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歷經政治解嚴、96年飛彈嚇阻、二次政黨輪政、金融海嘯等重大危機，爭取得來不易的台灣經驗，已建立起了台灣尊嚴與自信心。可以說：台灣人民站起來了！

二次輪政後的四個重大關鍵結構性挑戰

雖然如此，綜觀2008年輪政後，當前台灣人民必須面臨以下四個重大關鍵結構性問題的新挑戰：

第一，「日益加遽的青貧現象」

根據主計處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國內未滿四十歲的青年勞工，約有4,592,921人，占全國勞工36%；而青年勞工的平均年所得539,478元，約達全體勞工平均年所得615,016的87%水準。

參據先進國家經驗，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結構性的。青年勞工所得之所以會低於整體勞工所得的其中一個結構原因：即產業鏈正在發生全球性的本質變化。隨著國際產業結構的普遍升級，主流產業逐步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變成為「勞動力節縮型」產業，進而產出所謂「無所得成長（earningsless growth）」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是任何大小企業或組織都一樣，愈來愈偏向於雇用具有工作資歷與經驗的員工；而愈是經濟不景氣，又更使得企業界愈發不願雇用太多正式員工，因此轉而增加比例或求取加碼去雇用派遣工或非典型作業人力。面對這樣的「青貧現象」，可以說是嚴重打擊台灣人民自信心的。

第二，「歷史新高的貧富差距惡化現象」

台灣現況的高低所得家庭貧富差距，據主計處資料已由2008年的6.05倍擴大為2009年的6.34倍，平均每戶所得為1,825,000元，最貧窮家庭群組僅有222,000元，差額倍數已達8.22倍；若以所得金字塔的頂端與底層來看，台灣2008年位於所得金字塔頂端的5%人口，平均年所得是4,500,000餘元，位於最底層的5%平均年所得只有68,000餘元，相差66倍。已由1998年兩者所得差距相差32倍，擴大到66倍，已達「台灣歷史新高」。

第三，「死刑存廢爭議未達社會共識」

隨著台灣幾個重大司法案件：蘇建和案、陸正案、江國慶案…等司法糾葛的揭露，觸動了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正義伸張與人權的連動問題，死刑存廢與否則是最具體的爭議表現。

回顧台灣內部對死刑存廢爭議的幾個重要社會代表力量，大致可以區分成兩股主張：其一，支持廢死主張者，包含以廢死聯盟為主的人權主義者、宗教社群、理性論述之知識菁英；其二，支持死刑存留主張者，包含有支持受害者的社群、同情受害者、對社會充滿普遍不安的匿名大眾、持效益論述之知識菁英。

台灣目前關於死刑存廢爭議在社會正義與人權之間的取決，往往呈現一種二元對立的論述狀態，也就是建立在加害者、嫌犯、被告的人權跟被害者的人權必然是對立的前提上，來面對與處理這個具高度爭議性的政策問題。

事實上，據法務部所公佈自1993年到2008年多筆民調資料顯示，這些年來始終有八成民眾反對廢除死刑，但若向受訪者提示「終身監禁不可以假釋替代死刑」，則贊成廢死會略多於反對者。也就是說：找尋出一條如何在社會正義與人權間取得平衡的政策方案，凝聚社會共識，是台灣最高領導人不容忽視的重大挑戰之一。

第四，「兩岸關係的競合矛盾」

雖然兩岸已進入和解互動、和平發展的階段關係，但在整個國際局勢發展上，若先將「一個中國」排除不論的話，依然有著「人權發展」與「意識形態」兩大基本且深層的競合矛盾問題。

舉例而言，在中共執政下的對岸是一個專制獨裁的社會，不僅管制外國媒體的報導，對中國大陸媒體也是嚴格管控，提供中國大陸人民一致化的訊息。在一個重視基本人權和民主自由價值的台灣社會，所有人都有知的權利，而媒體的重責大任就是傳遞多元、正確的訊息給社會大眾。但是，對大陸人民而言，這是一個苛求，爭取人權的保障是眼前不敢奢求的目標。

此外，雖然兩岸對峙局面已經轉變，但台灣人民堅決的反共極權立場，則並未改變與動搖。中共一貫主張的「一國兩制」是不可能被台灣人民所接受的。

現今已不是台灣人民單憑積極努力就能成功的幸運時代

回顧1960年代的台灣，由於整個國際戰略情勢的對立布局，身為美國民主自由陣營的一份子，分沾到了其部分經濟利益，因而啟動了「加工出口工業化」；而今日台灣已不再如同60年代的台灣，面臨日益加遽的「青貧現象」、歷史新高的「貧富差距」、社會爭議的「死刑存廢」、競合矛盾的「兩岸關係」等四個重大關鍵的結構性質變問題，台灣人民似乎不能再只是憑靠著積極努力，就能解決問題獲得成功，更不再是個「只要肯打拼，就能出頭天」的經濟起飛的幸運時代了。

未來台灣需要一個有「解決重大關鍵結構性問題能力」的最高領導人

那麼應當如何才能找回台灣人民的自信心呢？時值民國百年，當回想到孫中山先生「權能區分」的主張，其最初目的是為了徹底根除西方「議會獨裁，政府無能」的流弊，也就是希望能夠「政府有能，人民有權」。雖然，民主台灣目前尚無議會獨裁的遠憂，卻面臨政府執政不力、施政成效不彰的無能政府的急迫性問題。

在目前的經社條件以及政治文化下，要改變當前無能政府的困境，亟需要有能力的領導來領導台灣。那麼什麼是能力？國家領導人的條件又是為何？李登輝前總統曾說：成功的政治領導者必須具備五個要件：

其一，要有信仰。政治領導者必須抱持「公義精神」，作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這是信仰的第一步，不論遭遇多大的困難與挑戰，都必須堅持「公義精神」。
其二，要有所覺悟，隨時可以放棄權力。
其三，要有非常清楚的公私之別。
其四，身為總統，別人不願碰、不敢碰的事情，應率先攬起來處理。
其五，不要迷信領袖魅力（charisma）、製造領袖魅力的假相。

　　李登輝前總統所提出的國家領導人要件，是一個抽象性、指導性、原則性的說法，而就「能力」本身來說，這又是個多向度（dimension）且具有交互影響（interaction-effect）不易衡量的複雜概念。事實上，具體而言，吾人認為：未來台灣最高領導人的首要條件：就是一個能夠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有「解決重大關鍵結構性問題能力」，也就是能夠至少解決「日益加遽的青貧現象」、「歷史新高的貧富差距惡化現象」、「死刑存廢爭議未達社會共識」、「兩岸關係的競合矛盾」等四個重大關鍵結構性問題的國家領導人。在人類的「有限理性」的限制下，「神人式」的國家領導人是很難也不該加以追求的。雖然不冀求政府萬能，但2012台灣最高領導人必須也至少是「有能」的國家領導人，帶領台灣人民走出結構性的困境。

距離台灣2012大選日已不到半年，匯聚台灣人民的集體智慧，擺脫「無能政府」的羈絆，「能力」是2012選擇台灣最高領導人的首要條件，選擇出台灣未來最高領導人，讓台灣人民再次出頭天，已是當前台灣人民不可不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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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常態，面對當前藍綠分明的態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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