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12  羅伯特‧哥特列布（Robert Gottlieb）

「羅傑・施特勞斯（Roger Gottlieb）和羅伯特・吉洛斯（Robert Giroux），1956年」：這倆人可真是古怪。攝影：漢斯・納穆斯（Hans Namuth）

怎樣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出版社？簡單說，就是堅持長期出版有價值的書籍。那顯然包括現如今的一些出版商，牛津大學出版社和新方向（New Directions）當然是偉大的出版商，卻也不在此列；可是，還得有出版物的活力和創意：正是它們吸引了讀者，這也正是作者想要的；還要忠誠於那些作家；矢志不渝地確信：書是要緊的東西；自然，還得能賺錢。

鮑里斯・卡其卡（Boris Kachka）的新作《溫室》（Hothouse）寫作的前提是，書中的主角──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FSG）出版社──一直是，而且現在依然是傑出的出版商，毫無疑問，事實就是這樣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人們通常都是這樣稱呼他們的）始終為我們提供卓越的書籍，幾乎沒有達不到其制定的標準的。它究竟是怎麼做到的確實值得分析，值得稱頌，但是當我們從可愛的標題讀到更加可愛、更加誇張的副標題「溫室：生存的藝術和藝術的生存──美國最負盛名的出版公司的故事」（Hothouse : The Art of Survival and the Survival of Art at America's Most Celebrated Publishing Hous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時，還是會有一定的領悟吧。文章的基調是這樣的：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作為一家重要的文化機構，它的歷史，就是朝氣勃勃而又時常曲折多變的疾馳向前；然而，這卻經常為人們所粗略地忽視，或者因為決心要向人們展示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是一個多麼火爆的出版社──甚至是紐約最火爆的一個，而過於激動。我從事這一行業將近60年了，還從來沒見過哪家出版社是當時最火的；無論是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還是其它出版社，都沒有登峰造極，沒有被視為最火的出版社──或許卡其卡眼中的主角羅傑‧斯特勞斯，即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中至關重要的，應該除外，說得婉轉些，他就是個有所作為的自吹自擂的人。

羅傑（整本書中一直這樣稱呼他──我們就這樣直呼其名）無意間踏入出版業，正如我們許多人一樣：無心插柳柳成蔭，儘管，不是透過常規途徑。他可不是乳臭未乾的理想主義愛書人，剛剛畢業，到處尋找機會──壓根沒面試過迪克・西蒙（Dick Simon）和馬克思‧舒斯特（Max Schuster），也沒有藍燈書屋（Random House）裡的班尼特・瑟夫（Bennett Cerf）和唐納德・克洛普佛（Donald Klopfer）。羅傑‧施特勞斯是美國最著名的兩個德國──猶太人家族──施特勞斯家族（the Strauses）和古根漢家族（the Guggenheims）──的後代。施特勞斯家族的歷史更久遠些，家族背景也更輝煌：不只是因為其巨額財富，還因為其重要的政府職務。羅傑的祖父奧斯卡（Oscar）曾在克利夫（Cleveland）、麥金萊（McKinley，美國第25任總統）、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美國第26任總統）和塔夫脫（Taft）手下擔任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部長，而且是羅斯福執政時期的勞動部長和商務部長。家族有個一新的財源：美國冶煉公司（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mpany），雖然這不起眼，可還是筆巨大的錢財。

奧斯卡的兒子羅傑・斯特勞斯一世娶了葛萊蒂絲・古根漢。卡其卡告訴我們：「除了在富麗堂皇的以馬內利會堂（Temple Emanu-El）外，很少會有如此多的新一代紐約精英齊聚一堂。」司各特・費茨傑羅（Scott Fitzgerald）在《復活節蛋》（East Egg）一書中是這樣描述的：羅傑一世被迫插手古根漢家族的生意並取得了巨大成功，賺了一大筆錢，儘管如此，他卻更喜歡住在相對樸素的地方──威徹斯特郡一處「僅僅30英畝的」地產，與古根漢家族在金沙角（Sands Point）長島（Long Island）新擴張的250英畝土地截然不同。我們的羅傑──小羅傑──童年和青年時期就穿梭於這兩處府邸之間，全部心思都放在體育和姑娘身上。他沒有讀完高中──他受過一些家庭教師的教育，再加上家族操作他終於得以進入漢密爾頓大學（Hamilton College），在那裡，他還是沒能畢業。然而，他好幾年夏天都在當地一家報社做送稿生，「臭屁青年」就這樣「養成了」。在這期間，他和一位叫桃樂西婭・利布曼（Dorothea Liebmann）的年輕女士走得很近，後者是萊恩戈爾德（Rheingold）釀造財富的繼承人，她的父母「向中產階級上層發動猛烈進攻」，她的文學修養是羅傑永遠無法企及的──後來她因為自己的文采以及幾乎每年都重讀普魯斯特（Proust）而出名。他們於1938年結婚，那時候他21歲，還沒有正式工作，但幸運的是，「他和桃樂西婭有兩份信託基金支撐他們渡過難關」。

羅傑做了記者，進了一家叫作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的雜誌社，後來成立了一個書籍包裝公司。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後，羅傑因患有骨髓炎（幸運的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參加網球比賽）被免去了服役義務。多虧一位富有朋友幫忙，他進入了海軍公共資訊辦公室的雜誌分社和圖書部門。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接受了六週的培訓後，他出落成了一名海軍少尉──身著一身迷人的制服。工作中，他認識了眾多作家，並和他們共事，和數不盡的人保持聯繫──保持聯繫是他一生的天賦之一──這其中就包括對他的未來產生決定性作用的那個人：一名海軍上尉，生活中是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出版社的編輯，這個人就是羅伯特‧吉洛斯（後來FSG中的G），「30歲就早早地白了頭，但是看上去依然比長相帥氣、笑容迷人的27歲宣傳員還出眾。」

1945年，戰爭結束後，羅傑明白自己想做出版商──也就是說，他想擁有自己的出版公司。錢湊齊了，一部分來自他的家人，一部分來自外界，還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編輯夥伴：約翰・法勒（John Farrar），他是法勒與萊因哈特公司（Farrar & Rinehart）的創辦人之一，萊因哈特家族是令人敬畏的、最暢銷書作家瑪麗‧羅伯茨・萊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的後代。但是當法勒從卓著的戰爭生涯中回到紐約時，卻立刻被毫不客氣地從他協助創立的公司中驅逐出來。他需要一份工作，而羅傑正需要一個有編輯經驗的夥伴，就這樣，1946年秋天，法勒‧斯特勞斯公司推出了他們的第一個書目。

雖然法勒有編輯經驗，決定公司成敗的是年輕羅傑的性格、氣質、心智，還有他的才幹。儘管他是個精明的讀者，他的才幹主要不是在編輯方面，他有自己獨特的品味（他喜歡說他最愛的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圖書是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e Yourcenar）的《哈德良回憶錄》（Marguerite Yourcenar）。儘管他敏於日常事務，他最擅長的還是出謀劃策：他知道從長遠來看自己要的是什麼，他也知道該怎樣得到自己想要的。羅傑得是一隻超大個的青蛙，得適合他要跳進的任何池塘才行，他還需要統籌全域，也就是說不只是要加入某個出版社而已。問題是，他的公司剛成立不久、資本不足、沒有再版書目、也沒有出色的已就位編輯，要怎樣讓他自己對圖書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呢？

法勒的確爭取到了許多有讀者基礎的作家（特奧多爾・雷克〔Theodor Reik〕就是其中之一），手下也有幾個暢銷小說家，但是法勒與羅傑所出版的書著實讓人匪夷所思。他們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名為《室內》（Inside Your Home）的室內裝潢指南，緊接著又出版了《法蘭西斯，說話的驢子》（Francis，the Talking MUle）。1947年，羅傑幾經搜羅，出版了卡羅・利維（Carlo Levi）的《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該書出版後暢銷一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這本書的出版也標誌著法勒和羅傑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公司成立12年之後，為了挖掘骨幹作家，羅傑親自造訪歐洲，雖然他並不願意提及這趟歐洲之旅，但這次旅行仍然廣為人知。那時，羅傑已經在商業出版方面表現出了敏銳的直覺：1950年，透過再一次精心篩選，他出版了養生專家蓋洛德・豪瑟（Gayelord Hauser）的《更年輕，更長壽》（Look Younger, Live Longer）該書大賣50萬冊──在那個年代這個銷量已經很可觀了，非但如此，他還出版了法官撒母耳・萊博偉茨（Judge Samuel Leibowitz）的《法庭》（Courtroom），再一次獲得巨大成功。

但是商業成功也有可能使人步履維艱，這也著實讓人悲歎。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管理層對員工極度吝嗇，發放的薪水根本不足以養家糊口，員工守則也很苛刻（「敬忠職守」的供應部經理讓外出的推銷員把居住的酒店香皂偷回來以供出版社內部使用）。同時，管理層對形勢的預測過度樂觀導致公司規模不斷擴張，威脅到了企業的健康發展。後來，羅傑在五十年代回憶時總結說：「那時的成功差點讓我一下子傾家蕩產。」卡其卡極具洞察力地說，從那時起，羅傑變得更加保守了，他開始更加注重企業形象和市場定位，而不是企業發展與市場占比。

出版社營運資金匱乏時，羅傑有兩方面的優勢。首先，羅傑的家族財富實力會讓銀行理所當然地相信他的償還能力，所以銀行很願意為其提供資金支持；其次，即使是在售書的過程中，也沒人會把這家公司當成賺錢機器。儘管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已經取得了進一步的商業成功，比如發行了薩米・大衛斯（Sammy Davis, Jr.） 的《是的，我能》（Yes, I Can），簽約了一些暢銷小說家（如史葛・圖羅〔Scott Turow〕和湯姆・沃爾夫〔Tom Wolfe〕），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在出版界仍然處於上升階段。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這種上升狀態實際上得歸功於羅傑的足智多謀，一呼百應，使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能夠打著品質至上的標語，信心十足地立足於西蒙與舒斯特，藍燈書屋，雙日出版社（the Double days）這些無情殘忍的商業出版巨頭之中。羅傑公然宣稱唯一困擾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人就是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的理查・斯奈德，理查竟然敢挖他的牆角，這讓羅傑無法容忍。像這種爭執，即使是羅傑單方面的，也能把他自己逗樂，因為對羅傑來說，這正對他好虛張聲勢的脾氣，當然也不影響自己實現目標。

羅傑無法付給作家巨額稿酬，但是他發現在戰後的紐約，文學和藝術都在發酵，如果不加以組織的話，就會被利用和駕馭。羅傑便用了一個相當精明的手段，開啟了一個偉人書信叢書系列，讓當代名人編輯歷史名人的書信，如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hrilling）編輯濟慈（Keats）的書信，賈可・巴贊（Jacques Barzun）編輯拜倫（Byron）的，赫爾曼（Lillian Hellman）編輯契訶夫（Chekhov）的等等。「這是我的另一個策略，」羅傑吹噓說，目的不是為了多賣書，而是為了「籠絡這些作家。」 這些作家和他們圈中好友都會迷戀上施特勞斯式的社交生活，參加東區市裡精心布置的文藝晚會（羅傑說，在這些晚會上，你會聽到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和傑西・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這些大人物的談話）。這其中有些名人成了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非正式的編輯顧問。特里林（Trilling）就是其中一個，還有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他比特里林對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更重要的，也與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關係更持久。羅傑給了他們很多幫助，同時也獲得了他們的很多支持，他們對彼此都很有耐心。這些策略都奏效了，直到最後，你不用費力舉辦派對就能找到出版社的中流砥柱。

羅傑的第二個精明成功的計謀就是收購那些擁有知名作者或者圖書資源，但是經營不善的小出版公司。很顯然希爾和王、佩萊格里尼和卡達西、地平線（Horizon）以及正午都是這樣的出版社。正午出版社不僅有自己的平裝書生產線，也有個好看的金魚社徽。羅傑曾很尖刻地抨擊過這個金魚社徽，卡其卡則認為他是少見多怪。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社徽雖是優雅大方，但它的公認度與藍燈書屋的社徽──房子，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的播種者，或者諾夫出版社的俄國狼犬永遠不能相提並論。（艾爾佛雷德・諾夫確實提高了俄國狼犬標識的公認度，使許多人相信「俄國狼犬圖書」品質絕對有保證，但是讀者們並不知道，諾夫認為俄國狼犬只是狗的愚蠢的後代而已）

羅傑出版社的成功有很多因素：其發行的一本又一本暢銷書，對其他出版社的收購，銀行的支持以及管理者的行業認知，而1955年格洛克斯的加入才真正地奠定了出版社成功的基礎。隨著約翰・法勒的工作重心逐漸脫離商業圈，羅傑開始請一位名叫斯坦利・揚（Stanley Young）的股東提供資金和編輯上的幫助。斯坦利・揚當時也是知名作家和評論家，這便是短暫的法勒‧斯特勞斯和揚（FSY）時期。之後羅傑迎來了肉類加工業繼承人希拉・卡德希（Sheila Cudahy），卡德希帶著自己業績不佳的出版社與羅傑的出版社合併，開啟了相對較長（FSC）時期。

在羅傑急需一個主編時，卡德希推薦了格洛克斯。當時格洛克斯大概41歲，正在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擔任主編。因為看不慣社內保守派的保守編輯作風（比如，他們不允許格洛克斯接受《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這本書），所以他決定離開哈考特・布雷斯。格洛克斯是一個安靜、謙遜、充滿熱情的文人，同時也是一名同性戀者。在他的性取向被人知曉後，就一直沒有得到過人們的尊重。他和一名同性戀男子共同生活了50多年，直到2009年兩人在幾個月內相繼去世。

格洛克斯曾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因此結識了許多準作家，比如約翰・貝利曼（John Berryman）和湯瑪斯・默頓（Thomas Merton）。湯瑪斯・默頓後來成為了一位特拉普派修士，他所著的《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經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出版後在七個月內就大賣出了60萬冊。格洛克斯在哈考特出版社曾給與一些文豪很多關心和資助，比如和格洛克斯關係很好的T.S.愛略特，還有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格洛克斯曾說：「威爾遜並不需要編輯，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讚美他的文筆。」）。格洛克斯也發掘了許多作家，如羅伯特・洛厄爾（Robert Lowell）（他曾帶格洛克斯去華盛頓聖伊莉莎白醫院把其引薦給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簡・斯坦福（Jean Stafford），法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由格洛克斯在1951年出版。後來，這些作家們的大部分人都跟著格洛克斯到了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格洛克斯之後簽約的作家還有伊莉莎白‧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和沃克・佩爾西（Walker Percy）。

當一家新的出版社擁有兩個個性鮮明而又針鋒相對的領導時，出版社往往會充滿朝氣而且蓬勃發展：看起來嚴肅而又充滿書卷氣的馬克思・舒斯特（Max Schuster）和行銷天才迪克・西蒙（Dick Simon）；藍燈書屋出版社裡精明而又喜歡開玩笑的貝內特・瑟夫（Bennett Cerf）和尊貴又紳士的唐納德・克勒普佛（Donald Klopfer）；自命不凡的阿爾佛雷德‧諾夫（Alfred Knopf）和他暴躁又是急脾氣的妻子，布蘭奇（Blanche）。至於斯德勞斯和格洛克斯（Straus and Giroux），他們就是最奇怪的組合：「一個是猶太人預備學校的運動員，另一個是澤西城的耶穌會信徒，」卡其卡就這麼沒好氣地稱呼他倆。他們的不同會讓他們互為補充，但是他們的分歧最終也會讓他們分道揚鑣。雖然格洛克斯的出現立即就幫公司不論是在知名度還是盈利能力上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是直到9年以後，格洛克斯才擺脫掉揚（Y）和卡德希（C）影子，成為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中無可替代的格洛克斯（G）。

隨著出版王國版圖的擴大，羅傑終於走上了稱霸之路。他勇敢地踏上歐洲，並且很快就在法蘭克福書展上成為核心人物。他舉辦了很多晚宴和派對，並且與國外各大出版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但奇怪的是這裡面沒有英語出版商；英國文學一直是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軟肋），並且在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編輯和非正式顧問的幫助下，羅傑還挖掘了一個特別且重要的作家名單（其中之一是菲力浦・羅斯（Philip Roth）。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是羅傑的夢想，羅傑一直熱衷於此，1978年到1955年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18位作家中，有10位都是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簽約作家，包括以撒・巴什維斯・辛格，約瑟夫・布羅茨基，切斯瓦夫・米沃什，埃利亞斯・卡內蒂，德里克・沃爾科特，謝默絲・希尼（Isaac Bashevis Singer, Joseph Brodsky, Czeslaw Milosz, Elias Canetti, Derek Walcott, and Seamus Heaney）。一個很驚人的名單是吧，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最重要的作家/朋友/顧問/也許還是情人，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幾乎從六十年代初，確切地說是從桑塔格出現在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公司裡的那一刻起，她和羅傑就形成了一個祕密聯盟，而且其實大家都對此心知肚明：

到了1965年……桑塔格還是那麼霸氣側漏。當她像風一樣刮進那些陰鬱的辦公室並且開始寫作時，以前的一個文案編輯說了這樣一句話：「她讓我們為了她必須放下所有的工作」。「我們要把其他的事情都放到一邊才能和她一起工作。」當桑塔格在歐洲度她漫長的假期時，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會接收和排序她的郵件，幫忙看顧她的公寓，付帳單，有時甚至還包括幫她支付她的房租和大萊俱樂部的會員卡費。

羅傑和桑塔格在卿卿我我之外也不免有些小小的摩擦，不過「我忠於你，我感謝你，我愛你，羅傑，這是從來不會改變的事」（蘇珊），「最最親愛的、親愛的蘇珊……請不要再讓我苦苦思念你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羅傑）類似這樣的話語隨處可見。「斯特勞斯和桑塔格對於他們所謂友誼的用處一清二楚，」卡其卡婉轉地說，但他們似乎真的很崇拜對方。」為什麼？ 「他倆都地位非凡，非常善於社交和也非常貪心。他們熱愛八卦，並且都積極地尋求那些擁有傑出才能或是有漂亮外貌的人，如果兩者都有就最好不過了。不論是在五一城和布魯塞爾城外遊蕩，還是倆人一起穿情侶皮夾克，他們都是活力四射的一對。不過至於他們是否曾經是一對真正的情侶這件事，現在還是八卦沙龍裡盛行的問題。」但是真的是這樣麼？

卡其卡分析起這個問題還真是得心應手。羅傑的私生活（當然還包括其他人的）的緋聞是「溫室」談論的主要內容，當然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內部的問題也是熱點。羅傑不僅僅是法蘭克福書展上的皇帝，在紐約，在辦公室裡，他都是太陽王一樣的存在──在他的「鹿苑」裡也是如此。首席「母鹿」是佩吉・米勒，她和桑塔格是幾乎同時進入羅傑的生活。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執行祕書，她以那樣的能力和地位為羅傑工作直到最後時刻，所以她是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一支重要力量。（「我……感謝佩吉・米勒，」卡其卡寫道，「她把她的很多時間都用在了我身上，她是獨立的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裡活生生的靈魂」）

幾十年來，羅傑在每天早上上班途中都會去接佩吉。多年來佩吉陪他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安排瑣碎事務並且充當女主人，書展之前還和他一起週末去巴伐利亞溫泉度假（在那裡「佩吉沉迷於她最喜歡的甜點──一種在特定時令製作、味道清淡可口的葡萄乾蛋糕」），而且書展之後佩吉還陪羅傑參加了在倫敦的會議和劇院演出。一些與羅傑交情不太深的人都認為佩吉是羅傑的妻子。有一些住在聯盟廣場西19號樓而且更了解佩吉的人推測（那年的9月會不會是佩吉的第二春，有人顫聲道：「佩吉會在法蘭克福與人上床！」（「顫聲」是的卡其卡的習慣用語。）

但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女性員工裡只有佩吉・米勒一個人能獲得羅傑的個人關注。「20世紀60年代初，他可能與他的三個女員工睡過覺。最起碼有一個接線生和一個宣傳部主任。她們的體型截然不同，但這似乎並不重要。「就算是一條蛇被放在羅傑面前，他也敢跟這條蛇啪啪啪。」與她們同一時期的一名雇員如是說。這兩個女人其實還是很好的朋友，她們會一起逛街，一起買適合羅傑的睡衣，這就會讓她們的老闆感覺到在誰家吃「午餐」都一樣。「哈哈，這已經成為一種團隊精神了。

當然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其他成員也深諳這種精神。「在那個辦公室裡，誰和誰睡覺都有可能。」卡其卡引述萊斯利・夏普（Leslie Sharpe）的話說，夏普是離開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以後「偶爾會和羅傑睡上一覺的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前助理」。高級編輯們一般都會明目張膽地和女下屬通姦。丈夫會為了年輕的同事離開妻子。「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成員下班後都愛在收發室都做點愛做的事。」難怪桃樂西婭・斯特勞斯（Dorothea Straus）（羅傑的妻子）把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稱為「陰溝。」

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其他工作要怎麼去做呢？桃樂西婭是怎麼處理這一切的呢？在很大程度上，她能主導自己的生活，雖然她總是那個穿著黑色絲綢禮服帶著大面紗帽的優雅女主人（她的兒子說，「我覺得我的母親是年輕時看到了一張她從來沒見到過的奧布里・比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的畫，從那以後再也沒有緩過勁來」）。卡其卡向我們保證她說過，「那幅畫一定是最好的。」顯然，和許多人一樣，她的丈夫在某種程度上被她所奴役，她那強勢的性格裡既有貴族式的威嚴莊重，也有海盜式的野蠻無理。

羅傑就像一個富二代那樣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然而對於那些沒他那麼幸運的人，羅傑似乎就有些蔑視他們了。不過連給員工們發放足夠的薪水他都沒做到，更遑論慷慨，這件事讓羅傑在出版圈內臭名昭著。一位年輕的女員工偷了出版社的書剛想把書賣到斯特蘭德大街就被羅傑抓了個正著。被抓後她對羅傑說，「如果你給我加薪的話，我才不偷書呢。」

他的吝嗇在各種方面都有體現。1964年，他和格洛克斯把相當年輕、非常有才華（而且備受同輩推崇）的亨利・羅賓斯（Henry Robbins）聘請來更新他們的作家列表。羅賓斯帶來了蔚為壯觀的一個作家陣容：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瓊・迪迪翁（Joan Didion），約翰・葛列格里・鄧恩（John Gregory Dunne），威爾佛里德・拉希德（Wilfrid Sheed），格雷斯・佩利（Grace Paley），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他們都非常迅速地與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簽約了，儘管沃爾夫和羅傑一樣勢利，但是他也很快就興高采烈地去為羅傑效力了。（沃爾夫在給羅傑的信中說：「你星期五的晚餐之豐盛讓我飄蕩已久的靈魂都回歸原位了。」）但羅賓斯並不是那個絕對服從命令的格洛克斯──他發現羅傑在編輯事務上對他的干擾讓他很氣憤。此外，羅賓斯的健康問題也很嚴重：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就遭受了嚴重的心臟病發作，他25,000美元的年薪也支撐不了他複雜的家庭生活。到1973年，他終於心生絕望了。

那時，我正在經營美國科諾夫出版社（那是羅賓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我記得他曾向我尋求建議：是否應該離開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去西蒙與舒斯特公司（那也是我工作過的地方）工作呢？西蒙與舒斯特公司可以提供更高的薪水，並且他也認為，作為一家強大的商業公司，西蒙與舒斯特公司能呈現給作家更強勢的一面：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出版社的懶散（和小氣）讓他很苦惱。我的想法是他也清楚地知道必須改善自己的處境，但是西蒙與舒斯特公司本身對他來說將會是災難。哎，結果果真如此。經過了兩年的不愉快之後，以及在他又在達頓度過一小段不那麼痛苦的時光，最後，他死於又一次心臟病發作，這是美國出版業的重大損失。鮑勃‧吉魯在他的葬禮上親切地發言；羅傑不僅沒有參加葬禮，而且聽說鮑勃去的時候他還大發雷霆。

下一位想要當羅傑出版公司主編的是備受敬仰的埃倫‧阿舍，是他把菲力浦‧羅斯帶入公司，但是六年後他卻離開了公司，從那時起，據卡其卡回憶，他總是被羅傑稱作「已故的埃倫‧阿舍」。其他具有天賦又多產的編輯們──派特‧斯特羅恩，蜜雪兒‧迪‧卡普拉──大部分情況下不與老闆對抗，所以可以在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擁有持久而碩果累累的職業生涯。

與羅傑的關係最複雜的人，同時也是他和多羅西婭唯一的孩子──羅傑三世，也叫羅格。每個認識羅格的人，包括我，都喜愛並尊重他；並且，他在出版業工作，不僅因為這是家族生意，而且出於熱愛這項事業。來到公司時，羅格說：「我現在21歲，用羅傑的方式工作是輕鬆而又舒適的，但是當我到31歲時，我開始有自己的想法，有時並不會總是聽他的。」他決定去哈潑與羅出版公司。「我要更多空間，我要飛，不管您怎樣說吧。並且，市場行銷已經是我的工作，我要一個有更多預算，有更多樣化的書單去進行行銷的職位。」那時是1975年，他確定自己永遠不會回來。

到了1985年，他回來了。但是在1993年，羅傑和羅格的最後一場爭執導致了更年輕的斯特勞斯的最終離開。羅格說：「他說他的，我說我的，我說，『如果你是這麼認為的，那我離開。』然後他沒說什麼我就走了。」羅傑給了羅格最後一次機會。「你不會回來了，是吧？」羅格回答是的。這是價值觀衝突？還是秉性的不同？抑或是戀母情節的結果？──這都不重要。羅傑和他的孩子注定同樣要承受羅傑與他父親經歷過的意志上的衝突和最終的分道揚鑣──他父親曾獨斷專行地反對羅傑選擇出版業作為一生的道路。

羅傑的直脾氣導致他不僅與父親，而且與兒子，兄弟甚至最終與鮑勃的相處都出現了問題。直到他一生的結尾，吉魯仍說他並不打算寫一本關於他的出版生涯的書，因為就像卡其卡指出的，「除了罵罵羅傑‧斯特勞斯，還真沒什麼好寫的，他覺得這對誰都不好。」不出意料，引起他的不滿的主要原因是，羅傑在財務上對待自己的方式。

人們要麼喜歡羅傑，要麼恨他：沒人能保持中立。留下自己印記的海盜，特別激進的代理人安德魯‧衛理──與羅傑大部分時候是敵對的關係，在羅傑的追悼儀式上發言，稱他為「一位高尚的人物：有報復心，聲音沙啞，固執。一個令人讚歎的人。」他的能量，他的魅力，他的專心，他的憂慮，他的無情和不同尋常的直覺，都驅使他到達書籍世界的頂端，雖然他不是位知識分子；他是位厚臉皮的自學者。他具有幾乎超常的競爭力，喜歡在公眾前爭吵。他很風趣，還爆粗口，並且可以很殘忍：蜜雪兒‧迪‧卡普拉是他的一名有天賦的主編，是個男同志，曾經在漢普頓待了一段時間後「帶著一腦袋光禿禿的紅髮」回到辦公室。「嘿，米奇，有人在沙灘邊把你的頭舔了一遍嗎？」羅傑這個人最愛的書是《哈德良回憶》嗎？或者他愛賣弄嗎──享受去做震驚人們的事，還對極其無禮的名聲感到開心嗎？

在我看來他的悲哀就是，缺少與別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過去五十年中他與一名叫羅傑‧伊爾松的人，每週打一次網球。據我們所知，他們的全部友誼就是相約打網球了，然而斯特勞斯讓伊爾松成為他的遺囑的共同管理者。「他沒有很多私人朋友，」伊爾松說。

羅傑逝世時，一名義大利出版商發言，「他不是偉大的出版者，而是偉大的人。」我想出版商完全弄反了。卡其卡的故事中，羅傑是名真正傑出的出版商，但是離偉大的人還差得遠。

當然，羅傑‧斯特勞斯逝世之後，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還在繼續營運。並且「溫室」也是如此。在他去世之前公司就已開始改變，考慮到未來，他最後決定賣掉公司。在他的兒子離開不久後，羅傑打給了他的法蘭克福朋友──迪耶特‧馮‧霍爾茨布林克，他是公司的董事長，一名百萬富翁，在美國擁有亨利‧霍爾特出版公司和《科學美國》雜誌。這筆大約3,000萬美元的交易就是透過電話搞定的。羅傑不斷抨擊出版業的不良勾結的同時，也慶倖自己沒有參與其中，他服輸地說：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已經成為了德國媒體中的第二大協會，只在貝塔斯集團之下。

然而在那時，一名頗具潛質的成功者已經蓄勢待發。來自藍燈書屋的喬納森・加拉西編輯，有著與鮑勃‧吉魯一樣的聰明才智，但是更頑固也更有雄心──同樣比羅賓，亞設或者不服輸的兒子更機智（「可教的，」史葛・圖羅這樣評價他。「他平和地看待自己厲害的個人特質，並且清楚怎樣去運用他們。」）加拉西把像喬納森・法倫岑，傑夫瑞・尤金尼德和湯瑪斯‧佛雷德曼這樣的作家帶到公司，並且一步步升職到主編和副主席的職位。不像吉魯，他既是最佳的出版者也是編輯，也不像羅格，他既是最佳編輯也是出版商。他評價自己是個「好兒子，（羅格）是個壞兒子。」這兩個彼此是好友的「兒子」都有著上天賜予的才能。

賣掉公司後的第一個十年裡，霍茨布林克兌現了大多數當初的承諾，對羅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能夠繼續獨立編輯。同時，他慢慢地放權於加拉西；還遭遇（無視了）現代化的經營，那是生存的必然要素，正在默默地進行著。（直到羅傑死後，公司才搬進美觀又現代化的辦公室裡，員工的日常辦公生活因此而愉悅宜人，不只是可以忍受了。）他已是老獅子了，可不是老掉牙的──怎麼說還是主席。當加拉西建議說：羅傑的世仇、妒願可能會不利於公司盈利，他打個響指，「別跟我說那套基督徒的寬恕什麼的，加拉西。我可是個有仇必報的猶太人。」雖然，他還是興高采烈，可他的身體已經垮了。羅傑於2004年去世，享年87歲。此時，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成功轉型，並且沒有丟掉自己的特色。


眾所周知，因為新技術的原因，過去的十年一直是出版業的痛。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在加拉西的帶領下，似乎闖出了這場風暴，還有那些競爭對手，這些都要歸功於：賣給霍茨布林克後，公司緊接著合理化自己的行銷；羅傑多年細心積蓄的大量重版書目錄；編輯們成功地找到了一批新作者，他們能感動讀者，同時賺錢。當然，有隨之而來的問題和弊端，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卻沒有受到損害。

卡其卡不太過多干預那些作家，如果作家只是『作家』的話，可是當流言滿天飛，他就得插手了，連篇累牘的都是：喬納森・法蘭茲對歐普拉‧溫芙蕾的口角。然而，總體說來，出版業的早期歷史是最鮮活，最有啟示性的；特別受歡迎的是對鮑勃・格洛克斯的人物細節性描述。卡其卡卻沒有真正領會：出版業過去的營運到底是啥樣，人物間的關係、抗爭、還有人格特質、是怎樣的，他全然沒有概念。這就是假扮歷史的專欄新聞。

還有一個困難是，下筆的角度；要麼興奮過度要麼不確切，有時兩者都有，這樣反複多次了。「這位出書的老者（唐納德・布勒斯）說過：他可不能不支持自己信任的接班人。」哥倫比亞是「熱情似火的大鍋，年輕的奮鬥者。」施特勞斯夫婦的室內設計師，在做完他們紐約的屋子後辭世了，「絕不能把它看做是跟那些有爭議的評論有得一比的，跟蘇珊・桑塔格，湯姆・沃爾夫，約瑟夫・布羅茨基有關的東西。」「蘇珊恢復後，他跟她的關係更加糾纏不清了。」當羅傑決意要離開，去哈伯與羅出版社時，他的念頭和行動之快讓老爸來不及想，好像一個愣頭青男友。「對於利益沒什麼好垂涎三尺的。」345頁那麼厚的這類東東，是需要時間消化的。

儘管如此，有這些缺點和疑惑，「溫室」是一次有價值的嘗試。從來還沒有人對一個出版商進行過如此深度的剖析，至少對我們這些從業者來說，出版至少是令人心醉神迷的。另外，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是非常值得探究。因其非同凡響的正面形象，搞笑的負面特徵，還有那滿是戲劇色彩的歷史。最要緊，它堅守了自己一貫的品質水準，多令人驚歎啊：它比「熱辣」強多了，是優秀。再者，它現在可是塊樂土，對作家和工作人員都是這樣。正如知情人說：我是法勒、斯特勞斯和吉魯的作家。

注：
特奧多爾・雷克：（1888-1969），美國心理學家兼作家， 他是佛洛德的最早和最成功的學生之一。

史葛・圖羅：生於1949年，美國著名小說家，律師。曾寫過9部虛構小說和2部非小說類作品。其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發行量超過2,500萬，多部電影也是根據圖羅的作品改編。

湯姆・沃爾夫：生於1931年，美國作家兼記者，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沃爾夫致力於新新聞寫作，被譽為「新新聞主義之父」。

西蒙與舒斯特（Simon & Schuster）：是CBS集團旗下的公司，於1924年由理查‧西蒙和麥斯‧林肯‧舒斯特在紐約創立，是世界六大出版商之一，與藍燈書屋、企鵝出版集團等齊名。2012年下旬曾傳出新聞集團有意收購西蒙與舒斯特的消息，打算與旗下的哈潑‧柯林斯合併，成為美國第二大出版商。

藍燈書屋（Random House）：是德國媒體集團貝塔斯曼旗下的一家出版社，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市。藍燈書屋於1927年成立，創始人是貝內特‧瑟夫（Bennett Cerf）和唐納德‧克洛普佛（Donald Klopfer），並在1998年時為貝塔斯曼收購。

諾夫出版社：紐約知名出版社，由阿爾佛雷德・諾夫於1915年創立，1960年被藍燈書屋收購。

哈考特・布雷斯：美國出版社，主要出版小說以及非小說類作品，在聖地牙哥和加利福尼亞州均有分社。

約翰・貝利曼：（1914-1972）美國著名學者，詩人。是美國20世紀後半期詩壇上的重要人物，代表做有《夢歌》。

特拉普派修士：羅馬天主教修會，嚴規熙篤會之俗稱。特拉普派修士僅在必要時才講話，戒肉食、魚類和雞蛋；從事體力勞動（通常是農耕）；凌晨兩點即起床禱告；每天花數小時用於宗教儀式。其女性修會通常稱為「特拉普派女修會」，遵循同樣嚴格的教規。

艾德蒙・威爾遜：（1895-1972）美國作家，文學家，社會評論家。

羅伯特・洛厄爾：（1917-1977）美國詩人，於1947年獲得普立茲獎，代表作有《王瑞勳爵的城堡》。

艾茲拉・龐德：美國著名詩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艾略特同為後期象徵主義詩歌的領軍人物。他從中國古典詩歌、日本俳句中生發出「詩歌意象」的理論，為東西方詩歌的互相借鑑做出了卓越貢獻。

《哈德良回憶》：講述了：哈德良生於西元76年，為羅馬「五賢君」之一。西元130年10月，哈德良皇帝的孌童安提諾烏斯在埃及尼羅河溺水身亡，死因不明，或是不慎失足，或是自殺、他殺。為追念這位不足20歲即夭折的寵兒，悲慟不已的哈德良把安提諾烏斯奉若神明，在其落水處興建一座城市，賜名安提諾波利斯，同時下令在帝國境內遍樹安提諾烏斯雕像，以銘記這位死於青春的美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