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ents study by kerosene light at school. Students in these villages truly treasure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school, and they take their study very seriously.】

滋根基金會網址：http://www.zigen.org/

我的學妹今年要到貴州的「滋根基金會」駐點一個月，碩導黃博士因為牽扯到六四的敏感身份，選擇到滋根的山西農村駐點。（先聲明，兩人都是台灣的學生和老師，怕有人又誤會！）

他們這些人有的出於對中國大陸的關懷，有的則是戮力研究中國農村，但是總的來說，對於兩岸的和平有著極大卻不為人知的貢獻。

反之，國民黨高層卻汲汲於利用國共和解賺取暴利；民進黨則是靠兩岸對立大發政治財。

我們應該好好思考，哪些人對兩岸和平才是真正貢獻者？連戰？不是！宋楚瑜？不是！馬英九？還不知道！陳水扁？肯定不是！謝長廷？老天保佑！

以下是關於滋根基金會創辦人楊貴平的一篇報導，由於篇幅極長，我稍微做了修改，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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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遙遠的山村裏，穿著節慶繡花衣服、戴著銀頭飾和頸飾的少女面帶笑容，婆娑起舞。這些平時要砍柴、喂豬和做家務的貧困少女用歡快的舞蹈，表達對自己終於有機會上學的喜悅。

　　這是2003年3月14日在紐約大學 Cantor 影片中心舉行首映的電影《雀鳥村》中的場景。這部關於中國農村女童教育的記錄片，曾於2003年在美國公共電視臺播放，後來一度獲得義大利一個電影節頒發的“優秀獎”。

　　而在現實中，一個由海外華人組成的民間組織——滋根基金會——在中國從事農村女童教育專案及其他向貧困地區提供援助的工作，已有18年之久。

　　伴隨著這部電影，滋根基金會及其發起人楊貴平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創辦滋根基金會之前，楊貴平的人生經歷頗為特殊。

　　楊貴平生于貴陽。1949年，她隨父母去了臺灣。父親原是貴陽十四中校長，到臺灣後創辦了臺灣文化大學，是臺灣最早的十所綜合性大學之一。

　　1950年代，臺灣封鎖大陸所有消息，不管是廣播還是報紙。“當時我們聽到大陸和共產黨，就覺得恐怖，當時聽到的人民公社都是用鐵籬笆把人圍起來，幹活的時候全都用鐵鏈把鎖骨連起來；我們對大陸的印象就是活埋、鎖骨、灌水銀、剝皮等。”

　 在臺灣中小學教科書裏，中國的歷史只講到辛亥革命。1936年以後尤其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完全是一片空白。當時誰一提起中國，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中國在歷史上始終被人家欺負，沒有一點值得自豪的東西。

　　“當時中國在我頭腦中的印象，就只有詩詞，只有《赤壁賦》，但這是唐宋以前的事情了。五四運動以後，大陸所有的思想運動、1936年以後中國的衝突和爭論，歷史書上也是一片空白，甚至魯迅、郁達夫的書同樣在被禁止之列，我們都一無所知，到了美國才看到。”

　　當時許多臺灣的大學生怕惹麻煩，在學校很少談政治和社會，只談戀愛。楊貴平從臺灣大學畢業後，和許多同學一樣，一心想留學，離開臺灣，找一個好老公，有一個好房子，有一個博士文憑，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她和一個美籍華人企業家結婚，到了美國，繼續就讀于南加州大學。

　　乒乓外交後，特別是尼克森訪華後，美國對中國的宣傳發生了很大改變。許多學者在美國媒體上撰寫正面介紹中國的文章，一些地方開始放映中國的電影。

　　當時，一名參加“乒乓外交”的學生回到南加州大學校園，許多同學問他是否願意再到中國。他回答：“如果中國對我像對待乒乓球運動員一樣，我就願去。”

　　有學生問他：“中國有沒有自由？”

　　“有！”一個印度學生搶過話頭，說：“自由就是能否控制生產工具；而在中國，以前土地是地主的，革命以後，土地是農民的，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居然還可以這樣定義自由！”楊貴平第一次聽到了這樣的言論，感到十分新鮮。楊貴平最初對自由的定義，就是自由說話，自由上街，自由生活等等，從未涉及這一層面。這次事件以後，她開始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一絲好感。

　　第一次保釣運動

　　美國校園的“中國熱”興起後，臺灣留學生開始積極瞭解中國。經人提議，他們成立了一個讀書會，學習中國歷史，瞭解中國社會。

　　大家通過研究還發現，大陸在過去的20多年，普及醫療衛生和掃除文盲，農村文盲率從1949年的90%降到1970年代的30%，人均壽命從40多歲延長到60多歲，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做得最成功的典範。

　　她和許多同學感到，中國能夠不靠外國的援助站起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讓工人農民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則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創舉。她開始喜歡上大陸，並主動瞭解大陸社會。

　　第二次讀書會中，一名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臺灣留學生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美國政府向日本歸還釣魚臺(釣魚島)……”大家一致認為，向國際社會聲明釣魚島的中國主權是國民責任，有人提議到街上遊行請願。

　　大家走上洛杉磯大街遊行請願。駐洛杉磯“總領事”出來對學生說：“學生就應好好念書，釣魚臺是政府的事情，政府會處理。”政府態度讓許多學生感到失望，他們覺得臺灣當局很無能，對爭取自己的領土主權都不關心，學生關心了還要壓制。

　　學生們提出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強權”指日本；而“國賊”是誰？當時有人認為是蔣介石，但遭到另一部分人反對。

　　一次遊行中，楊貴平認識了另一個團體的學生領袖、現在的丈夫董敘霖。

　　保釣運動改變了楊貴平。她開始關心社會，追求建立平等的社會。她和丈夫的想法越來越遠，最後於1970年離婚。

　　離婚後的楊貴平和董敘霖結合了。婚後，他們到了加利弗尼亞的勃克萊，口袋裏只剩下2美元。

　　為了生存，他們在勃克萊大學門口擺攤賣叉燒包和炒麵、炒飯，一天賺5美元，勉強維持生活。晚上，他們把攤子一收，就去參加保釣活動，談論反對帝國主義、創建新社會。

　　1972年，保釣第三團回國考察，他們回到了闊別23年的故鄉。在首都機場，她看到一幅大標語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在上海，她看到賓館裏的電梯、被單等各種設備都是中國做的，街上的車也是中國製造的。“母親說過，她在大陸的時候，火柴、燈泡都是外國人做的。”她覺得大陸20多年的時間能有這樣的成就，很不簡單。

　　他們去了一些農村公社，覺得農民雖然經濟上貧窮，但生活有秩序，活得有尊嚴，不像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下車都是要飯的。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從心底生出——她覺得中國變成了新社會，雖然窮，但有希望，值得尊敬。

　　在人民大會堂，他們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從交談中，他們感覺周總理對臺灣非常關心和瞭解，特別關心臺灣的勞動人民。

　　1976年之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前到美國參觀訪問的中國官員要去唐人街看中國的工人，這以後就只去看老闆了。” 以前大陸官員說的都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後來都說美國是最值得學習的先進國家，相反都罵中國窮、落後。

　　楊貴平覺得，毛澤東時代所推行的政策和追求的目標變了。她很困惑，找不到方向，漸漸回到了對政治和社會漠不關心的狀態。但想為中國做一點具體事的想法並未熄滅。

　　董敘霖在聯合國參加一個由聯合國工作人員組成的百分之一基金會，每月捐出工資的1%，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小型發展項目。他建議參考百分之一基金會的模式，成立一個基金會，在美國籌款，支援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

　　他們認為，該基金會應支援貧困人群最基本的需要：衛生保健、教育和營養等。因此，該基金會取名為“滋根”。

　　制定基金會章程時，董敘霖提出要依照聯合國1970年代提出的口號“促進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為宗旨，“提供人民與人民的援助”，以探討另一種發展道路，區別於以物為中心的發展。

　　從1986年開始，夫婦倆就開始謀劃創辦滋根基金會。他們找了14個1970年保釣的朋友，每人出250美元，一共籌集了3000美元。一次晚餐會後，滋根基金會宣告成立。

　　1988年，滋根基金會申請了免稅資格，捐款者遍佈美國。現在，滋根的籌款數額達到了每年40萬美元，開始走上了正規化的道路。

　　滋根基金會成立後，明確了兩個發展方向：一、提供民間的援助，促進小項目的建設，促進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二、促進對貧困農村發展的關心和認識。但怎麼做項目，滋根人束手無策，他們對農村、貧困沒有一點概念。

　　1988年，在中國教育部工作的表哥藤騰到楊貴平紐約的家中作客。楊貴平說到自己的苦惱，和藤騰同來的清華大學教授毛健雄就說：“你找貧困的地方？我弟弟在貴州，那是中國最窮的省份。”在毛健雄的弟弟、貴州工學院毛健全教授的推薦下，滋根開始在貴州的遵義、貴陽等地支持鄉村圖書館。

　　一個叫任玉英的婦女讓滋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支持女童上學。

　　任玉英是貴州省雷山縣的一名小學代課老師。1989年，楊貴平在貴州考察，任玉英問楊：“你們為什麼不支持女童上學呢？”“計劃經濟的時候，男女上學的人數各占一半，現在實行收費教育，許多女童沒有機會上學。”

　　楊貴平跟任玉英去了方祥鄉的烏東、格頭等好幾個村子，看到很多女孩沒有上學。整個方祥鄉，只有27%的女童上學。青壯年婦女中，95%是文盲。

　　座談時，學校老師以及教育部門官員說女童不上學的原因是“家長重男輕女、愚昧、落後。”但楊貴平認為，女童不上學的原因，一是沒有免費教育，二是學校距離村寨太遠。要解決女童入學的問題，必須免費教育，並且實行就近上學。

　　做到免費教育，必須有專項資金，對滋根來說，就從資助女童入學做起；要就近上學，就要在學生集中的地方有完備的學校。楊貴平和縣教育局協商：“滋根資助一些學校，做到免費教育；教育局將一些學校升為完小，實現就近上學。”

　　從1990年開始，滋根支持方祥鄉14個村子所有適齡女童和孤兒的書費和雜費，使他們免費入學。

　　資助的女童數量超過了500人以後，滋根會員覺得有必要去看一看這些受資助的孩子，並和孩子們進行平等的、面對面的交流。

　　1990年5月，楊貴平和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的張曉、李小平、楊小定等人一起去方祥，針對女童入學做全面的調查。方祥考察之路極為艱辛。滋根會員先從紐約乘飛機17個小時到達香港，從香港轉飛機4個小時到貴陽，再乘坐大客車經過5個小時到黔東南州首府凱裏，再乘車經過一個半小時到雷山，再乘坐農用車到去往方祥的35公里處，下車步行6個小時後才到方祥，當時已是深夜12點。

　　18年以來，滋根一共支持了將近7萬人次的女童和孤兒上學。由於滋根的支持，孩子上學以及男女生比例基本平衡這些目標基本達到了。

　　滋根資助的專案從支持女童入學開始，逐漸擴大到支持鄉村圖書館、鄉村醫療、婦女活動、小技術、沼氣、小水電等。後來這些貧困地區的學校、政府缺少什麼東西，都向滋根打報告，似乎滋根成了邊遠貧困山區正規的財政支柱。

　　最遠的地方給滋根

　　1992年，中國臺灣滋根成立；1993年，中國香港滋根成立；1996年，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在國家民政部註冊。中國滋根主要做專案，美國滋根、中國臺灣滋根、中國香港滋根主要負責籌款。

　　“滋根的項目點在什麼地方？”滋根北方項目聯絡員童小溪曾經這樣描述：“你坐完了火車，下了汽車，步行到路的盡頭，如果有一個小小的寨子，就是我們的項目點。”

　　一次，童小溪去山西，鄉政府說給他安排的考察地點是鄉中心學校，他搖頭。鄉政府的官員用車送他到公路盡頭，指了一所學校，他問：“是不是所有的村都通公路了？”官員說不是。他說：“我們就去最遠的村子吧，哪個地方實在沒有路了，項目就定在什麼地方。”他們走了整整6個小時，才將專案點確定下來。

　　為什麼將項目點選擇到最邊遠的地方？一次去方祥鄉，楊貴平從陪同的官員口中知道，工作人員下鄉很少到方祥。“最邊遠貧困的地方，許多援助是不到的，這裏的人民最需要幫助也最容易被遺忘，別人可以不去，但滋根一定要去。”

　　去方祥對滋根會員來說是個大考驗，從縣城坐車出發到35公里處後開始步行，需要翻3座山，過3次河，每次步行都要6個小時以上。在方祥通中巴車之前，楊貴平以及滋根會員在這條小道走了11年。

　　選擇項目的標準，除了務必是特別邊遠的農村，還要有利於兩頭參與、易於模仿和推廣。這些項目實施的結果，讓滋根和基層結成了緊密的夥伴關係，誰也離不開誰。最開始他們計畫去6年，後來延長到12年，現在已經在這些地方呆了18年。

　　2006年3月末，滋根在貴州雷山縣組織了一次新農村建設交流會。楊貴平說：“如果想要達到人人坐飛機的水平，那肯定是烏托邦，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目標，我們追求的就是鄉村裏有乾淨的飲水和公路，有豐富多彩的文化，人民的健康和教育能夠得到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