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並任命衛立煌將軍為剿匪總司令，行轅主任陳誠將軍則飛往上海養病。行轅撤銷。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發生了幾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國軍撤離佔據領將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軍和省政府，撤離永吉，退守長春。當那批滿臉倦容的國軍，撤抵長春時，筆者曾到營區採訪，曾澤生將軍且曾表示：我們終將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實際的情形是士氣大為低落，和國軍最初克復長春時，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經不見了。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局勢的變化，真是太快了！

記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員，更顯得疲倦，教育廳長胡體幹先生，撤到長春，就臥病了一個時期。省主席梁華盛飛往瀋陽述職，不久就擔任瀋陽地區防守司令。瀋陽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將軍，第二任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仍兼瀋陽防守司令，到四月間他才把防守司令職務移交給梁華盛。

自吉林的國軍撤守後，整編的新七軍軍長李鴻與六十一軍軍長曾澤生之間，便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隊的武器不同，彈藥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駐防地區，也有爭執，那些都是一些衰敗的跡象。也就在那一時期，匪諜在軍中，也作了一些挑撥離間工作，同時在長春市內，也發現了共匪的傳單，他們用郵局寄信給各學校的教員，要他們保護校產，將功折罪。那些當然是他們所作的心戰工作。因此長春市民，開始人心惶惶。

長春的寬城子機場，被匪佔領了，大房身機場也漸漸不保險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長春空軍代站長王丕績告訴我說：明天有一架飛機載運國民大會代表到瀋陽，那是最後一架從長春起飛的軍機，如果再不走，就沒有機會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留給長大我教過的那班同學，一封留給青年訓導班的同學；大意是說：我走了！我坐最後一架飛機走了！大局比我們想像中要壞得多，希望同學們能尋找機會，到南方去。

那時中正日報的總編輯張知挺，已奉梁華盛的電召飛往瀋陽，由一位姓陳的編輯主管任代理總編輯。我告訴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後一架飛機離開長春，那位陳先生，聽了我的話，默不作聲，但是也沒有提出異議。就這樣我告別了我工作將近兩年的報社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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