世代簪纓，為中華民國陸軍名將。194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歷任財政部稅警總團團長、支隊司令、國民革命軍師長、軍長，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等職，並榮獲中華民國四等雲麾勳章、大英帝國司令勳章、美國豐功勳章（英語：Legion of Merit）以及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勳章，身後獲總統明令褒揚。為抗戰時期中國少數有留美背景的軍事將領。

1955年遭中華民國政府指控涉入兵變案，長期軟禁於家中寓所，直到李登輝總統時代才獲釋。雖然兵變案再經調查後認為他無罪，但尚未完全恢復名譽。

學歷

清華學校畢業

（1923年）

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

（1925年）

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

（1927年）

經歷

南京中央黨務學校學生大隊大隊長

（1928年7月1日-1929年）

憲警教導總隊第二大隊大隊長

（1929年）

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副總隊長

（1931年9月1日-1932年1月15日）

財政部稅務警察總團特科兵團團長

（1932年1月20日-1932年9月30日）

財政部稅務警察總團步兵第四團團長

（1932年10月1日-1938年）

財政部稅務警察總團第二支隊支隊長

（1937年10月16日-1938年）

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總隊長

（1938年3月1日-1940年11月）

財政部鹽務總局稅警總隊總隊長

（1940年11月-1941年8月）

新編第三十八師師長

（1942年-1943年）

曼德勒衛戍司令部司令

（1942年-1943年）

新編第一軍副軍長

（1943年3月-1944年8月）

駐印軍前敵司令部司令官

（1944年）

新編第一軍軍長

（1944年8月-1947年4月14日）

東北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司令

（1946年8月-1947年4月14日）

長春警備司令部司令官

（1946年9月21日-1947年4月14日）

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副司令長官

（1947年4月14日-）

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1947年7月15日-1949年3月17日）

陸軍訓練司令部司令官

（1947年7月15日-）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

（1949年-）

臺灣防衛司令部司令

（1949年9月1日-1950年3月）

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

（1950年3月17日-1954年6月24日）

臺灣防衛總司令部總司令

（1950年4月20日-1954年6月24日）

革命實踐研究院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1950年-1954年）

總統府參軍長

（1954年6月24日-1955年8月20日）

生平

童年

孫立人於1900年出生在大清帝國安徽省廬江縣，父親孫熙澤是清朝末年的舉人，被派任為山東知府，舉家前往青島居住。清朝末年，由於國土被列強強行租借，當時青島為德國的勢力範圍。孫立人9歲時，某天在海邊玩耍，發現了一顆極為漂亮的石頭，於是高興地將這顆石頭拿在手裡面玩耍。這時，來了幾個德國小孩，他們看見了孫立人手上的石頭，於是聯手欺負孫立人，搶走了石頭，並且打了孫立人兩記耳光，還辱罵了中國人。日後這次事件對於孫立人的影響極大，他認為「自己的國家一定要強盛，才能夠讓人民都活著有尊嚴」，也成為他日後投身軍旅的重要觸媒。

早期生涯

孫立人於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取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庚子賠款留美預科，接受八年的留美預備訓練。清華歷來十分注重學生的體育鍛煉，孫立人在校風薰陶下，熱衷於籃球、足球、排球、網球、手球、棒球等各項球類運動，在眾多項目中孫立人最擅長的是籃球。1920年他任清華籃球隊隊長，率隊擊敗當時稱霸京津籃壇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獲得華北大學聯賽冠軍。1921年入選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身高1米85的孫立人當時擔任球隊的主力後衛。當時籃球項目有菲律賓、中國、日本三國參加，東道主中國隊經過激戰，先以32-29擊敗日本，再以30-27擊敗菲律賓，獲得本屆運動會籃球冠軍，這是中國在國際大賽中第一次獲得的籃球冠軍。孫立人進清華後的第二個學期，因玩蹺蹺板受傷而住院治療，又因輸尿管障礙，休學一年，終於治癒，故在清華九年，於1923年畢業。

同年赴美留學。因其在清華學校已習基礎工程多門，故直入普渡大學三年級加修土木工程學，1925年取得學士學位畢業。期間曾為美國橋樑公司（American Bridge Company）受聘當設計繪圖師。1926年孫立人進入維吉尼亞軍校，接受嚴格之軍事教育，因其已有學士學位，故直入三年級習文史，1927年以文學士畢業，遊歷歐洲，參觀英、法、德等國軍事。

1928年孫立人回國，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任中尉軍訓隊長。1930年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任上校副總隊長。1932年調財政部稅警總團任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兼第四團團長。起先於1933年隨稅警總團調往江西剿共，他以一個團接下一個師的防地：在永豐、丁毛山、七琴等地以寡擊眾，大破共產黨軍隊。

稅警總團由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一手創建，武器從德國購買，排以上軍官大部分由留美學生擔任。在孫立人的訓練下，其所屬部隊官兵教育水準、以及學科、術科和緝私方式的水準都遠高於一般部隊。事實上，稅警總團、第36、第87、第88師、和中央教導總隊即是第一批接受德械裝備與訓練的部隊。

由於當年孫立人任團長的第四團曾在華東射擊比賽中獲得第一名，而前十名裡面第四團共佔了七名，孫式訓練遂逐漸嶄露頭角；也因孫熱愛籃球，是政府撤退臺灣後，中華民國國軍早期籃球運動鼓勵提倡者。

抗戰初期

1937年10月，孫立人率稅警總團第四團參加淞滬會戰，與日軍血戰兩周，在周家橋破壞日軍機械化橡皮橋，七次擊退強渡蘇州河的日軍，使該地成為淞滬會戰中日軍傷亡最重之處，日軍久留米師團稱孫團為其在華遭遇戰力最強之部隊。但此役孫立人為奪回友軍失去陣地，遭迫擊砲彈攻擊身受十三處創傷，由其部屬李鴻營長指揮號長甦醒與機槍連長胡讓梨背負救出，昏厥三天後宋子文派弟弟宋子安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療,以免日軍發現被俘。

次年傷癒後，孫立人返回武漢加入財政部重組之緝私總隊擔任少將總團長，又參加了保衛武漢的戰鬥，之後率部遷移到貴州都勻練兵。重組之緝私總隊為淞滬會戰後傷癒之稅警總團殘兵（未受傷的被團長黃杰帶走改組為40師）加上新募為主，規模3團，經過兩年嚴格的訓練，孫立人將緝私總隊由原本之三團殘兵新兵逐步擴張至六團規模。

在國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隊之要求下，1941年12月財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緝私總隊半數兵力給國民革命軍重組為新編第三十八師，作為交換條件由原本財政部體系的孫立人晉任少將師長，隸屬於第六十六軍，這支部隊成為中華民國當時的主力部隊之一。

第一次中緬印作戰

盟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路易斯·蒙巴頓正與孫立人交談中。

1942年2月，中華民國組成遠征軍，下轄第五軍、第六軍和第六十六軍。4月，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於進駐緬甸曼德勒，兼任衛戍司令，參加曼德勒會戰。4月14日，西線英帝國緬甸軍步兵第一師及裝甲第七旅被日軍包圍於仁安羌，糧盡彈缺，水源斷絕，陷於絕境。孫將軍奉羅卓英之命，派113團星夜馳援，劉放吾團長16日下午四時率部趕到巧克伯當。英緬甸軍司令斯利姆將軍17日親往會晤，命令該團乘汽車至平牆河地區會同安提司准將之戰車，攻擊並消滅平牆河北岸約兩英哩公路兩側之敵。18日凌晨113團會同安提司准將之戰車向日軍發起猛烈攻擊，至午即攻克日軍陣地，殲敵一個大隊，解除了七千英軍之圍，並救出被日軍俘虜的美國傳教士、各國新聞記者及婦女五百餘人。仁安羌大捷是中國遠征軍入緬後第一個勝仗，孫立人以一個團不滿一千的兵力，擊退數倍的敵人，救出近十倍於己的友軍，蔣中正頒發四等雲麾勳章表彰孫立人的戰績。美國小羅斯福總統亦授予他豐功勳章，英王喬治六世則授予他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仁安羌戰後，英國方面決定棄守緬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師奉命掩護盟軍撤退。4月下旬，英軍撤過曼德勒後繼續向西逃往印度。由於英軍的潰退，導致了中國遠征軍陷入日軍包圍。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副司令官杜聿明因為對蔣介石表達忠誠，拒絕了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執行了蔣介石令他經野人山熱帶叢林北上撤回雲南的命令，這也埋下東北剿共戰役杜聿明處處為難孫立人的伏筆。孫立人則認為野人山屬瘴癘之區，縱橫千里，難以穿越，當機立斷率新三十八師向西撤往印度。由於日軍被杜聿明率領北上的大部隊所吸引，新三十八師在撤退途中比較順利地打垮日軍的阻擊。部隊裝備不但沒有損失，還收容了數以千計的難民和英印散兵。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軍因遭到日軍追擊，喪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時機，半數葬送在野人山中，孫將軍得知後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師搜尋並救出部分友軍轉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孫立人率新三十八師到達印度邊境。英駐印邊防軍要求中國軍隊解除武裝，以難民身份進入印度。孫立人拒絕解除武裝。恰巧，為新三十八師在仁安羌解救過的英聯軍第一師師長正於當地醫院療傷，聞知孫立人部隊的情況後，即前往調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師開進印度，英軍儀仗隊列隊奏樂，鳴砲十響以表歡迎。

第二次中緬印作戰

全副美式裝備的新一軍，正手持中國國旗於印度進行閱兵。1942年8月中國駐印軍正式成立，由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史迪威擔任總司令一職。

1942年8月先後到達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進駐印度蘭姆珈訓練基地，番號改為中國駐印軍，開始裝備美械和訓練。10月，中國駐印軍改編成新一軍，鄭洞國任軍長，下轄孫立人新三十八師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師。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開始向緬北反攻。

戰役發動後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進攻胡康河谷，新一軍戰車第一營在胡康河谷之戰立下輝煌戰績。10月29日占領新平洋，12月29日攻佔於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與廖耀湘新二十二師兩路夾擊攻克孟關。3月9日，新三十八師113團與美軍麥瑞爾突擊隊聯手攻佔瓦魯班。日軍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18師團死傷過半，狼狽逃出胡康河谷。據日軍戰史記載：「師團長接到兩軍交鋒報告後，判斷這支敵軍只是為了掩護中美軍主力越境派出來的一支先遣部隊，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區的第56聯隊急速前進，企圖將其各個擊破。及至該聯隊到達戰場交戰後才搞清楚，敵軍原來是中國軍第38師（孫立人師）一支勁旅，和第18師團過去在中國大陸上接觸過的中國軍隊，在質素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驚。過去，日軍以優異的單兵作戰能力及較先進的裝備，在面對中國軍隊時都有壓倒性的攻勢。尤其是這個由九州編成，素有把握的第18師團轉戰中國，同中國交戰最有自信，豈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國駐印軍，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戰術、技術，都完全改變了面貌，儘管第56聯隊奮勇猛攻，敵軍圓形陣地在緻密的火力攻擊網和空軍的支援下不僅毫不動搖，而日軍的損失卻不斷增加。中國軍雖已遭到了將近九百名的損失，卻依舊頑強抵抗，堅守密林陣地，毫不退讓。於是立即向上級報告了這個情況，使全軍不禁大為愕然。」。

駐印軍攻占胡康河谷後，3月14日乘勝向孟拱河谷進攻。新三十八師113團從左翼翻山越嶺迂迴到堅布山後方，和新二十二師兩面夾擊，29日攻佔堅布山天險，叩開了孟拱河谷的大門。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計劃，新三十八師和新二十二師分別向孟拱和加邁攻擊前進。5月下旬，孫立人將軍從繳獲的日軍信件中獲知：由於日軍第18師團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師包圍，加邁城內兵力極為空虛，師團長田中新一坐守空城，驚恐萬狀。孫立人見機而行，不拘泥於原定計劃，以112團祕密渡過南高江，向加邁南面的西通迂迴，切斷加邁日軍的後路；以113團向西進取加邁；以114團向南對孟拱實施大縱深穿插。6月16日，113團與新二十二師會師加邁，日第18師團團長田中新一率1,500餘殘兵倉皇南逃。6月25日，孫師114團攻克孟拱。

8月3日，中美聯軍克復密支那。至此，反攻緬北的第一期戰鬥結束。中國駐印軍給日軍王牌第18師團等部予毀滅性打擊，殲滅日軍2萬多人，一雪兩年前退兵緬甸的恥辱。史迪威稱此戰為「中國歷史上對第一流敵人的第一次持久進攻戰」。中國駐印軍攻克密支那後，部隊進行休整擴編，由新一軍擴編成兩個軍，即新一軍和新六軍。孫立人任新一軍中將軍長，下轄新三十八師和新三十師（後廖耀湘新六軍回國增援國內抗戰，其五十師編入新一軍）。

1944年10月反攻緬北的第二期戰鬥開始。中國駐印軍由密支那、孟拱分兩路繼續向南進攻。孫立人率新一軍為東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進攻，連續攻取緬甸八莫、中國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一軍與滇西中國遠征軍聯合攻克中國境內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兩軍於芒友舉行會師，作為在越南河內（時稱東京）會師的前哨。隨後，孫立人指揮新一軍各師團繼續猛進，3月8日攻佔臘戌，3月23日占領南圖，24日占領西保，27日攻克猛岩，消滅中緬印邊界所有的日軍部隊，第二次中緬印戰役以勝利告終。孫立人因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一些當年隨孫立人遠征的38師老兵也明確否認孫下令殺過戰俘。比如葉兆言曾寫文章記載一位抗戰老兵的說法： "廣州一位三十八師老兵託人打電話給我……這位老者是孫立人部下，當年在師部諜報隊服役，是活著的見證人。出於對老長官的熱愛，他強調了以下幾點：第一，日本人非常頑強，生俘的很少，所謂活埋是胡說八道。第二，活捉俘虜可以獎勵，為了邀功，也不會這麼做。第三，為獲得情報，任何一名被俘的日本士兵都有價值，為防止他們自殺，常捆綁在門板上，戰俘待遇很高，有時甚至用飛機押送，如果要殺，根本沒必要浪費時間。這位叫梁振奮的老兵特別提到了孫立人的留美經歷，說孫將軍在美國學習軍事，他接受的教育，不可能做出虐殺戰俘的不人道行為。"（《葉兆言：孫立人將軍的傳說》）

《中央日報》遠征軍隨軍記者孫克剛（孫立人的堂侄）撰寫的《緬甸蕩寇志》中記載，「前後兩期攻勢作戰，和我軍（新一軍）對壘的日軍有第二、十八、四十九、五十三和五十六五個師團，及第三十四獨立旅和其它特種兵部隊，我軍擊斃日軍共33082人，其中包括3個聯隊長和其他高級軍官，傷其75499員名，俘虜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敵人幾乎全軍覆沒，我軍和敵軍傷亡的比列，是1：6。」

《緬甸蕩寇志》還記載：「我們又在一個叫今田寬美的俘虜嘴裡得到一篇坦白的自供，他說：『當我被俘的時候，心裡很害怕，以為一定是死，不想反而受到優待』。……後來有一個日本俘虜問反正過來的台灣藉日語譯員鍾正平說：『你看見過孫立人將軍沒有……』，鍾正平回答他說：『是的……』，『你既然見了他，為什麼不行刺？』，俘虜誤認鍾正平是日本人。鍾正平說：『人家待我好，我為什麼要加害於他呢？』俘虜默然！」

抗戰勝利

孫立人赴歐考察歐洲戰場時，於德國南部地區與喬治·巴頓將軍合影，攝於1945年。

孫立人將軍指揮新三十八師，在遠征緬甸，協同盟軍抗擊日本的戰鬥中，屢克強敵，戰功卓著，其運用的戰術、顯示的戰力備受國內外各方肯定，有「東方隆美爾」之譽；而被打敗的日軍在緬甸戰後史料上，尊稱他為「中國軍神」。1945年5月，孫立人率新一軍返抵廣西南寧，準備反攻廣州。同月，應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之邀，孫立人赴歐考察歐洲戰場，是中國唯一被邀請的高級軍官。8月15日，侵華日軍投降。9月7日，新一軍進入廣州，接受日軍第二十三軍投降，並建造新一軍印緬抗日陣亡將士公墓。嗣後，新一軍進行了休整和擴充，成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號稱「藍鷹部隊」、「天下第一軍」。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迅速佔領東北，把日本關東軍的軍火裝備提供給中共。據當時的報告，林彪共軍接受了「槍支十萬支、大砲數千門及彈藥、布匹糧食無數」[來源請求]。就在幾個月前，整個八路軍總共只有154門砲。蘇聯紅軍把投降的滿洲國20萬軍隊交給中共整編，再加上成千上萬新近失業的男子，為生活只好當兵，使得林彪共軍從最初的6萬人轉瞬就發展到30萬，並成為共軍中作戰能力最強的部隊。 林彪是共軍將領中最能戰的「常勝將軍」，號稱東北「黑土地之狐」，率領四野佔領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毛澤東命令林彪 「不惜任何犧牲」，「死守長春」，「死守四平，寸土必爭」。

1946年3月下旬，新編第一軍乘美艦在秦皇島登陸，同時孫立人被派往美國參加聯合國軍事參謀團會議，由於抗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國共兩黨爭奪中國東北戰事受阻，1946年4月，國共雙方在東北戰略重鎮吉林省四平開始了第一次主力決戰。原先蔣介石曾下令限東北行營4月2日前攻下四平，可是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揮國軍北上進展遲緩，前後拖延幾近兩月，中間尚有挫敗，蔣介石為此十分焦急，急電孫立人返國指揮新一軍。5月15日夜，孫立人趕到新一軍軍部，連夜制定攻擊計畫。5月16日，新編第五十師從正面攻擊，新編第三十師和新編第三十八師從側翼攻擊，孫立人親到各師前沿，新一軍官兵見軍長回來了，士氣大振，奮勇猛撲林彪部防線。5月17日，新五十師第一五〇團首先突破，攻克四平東南制高點五頂山，林彪指揮部隊連續反擊，始終無法奪回。 5月17日，當戰事持久拉鋸不下，雙方攻守最激烈的時刻，蔣介石派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飛赴東北督戰。白崇禧一到東北，即召開軍事作戰會議，重新調整作戰部署，國軍士氣大振。 5月18日，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線指揮所督戰，指揮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第七十一軍這些中央軍精銳，分三路向四平林彪共軍進逼包抄。新編第三十八師第一一四團突破四平東北防線，新三十師第八十八團突破城南防線，林彪棄守四平。鄭洞國久攻不下的四平，孫立人等新軍將領只用3天於5月19日便徹底就攻克了，瓦解了杜聿明5個月來與共產黨東北民主聯軍林彪對峙的僵局，林彪執行毛澤東「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命令退到公主嶺，杜聿明在接到投降的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的情報報告共軍戰力已失，命令所屬5個軍進行超越追擊，孫立人一路前進，親率新五十師強渡遼河，攻擊公主嶺，林彪又北撤，五日內攻陷長春，隨後取回農安、德惠等戰略要地，進展順利。6月5日，攻占陶賴昭車站。此時哈爾濱中共黨軍及各類機關是一片混亂﹐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潰散。

此時林彪部隊流傳「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6]但在救援海城的問題上，孫立人與杜聿明發生了矛盾，杜聿明調度有失，孫立人向蔣中正抗議，埋下將帥失和伏筆！至此1946年四、五月間，東北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國軍大勝。但此時，正值馬歇爾來華調停，馬歇爾不斷向蔣中正施壓，為迫使國共停戰不惜以美國援華五億貸款為要挾，敦促東北國軍停止追擊到松花江南岸為止，此舉讓林彪潰敗之軍，得以喘息。但蔣中正為了顯示國軍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個團渡過松花江，佔領交通要點陶賴昭堡，此地易守難攻，杜聿明命令孫立人率新五十師渡江，隔日，攻取了陶賴昭堡，此時距哈爾濱僅六十公里，位在哈爾濱的中共黨政軍組織均已做好撤退準備，在孫立人即將攻進哈爾濱之時，1946年6月6日，蔣中正下第二次停戰令；國共停戰。張正隆的《雪白血紅》一書中寫道：「從當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說國民黨沒向江北推進是失算。否則，共產黨的日子將更難過。」蔣中正後來也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局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一關鍵。

孫立人與林旺一同合影，攝於1947年。

1947年林彪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後北的作戰方針，先後發動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1947年1月5日，孫立人的新三十八師1個營被東北民主聯軍第3師包圍，孫立人命第一一三團主力解圍，結果在其塔木被全殲，但孫立人卻一直堅守松花江南岸，沒有給林彪以更大的戰果。德惠之役後，新一軍扼守松花江南岸的一個連及堅守德惠的第五十師第一四九團獲蔣介石賜名「中正連」、「中正團」。但隨後，杜聿明屢次發電向蔣介石批評孫立人，指責其作戰不力，驕橫跋扈。

4月26日，新編第一軍軍長孫立人改任東北保安副司令官，潘裕昆繼任軍長。蔣介石鑑於孫立人和杜聿明不和，而且在東北國軍將領中比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統領各軍，所以蔣介石將他升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虛職，暫時解除兵權，其新一軍軍長之職由黃埔出身的第五十師師長潘裕昆接任。1947年6月16日，蔣介石接見東北保安副司令孫立人，聽取對東北戰況之報告；蔣經國飛四平、公主嶺等地視察。[7]:8371

同年7月，蔣介石將孫立人調離東北，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負責全國國防新軍訓練的重任。此消息一傳到哈爾濱後，毛澤東開慶祝會道：「我們唯一的敵人被杜聿明趕走了，東北將是我們的天下了。」8月4日，國民政府特派孫立人代理陸軍總司令兼陸軍總司令部陸軍訓練司令。8月31日，陸軍副總司令兼訓練司令孫立人，自南京飛抵台北，籌劃國軍新軍訓練事。[7]:8404陳誠赴東北，拆散新一軍組成新一軍、新七軍、把新一軍原有主要武器移交其他黃埔系將領;並且將原本已編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關東軍精良訓練的原滿軍裁撤，使許多滿軍因頓時失去生活來源而紛紛加入共產黨軍隊，大大增加共產黨在東北的實力。孫立人離開東北時，東北局勢雖已被動但尚未惡化至不可為地步，是國軍在東北唯一全身而退的將領。

1947年11月，孫立人將陸軍訓練司令部遷到臺灣的高雄縣鳳山鎮，並從新一軍調去幾百名他在稅警總團和在緬甸作戰時期的幹部，一同前往臺灣訓練新兵，在臺灣建立新軍。

臺灣時期 編輯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發布「引退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理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談。2月11日，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派一名中將特使到台灣，以專機邀請孫立人到東京會談。同月，青年軍第二零一師調臺灣受訓。

1949年9月1日，孫立人正式就職臺灣防衛司令，第二零一師10月在金門參加金門戰役。11月，蔣中正在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中提議孫立人再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國防部亦隨之發表新職。

1950年3月1日，蔣宣布復行視事，重新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並發表文告。蔣核定國防機構系統，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蔣以孫為陸軍總司令。孫兼任臺灣防衛總司令（當時陸軍總司令部與臺灣防衛總司令部址乃同一駐所）。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參戰。美方對蔣中正的態度轉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為了減緩在韓戰的壓力，立即制定一份中華民國國軍行動綱領，希望中華民國國軍進行在中國邊境進行游擊戰，奪回並控制廣西、雲南等西南省分，來達到削弱甚至推翻中共的目的。孫立人曾向蔣中正提出反攻計畫，遭蔣中正拒絕。蔣中正擔心形成僵局，且顧忌曾留學美國的孫立人威脅他的權力[10]。蔣中正願意派遣軍隊到韓國加入韓戰，美方也不同意。

孫立人主張軍隊國家化，對於曾留學蘇聯而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蔣經國以政工制度破壞現代軍事體制有不滿之意，對當時主管警備總部的彭孟緝也不假辭色。曾在1950年12月，孫立人召開「新年第一次年終擴大良心會」時，致詞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盪不安，就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因此也與蔣經國的政工系統埋下衝突之因。蔣經國向蔣介石構陷孫立人，認為孫立人希望藉由反攻大陸計劃，獲得更多軍事力量，會威脅到蔣中正的權力，主張拔除他所有軍權。

1951年5月，孫立人晉升陸軍二級上將，但卻只掛二星在肩頭，他堅持第三顆星要在反攻大陸時掛上。美軍顧問團（MAAG）在台北正式成立，美援的條件是中華民國政府建立起一套美國認可的國防軍事預算與監督機制。7月，一份代號為「三七五」的反攻總計畫，擬定以閩南與海南島作為反攻登陸地點，此後數月裡，美方不斷向臺北推銷反攻海南島的方案，孫立人也持贊同立場，然而蔣中正卻並不熱衷。

1952年4月，孫立人連任陸軍總司令。1953年6月，孫立人在稅警總團的老長官黃杰領三萬軍隊，自越南富國島到台灣。8月黃杰任台北衛戍司令。9月，晉升陸軍二級上將。

屏東市孫立人將軍行館

孫立人始終主張反攻大陸。1954年、1955年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時他承認反攻大陸是一個極危險的賭博；不過認為延遲反攻並不會減少危險性（當時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正熾）。他表示：「局勢將因中共在華南沿海增強防務而告揭曉。共黨於完成增強防務後便能向中美在臺灣海峽的空中與海面優勢挑戰。一旦失去海空控制權後便很難守住任何島嶼。」「共黨的力量外看似乎要比實際上強大；但中華民國軍隊反攻後，大陸上的匪軍將普遍起來反正，被奴役的人民將起來幫助我們。」「進攻總是一樁冒險的事，不過我們非做此冒險不可——我們在這裏除此之外還為了什麼？」

孫立人致力於國軍現代化，整編撤退來臺之國軍，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與預備軍官制度。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亦曾經歷孫立人興辦的軍事訓練計畫，成績甚佳。古寧頭戰役的勝利，與孫的努力有關。防守第一線的二零一師就是經過孫的陸軍訓練司令部的訓練。但隨著孫案的爆發，孫立人的一切事蹟，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歷史刪除。

1954年6月24日，蔣中正任命黃杰為陸軍總司令，將孫立人調任至無實權之總統府參軍長，12月3日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蔣氏政權在獲得美國充分保障後，已不再須要依靠孫立人來維繫臺美關係。

1955年5月25日，孫立人舊部屬郭廷亮被捕，遭嚴刑拷問，軍統局長毛人鳳逼迫孫立人舊部屬郭廷亮自誣為匪諜，引發「郭廷亮匪諜案」。5月28日蔣介石召見孫立人，說他打仗不行，解除了他的職務，將他軟禁在家，派人監視。6月，政府當局以其部屬少校郭廷亮預謀發動兵變為由，對孫實施看管偵訊。8月20日，孫立人兵變事件公開化，政府以「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等罪名，公開革除孫總統府參軍長職務。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匪』諜郭廷亮案引咎辭職，蔣介石指定陳誠為主任等9人組織調查委員會澈查。10月，孫立人案調查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蔣介石以孫立人抗戰有功，特准予自新，毋庸議處。孫被判處「長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自孫立人被拘禁後，其親信部屬一一被調離軍職查辦，前後有300多人因與本案有牽連而被捕入獄，包括當時擔任英文秘書的黃正以及擔任女青年工作大隊中校組長的姊姊黃玨等人。

孫立人在台中寓所被軟禁時，出入都遭到特務監視，不能與人交談。孫立人妻子在院子裡種玫瑰然後拿到市場去賣，於是就有人稱那些玫瑰叫做「將軍玫瑰」。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逝後，同年5月接任總統的李登輝，下令解除了孫長達33 年的軟禁，恢復其自由。

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病逝於臺中市西區的寓所，享壽89歲。

時任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接受總統李登輝命令，派陸軍總司令部辦理治喪事宜。故總統蔣中正遺孀宋美齡致送花圈、總統李登輝頒發褒揚令給予褒揚：

“ 總統令

總統府前參軍長除役陸軍二級上將孫立人，學精韜略，性稟剛方，早歲自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歸國陳力，歷經剿匪、抗戰、戡亂諸役，南北馳騁，戰績彪炳，洊膺團、師、軍長、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兼台灣防衛總司令等職，勳猷卓著。尤以抗戰時遠征緬甸，解仁安羌盟軍之圍，復破頑敵，打通中印公路，揚威異域，馳聲宇內﹔來台後，組訓新軍，鞏固復興基地，益宏靖獻。茲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用昭勳藎。

”

—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長　郝柏村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典璽官　甯紀坤

喪禮由總統府資政鄭為元主祭，參謀本部、三軍總司令部等陸海空高級軍官皆出席。靈柩由清華大學校旗覆旗委員洪同、李榦、劉兆玄、張昌華覆蓋校旗，維吉尼亞軍校校旗覆旗委員溫哈熊、溫于儉、葉晨暉覆蓋校旗，再由中華民國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許歷農、羅本立、溫哈熊、黃幸強四位上將代表國家覆蓋國旗，備極哀榮。遺體安葬臺中市北屯區大坑東山墓園。

孫立人對二次大戰的貢獻也獲得國際肯定，維吉尼亞軍校在校史館中，將孫立人同另兩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傑出校友──馬歇爾將軍和巴頓將軍並列，永久展覽孫立人生前所用的軍服、軍帽、馬靴、馬鞭、繳獲的日軍軍旗、畢業證書和畫像。

孫立人曾於二次大戰時訪視歐洲戰場

孫立人兵變案

主條目：孫立人兵變案

孫立人兵變案（郭廷亮匪諜案），對「孫案」之調查，最初由副總統陳誠為主任委員，與王寵惠、許世英、張群、何應欽、吳忠信、王雲五、黃少谷、俞大維等組成「九人委員會」，負責調查「郭廷亮匪諜案」。另外監察院也由中國國民黨籍監察委員陶百川、無黨籍監委曹啟華、蕭一山、王枕華、余俊賢等「五人小組」自行發動調查。陳誠的九人小組審訊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諱」之「自首」結果。由於郭係孫立人之聯絡官，九人調查小組認為孫「未適當防範，有失查之責。」。軍事法庭遂以匪諜罪判處郭廷亮死刑，隨後由高層下令改為無期徒刑，逕送綠島。孫立人被判無期限監禁在家。

監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組」之調查結果與「九人小組」差異甚大。監院認為郭廷亮等確係主張軍事改革，但絕無興兵叛亂之情節。所謂遭人檢舉，乃屬國民黨軍隊內部派系構陷，不足為憑。孫立人對此應毫無責任。監院調查結果因與「九人小組」差異過大，調查期間遭到情治跟監，最後僅在院內會議秘密報告後即以極機密封存，不再公開。

1991年，郭廷亮假釋自綠島返臺，至臺北奔走，希望平反孫立人罪名。卻在桃園縣中壢車站，自火車摔至月臺上後身亡。司法調查以意外或自殺結案，但學者認為可能是遭謀殺。

1998年孫案涉案人及家屬要求監察院公布「五人小組」報告並還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監察院通過決議，稱孫案乃「被陰謀設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獲政府新臺幣六十萬元經費補助，就孫立人兵變案進行專門研究。朱浤源認為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孫立人有軍事叛變行為。

2014年7月，監察委員李炳南、趙榮耀、馬秀如等人公布對當初「九人小組」調查檔案的報告。在檔案中，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曾向蔣中正建議拔除孫立人兵權，以防他叛變。調查結果認為，蔣中正曾直接對孫案下達許多指示，這個案件是利用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反共意識抬頭的機會，設局將孫立人軟禁，以免蔣中正權力遭威脅。美國政府在本案發生後，曾私下對台灣當局表示關切，因此事件才未擴大。這個報告中，同時對郭廷亮進行平反，認為他係遭構陷。

2017年10月，由新聞報導一起軍備局產權訴訟判決，法院文件揭露出1955年陸軍第十軍中校劉永德，曾於一九五五年檢舉郭廷亮意圖發動兵變，經第十軍政戰部主任阮成章少將轉報，由前總統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指派劉永德，深入叛亂組織擔任內線為時數月揭發叛變案。後來蔣經國下令「便簽」交辦，特准核撥獎勵專款八萬元給予劉永德獎勵。

評價 編輯

孫立人被認為是國民革命軍中，具備豐富現代化作戰經驗和卓越指揮才能的將領，他非常愛護部屬，因此由他所帶領的軍隊極具向心力、非常地忠貞愛國。孫立人並且擁有崇高的國際聲望，是國民革命軍中與眾不同的一名將軍，也是中華民國國軍當中極少數從美國軍校畢業的高階將領，因受西式教育的影響，陸軍總司令任內他批評政工權力過大，是威權時期少數勇於提出改革建言者。孫立人是以客攻主、以少戰多、以弱敵強而皆能克敵致勝的名將。他長期在補給完善的精銳部隊任職，無論在中緬印對日戰役，或在東北新一軍對中共的戰事等，面對各種艱苦複雜的作戰環境皆有深刻的認識與卓越的戰績；但因個性心直口快、人際關係處理得不圓通，再加上深得部屬們的尊敬與美國政府的青睞，使他於不知不覺中，陷入政治漩渦，而遭人構陷。

孫立人終身抱持忠貞信念不改。在《孫立人言論選集》中，孫立人多次強調做人要腳踏實地，以「誠」與「拙」自許，主張誠懇，反對以小聰明奉承上級。中華民國前駐泰大使、曾隨孫立人將軍擔任秘書四年的沈克勤，在日後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中關於孫立人一案記載，以自對孫立人一生的觀察，用「直性而行，率性而為」八字，作為孫立人個性與行事作風的評價。沈克勤表示，「孫立人的精忠報國是不容懷疑的。」他回憶，1974年，他偷偷前去病床探視長期遭軟禁而臥病的孫立人，提及以佛家忘我來平撫被監禁與生病的苦難，遭孫立人指責：「如此，誰來救國？」他始終不曾忘記對國家的責任。但孫立人對於當時以國民黨政府為主所力行「以黨領軍」與蔣介石、蔣經國希望推動個人威權崇拜之理念作風頗有不贊同的微詞，造成他受到蔣介石整肅的結局。

孫立人過去在對如作戰策略或布局等諸多處置作法之會議上，常會為一件事情的看法而與自身意見相左的長官或同軍階將領發生爭執，即便從事後觀點來看孫立人之意見看似是較為有利或正確，但當下之堅持己見的固執行為已令與孫立人共事過的長官、同軍階將領感到不悅。他功業過大，引起蔣介石與其他將領側目，因非出身黃埔系統，也不擅長逢迎，因此不得蔣介石信任。

反對意見則認為，孫立人孤高自傲、無黨籍，與作為國民革命軍主流的黃埔系將領格格不入，也不擅協調各方面間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脈的國民革命軍中難有大作為。劉宜良（江南）的《蔣經國傳》中曾提到：「孫是個非常優秀的帶兵官，但是位很壞的領袖。講人際關係，和他的同輩，幾乎沒有人可以和得來。」香港《七十年代》刊「孫立人在台兵變經過」一文，對孫立人受排擠的情況有相當生動的描寫：「可憐的陸軍，四面是海，可憐的總司令，孤掌難鳴，陸軍提出的許多問題，都遭到空海軍的聯合杯葛、阻礙。有時孫立人氣急了，就在會議上向蔣中正報告說：海軍、空軍如何好、如何行，那麼請總統將陸海空三軍測驗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軍好。先從我們三軍總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們海空軍決定好了。像這樣情形，最後還是由蔣中正打圓場。」[13]其部屬沈克勤回憶，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曾多次表示想與孫立人結拜，但孫立人為了爭取陸軍權益，曾當眾與周至柔吵架。因為對政戰系統不滿，蔣經國來拜年時，孫立人也置之不理。

1955年孫立人事件發生，據當時擔任總政戰部主任的張彝鼎指出：「這件事情很複雜，孫立人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老總統（蔣中正）也很看重他，但是孫立人的個性太強。」「做為一個武將，能和古代的郭子儀或民國的徐永昌那樣，隨和一點，會比較好。像徐永昌，先後在馮玉祥、閻錫山及老總統手下做過事，和每一個人都處得很好，這樣才算成功。」

與美國關係

孫立人曾在美國留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率領中國遠征軍，獲得美國軍方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中華民國當時最優秀、最具國際觀的將領。但也因此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遭到蔣介石懷疑他挾美國以自重。

1949年2月11日，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派一名中將特使到台灣，邀請孫立人到東京會談。孫立人通過臺灣省政府主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陳誠先要求蔣中正的許可，蔣中正同意後，孫立人搭乘麥克阿瑟的飛機飛往日本。麥克阿瑟告訴孫立人，美國希望孫承擔防衛台灣的責任，美國將給予他全力支持，但孫立人表明他支持蔣介石。當回到台灣後，孫立人立即向陳誠報告麥克阿瑟與他的談話，並要求陳向蔣介石報告此事。

孫立人長期主張反攻大陸，在韓戰期間，曾主張藉此機會反攻。從蔣中正以後被公開的日記裡可知，從1951年的1月初開始，孫立人提出反攻大陸計劃，極力想說服蔣同意這個方案，同時希望取得反攻大陸全盤之軍事指揮權，甚至以辭職要脅。結果被蔣批評為「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國之感情保護。」

中華民國前陸軍上將、寓居在香港的張發奎，在《張發奎口述自傳》文中評論中華民國過去活躍於檯面上的政壇人物時，對孫立人之下場的是如此評論：「恃才傲物是孫立人失勢的主要原因，美國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為美國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國人是不可靠的，孫立人的矜才使氣使他得不到蔣先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