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公僕難為」一詞開始流行，90年代民主浪潮澎湃，出現了「官不聊生」的現象，加深了政府高層人才的難覓。馬總統三年前接任，理想中的部會長人選不易完全物色到，就有難言之痛。

民間人士出任公職，一想到要面對媒體上無厘頭的挨罵，民代莫名其妙的羞辱，法令規章的僵硬，優秀團隊的難以組合，責任與報酬的不相稱等等，即使願意「犧牲幾年，為台灣打拚」都望而卻步。值得我們自豪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第六的榮耀中，「政府效率」是排在全球第十。

在政黨對撞與內耗不斷的惡劣環境中，意外地冒出了一位「另類」政務官。像一場春雷，像一道彩虹，驚豔與絢爛之後又消失於政壇。

（二）二度請辭

他就是在2009年8月接受當時劉兆玄院長邀請出任衛生署長的楊志良。醫療圈內無人不知，醫療圈外，鮮有人知（我在一年前才認識他）。他離開政治叢林之後，對延攬人才入閣的困境有一番體認：「台灣有三害：媒體、立法院及監察院」。政府看媒體臉色施政，立委依顏色問政，監委看報導約談，以致官不聊生，有能力的人不願進政府。

他敢擔任署長，因為他有一個追求正義的目標—推倒不公平的醫療高牆，不再有「醫療窮人」。做為一個終身奉獻公共衛生的密西根大學博士，內心最大的驕傲，不是台灣只有最先進的醫療，而是窮人也都能得到醫療的照顧。

在台灣朝野兩黨面對「逢漲必反」的政治算計中（電費、水費就不敢漲，奢侈稅是可喜的例外）。如果沒有衛生署長的說服力及府院的支持，去年三月健保費的調漲，當然就胎死腹中。但要使健保這棵大樹能變成「萬年神木」，還必須面對近六百億的健保虧損。眼看政治壓力無法達到第二代健保的修法，他二度請辭，但幸虧又敗部復活，修法結果「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三）五個相關因素

楊署長為什麼能在一年半中做出這一番事業？歸納起來有五個因素：(1)有強烈的使命感，目標既定，全力以赴。(2)無私心，不戀棧。(3)有同理心，有說服力，能苦民所苦。(4)有方法，有熱忱。

第五個是最關鍵的，就是層峰的支持。用楊署長自己的話：「馬總統實在超級認真，我不相信以前或未來，有哪個總統會像他這麼認真。」「吳院長勇於任事，我更敬佩他的聰敏與用功。…健保問題非常複雜，對我多次面報，院長竟然能全盤掌握。」

他又說出：「如果總統與院長開口交辦人情性的人事案，只要一次，我絕對馬上打包走人。」

廿年前財政部長王建煊，提出土地增值稅，這根本就是「遲來的正義」，但立刻使財閥與權貴驚慌失措，與他們過從密切的總統，立刻請財政部長走路。「出師未捷身先亡」是金權政治腐化下的寫照。

廿年後衛生署長楊志良何其幸運，遇到了一位清廉的總統，但留不住他。他自認「該做的，能做的，都做了。」「仗打完了，盡心盡力，也了無遺憾。」

這段政務官的經歷告訴了馬總統，只要你力挺你找對的人—專業、無私、使命感—放手讓他去做，即使大環境險惡，仍然可以為人民福祉做出大貢獻。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