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斷代史：1949與1978年
舒可文
1949年
1949年2月，沈勃作爲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員剛剛迎接解放軍入城幾天後，被任命爲北平第七區區長，著手接受國民黨地方政權。當時第七區的範圍，東起東單和崇文門，西到西單和宣武門，南到正陽門，北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剛好處在第七區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門廣場，他當時看到的廣場是坑坑窪窪的土地，裏面雜草叢生，垃圾遍地，中間有些地方的草長得比人還高。正陽門內的順城街一帶，垃圾堆得和城牆一樣高。那時候的天安門地區是一個沒人管理的地方，許多往城外運垃圾的車走到這兒就倒了。他們用了3個月時間才清理了垃圾。那時候他還不知道開國大典將在這裏舉行，也還沒有定都北京的決議。到了5月，雖然還沒有建國，北京就成立了一個“都市計劃委員會”，葉劍英兼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給都市計劃委員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整理廣場，然後就是討論北京的中心放在什麽地方。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屆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門和天安門廣場的計劃，並要求這項工程務必在9月份完成。沈勃印象裏，當時有上萬人次參加了這個工程，參加人來自周圍的居民，各機關幹部，各學校的學生。那時已經有傳聞說開國大典要在廣場舉行，雖然一直還沒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設人民首都”的大橫幅已經挂在了廣場北側。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決議，即日起北平改名爲北京，並決議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
天安門廣場當時還是一個面臨著層層宮宇、重重宮殿，540米長的丁字型廣場，曾以其縱長深遠的封閉空間向世人顯示皇權的威嚴神聖，也曾是朝廷禮法所系之地。辛亥革命後，百臣上朝的場面消失了。《北平都市計劃設計資料》記載:擔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啓鈐，督辦市政公所，他不顧當時物議，開放舊京宮苑爲公園，興建交通，出於城市交通方面的考慮，對廣場及其周圍進行了改造。其舉措之一是，1913年將廣場兩側的千步廊拆除，拆下來的木料用來建設北京的第一個公園──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園內來今雨軒、投壺亭、繪影樓、春明館、上林春一帶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舉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陽門城樓與箭樓之間的甕城，在正陽門兩側城牆處開4個券門，以緩解正陽門及東西火車站的交通緊張。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牆開出了南長街門洞和南池子門洞，後來又打開了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兩旁的紅牆，並拆掉了三座門的門扇。這一系列改造不僅方便了北京城東西的交通，並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徵著皇權的消解，平民從此可以進入和穿越這個封閉的廣場。
正因朱啓鈐對天安門廣場進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上展開。
廣場的禁錮瓦解了，混亂隨之開始。尤其是1928年北伐成功，首都南遷，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之後，《北平都市計劃設計資料》記:市政進行尚未順利，又以市長屢次易人，故市政範圍無發展可記。1935年日寇猖獗，當局苦於支撐殘局，市政方面更無所作爲。1937年後，日本人佔領北京，到1939年時，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萬多人。日本人爲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開始編制北京都市規劃，這個規劃以佛香閣爲軸心的南北向100米寬的興亞大路爲城市新軸線，與出復興門的長安街延長線爲新區的主幹道，重新設立了一個新城中心。該規劃從1939年開始實施。1948年北平工務局所編資料上寫道:“這個規劃的實施，舊城完全不顧，……使北平舊城區淪爲死市。8年間，北京積存垃圾160萬噸。”1945年後，國民黨北平市長何士源的市政規劃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天安門廣場由於長期無人管理，就凋敝成了沈勃上任時所看到的情景。從天安門廣場的處境中，可以看到當時整個國家的狀況，僅僅30年時間，這座佈局端莊的廣場就淪爲了荒涼的野地。
天安門廣場對當時的中國人，具有一種政治上的象徵意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從大清門穿越廣場舉行閱兵遊行，天安門廣場被當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中國經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屈辱時刻。《庚子記事》記:從此，“東交民巷一帶……俱劃歸洋人地界，不許華人在附近居住。各國大興土木，修蓋兵房使館……而我國若許祠堂、衙署、倉庫、民房俱被占去拆毀矣”。因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作爲戰勝國的中國人才到這裏集會慶祝以雪前恥。1919年5月4日，幾個月前剛剛在廣場聽了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先生慶祝勝利講演的學生，再次來到廣場，開始示威遊行。由此開始的科學民主啓蒙運動被作爲中國命運的一個新的起點，而它的爆發點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再次欺侮，進而是民族獨立、反封建主義觀念的一步步深入。
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歷史事件決定了它在中國人情感上佔據著重要位置，在廣場舉行開國大典得到的廣泛認同，不是來自建築藝術上的意義，而是百年風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徵。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後，北京都市規劃局接到任務，選定第一面國旗旗桿的位置。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董光器先生介紹說:“當時的負責人是陳幹，他把旗桿定在南北中軸線與丁字型廣場南牆東西相連的交接點上。因爲時間倉促，也沒有很多方案來比較，旗桿也就是用四根直徑不同的自來水管焊接起來的。本來設計的旗桿高度是35米，與天安門等高，但焊接完後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彙報之後，指揮部決定就這麽高了，沒時間再改了。豎起旗桿後他發現，旗桿與天安門之間將來要過遊行隊伍的寬度不夠了，需要挪動華表和石獅子的位置，這就與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建築界泰斗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動地保護故宮一磚一瓦。他就查閱《自然辯証法》，以恩格斯關於解析幾何座標中0的地位的觀點，解決旗桿與周圍建築物的關係。”陳幹曾撰文說:“從把旗桿的位置定下來的那一刻起，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的中心就歷史地被規定了:天安門廣場的改造也就要從這一點和這一天開始;隨之而來的，就將是整個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國首都在亞洲大地的崛起。”旗桿是新中國座標中0的位置，華表和石獅子必須隨它而移動。這在當時是必然的。
10月1日之前，裝修了天安門，在禦河橋兩邊搭建了臨時的觀禮台，沈勃說，“那時就是個架子，都構不成顏色”。9月30日政治協商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主席和會議的代表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10月1日下午15點鐘，天安門廣場30萬人聽到了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毛澤東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協商會上說:“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對諸位先生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我們的工作將表明:“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談及從鴉片戰爭失敗，中國人就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求真理，洪秀全、康有爲、嚴複、孫中山，“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麽書也看。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可是，他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他曾回憶他崇拜過的英雄康有爲，康有爲寫過《大同書》，但是，毛澤東說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大同的路”，而在這之前五四運動的學生對孫中山說過類似的話:“先生的革命，僅僅把大清門的牌匾換作中華門，這樣的革命不算徹底。我們這次，要做徹底的革命！”
中囯共產黨以及當時大量的知識份子和普通平民都把新中國成立看作是民族革命的勝利，而不是一般的政權更叠，所以鴉片戰爭被作爲這個革命的起點。在訪問參與新中國北京規劃的規劃師、建築師時，他們都認同這一點，後來任10周年國慶工程五人領導小組成員的劉小石是開國大典的遊行一員，當時還是清華大學梁思成的學生，他說，“梁思成也參加了大典，他看見國旗升起來的時候，不住地流淚”。
該組封面文章包括：
1949年/1950年1957年/1958年1959年/1976年/2000年
1949年10月1日──李普:我站在毛主席身後
1966年8月18日──張振國:天安門下的普通人
1976年4月5日──王文瀾:用相機定格歷史
1984年10月1日──彭興業:“小平您好”與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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