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智大學國際語言中心3月26日，邀請到中國蘇州大學王堯教授演講：「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國際語言中心王潤華主任在開場致詞表示，王堯教授現任中國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並有文革著作出版12本，而蘇州大學是非常有人文氣息的學校，這堂課為「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所以邀請王教授講授關於中國文學批評與當代的關係。 王堯教授開場表示，因為王潤華主任提及這門課缺乏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上課的內容較重於中國古典理論，所以今天就要談及五四以後的文學批評，讓同學了解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近況。

        關於文學的定義，中文系的同學都很熟悉，對於文學性一詞，需要注意到歷史概念問題，而文學本質主義有固定標準，詩歌有詩經及唐詩，小說裡紅樓夢四大名著，這些就是固定標準。五四以後注重啟蒙文學，不談通俗文學，如金庸武俠小說就是通俗文學，現在有文學史選擇性的收錄通俗文學的作品。文革時期將文學當作政治工具，純文學的目的就是要脫離政治回歸本體。中國的政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而國家性質是以為民服務為主要功能，所以將文學當作政治工具。再政治化是去政治化以後，另一種政治思維，其實去政治化是要求文學去除政治意識，將去政治與再政治化引入文學批評研究裡。

        五四以後除了說民主與自由，將五四列為愛國運動，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創黨紀念，而1949當代文學是繼承什麼傳統？1949年周揚有五四文學傳統，將這個傳統做為當代文學。

        毛主席《講話》五零年代受到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現代主義影響，因為中蘇關係緊張，所以將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宗白華《美學散步》是中國文學傳統的中斷，而八十年代中國開始重視中國文學傳統理論，當時作家與教授雖懂得藝術規定因受到政治影響，少數人保有藝術良知，矛盾是最好現代主義作家。王堯教授舉出《青春之歌》一書為例，寫一位林道靜女性如何投身革命，先是以父親逼婚而跑去跳海自殺，被余永澤所救，後來兩人相愛卻因他是人道主義，對於救國運動不熱中，盧嘉川對於救國運動充滿熱情，與林道靜認識後不久被地下黨逮捕而被殺害，林道靜與余永澤分手，後來進入農村了解農民的痛苦，與江華一起投入革命事業。從故事裡可以知道當代知識份子必須走入農村，才能完成思想的改造。

        地下文學是通俗文學與黃色文學，《一個少女的心》是本黃色刊物，內容書寫青春期少女身心發展的變化，在當時廣泛流傳，而空軍飛行員有嚴格審查，凡看過黃色刊物就不可錄用，大陸的朦朧詩派有北島、顧城、舒婷，北島有一句很著名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王堯教授說這一時期寫著詩都很意思。

        1966年5月，文化大革運動，姚文元從事文學批評，個人寫作大部分集體創作，而余秋雨是石一歌集體創作成員之一，馮友蘭是北大與清大組寫作組的顧問，馮友蘭早期尊孔後來才反孔，而文革時期周一良受到審查，當時一篇文章可以置人死地，王堯教授提出文革異端思潮，中國向何處去？當時思想解放是政治的目標，而啟蒙運動是思想的目標，隨後就掀起一波文化熱。因為中國大量翻譯西方書籍，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要求研究所的學生提出新觀點，但有成千上萬博士生都要求創新觀點，數百萬的創新觀點，讓你不敢停下，大陸學生只要是外國事物都很瘋狂，對國中傳統文會並不熱衷，反而這幾年對外漢學招生很高，台灣稱為華語教學。

        王潤華教授表示透過這次演講，讓老師及同學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有更深入了解，還希望還有機會邀請王饒教授到元智大學演講。

元智電子報第五四七期~欣生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