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根據個人DNA量身訂做的治療方法，結果模稜兩可，令人擔心是否應該繼續推廣精準醫學？

撰文／英特藍迪（Jeneen Interlandi）

翻譯／黃榮棋

精準醫學聽起來是件不容質疑的事，每個人的遺傳組成不同，罹患的疾病與對藥物的反應也會因此有所不同。所以精準醫學的目標設定為：為每個人在適當的時機找到有效的藥方。也有醫學專家為這個目標背書。但有人支持，就有人質疑這樣的努力不過是在浪費時間與金錢。隨著政府資助數百萬美元推行精準醫學，爭辯這種療法是否真能如願改進健康照護品質的辯論，也越來越激烈。若問支持精準醫學的科學家，是否能舉例說明精準醫學的貢獻，很有可能他們會告訴你ivacaftor的故事。ivacaftor是一種新藥，可以緩解囊狀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某一群特定患者的症狀。囊狀性纖維化的成因源自某個調節鹽份進出細胞的膜蛋白有缺陷，其中一種缺陷會讓這個膜蛋白無法到達細胞膜，因此無法調節鹽份的進出。有幾個基因的突變會造成這種缺陷，約佔所有囊狀性纖維化疾病的5%，而ivacaftor可修正這種缺陷，透過基因檢測找出適用這個藥物的患者。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在幾年前批准快速研發ivacaftor，自此ivacaftor就成為精準醫學追求的典範。2015年1月總統歐巴馬宣佈展開政府資助的精準醫學計畫時，也稱讚ivacaftor說：「對某些囊狀性纖維化患者而言，這療法已逆轉了一度認為是無法對付的疾病。」歐巴馬後來宣稱，精準醫學「提供人們一個有史以來最可能出現醫療突破的機會」。

但有些反對者舉例說明精準醫學的致命缺點時，也可能會告訴你ivacaftor的故事。這顆藥花了數十年才研發成功，患者每年所需的費用高達30萬美元，而且對其餘95%的囊狀性纖維化患者，卻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更甚者，最近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一項研究指出，有三種低科技就可治療所有囊狀性纖維化患者的藥物：高劑量的布洛芬（ibuprofen，一種非類固醇消炎藥）、霧態生理食鹽水以及azithromycin抗生素，療效與適用ivacaftor患者的療效不相上下。密西根州立大學小兒科醫師兼流行病學者潘內斯（Nigel Paneth）說：「在尋找囊狀性纖維化療法的過程中有許多小幅度的進展，這在過去20年已提升了患者的存活率，這三種後來才出現的低科技療法就是其中一部份。它們的花費只佔先進藥物的一小部份，卻對每一位患者都有幫助。」

幾乎每一個精準醫學的例子，都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利用患者的基因型來決定抗凝血藥物苯甲香豆醇（warfarin）的適當劑量，一直是臨床醫師眼中的天賜良機。直到後來某些研究指出，與應用年齡、體重及性別等一般臨床指標相比，這方法也沒有高明到哪裡去。同樣地，當某些帶有特定腫瘤突變的白血病患者服用基立克（Gleevec）這種藥，而使腫瘤變小時，也視為是癌症標靶治療的最佳範例。但這些患者中有許多腫瘤後來又出現新的突變，並對基立克產生抗藥性，病情因此再度惡化。基立克其實只讓患者多活了一些時間，幾個月或一年，但並不影響最後結果。

真的需要精準醫學嗎？

即使科學真能做到這樣，但要全面提供個人化醫療給一般大眾，還有一段非常漫長的路要走。問題是，我們真的要這麼做嗎？對某些又貴又難以治療的特定疾病，例如自體免疫疾病，精準醫學或許合理；但批評者認為，整體而言應該用更簡單的療法來治病比較好，因為花費較少，而且可以受益的患者人數也多得多。

潘內斯說：「假設我們找到了某種可以降低2/3罹患糖尿病風險的標靶藥物，而我們也使用這種藥的話，每個人每年會花費約15萬美元。但針對飲食習慣與運動的簡單方式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人類的壽命在過去50年來增加了10年左右，但沒有一點與DNA有關，而是來自我們對抽菸、飲食以及運動的知識，這都是傳統的東西。」

把這種宛如登月的大型計畫當做研究事業，終究是比當做公衛方案來得合理。科學家對不同因子如何交互作用而致病的知識與日俱增，開始逐步把這些資訊有系統地結合起來，也是自然而恰當的事，但社會不應該期望這樣的努力能夠立即改變我們現有的醫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