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遊也仍是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根據英國教育暨訓練部的一份報告,英國目前有二十萬到二十五萬介於十六到二十五歲之間的年輕人,正處於空檔年當中。
報告認為:「空檔年」可增加外語能力,提升個人競爭力,包括獨立精神、人際關係、解決問題的能力、自我約束力、溝通能力。更重要的是,許多人因此找到人生的方向,那是完成自我的最大動能。
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偶像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推翻古巴親美獨裁政權的革命家。他要不是在醫學院四年級時,和一位學長騎著重機車,展開了為期九個月,穿越五個國家的萬里壯遊,日後可能只是一個歷史上沒沒無聞的小醫師。
格瓦拉父親日後出版他那本《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在前言寫道:「他旅行,不是為了像一般遊客那樣,尋找景色怡人的地方拍照留念,而是為了在沿路的每一個拐彎處體驗民生疾苦,並探尋這些疾苦的源頭。他的旅行是一種社會考察。」
中國最偉大史家司馬遷 二十歲遍遊九省,用腳寫《史記》
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作品之一《史記》,也是在司馬遷的壯遊後完成。司馬遷是其父太史公司馬談刻意栽培的接班人。他從十歲開始讀萬卷書,父親為他延請當時大儒孔安國、董仲舒為師;二十歲那年,司馬談給他一輛馬車,指導他有目的、有計畫的到廣闊社會中實地考察,接觸壯麗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習俗,並蒐求歷史傳說與各種史料。司馬遷圓滿的完成了這次學術旅行,「讀無字之書,稟山川豪氣」,最後終於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見另文:司馬遷壯遊路線圖)。
要不是壯遊來到中國,廣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國家地理雜誌》等撰稿的Peter Hessler(何偉),可能還像大學時代一樣寫著風花雪月、童年往事。
偉從就讀牛津大學研究所開始,背著睡袋、帳棚,遊歐洲三十國。畢業後,他從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發,分水陸兩路壯遊,以六個月時間從俄國經中國到泰國,跑完半個地球。
對這個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與獨到的觀察,一九九八年,他所寫的《消失中的江城》一推出,即獲得「奇里雅馬環太平洋圖書獎」;最新旅遊文學著作《甲骨文》,也榮獲美國二○○六年「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提名。
壯遊的價值,在於對於人的改變。古今中外,有太多例子是經歷壯遊而改變人生,甚至提升人類的文明。三、四百年來,西方社會的壯遊傳統,已經沉澱到社會的最底層。
中時旅遊第一個「玩家帶路」的國際專業導遊張榜奎表示,當這些原本價值觀單一的年輕人,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行為、社會規範時,會省思:「我們的標準就是真理嗎?」
何偉認為,若是有更多美國人曾在世界各地壯遊,「了解那塊地方的歷史、文化,那麼今天就不會發動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他指出,有壯遊傳統的歐洲,比美國更接受聯合國這種國際組織,也更有世界和平的共識。
回頭來看中國,蔣勳感慨表示,我們的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我覺得中國從鄭和以後輸掉的,就是那個走出去的精神。」
根據史書,明成祖在位時(西元一四○二至一四二四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富庶的時期之一。山河探險協會理事長徐海鵬指出,當時米倉的米,多得都發了霉;錢用不完,串錢的繩子都爛了。
然而權力鬥爭,使得明成祖長子仁宗即位後,竟以「經濟空虛」,放棄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將七次出海檔案全部燒毀,還頒布「片板不得入海」、「沿海居民內移一百華里」的敕令。
「明朝實行鎖國政策後,國勢開始往下滑,民國初年到達谷底。」徐海鵬惋惜的說,中國雖然不乏壯遊的前輩,但從此探險、壯遊的精神喪失,在一九○○年前後半個世紀國力最弱時,不僅在探險的領域缺席,還成為其他國家探險的對象。「壯遊代表一個國家、民族的開創精神。缺乏這股精神,富不過三代,國家也會改朝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