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城邦
上一篇 回創作列表 下一篇   字體:
三讀《思想碰撞在臺灣》~民國105.02.25補正
2011/12/20 20:43:46瀏覽474|回應7|推薦9

 ◎三讀《思想碰撞在臺灣》有感:

  ~雁南飛/民國101.12.20/105.02.25補正

 拜讀蕭功秦先生大作《思想碰撞在臺灣》,心有戚戚然焉。

一、藉由文化溝通,促成了「兩岸知識份子的思想自由交流與碰撞」。〔引蕭先生文〕

二、大陸終將走向民主化,無法長期「不顧社會公正,以政治穩定來反對政治改革」。

三、蘇聯作家對知識份子兩個定義:「一是批判性,二是社會良知」。〔引蕭先生文〕

四、西諺:「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是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仍然是左派是沒有大腦」!〔引蕭先生文〕

五、台灣比中國大陸更「中國化」;更「重視中國儒家傳統」,以溫和方式保存完整。

六、台灣人民認知台灣已經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國大陸遲早必須正視中華民國。

七、「台灣民主的教訓:先制度化,然後擴大選舉權」〔引蕭先生文〕。百分百認同。

八、台灣對大陸將「中國圖騰化」,排除了台灣也可以代表中國~亦即「台灣是一部分的中國」的對等機會,只能被大陸所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屬地框架所束縛,台灣人民深感不滿!這也是為何中國越打壓,台灣越傾向「二次獨立」〔中華民國已「實質獨立」〕之主因。

 誠如「中國台灣獨立與否還在於其次,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平等地位,對於他們來說則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大陸獨佔了“中國”,他們就以“臺灣既然不能稱自己是中國,那就只能稱自己是臺灣了”來應對。要解決這一問題,看來還需要在“兩岸共屬一個中國”這一點上,而不是“大陸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上,多下些工夫。」〔引蕭先生文〕

九、台灣民主化過程出現的本土民粹動員,是實施民主必經的陣痛;儘管選舉過程藍綠對立,選後社會回復正常運作。選舉期間雙方的「激情化」動員,可適度宣洩政黨爭取執政的「焦慮感」,也化解了人民對執政黨或在野黨「恨鐵不成鋼」的情緒。
= = = = = = = = = = = =
《思想碰撞在臺灣》原文:

 〈作者:蕭功秦/提交日期:2008.11.21〉

 四年以前的仲春,我在臺灣訪問了一個月,這段日子正值民進黨開始第二次執政,臺灣島上人們的選戰激情漸趨平靜,兩岸關係處於新的敏感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在思考什麼問題?臺灣學者與普遍民眾是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的?臺灣民主轉型有什麼經驗教訓?這些都是我所感興趣的。儘管海峽兩岸都進入了資訊社會,但人們對另一邊社會生活的理解,仍然經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覺過濾。在臺灣的日子裏,我有意接觸各種類型的人,盡可能地聆聽他們的想法。即使晚上十二點返回寓所,我也會把當天的感受心得在筆記本電腦上記錄下來,有時要寫到深夜二點,這是因為第二天還有新的思想交流在等著我。日記中記下的是我對自己所看到的一個真實的臺灣的觀感,其中也包括自己在臺灣的講演與交流中表達的思想以及臺灣朋友的反應。可以說,本文並不是一般的臺灣觀光日記,而是一份訪學者的思想實錄。兩岸知識份子的思想自由交流與碰撞,在四年後的今天,或許仍然會引發讀者的新的思考。

[與臺灣研究生討論知識份子的使命]

 上午十點多鐘,我在大學綜合大樓聽上海學者S 君所作的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講演,S 君也是多年的朋友,S 君談的是傳統知識份子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分化為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的問題。他運用的是葛蘭西的有機知識份子概念,來說明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份子出現的向專業化發展的基本趨勢,以及這種專業化對於人文關懷的影響。他講完後,主持人要我發言,我接過話頭談了以下幾點。

 一,傳統知識份子(即以天下為己任,訴之良知的宏大敍事的讀書人)向有機知識份子(即以特殊階層利益集團利益為效力物件的屬於特定壓力集團的知識份子)過渡,是現代化的基本趨勢,傳統型知識份子以道德為使命,有革命傾向。也有全盤改造社會的激進革命烏托邦情結。而專業知識分子即有機知識份子,是社會上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代言者,他們是社會分化的產物,分化了的利益群體為了爭取自身權益,也需要尋找自己在知識份子中的代表者,這樣有機知識份子在社會分化中就得以產生。

 有機知識份子,從英文字義來顧名思義,就是“被組織到結構中去的”知識份子,只要一個社會進入現代化引發的社會分化階段,這種趨勢就不可避免。應該說,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例如,在現在的美國已經很少有傳統型以天下為己任,對任何事情發言的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的有機化或被組織化與專業化,至少不會出現二十世紀初期傳統知識份子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那樣的轉變,這對中國當下現代化避免出現革命性的破壞,應該是有利的。

 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知識份子中,出現了強調自由價值的自由派、強調平等價值的新左派,以及強調秩序價值的新保守主義(或新權威主義)的三大思潮對峙,這種思想分化,可以看作是從道德型知識份子向有機知識份子轉變的過渡階段。更具體地說,

 主張平等至上的新左派客觀上接近於下層,主張自由與法制的自由派客觀上代表新興的中產階級,主張秩序至上的新權威主義客觀上接近于代表上層技術官僚、大企業家及特權階層的利益。這種知識份子思想分化,表明中國大陸已經從同質性的板塊型的思想一體化,向思想價值多元化的轉變,這種多元化是多元民主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三大思潮與民間階層分化的多元化的對應關係,也體現了傳統型知識份子向有機知識份子轉化的趨勢。

 三,然而,知識份子的有機化,即分別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的知識份子的分化過程,存在著一種危險,那就是矛盾,即知識份子的為階層服務的利益導向,與知識份子的良知所要求的中立性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與矛盾,更具體地說,一方面,知識份子的有機化(即被有機地組織到階層利益集團中去並為其服務),各就其位元,是社會分化的正常現象;另一方面,階層利益也會驅使知識份子,使之為特殊階層說話中獲得自身利益,為階層利益說話的結果,會失去了自己對真理的追求,這是因為階層利益並不等於社會真理,為了利益說話,就會去創造為某一階層利益而歪曲事實的虛假的意識形態。這樣就會失去了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與本份。正因為如此,知識份子的有機化,與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功能是對立的。這是所有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知識份子共同面對的問題與困境。

 接下來,我談到大陸思想界的狀態。如果強調平等的新左派“有機化”于藍領或底層勞工階層,訴諸於民粹主義動員而不顧社會長遠利益,就會引導社會回到大鍋飯體制上去,如果強調效率的自由派“有機化”於中產階級,而不顧社會公平,就會支持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奪,為有產者作無條件辯護。同樣,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者如果“有機化”於大財團與技術官僚權力層,而不顧社會公正,就會把不合理的現存秩序合理化、凝固化,以政治穩定來反對政治改革。產生阻礙社會進步的消極作用。

 主持人問,中國文化中,有沒有使知識份子執著于真理與良知的精神資源?我的回答是,我在飛機上正好讀到了徐復觀的一篇文章中的觀點,徐複觀說,西方人重上帝,東方人重良心,這裏的良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仁”,“仁”的本質就是人所固有的內在的良知良能。儒家認為,隱側之心人皆有之,“己欲仁,斯仁至矣”,儒家認為,只要人們把自己內在的良知潛能發掘出來,就能內聖外王,這裏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然而,我對中國人能否在已經出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斷裂的情況下,繼續能通過發掘內在的良知良能的資源,來充當實擔當社會責任的內有精神力量,仍然存懷疑態度。

 聽講的大多數是該校的研究生,應該說都是臺灣未來的文化精英,我從他們專注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們對來自大陸的學者講演慷慨激昂的高調風格一定頗感新奇與興趣。臺灣與大陸在文化上有一個不同點,大陸經歷過五四文化洗禮,建國以來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充滿慨而慷的激情,知識份子說起話來,往往習慣於宏大敍事,激情四射,而在臺灣,仍然保留著傳統的那種謙讓內斂之風,先生們說起話來,文質彬彬,含蓄而雍容有度,這些臺灣研究生們一定會對我們大陸學者的發言有一種新鮮感。

 最後,我在交流結束時,引證了從一位前蘇聯作家寫的英文書中讀到的一段話,這是我所獲得的有關知識份子定義中最奇特、最深刻、而且最令人拍案叫絕的定義:什麼是知識份子?那俄國作家說:“知識份子就是:一,被大學開除出來的人,二,他熱愛人民。”

 這些研究生們聽了這樣奇特的定義,也都會心地笑了。這位俄國作家形象地把握了知識份子的兩個最重要特點,一是批判性,二是社會良知。不過,我補充說,其實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未必要被開除,只要有那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心就可以了。當然,這指的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份子,而不是有機知識份子。

[餐桌上討論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生活態度]~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路邊小茶館,不經意的古風與臺灣人的人情味]

 今天是來台的第三天,早上起來後去餐廳,才知今天是周日,沒有供餐,於是到門房打聽如何獲得早點,那位看門的女士得知我沒有用過餐,先問我會不會用摩托車,可借用她的車去上街購餐,我說不會騎,她說,那你就為我看一下門房,我騎車為你去購餐。我心裏很是感謝。就一個人坐在門房裏。不一會她騎車從街上購到餐點帶回來了。我真不知如何感謝她才好,她是湖南湘陰人。四九年隨家來臺灣。她知道我是大陸來的訪問學人,也許是看到了家鄉人,對我特別友善。我心裏想,回大陸以前,我一定要送一件小禮物給她。

 昨天晚上,那位昨天在餐桌上認識的大學生還特地打電話問我,在生活方面是不是需要什麼幫助。臺灣人有很可親的一面。臺灣人的人情味,很可以做一個題目。

 晚上上街進餐後,返回招待所,路過一家路邊小荼館,裏面空無一人,此處專賣烏龍茶,主人盛情相邀,進去後發現這是一個佈置相當質樸淡雅的茶室,很有一點不經意的農家古風,主人四十來歲,他說,現在的人為掙錢很苦,欲望多,而機會少,於是總是活得很累,不如把生活要求降低一點,生活欲望淡了,也就心裏舒坦了。他的話頗有點道家思想。

 這是他家傳下來的老瓦房,由於不是租來的,因此也不會為掙錢而煩心。他讓我嘗了他自己製作的豆腐乳,其味真是鮮美無比,他說他每年只是做了自己食用,也送一些給朋友,從來不賣。如果賣就會引來許多顧客,他也來不及做,如果天天忙於生意,那份閒情也保持不住了。還不如不做。他還說他原來在外面打工掙錢,媽媽過世以後,他突然大徹大悟,才辭了工作,搬回家來住。在這裏他可以重溫兒時的時光。

 望著那粗重厚實的木質板凳,那白色的燈籠,那瓦罐、籐椅。那桌上不經意放著的幾朵紅色的野紅花。我忽然想到了孟浩然的詞: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鈄;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可惜在我們大陸這種情趣與意境已經很少看到了,沒有想到在臺北近郊處仍然還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情趣。我想,關鍵還是要有小茶館主人這樣有文化又有意趣的人。

 在臺灣,保留著比我們大陸更多的中國儒家傳統,他們沒有經歷過五四反傳統的文化衝擊。臺灣人幾代以來都以其溫和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傳統生活。傳統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無聲無息地潛入到了現代人的生活,而這些在我們大陸是看不到了。臺灣人自己並不一定能比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記得上海的老朋友朱學勤在給我校的研究生的講演中說,他覺得臺灣人比大陸人更像中國人,這話看來是有根據的,今天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電視裡的李登輝]~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臺灣街頭文化:一個沒有經過五四衝擊的文化]

 今天下午睡了一大覺,精神很好,晚上與高華在大學附近一家餃子店用餐,大學附近的街頭小餐館特別多,一到晚上,萬家燈火,看上去不但繁華,而且既親切又乾淨。我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麵館面前居然嗅到了小時候久違的陽春麵香氣,這使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時代,有一種時光倒錯的感覺。

 我突然產生一個想法,這種特別好聞的麵湯香味之所以在大陸失傳,很可能是因為公私合營與文革造成的傳統經營文化的斷層。我對高華說,臺灣沒有經歷過公私合營與公有化,各家都把自己祖傳的經營秘方與看家本領一代一代保留了下來。各家店鋪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著自己在長年累月的市場競爭中形成的看家本事。店面再小,卻都各有其特色。這些麵館的小老闆對自己從父輩手中承繼的祖業小心維護,傳統的經營文化已經深深凝聚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中。比方說,店主說起話來輕聲細語,洋溢著一種傳統的待客之道。

 我們大陸在計劃經濟時代正相反,先是把過去滲淡經營的小業主文化當作資本主義的根苗全部摧垮了,經過文革災難以後,才讓一部分人重新從事小業主生計,大陸八十年代以來的個體戶,都是白手起家,他們早己失去了傳統百年家風、店風的繼承。我們大陸日常所見的只有那種原始的赤踝踝的、粗鄙的拜金主義,唯利是圖的貪婪性與奢華氣勢。那種氣勢看上去頗為豪華,格局似乎很大,很有霸氣,但實際上內在的文化內容很單薄。臺北的夜色中,那些燈光下的小店,有一種難以言表的人情味。臺灣店家與大陸店家經營中的這些微妙的差別,只有來到臺灣實地比較之後才能感受到的。

 G 君說,林毓生(從臺灣赴美國留學的著名思想學者,中研院院士)先生有一篇文章說,臺灣與大陸相比,在對傳統的繼承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經歷過五四激進的全盤反傳統運動。看來,這一點林先生說到點子上去了。臺灣人沒有對自己祖先傳統的妖魔化過程,也沒有經歷公私合營與公有化。

 我們一邊散步一邊漫談,高華指著一家餐店的名稱“湯饌”,這兩個充滿古人意趣的字,結合到一起,真有一種古典文化的美,中國漢字傳達的一些極為精緻的意思,常常通過這樣一些餐鋪招牌為人們所感受到。我想起一位上海朋友準備為即將出生的孩子起名字,總覺得找不到合適的字,其實,唐詩、宋詞中有多少優美而豐富的漢字,人們為什麼會想不到呢?

 高華說,一位臺灣朋友告訴他說,台南那些地方,尤其是農村,那裏的農民真有點宋明人的遺風,他說一位中國學者第一次到那裏去,許多村民都來看這位“共匪”,紛紛說,要把“共匪”請到家裏來做客,因為當時沒有適當的詞來指稱大陸人,只好借助國民黨反共宣傳的稱呼。也是趣聞。

 臺灣比中國大陸更像中國,我也體會到了這一點,許多從大陸來的學者在住在臺北之後,離開時都會說,對臺北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也許就是這種與傳統不曾中斷的文化連繫在其間起作用吧。臺灣人對來自大陸的人對臺北的親切感,一定不會有深切的體會。

[雨中揮舞國民黨旗的老兵]~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在D大學政治系與泛綠學者談兩岸關係]

 今天是6 月7 日,來臺灣已經十天了,下午應約去D 大學政治學系與四位泛綠教授座談。兩次來臺灣,我所接觸的臺灣學者絕大多數是泛藍人士。正因為如此,今天的座談對於我來說具有特別意義。能近距離地瞭解具有不同觀點立場人們的想法,把握他們思想的脈絡,彼此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可以獲得許多啟示。

 幾天前,我請臺灣大學S 教授介紹我認識一些屬於泛綠陣營的學者認識,S教授之所以選擇D 大學介紹給我,是因為臺北市大多數大學都是泛藍人士占多數,只有這個大學教師是綠營人士為主,中午我如約到了D 大學的政治系會議室。

 不一會系主任W 教授,資深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M 教授,法學博士H 先生,助教授巴黎大學博士C 先生都到了。白桌布上放了一些小甜點,平添了一些溫馨的氣氛。然而,說起來這確實是一種很奇特的氣氛,我是客人,卻沒有任何人引薦,一個人獨自來到這個陌生的會議室,面對幾個從未謀過面的泛綠派學者,共同討論雙方共識度並不多的兩岸關係問題。我很不希望討論者會變得感情用事並使氣氛緊張起來,一旦出現那種情況,連調節氣氛的人也沒有。幸好,一見面,年長的M 教授就對我說,1998 年他在美國柏克萊大學一次會議上聽過我的講演,那年我應美國政府邀請第一次訪問美國,曾在三藩市介紹過大陸的新權威主義思潮,他當時也在座。總算座談會上並不全是陌生人。

 我的開場白是先作了一點自我介紹,然後說自己這次來臺灣從事訪問研究有兩個目的,一是實地瞭解臺灣的政治發展與現代化轉型,二是希望對臺灣朋友在兩岸關係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瞭解。我接著談大陸改革開放是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百四十年來第一次真正獲得的好機會。大陸提出和平發展就表明我們大陸人十分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歷史機遇,而和平發展的最大的障礙就是臺灣問題,如果臺灣出現獨立,兩岸一旦訴諸戰爭,大陸實現和平發展的目標就很難實現。

 同樣,這對於臺灣現在正在實現的民主化來說,也構成致命的打擊。接下來我談了十天來對臺灣的觀察,並說希望就教於各位:

 我說,首先,臺灣民主化得益於三個條件,一是國民黨三民主義意識形態有著對民主的承諾,二是臺灣廣大中產階級的興起,臺灣社會沒有出現極貧與極富之間的巨大兩極化差異,而這種貧富差異是非常不利於民主正常發展的。第三,是民進黨作為反對黨的出現,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的權威主義要走向民主,往往遇到一個巨大的困難,即獨大黨(Dominant Party)系統下,很難發展出強有力的競爭性對手。競爭性民主只有在勢均力敵的較量中,才能形成競爭性的多元均衡,而民進黨以臺灣“民族主義”為訴求,則恰恰形成一種聚結為反對黨的組織力量,來與國民黨抗爭,這種反對黨的組織力量,有意無意之中,恰恰起到多元均勢的功能。這種有利條件在其他地區與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並不多見。這方面臺灣應該是得天獨厚。

 說到這裏,我覺得他們意識到我並沒有敵意,因為我是從民主化所需要的多元制衡的積極意義上,來看待臺灣的民進黨的功能的。接下來,我進入了主題:

 一開始,人們原以為,臺灣民主會起到大陸民主化的示範作用,但事實卻並不如此。對於競爭性政黨來說,通過競選追求本黨利益的最大化本無可厚非,然而,而民進黨是一種特殊的不合理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的。民進黨要取得選票優勢,就以族群劃界,並訴之於族群悲情主義,因為它覺得這樣最有利於它獲得臺灣的多數選票。這種情況之所以在臺灣出現,這是因為民進黨恰恰是以本省人為主體的黨,它可以聲稱代表本省人利益,而本省人又恰恰是臺灣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多數人群體。

 要使這一多數群體產生“我族認同”,又只能不斷地強化“二二八”的悲情與受迫害者的歷史回憶。在陳水扁看來,由於本省人在臺灣占人口85%以上,只要訴之於本省人的悲情,並以多數群體與少數群體之間的劃界為選舉戰略,在選戰中就很容易獲得多數票,並因此而取得執政地位。臺灣2000 年與2004 年的兩次選戰均是如此,雖然民進黨在政績上乏善可陳,但居然也能取得勝利。其原因就是這兩點的結合:民粹動員、悲情意識、族群劃界。

 然而這樣做,民進黨又不得不付出另外的消極代價,那就是,形成信任危機,一是大陸不信任,陳水扁言而無信,一到選戰,就會煽動台獨情緒,以爭取多數族群意識,大陸很難與之建立互信關係。二是臺灣本地中另一半人的不信任,泛藍群眾總是成為被攻擊的物件,我認識的一位元原先屬綠營的學者後來成為激烈的反陳水扁派,其原因是他認為這種競選是不公平的,他說,把少數人被為攻擊對象,不是和當年希特勒壓迫少數猶太人有什麼兩樣?他還說,這種民主恰恰是法西斯主義的民主,希特勒就是以多數票上臺的。’族群分裂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美國不願意為陳水扁的冒險族群主義背書。

 而且,我特別擔心的是,政治家為了求得權力的保持會不惜一切走這條路,因為有了權力就會有如此大的資源,這種誘惑力強大到足以使他寧願犧牲規則,冒極大的風險,進一步煽動分裂,這樣下去肯定將會形成惡性循環--煽動悲情=>族群分裂=>取得多數票得勝=>族群進一步分裂....如此迴圈。兩岸關係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前所未有的困難與危險時期。我擔心臺灣民主會走進死胡同,進入一種陷阱之中。兩岸關係解決不好,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也影響了臺灣民主化的正常發展。這正是大家共同心憂的。我這次來,就很想聽聽不同觀點的朋友的意見,看看能不能找到能避免兩岸走向戰爭的辦法。我想知識份子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但對困境的思考是知識份子的不可推脫的責任。

 當我結束我的這段開場白以後,原先曾在三藩市有過一面之交的M 教授第一個發言,他首先問我來了多少天,我說正好是十天,他問我見了哪些人,他們是那一派,我說主要是藍營學者。接著我特別補充說,正因為我想全面地瞭解臺灣情況,所以特地來到貴系,很想與綠營學者交流一些個人想法。他說:“你能在十天裏對臺灣做出這樣的判斷,可見你的觀察是敏銳的,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有些看法我並不同意。首先美國並沒有失去對陳水扁的信任,他們鼓勵臺灣購軍火就是例子,其次,臺灣日常生活中並沒有什麼族群分裂。”

 法國歸來的博士C 先生的接著說,大陸方面應該反省一下這樣一個問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為什麼在臺灣越來越少,他說,這個數字從1992 年的26%,下降到7.7%。而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則從同期的17%上升到43%。如果把這種變化完全歸因於李登輝、陳水扁的挑動是說不過去的,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能量。他們也只是一種社會心態的在政治上的代表。C 先生還說,我們的生活方式、語言、風俗、都來自中國,我們的祖輩也來自唐山,這一點沒有人否認,為什麼我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C 先生認為,這與大陸的“逼迫”有關。每一次大陸的逼迫與“打壓”,都會把臺灣人逼得產生逆反情緒。第一次是1996 年飛彈事件,李登輝正是在這種民眾的逆向心理下,選票過半。第二次是2000 年大陸領導人在臺灣選戰前講“不怕流血”的話,實際上也起了對陳水扁“助選”作用,第三次是2003 年沙斯事件時期,某位中國大陸官員在國際場合在回答臺灣記者“臺灣人民是不是能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時,傲慢地一揮手說“誰理你們啊!”然後揚長而去,這一形象在電視上反復播出,怎麼會不激起臺灣人的悲情意識?臺灣人就聯想到,國民黨從大陸來,就搞了二二八,現在共產黨還是如此,這對選票傾向怎麼會不產生影響。

 M 教授接著回應說,本來,臺灣人對“中國人”這個概念並沒有特別的感受,無所謂喜歡或討厭。但大陸對中國的解釋,過於狹隘,既然“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全世界都這樣認為,那麼,至少現在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豁範圍的臺灣,從理論上說,就不是“中國人”了。臺灣人可以認為自己是華人,對這一點沒有意見。但不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人。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不願意在“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來談兩岸關係問題?他們解釋說這是因為,如果承認這一點,就意味著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臺灣事實上並不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臺灣事實上已經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然後,我提出第二個問題。那就是,目前我們暫時誰也不能說服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兩岸關係?如何使兩岸關係不至於進入戰爭狀態,而又能使雙方找到對方也能接受的辦法?雖然知識份子對這一問題人微言輕,但知識份子的良知要求我們要應對這一問題。我的看法是,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原則去要求對方,一場中國人內部的戰爭就不可避免,在我看來,在找不到合適的辦法以前,臺灣絕對不能單方面去宣佈獨立,寧願把臺灣前途留到未來某一個時期來解決。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就是逼大陸的中國人通過戰爭解決問題,那並非中華民族之福,大陸不願意因為臺灣問題而失去現代化的機會。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們對於獨立的願望並不如我想像的那麼強烈,他們認為,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陳水扁政府也不會宣佈獨立,因為美國反對,宣佈獨立缺乏可行性。其次,他們還說陳水扁就算是一個台獨派,也沒有關係,因為他是機會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必須根據環境變化來決定下一步取捨,而現在的客觀環境就是台獨行不通。陳水扁即使心有餘,他的力也不足,四年以後陳水扁也要下臺。沒有必要把他看得那麼重要。這一段話,是他們的共識。

 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大家還算是心平氣和的,當然,他們並沒有對我很熱情,只讓一位學生送我出了門,但也算是以禮相待了。我總算瞭解了他們思想的邏輯:在他們看來,臺灣獨立與否還在於其次,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平等地位,對於他們來說則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大陸獨佔了“中國”,他們就以“臺灣既然不能稱自己是中國,那就只能稱自己是臺灣了”來應對。要解決這一問題,看來還需要在“兩岸共屬一個中國”這一點上,而不是“大陸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上,多下些工夫。事實上,前幾天新華社播發的“五一七”聲明,實際上已經在強調“共用一個中國的繁榮”,這句話很有新意。其次,在建立共識以前,兩岸要少談些分歧,多談些共性的東西。要在感情上建立起良性互動。只有這樣,才能化解多年來的矛盾。

[臺灣民主的教訓:先制度化,然後擴大選舉權]

 晚上與高華去一位臺灣教授家做客,兩位臺灣青年學者也來相聚,交談中,留美歸台的W 博士說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臺灣民主化的教訓在於,臺灣出現了強烈的以族群為基礎的民粹主義傾向,這並不是民主的正常發展,而是以多數族群壓迫少數族群的“多數人專制”,長此以往,怨怨相報,在特殊的氣氛下,外省人甚至會如同當年德國猶太人一樣,被指責為應具有“原罪感”,民進黨人以為只要煽動悲情主義,就可以啟動占人口多數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族群分裂,並以族群為基礎的利益劃界。長此下去,其嚴重後果甚至可能是出現“法西斯式”的對作為少數族群的外省人的壓迫政權。由於有這種選擇的人占人口的多數,陳水扁將在絕對多數人口的本省人的支持下成為勝出者。臺灣南部是大票源,那些南方山民,一天到晚聽的是地下電臺的台獨電臺的鼓動性的宣傳,如,“讓中國加入世貿,就等於讓南方的水果爛掉。”等等。

 W 博士的觀點是,看來大陸以後要搞民主,不像臺灣那樣,一步到位地去搞直選制民主,而應該學習英國的民主經驗,一步一步通過試錯過程,先在小範圍內形成約定俗成的、人人認同的遊戲規則,然後再進一步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這樣,使新的民主參與者就自然受到己有的規則的約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民主遊戲的規則保持權威性。而臺灣則相反,先是擴大普選,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已經形成巨大的民粹潮流。民粹主義成為本省機會主義者得心應手的獲權工具。W 博士的觀點有其啟示性,然而,後發展國家的民主化很難像十八世紀英倫三島的歷史上那樣,先在少數人中建立民主遊戲規則,然後逐漸吸收更多的人進入民主競爭,使民主規則對參與者的約束力始終有效。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大多是一步到位實行普選,其結果很難避免民粹化,臺灣流傳的說法是,在臺灣,十個不識字的老太婆可以決定九個博士的命運。韓國是如此,拉美也是如此。這實在是一個民主的難題。

 我談到民粹化政治是二十世紀民主政治的一大困境。民粹主義產生的機制是,只要存在著“人民公意論”,只要實行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只要底層平民的同質性程度較高,社會分化與多元化程度較低,同質化的底層平民就會形成巨大的票倉,那麼,誰掌握了底層的平民人心,誰就擁有多數票,這一巨大的票倉就會吸引野心勃勃的政客,為了在選戰中獲勝而提出迎合大多數人的口號來吸收選票。於是有魅力的領袖與同質化的平民之間,就會形成相互依存的民粹主義勢力。臺灣的民粹政治則表現為,台獨政治家有意煽動對外省與大陸的仇恨,以此來形成多數與少數的對立,以此來獲得票源。我說,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潮流很難繞開民粹主義問題。也許這是普選制民主本身的困境。

[以“政治景氣論”看食洋不化]~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讓外國政治家來“承包”臺灣?]~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一個大陸學者對臺灣人的期待]

 再過幾天就要回大陸了,晚上在電腦上寫作訪問總結,以便在離臺灣以前寄交給東道主臺灣中華基金會。以下是報告的內容摘要:

 這次是我的第二次來台訪。知識份子儘管人微言輕,但學者自我承擔的責任與良知,要求我們為自己民族解脫面臨的困境盡自己一份心力。兩岸關係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事,更是民間的事。

 這次到臺灣,最深切的一點感受是,臺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留,使臺灣比大陸在許多方面更象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以至於要瞭解傳統中國社會人文,大陸人可以在臺灣獲得具體入微的體驗。我在屏東、高雄各地的祠堂、村落廟宇與農村訪問時,才感受到這種傳統人文環境的影響力的持久不衰。而在大陸,傳統人文遺存幾乎蕩然無存。

 究其原因,與大陸自五四以來產生強大的激進反傳統主義的人文思潮有關,這種思潮在政治上發展為把傳統視為封建主義的遺留而予以全盤妖魔化,這對文化的繼承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而在臺灣卻沒有出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與妖魔化的過程。以至於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至今在台南地區還保留著一些宋明遺風,這一點,只有長期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才會有深切的體會。

 根據我的觀察,臺灣民主化有成績,也有其矛盾與問題 :一方面,民進黨以臺灣民族主義為訴求,則恰恰在客觀上形成一種消解獨大黨體制的組織力量,這種反對黨的組織力量恰恰起到多元均勢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臺灣民主化過程中,也出現了民粹主義動員與族群分裂等消極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民進黨為了發揮自己的動員優勢有關:民進黨爭取選票的過程,往往會強化族群界線,並成功地運用悲情來啟動選民的族群感。從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其結果,形成了臺灣社會的族群裂痕,產生了少數族群與外省人的被壓迫感。

 以族群劃界也會產生對悲情主義的政治訴求,這又會引發台獨的激進主義,例如出現“支那人滾出去”“中國豬”的聲音,這又會激發大陸對日本侵略深刻的痛苦回憶,這就如同在大陸人的精神傷口上灑鹽一樣,引發大陸人的“受害者的悲情主義”,如果大陸十四億中國人的悲情主義被啟動,兩種悲情主義之間的非理性的兩相激蕩,其結果會不斷地引發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緊張,甚至產生戰爭的悲劇。

 臺灣民主化是社會進步的趨勢,但臺灣民主化過程出現的民粹動員,悲情意識,族群劃界,以及社會分裂,在兩次選戰中都週期性的出現,這決不能以偶然性來解釋。一個真正為臺灣人民謀福的政黨,應該有以政治為天下公器的責任倫理精神。應該有為民族未來負責的態度,這些都是值得臺灣當政者深思的。

 感謝中華發展基金會給予我這次寶貴的機會,在兩岸關係處於複雜多變的時刻,作為一個生長在大陸的獨立學者,深感兩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深感有責任運用自己的知識能力,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冷靜、客觀、全面地如實地介紹給大陸朋友與普遍民眾。同時,也誠懇地期望臺灣人不要走向臺灣獨立,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爭取的,有些事情是無法通過爭取來實現的。臺灣獨立就是不可能通過爭取而成功的事。

 雖然兩岸關係有許多敏感複雜的因素,雖然大陸方面的一些具體做法,可能使臺灣人產生誤解,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意無意中傷害了臺灣人的感情,其中也有歷史與現實環境造成的過節與誤會,但大陸人希望兩岸統一的願望是出於至誠。正如兩個打過架的兄弟總會和好如初,回到已故母親的靈前來共同祭祀,我也看到了兩岸關係發展的許多重要因素與契機。

 最後,感謝我見到的所有臺灣朋友對我的幫助,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也盼望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兩岸人民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與韋政通先生一席談]~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與民進黨官方人士的交流]~略。〈另貼於文章回應〉

[回家前的感想]

 過幾小時就回到家了,此刻我坐在香港候機廳讀一份香港報紙,報載大陸知名學者N 教授關於兩岸問題的文章,這位學者斷言:2008 年臺灣勢將獨立,中國大陸必須做好統一戰爭的準備,言下之意要先下手為強。據我所知,此君從來沒有去過臺灣,對臺灣當然沒有實際的感覺。令人擔心的是,這位大陸強硬派學者的思維方式,卻在我們大陸的網路上,成為主流,長此以往,可能左右人們思考問題的路徑。

 記得正是這位學者曾經發表過一個怪論,大意是,即使收不回臺灣,我們也可以把臺灣炸平了再說。這真像是一種賭輸了同歸於盡的心態,完全不顧臺灣人的死活,實在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非理性的心態。雖然他決不能代表大陸大多數知識份子,但它卻能影響眾多憤青與線民,並佔領民族主義話語的至高點。

 我深恐此類思維會披上民族正義的冠冕堂皇的外衣,來影響國人的思維與選擇。相信中國的當政者不會片面聽信此君的不負責的言論,中國的命運決不能交由此種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擺佈,至少不能讓他的聲音毫無阻力地在社會上不受制約,如入無人之境。

 有時我想,一個有機會到臺灣訪問的大陸學者。應該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讓更多的人瞭解。用政治學者與歷史學者的眼睛,把我在臺灣的所見所聞寫出來,實際上正是實踐一個獨立知識份子的責任。把日記稍作整理後在網上發表也許是個辦法,日記式文字發表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比較真實自然。當然,能在刊物上發表就更好。

= = = = = = = = = = = =
[附註]:

 一、《思想碰撞在臺灣》文長,部分原文逸失;茲補正。

 二、蕭功秦先生是大陸少數對台灣相當了解的學者之一。所撰本文觀察客觀深入,具兩岸文化議題參考價值。

和則能平〈網路分享〉

( 時事評論兩岸 )
回應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上一篇 回創作列表 下一篇

引用
引用網址:http://classic-blog.udn.com/article/trackback.jsp?uid=Axeman&aid=5949661

 回應文章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與民進黨官方人士的交流]
2016/02/25 15:19

[與民進黨官方人士的交流]

 這些天來,交流的物件大多是泛藍人士,今天是離台前的最後一天,下午二點半總算有了一次機會,與一位民進黨學者兼官僚的C 先生,約在一個咖啡廳聚談。 C 先生是臺灣的知名學者,早在二十年前,我說聽說過他的學問很好,是一位前輩學者最欣賞的後學之一,他對我那麼老遠趕過來與他見面表示歉意,說如果知道我住得那麼遠,就會約一個更中間的地方會面。他是小鬍子,小平頭,西裝革履。他的外表很像是一個刻意打扮過的日本商人。而且看上去像是一個很發達的日本商人。他已經具有政治人物不自覺的那種威勢。他談話缺少與別人交流的願望,只要你講個頭,他就會以斯條慢理的聲音談起來。語言是很沉穩,很有邏輯的,也很有些看法,但這不是交流,不是對未知的東西的一種探尋。

 他說,兩岸的問題的難處在於,一方面大陸經濟上崛起,有了足夠的實力,另一方面是臺灣卻已經民主化了。如果兩個因素中少了一個因素,兩岸關係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緊張。例如,如果大陸經濟軍事實力不足,臺灣方面也就不在乎大陸,可以自行其是,反正你們拿臺灣沒有辦法。現在臺灣方面的變化是,由於臺灣民主化了,因此,任何臺灣執政者都不可能在民意不同意的情況下按大陸的要求統一。問題是這兩者正好碰到一起。問題難就難在這裏。

 他還談到,臺灣民主並不成熟,由於蔣氏時代的威權政治具有壓迫性,使臺灣社會內部並沒有為民主到來做到必要的準備,因此帶來許多矛盾。當他談到社會上流傳的仇視大陸人的一些傳聞時,他很激動地說,臺灣人罵大陸人是“中國豬”,“支那人滾回去”,這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僅僅是少數,而且可以說是極少極少數,少得不值得一提。可能藍營人士為了刺激大陸而故意挑出來說的。最有意思的是,他說,如果兩岸統一,那請問,在目前大陸的一個中國框架下,中華民國往哪裡擺?換一種說法,中華民國如何放在一個中國框架裏來?我注意到,他以中華民國為擋箭牌,來說明為什麼不能接受一個中國。這反過來表明民進黨當家以後,才知道。“中華民國”這塊牌子的重要性。

 我的總的感覺是,C 先生認為現在兩岸的問題不是臺灣方面造成的,而是大陸方面造成的,一切應由大陸方面來解決。這是典型的綠營中間派的觀點。與一般臺灣知識份子不同,他談問題已經不是討論性的,而是闡述性的,一切已經是固有見解。也許他已經習慣於採取同樣的方式來談兩岸問題。臨走時,我送給他一套袖珍本的線裝李清照詞選,他表示謝意。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雨中揮舞國民黨旗的老兵]
2016/02/25 15:17

[雨中揮舞國民黨旗的老兵]

 今天是來臺灣的第五天。上午7 點出發,乘車去郊外參觀陽明山國家森林公園,接著又去蔣介石草山行館,那是蔣介石來臺灣後的上世紀五十年代長期居住的地方,整個公館整體上是日本式風格,格局似並不大,但窗明几淨,有一種恬淡之美。記得二十年前,在一張政協小報上讀到過蔣介石的警衛寫的回憶,說上世紀五十年蔣介石在草山過生日,頗為儉樸,讓警衛下山在老百姓家裏買了兩隻活雞。對此印象很深。

 回市區路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在七樓黨史館參觀,一位國民黨的義工為我們講解國民黨領袖建國的艱難,此地參觀者很少,整個大廳只有我們幾個人。我總覺得整個氣氛是人去樓空,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落寞之感。這時外面正好下起了大雨,在滂沱的雨中,國民黨黨部大樓外,聚集著的幾十個退休老人在大樓門外仍然還不肯離開,有兩位老人在雨中用雙臂揮舞著國民黨黨旗,頗有一種悲壯傷感的氣氛。這些屬於深藍陣營的老兵們,似乎想以這種雨中揮旗來表達他們對已經失去政權的國民黨的支持。據說連戰現在就在此地樓上某一層辦公,真不知選戰失敗後的連戰看到這些老兵雨中揮旗的場景,心中會作何感想。國民黨要再等四年,才有一次新的機會重整河山,他們那時會有所作為嗎?從現在的樣子看,實在令人難以對他們產生信心。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與韋政通先生一席談]
2016/02/25 15:15

[與韋政通先生一席談]

 過幾天就要回大陸了,今天晚上與臺灣著名思想家韋政通先生談,他特地請自己的女兒開車送他到高華寓所,我們三人在這裏見面後並到附近餐館用餐,以下是他的一些想法。

 為什麼臺灣民主發展到如此令人不滿的地步,他說,事先臺灣民主化並沒有通過全民的教育。民主是突然的,當一人一票實現時,結果就會出現扭曲。英國走的是漸進式的發展道路。臺灣則是通過仇恨,通過鬥爭,一旦鬥爭者得勢,就會反過來打擊自己的敵人。其次,臺灣三權分立只不過是形式,行政與立法最後是相當「交換利益,各得好處;私下解決,黑道政府」。

 我在餐館裏對韋先生說,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到韋先生時,回來後的第一個感覺是,我的老師一輩的人應該是韋先生那樣的人,然而,時代沒有給我們這一代以那樣的老師。我們的價值、知識、志趣等等,全是在艱苦的生活中無師自通的結果。

 他是一個傳統的自由知識份子,思想清晰,實在,沒有那種食古不化,食洋不化,以常識為基礎,他與牟宗三的分手,使他避免了把儒家意識形態化為教義的危險。他的思考始終是清明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明智。與他談話最令人稱奇的是,他已經八十多歲,頭腦仍然如年青人一樣清晰明快。他一年前因老夫人去世,很不適應那種孤獨生活。他說有一段時期甚至連一個字也讀不下去,生活變得索然無味。

 然而,當他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給研究生上課,此後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有著使不完的精力,中國大陸有那麼多求知若渴的大學生圍在他身邊,聽他講道論學,這是他在臺灣根本沒有享受過的樂趣。從大陸回來後,他又重新回到了知識生活中來了。韋先生身上,似乎透露出知識份子與一般人不同的東西,那就是知識,思考、探索,求真,本身就是愉悅的來源。用儒家的話來說,那就是“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我希望我老年時也能像他那樣。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讓外國政治家來“承包”臺灣?]
2016/02/25 15:12

[讓外國政治家來“承包”臺灣?]

 今天是來臺灣的第二十三天,上午參加一個演講會,主演人是政治學者Z 教授,他的講演大意是,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和平、發展、尊嚴、安全。陳水扁卻偏離這一目標。陳水扁大談“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一切以此為原則,而不問臺灣老百姓的生計與安危,正因為如此,“究竟要自己人的政府還是好的政府?”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放在臺灣人面前。Z 教授認為,民進黨當政者陷入了被他稱之為“我執”的政治秘思。用他的話來說,民族主義、族群主義一旦成為“原則”,就變成“寧願生活在自己人統治的地獄,也不願意生活在他人統治的天堂”的迷失。他認為,臺灣人應該考慮讓外國人來“承包”臺灣。讓出職位來,這樣就使臺灣“全球化”了。

 我是這次會議上唯一的大陸學者,我的發言大意如下,Z 教授的觀點,對我們日常思維頗具挑戰性衝擊力,很前衛,很另類,有助於我們擺脫思想固化,我們常常生活在“我執”中而不自覺,因為他的觀點是很有啟示意義的。然而,我並不認為Z 教授推薦的讓外國政治家來“承包”臺灣的建議具有實際價值。Z 教授的哲學出發點可能是柏拉圖式的烏托邦,他認為可以憑藉自己的理性思辨可以設計出、建構出某種好的制度,但制度是一個民族在長期適應自身環境中形成的集體經驗的產物,是根據不同條件進行試錯的產物。讓西方人來當臺灣人的“總統”,西方人就更懂臺灣?這是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我執”?

 Z 教授這種奇談怪論居然能在臺灣登堂入室,並能著書立說,實在令人不可解。會間休息時,我把這一疑惑求解於一位參加會議的S 教授,S 教授的回答頗為意味深長:只要你理解了當下臺灣人在政治上的失望與痛苦,你才能理解,為什麼會有如此怪異的觀點出籠於臺灣。更具體地說,Z 教授其實表達了這樣一個意念:無論誰當權,總比阿扁當權要好得多。

 會上一位發言者說的話頗有意思,他認為,中國大陸打臺灣實在沒有必要,因為臺灣根本不可能獨立,民進黨唱“臺灣獨立”是假,唱台獨只是為了拉選票而己。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以“政治景氣論”看食洋不化]
2016/02/25 15:10

[以“政治景氣論”看食洋不化]

 今天上午在某大學研究中心聽了一次學術講演,演講者是一位畢業于美國名牌大學的政治學博士,這位博士以“政治景氣理論”來解釋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經濟擴張與黨代會召開”的關係。在我看來,這純粹是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首先,西方這一“政治景氣理論”的關鍵,是經濟景氣對政治選舉的影響,然而,中國大陸實行的是列寧主義政黨體制。根本沒有西方意義上的那種一人一票的選戰制度。經濟擴張與否,與政治精英如何接班並無必然聯繫。這正如同一個人用了某一種新牙膏,同時又出現的牙痛,第二天用舊牙膏就牙不痛,於是就得出結論說,新牙膏與牙痛存在著相關性。其實,牙痛的真實的原因是,一個有蛆牙的患者第一天吃了糖卻喝了冰水。第二天就沒有喝冰水,整件事與牙膏用什麼牌子無關。

 看來,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都存在著學術上對西方主流理論食洋不化的通病,其實,一個學者的悟性往往比理論更重要。在我看來,要創造中國自己特點的政治學,就要打破西方理論的現成框架,要運用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元素,包括它的範疇、概念與方法來作為思考與分析的工具,並根據現實因數之間的客觀結構,來建構自己的理論。

 晚上,去重慶南路購書。只有到了這條書店街,才能感受臺灣出版業的發達。二千三百萬人口所出的書籍如此玪琅滿目,令人稱奇。如果大陸十三億人的思想文化才智也發揮出來,那將是何等壯觀的文化景象。我一口氣一共花了四五千元台幣購書,約合人民幣一千元左右。與大陸圖書相比,一本書大體上要貴一倍左右,但書印製精美,紙張好,反正自己平時消費也不多,這點書錢也就不那麼在意了。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電視裡的李登輝]
2016/02/25 15:08

[電視裡的李登輝]

 今天是來臺灣的第四天,早上坐在床上看電視,第一個感覺是,臺灣收不到中國大陸的中央台。這很可能是陳水扁當局“去中國化”的一個手法。儘管如此,此地仍然可以收到鳳凰中文台。看來在臺灣,鳳凰台成了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唯一電視民間管道。值得珍惜。

 電視新聞裡,第一次看到了久違的前“總統”李登輝,他看上去精神還不錯,紅光滿面,身體出奇健康,也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在電視裏回答聽眾提出的“為什麼陳總統就職演說沒有提臺灣制憲”時說,他最瞭解陳水扁總統的心,這次陳總統之所以在就職演說中退了一步,沒有提(台獨)“制憲”,就是因為社會上兩派意見距離太大,所以不能馬上搞“制憲”,大意是條件成熟以後,陳水扁肯定要搞台獨的。另外,他還說“修憲”(指重修“中華民國憲法”)並不解決問題,他在位時已經修了六次憲,這樣的憲法已經不能再修,只有徹底“制憲”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接著他就對連戰進行人身攻擊,稱“連戰的臉部表情有點像神經病”,還說有一個醫生是這樣說的,講到此處,聽他講演的人們鼓起掌來。李登輝這個人看來真不簡單。可以說是個人精,其能量之大,遠遠超過當年人們的想像。他說的話十分尖刻,連戰本是他當年當“總統”時的下屬,按中國人傳統的禮數,決不會與他當面對罵的。而李登輝鑽了這個空子,毫不留情地極盡挖苦之能事,而且達到完全不尊重對方人格的地步。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餐桌上討論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生活態度]
2016/02/25 15:05

[餐桌上討論蔣介石與毛澤東的生活態度]

 中午,在政治大學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政治大學主任秘書W 先生請客。高華、S 君都參加了,還有幾位剛才聽演講的研究生。

 高華是來自南京大學的中國現代史著名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毛澤東的人格與政治思想等問題上。在餐桌上我談到,我在飛機上一路在讀蔣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蔣氏父子身邊四十三年》一書,覺得可以從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性格,作一比較,從中可以體會到兩人的政治上的根本性差異。大家說願聞其詳,於是我就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從蔣介石生活秘書翁元的口述來看,蔣介石晚年怕死真是到了極端,尿中有血,緊張之極,臉上是那樣驚恐失望,黯淡無光,每次出一點血,就會緊張得半死,每次總是急聲命令讓人送醫生看,醫生說沒事。他還是不放心。翁元還說,晚年的蔣介石對醫生的話,就像乖小孩子一樣聽話--他是任何醫生都喜歡的好病人。

 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執,即使有病,他也不讓看醫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決定,要他聽醫生的話,他也照樣我行我素,有時甚至要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說他就是“不信邪”。

 這裏可以看出,蔣介石思維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還是相當發達,尤其是晚年表現得很明顯,毛的浪漫主義生活態度到了晚年則愈加強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客觀現實條件與規律的制約,對傳統與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宗教”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義政治家則是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元氣固然可以衝破許多框框條條,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像那個要帶人們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樣,對人們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具有這種浪漫人格的政治家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創造人間奇跡。但是,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維,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他蔑視現實,甚至蔑視規律。從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到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態上的內在聯繫的。

 這時,臺灣某教授接著說,毛澤東有著複雜的雙重性格,他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者,他在政治鬥爭上是相當現實主義者的。對此你如何解釋?我立即想到了毛澤東身上的現實主義與他的浪漫主義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補關係。我說,毛身上的現實主義與他的浪漫主義同時存在,其實這並不矛盾,如果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毛就會表現出強大的現實主義傾向。但毛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為考量尺規的常識理性,卻總是只表現在戰術或戰略層面。但毛決不是一個簡單的現實主義者,在他身上有太強烈的詩人氣質,有太多的六經注我的主觀戰鬥精神,太多的非理性的因數,這種浪漫的非理性,雖然早就存在,但在建國以前,在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的壓力,以及外部敵人強大的挑戰面前,他身上這種非理性的因素實際上處於隱性的被抑制的狀態。處於四面皆敵的險惡環境中,一個人想浪漫也不行,一旦這些外部壓力消失了,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義就會蘇醒並膨脹為烏托邦主義,得天下之時,對於毛澤東來說,則是他所鍾愛的浪漫主義出山之日。從五三年開始講過渡時期總路線,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走向了“超階段論”,此後一發不可收拾。尤其是在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頂峰之後,現實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時,共和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會成為他的政治浪漫主義的犧牲品。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某種意義上也是浪漫主義的烏托邦的災難。

雁~《寓言》四則~謙卑寬容(Axeman) 於 2016-02-25 15:06 回覆: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人的貢獻。因為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鄧小平才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撥亂反正,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也正是在大陸人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後才真正起步的。民進黨理想主義者走向邊緣化。

 晚上,高華邀我一起去市區在餐館與兩位臺灣文學界的朋友會面,這對臺灣夫婦是當年臺灣的左派知識份子,他們可算是民進黨中的先輩了,當年出於為臺灣民主奮鬥的理想,與陳水扁一起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現在卻出於對陳水扁的不滿而退出了民進黨。我說,西方有句諺語,一個人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是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仍然是左派是沒有大腦。他們會心地笑了。其中的作家D 先生是當年陳水扁高中的同學。他說陳當年是農村來的,家裏窮,非常用功,只是埋頭讀書,看上去人很老實,誰也沒有想到他後來會成為“總統”,更沒有想到他會變成那樣投機的人。看來,環境與機遇會極大地改變一個人。

 這兩位當年民進黨的積極份子退出政治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歷史上,一開始造反的知識份子中,不少人是具有詩人氣質的理想主義者,到了民進黨走向爭取政權階段後,黨內的官僚派政客就會取他們而代之,精於權術的現實主義政客將會在複雜的人事鬥爭中如魚得水,而這些理想主義知識份子由於不習政治水性而被迫邊緣化,歷史上此類“新陳代謝”的事例幾乎是層出不窮。其中似乎有著某種必然性:首先,現實鬥爭中理想主義者,或者由於缺乏對新的鬥爭環境的生存能力,或者由於不屑為之,或者由於發現現實政治與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標差距太遠,而無法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有的退出政治舞臺,有的則改變了自己以適應環境,此後,只有現實主義者的政客與謀略家才會左右逢源,這些爭權奪利的現實主義政客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理想主義者則對道德淪喪而痛心疾首。他們只能在邊緣地位上不斷發出不滿的聲音而己。我想,大革命時代以後,陳獨秀派、瞿秋白走向邊緣化,康生、高崗、柯慶施之類的人物在四十年代的上升,並且在黨內如魚得水,都是這種現象的不同表現。施明德之所以被陳水扁之類的政客取代,看來也是這一趨勢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