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來溫哥華的大陸移民習慣於浮華熱鬧生活，而覺得加拿大「好山好水好無聊」！但我卻從內心感到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幸福」！這種幸福感一是來自社會的人情溫馨，人與人之間的快慰交流。不少的「鐵干」粉絲經常來「雪樓」集會，飲酒論詩，二是來自八十高齡的雪樓女主人，她熱情好客，乾女兒一大夥，人稱「國際乾媽」，我的老妻、賢妻、愛妻陳瓊芳。她善良而以助人為樂，性格剛強，有女中丈夫之氣慨，但質樸無欲，從不化妝，不愛花錢成了她唯一的「缺點」。她不寫詩，但懂詩，偶爾還會批評兩句。她的廚藝水平很高，會做湖南辣菜，也長于北方麵食，她的蔥油餅在溫哥華上過報的。她從事小學教育事業數十餘年，智慧頗高而又幽默，有一次電視台記者訪問她，問她「洛夫平時喜歡吃什麼菜？」她脫口而出：「有吃無類」。有次讀者遠道來訪，見面時訪客不免客氣，「久仰！相見恨晚」，老妻立馬答以「有緣不遲」。我倆也有鬥嘴互不相讓的時候，我說她「一言九『頂』」，意即我說一句她要頂回九句。有次我把她氣得跳腳，她指著面頰說：「洛夫你看我臉上長出了青春痘！」我尖刻地回答：「你哪還有什麼青春，只剩下痘了。」

但無論如何，我倆一生相依為命，形影不離。在一次座談會中，讀者問我，你與夫人相處五十餘年，對她如何評價？我毫不思考即席回答四個字「無可取代」。

我在溫哥華的現實生活的確美好而幸福，但每每獨處時，心中老梗塞著一種身分缺乏歸屬感的孤寒，發現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曖昧而虛無，「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這種境界多麼淒美，而面對二度流放的時空，總不免感到一種失魂落魄的尷尬，因為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國的地平線，湖南、台灣、溫哥華，我生命中認同的對象，其焦點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作家托瑪斯．曼流亡美國，一次記者問他：「流亡生活是否對你造成極大的壓力？」他當時理直氣壯地答道:「我托瑪斯．曼在哪裡，德國便在哪裡。」說得多麼豪氣干雲！這話顯示一個大作家卓絕的自信，我也許說不出如此大氣度的話，但我也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洛夫在哪裡，中國文化便在哪裡！」狂妄嗎？其實不然，因為我遊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永遠都抱著中國文化走，中國文化使我膽氣大增，使我的生命感到無比的豐盈，無比的尊貴。

最初移居溫哥華，感覺上只不過是換了一間書房，氣氛一樣，滿壁的書籍一樣，雜亂一樣，每天照樣讀書寫作，偶爾面對窗外的大雪紛飛時揮毫書寫擘窠大字。筆墨來了，線裝書來了。他們怕我寂寞，莊子、屈原、李白、杜甫、王維、蘇東坡等幾位老友也都聯袂而來，很熱鬧，但有點擁擠，把空虛和孤寂都擠出了窗外。

當然，我不是一個苦守書齋的自閉作家，我也曾努力把中華文化帶進華人社會，而且也和音樂家謝天吉、文學鑑賞評論家章邁等，於2004年創辦了「漂木藝術家協會」，連年都舉辦過書畫展覽、詩歌講座與朗誦，以及大型的音樂會，場場座無虛席，熱鬧非凡。

這些歷史陳跡俱往矣，雖屬九十高齡，但尚未過去，對詩藝的追求，仍在路上踽踽獨行。早年我也是一個「反傳統」的叛逆者，及長，通過中年的「回眸傳統」，晚年的沉潛古典，凡事想通了，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好！」做為一個詩人、書法家，我時常如此警惕自己：必須要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自信，敏銳的現代意識。重新認識和評價傳統文化不是戀舊，更非復古，而是為了創新，創造一個更新的美學傳統。

最後我要感謝忘年好友詩人方明，特邀我為他的《兩岸詩》寫這篇雜憶稿。方明近被中國詩壇評為新詩百年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他曾一度聘任《創世紀》詩刊發行人，不久他又獨資創辦《兩岸詩》銷行台灣大陸兩地，為兩岸詩壇的交流起到積極的作用。

方明事親至孝，每年至少兩次去美國探視老母。今年（2017）5月適逢我九十壽辰，他特別從洛杉磯趕來溫哥華參加我的慶生壽宴，使我深為感動。方明在台北置有一間詩屋，面積不大卻布置雅致，頗富親和力，兩岸詩人、作家、學者經常來此相聚，詩酒留連，賓主盡歡。這是詩界韻事，想必會在中國新詩史的雜憶篇中留下一段佳話。

2017年11月3日    老，是一種境界(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