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我到台北地方法院與士林地方法院擔任法警,我搞不清楚學弟妹是如何想要我的缺,有良好的心肝功能而能領薪水嗎?我會請吃飯,為我的缺的蠅頭小利不值得,我擔任法警是採堅壁清野的策略,我都是以數字代號稱呼同仁,我的代號就是天平23,而同仁也只認識我是天平二三,我也辭職離開法院,現在是蔡文魁律師,難道您們還以為我在法院工作,有的話也是冒名頂替.
蔡文魁律師敬上
國家興衰與富強
現代國家的意義具備三要素，即是人民、領土以及主權，而聯合國的各成員參與聯合國事務表示主權平等，所以中華民國雖然具有管轄台澎金馬自由地區的領土以及2300萬人民，雖然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但退出目前因為並非聯合國的成員，因此極有可能被世界各國否定主權的危險，所以台灣人民對國家的興衰與富強或多或少都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
而國家的興衰，要從時間的連續性中所產生的事件串聯成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中考察，而考察的對象即是國家主權的行使。
所謂主權意指對內管轄人民，對外則為中華民國政府與外國政府交往，因此中華民國的興衰可從歷史事實上考察，且因為2300萬人民只能對台澎金馬自由地區的土地認同，所以可以從兩條歷史軌跡來看，第一條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是因為新大陸的發現使西方在新大陸開創新局，同時也象徵西方世界決心與東方接觸，所以想要尋找一條更近的海路，因為東方的富庶吸引著西方世界各國，但西方與東方的接觸克服了自然屏障後，西方是以船堅炮利而掠奪的方式來與東方接觸，這時期東方國家的主權是受壓迫的，致使國家產生興衰的歷史；第二條是荷蘭佔領台灣，然後鄭成功與荷蘭人的戰爭，這是台灣第一次與西方產生接觸的歷史，台灣住民有了國際觀，然後是清代與日據時代，台灣住民體認到主權的意義，也見證了戰敗的殘酷事實，戰敗會使國家主權更替。
國家的富強係指當代國家購買他國勞動力的能力以及抗拒他國侵略的能力，具體來講，國家就要有穩定發展的經濟以及優良的國防能力。
從中國的歷史來講，因為清代初期、中期雖然富庶，但是道光年間以後接連對外戰爭失敗，導致割地賠款，大量白銀外流，外國是以戰爭的型態取得對中國勞動力的購買能力，並非從事貿易來對取得中國勞動力的能力，但是清代國防的積弱也使得中華民族喪失了民族自信心，中國這種喪國辱權的情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有所改變，中國的勝利而躍昇為世界強國之列。而世界終戰的思潮，世界各國才逐漸致力於經濟的發展，但是直至目前為止，仍然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相對立，但又逐漸在市場經濟中取得共識。
台灣島內的政治是處於政黨政治的競爭狀態，兩大黨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其中中國國民黨是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的法統路線，民主進步黨是主張制憲正名的台灣獨立建國路線，這是截然不同的路線，可能導致人民嚴重的分裂對立，但是無論如何，應該在使國家富強的目標上取得共識。
敬啟者：
面對中國大陸主權問題，中華民國有外交困境，此乃因中華民國僅有管轄台、澎、金、馬，國民僅有2300萬人口，所以與中國大陸比較外交失利，這是因為國際現實的問題。
衡量國力的指標取決於管轄領土的面積、資源以及國民人口數目，但這是傳統的指標，但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的科技發展亦是國力的參考指標，假如中華民國的科技發展是進步的，那麼人口雖少、領土面積小，但國力仍然是強盛的。
而自工業革命以降，工業的發展不僅造成社會階級的對立而衍生問題，亦對我們生存的環境造成影響，污染我們生存的環境，甚至造成環境變遷，人類可說是自食惡果，而目前亟欲尋找解決之道，以求永續發展。
因此中華民國在人類的永續發展之途不能缺席，這也是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議題，假如中華民國能在環境問題的解決上提出方案，例如再生能源的運用，造福全球，那麼必能突破外交困境，與中國大陸創造出共榮的國際外交，因此國人應以永續發展目標自勉。
綜上所述，國人應以「共榮的國際外交」的新概念與中國大陸結合，以代替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抗的烽火外交，這也符合永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祝
健康平安
蔡文魁律師
「一中各表」是表示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互不否認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並且正視現實彼此展現實力在國際間競爭拓展外交，例如反分裂國家法亦不再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而創造共榮的國際外交，而雖然國際涉外事務需憑藉武力，所以台灣仰仗美國的助力且有台灣關係法的實施，所以台灣不可忽視美國利益而與中國合作，但是全球化的態勢下合作與交流是兩回事，台灣只要僅遵不軍事合作而為經貿交流的界線就不會背棄美國盟邦。
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實施憲政的現代化國家，並非專制國家或部落民族，因此在憲政制度下執政當局各有與人民的政權統治關係，在此憲政政權的統治關係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奉行「馬列主義」的共產國家與中華民國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不同，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潮的不同乃有自工業革命以降的歷史淵源，只能將思潮吸收而加以實踐，因此在政權之憲政制度不同下，兩岸人民進行的是交流互動，全球化下人民在不同思潮的交流互動中尋找生存發展的契機。
所以依照一中各表的共識，無論是在野黨或執政黨掌權人士，都應脫離九十年代前的敵對思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當局直接接觸，雖接觸而無軍事合作以破壞東亞秩序，鞏固一個中國的和平，確保兩岸人民交流的安全。
而接觸所談的事情並不一定要論及「統一」或自貶身價，政治人物應有宏觀的眼界，所談的可以是永續發展的全球事務，例如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員有其國際勢力，然台灣有科技實力，而接觸可以談京都議定書氣候變化的內容，不讓日本專美於前，總之可以談的國際事務太多，國際事務論而不議的接觸交流，並且政治人物可以透過媒體傳播營造個人政治聲望，提升國際能見度以奠定國際地位。
追求國家統一是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的規定，具有規範最高效力，馬英九總統不統的政綱明顯牴觸乃因應民調為總統選舉勝選的權宜之計，但是馬總統不統政綱否能貫徹端視朝野政黨政治人物是否有反對的聲音與作為。
為什麼臺灣人民有不統的高民調結果？馬總統一直未探究其原因而向人民說明，未說明是馬總統的缺失，吾輩大膽揣測實因台灣人民對共產黨的恐懼，而恐懼乃因對中國大陸制度的不了解，而對岸制度的好壞又來自媒體的報導迫害人權的事例，例如陳光誠事件，這都是經過國際渲染後於台灣的報導，台灣民眾自有判斷的能力，因此會有不統的民調結果；其二原因，台灣位處東亞海域咽喉具有戰略優勢，中國統一會對他國利益產生影響，所以統一可能會有外國勢力干涉、干預移民台灣島民的生活基礎，這是台灣領導人需面對的壓力，因此不統。
然而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中完成，反觀台灣的現代化是在中華民國憲法規範中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領導人皆已經作古，敵對狀態已經消逝，存留給後人的是典章制度的不同，後人在不同的典章制度中成長，而在全球化的趨勢中互相學習以補不足，互補不足是統一的基礎，行有餘力以學文，就歷朝歷代文人雅士總結其一生的代表作涵養其中。
台灣地小人稠四面環海，世代交替之際面臨的困境是保持島內的活力，國家統一的優點就是可以促進台灣島內的活力的泉源以與對岸進行政治協商，依此泉源促進活力以與對岸進行政治協商才是正常國家應有的思考模式，而當務之急乃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以確保中華民國的長存，台灣應與中國大陸進行國際合作洽談國際事務以消弭尋求典章制度的異同，如此方為正論，而台灣人受邀到聯合國演講，例如演講台灣有孫文學說權能區分的政府有能人民有權以保障人權符合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在中國大陸佈建眼線而中國統治的範圍由孫文學說權能區分的國民大會選舉的總統就不會長安不見使人愁，雖然在一中原則共識兩岸的特殊關係中但仍有處理國際事務的地球公民責任，例如有許多非政府組織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所以需有志之士的實踐。
本省人應有的政治主張
所謂的本省人係指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放棄對台灣島民的管轄,而由台灣島民建立台灣省取得對中國大陸政治參與之權力,並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之人民而言.而與外省人的差異在於台灣省的民主未經過軍政以及訓政時代,而外省人係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政權與中國共產黨發生國共內戰而撤退台灣省的中國大陸各省省民.
而外省人的領導人為蔣中正總統以及蔣經國總統,蔣中正是追隨國父孫中山從事民國革命的繼承人,因為國父孫中山雖然創建民國,但是民國初期中國大陸仍然是軍閥割據,尚未實施民主政治,所以蔣中正遵循國父遺教,完成民國革命大業,並且進入憲政時代,但隨後國共內戰而動員戡亂並且戒嚴,而創造了蔣氏父子所領導的政權.
而國父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所追求的民主共和理念,是人類精神的產物,是國民總意志所支持的制度,而精神是可以繼承的,國民總意志的支持是可以延續的,可以為後世代的人代代相傳.
因此,本省人建立台灣省後,縱然歷經外省人所掌握政權導致國家資源分配不平均的權力壓迫例如眷村改建條例,但是國父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的精神仍然存在,其精神仍然為後世代有能力的優秀人才所繼承,所以本省人應有的政治主張係以繼承國父孫中山所創建中華民國的精神為職志,服膺民主共和的制度,如此才能走出悲情,建設出媲美蔣氏政權的台灣建設,因為蔣中正不是國父孫中山創建民國的精神的唯一繼承人,只要是優秀的人才均得繼承,例如總統就職時,總統都要宣讀國父遺囑,這就是繼承精神的表現,歷任總統均需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