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君是國家盛衰之所依，是社會榮枯之所倚，是升斗黎民生命財產的屏障，因此，中華民族自周朝開始就設下「史官」制度，訂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錄史料，藏之金匱石室，雖帝王亦不可見，蓋所以免干擾而存信史』的規定，使能規範國君的德性，澤福百姓。

自是，歷來帝王，莫不敢不好名，因為他們知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道理，害怕會遺臭萬年，禍延子孫。

從此，古代帝王最怕「史官」，現代總統最怕「記錄」。因為他們忍不住貪婪所犯下的一切惡行，都會被詳實留存於史冊，流傳於千古。

因此，【湮滅證據】就成了古代帝王和現代總統有志一同的「求名」重要課題。

台灣升斗小民可以不懂古今中外所有或因奪權弒親，或因竊財，或因淫亂蕩行而力圖【湮滅證據】的事蹟最後還是一定逃不出歷史記錄的「天網恢恢」大道理，但是必須知道從比較手段高下的角度，可以辨別統領自己的總統的智愚和德性程度，以免身家性命隨時不保。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朝代。創造這個「盛世」的李世民就因為想湮滅親手弒親才登上寶座的證據而與可以由他決定生死的「史官」過過招。 

李世民即位後，對於自己為圖登上皇位在玄武門當眾親手殘殺手足～太子李建成、弟弟齊王李元吉的惡行會被怎麼記錄，一直耿耿於懷，很想看一看記錄，瞭解究竟。

李世民是個聰明人，知道魯莽不得，只好忍三年，熬一年地壓抑著。到了貞觀十六年，褚遂良接任「史官」。四月某日，李世民耐不住了，召見褚遂良，要求看一看過往的史料記錄。

褚遂良凜然回答：「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

太宗追問：「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

褚遂良坦率回答：「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

頓時，李世民陷於尷尬氣氛。

這時，站一旁的黃門侍郎劉洎補充說：「即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

李世民立刻領悟「求名」之道絕不在仗勢【湮滅證據】，而是要創造【盛世】彌補。於是，和顏悅色地說：「誠然」。

千百年來，唐太宗李世民手刃兄弟的「玄武門之變」事件雖然被完整露披於史冊，但是，他的處世智慧和造福人民的政績完全覆蓋掉了他的醜陋事跡。

反觀現代台灣總統陳水扁的智商：

根據報導：在法院裁定國務機要費案仍然繼續審理之後，陳水扁總統日前又「補核定」國務機要費相關證卷資料、發票，以及他和吳淑珍的應詢筆錄等重要證據核定為「絕對機密」，並「永久保密」。

放遠眼光，陳水扁這個舉措有沒有抵觸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五條『核定國家機密，不得基於「為隱藏違法或行政疏失」，或「為掩飾特定人之不名譽行為」，或「為拒絕或延遲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的規定，以及台灣的法界有沒有唐代褚遂良一樣的硬漢，其實都不是台灣升斗小民需要費心的事，因為在陳水扁還沒有核定為絕對機密之前，國務機要費的偵訊及包括購買鑽戒、嬰兒牀、玩具、和內褲等發票的憑證資料，早已公諸於世，檢辯雙方都已取得，連國際媒體都公開報導了，日後歷史自必會有公正的裁判。

審度當前，台灣百姓倒真需要認真省思，陳水扁從喊出「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口號，成功挑動起選民憧憬美夢的情緒，支持他扶搖直上，以至最近他鼓動「台灣入聯」公投活動以來，身居台灣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和社會秩序，尤其島內族群相處情形以及國家涉外空間等各方面，究竟把台灣向上提昇進入了「盛世」，還是向下沉淪接近了「亂世」？

此外，台灣百姓還需要認真思索，陳水扁煽動人民情緒的目的，會不會是想把2008年的總統大選變成「為台獨背書」的政治令狀，企圖確保他在卸任後仍能挾持大局的個人地位？

設若第一項省思的答案是沉淪，第二項思索的答案是肯定的，則用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來充當陳水扁個人的政治掙扎救生圈的代價值得嗎？歷史意義又是什麼呢？ 

古訓：「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賢人隱，亂臣貴」是「國之將亡」的跡象。

唐代李世民以太宗之尊，肯臣服下屬褚遂良堅持秉筆直書的耿直氣魄，任憑自己弒兄弟的事實被載於史冊，又甘心另謀富裕民生的「貞觀之治」來贖前衍，難怪可以博得千古美名。

現世陳水扁，以台灣總統之尊，不思民族永續強盛，包庇妄相破壞綱常，縱容愚臣戕害學生思想，不顧民瘼而盡圖私利，不圖社會安定而極盡挑撥族群分裂能事，不計國家安危而冒然僭越友邦、挑釁強敵，甚且過度操弄權術企圖湮滅瀆職證據。終將難免自食遺臭萬年，禍延子孫惡果的。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陳水扁VS李世民，盛唐百姓何其幸甚，台灣黎民何其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