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篇係改寫自黃麗芬小姐於2005年1月13日下午對本人所做的訪談記錄

  我父親很小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住在北京，待自己父母親過世後，孤苦無依，被我祖父收留為養子，收養後改姓田，本姓則已經不記得了。

  我父親在田家一直不覺如意，十幾歲即逃離家跑去東北，後來又輾轉到上海，一路顛沛流離。成長中又碰到對日戰爭，求學過程因而很坎坷，當時各學校隨著對日戰爭的發展一路遷移，教師及學生往往不一定都能跟著學校走，我父親的學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半就學半自修取得。

  我父親後來在從軍後能在軍中擔任政戰的工作，也是因為中國軍隊中唸過書的人不多，他讀過書能寫字，所以就負責宣傳等工作，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到軍中的報紙印刷等工作，之後會和報紙的印刷、編輯、採訪等工作結緣，實始於此。內戰過程中他有時跟著軍隊走，有時自己跑，去過海南島，最後逃到了台灣，在人引介下去了自立晚報擔任採訪記者。沒有想到卻在1953年的時候，因為撰寫一篇國慶雙十節的花絮而肇禍。

  與他同時被捕的是他的上司─編輯姚含煙。當局認為該花絮觸犯了蔣介石的威望，他們倆人因而被捕入獄。我父親曾向我引述判決文，內容大約是「雖無為匪宣傳之實，但亦與之無異」之類的荒唐話語，因為「與為匪宣傳無異」，倆人就需要被關起來管訓若干年，我父親三年，姚含煙比較短，約一年多的時間，有這個道理嗎？

  我記得讀到《雷震日記》時，他曾約略提到過這件事情，他並提及是國民黨當局及特務系統為了整肅媒體所進行有計畫的行動。

  國民黨逃到了台灣之後，擔憂共產黨會打過來，很多人都做了再進一步逃走的準備，這包括蔣介石在內。美國當時也曾準備安排蔣介石到美國進行政治庇護，在當時甚至有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或由美國進行託管的計畫。這些在當時整個政府高層都知道，當時政府中並沒有人認為台灣是最後一站，一直到韓戰爆發，台灣的情形才算穩定下來。

  本來美國還不準備對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表示支持，後來實在因為中國往蘇聯一面倒，並在韓國戰場上與美國對決，美國才開始針對中國進行「島嶼防線」來圍堵，在這個防線中台灣才開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這個背景下，1955年蔣介石政權才確定得到美國的支持，《台美共同防禦條約》才得以簽訂。

  在《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前，蔣介石必須努力地爭取美國的支持，所以在美國的壓力下進行台灣的地方民主選舉。但國民黨怕共產黨藉機進行顛覆暴動，所以一方面利用土地放領、三七五減租等政策來爭取台灣農民的支持，同時又達到徹底瓦解台灣本地領導階層的作用，另一方面則進行白色恐怖來整肅跟著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

    1949年前後跟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當中，是有一部份人曾在過去與共產黨有過關聯，如在對日戰爭期間家鄉曾為共產黨統治過，所以曾為共產黨做過些事，或在做學生時曾參加過由共產黨所主導的學生運動等等，在白色恐怖期間都受到了整肅。整肅外省人部分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為的就是要根除共產黨在台動員作亂的基礎。

  對媒體人也需要進行整肅。1949年以前，中國媒體人中有很多人同情共產黨，對國民黨不滿意，這些媒體人部分來到了台灣以後，雖然有些人與國民黨關係親近，但仍有人不服管束，國民黨擔心媒體人會失控，所以整肅媒體人遂成為當時政策之一。依據當時《雷震日記》所言，國民黨政府因在之前即對自立晚報的一篇報導非常不滿，所以透過「國慶花絮」事件來對自立晚報下手，以對該報提出警告。

  我父親及編輯姚含煙兩人即因此而受到池魚之殃，在沒有任何犯罪的情形下，無緣無故地被當局關起來管訓，而且一關就是好幾年。管訓過程中還要每天自我反省批判，為自己「犯錯」交心，直到被關者被「感化」到能發自內心地表示，因為自己的錯誤言行，被國民黨當局關本就是理所當然等等，這之後被關者才有可能被放出來。

  在當時國民黨戒嚴恐怖統治下，思想犯罪就是淘天大罪，沒有人敢接近這種人，更不用說去作保將他保出來。我父親在當時管訓期滿時，竟然沒有人敢去保他出來，最後才由他的一位老朋友出面，在我父親做了多項保證﹝如決不對外透露管訓內容等﹞後才放他出來。

  從統治當局的角度來看，將懲戒這兩個人作為向自立晚報提出警示的方法，有何不可呢？「為了國家自由，個人自由的小小犠牲又算什麼」─國民黨政府整個戒嚴時期向人民所做的宣傳不都是如此嗎？但幾年管訓的「感化」教育，甚至被關者離開監獄後仍被持續的騒擾，在在都對被關者的生命留下無法瀰補的傷害。

  姚含煙被關前做新聞工作，出獄後卻因曾為「思想問題」坐過牢，背後有黑資料，所以沒有報社敢用他，後來好不容易考上中央廣播電台，負責對中國廣播的文稿，結果電台很快的即被特務「關心」，姚含煙立即失去了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機會。在長期無法做自己擅長從事的工作下，姚含煙只好出家做和尚，卻因掛單仍要付錢，時時需要回到凡塵來找錢，最後抑鬱以終。

  我父親也是一樣，再也無法回到新聞界。所幸我祖父以前在中國的崑曲界是笛王，父親曾經在小的時候向祖父學過一些崑曲段子，所以得以到復興劇校教唱崑曲，又因為參加崑曲的曲會關係，而與世界新專校長成舍我認識，成舍我知道他的情況後，就要他到世界新專教書，後來我父親在世界新專長期擔任講師，直到退休。我父親一輩子沒有什麼安全感，一方面是自小顛沛流離，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坐牢的打擊，及無法回到他自認自己最善長的新聞工作。我與我妹妹們的命名其實相當程度地反映了他回到新聞工作的渴望。

  我的母親則比較單純，父母親都是河南人，她父親是空軍，空軍部隊則在中國因為戰爭的關係一直移轉基地，1949年前後，在國民黨政府撤退時跟著國民黨政府一起來台，我母親仍記得她年幼時曾待過嘉義。後來屏東市蓋了個空軍眷村大鵬新村，她們全家就搬到該處定居下來。

  母親在中學時外公過逝，家中生活很苦，雖然她學業成績很好，卻無法繼續就學，高中畢業，就來台北找工作。後來與我父親認識，在她家人的反對下結婚。母親21歲生我，父親則在世新教書，母親在我父親的協助下，後來也能繼續在世新求學，畢業後則有機會到基隆的銘傳國中當老師，一直做到退休。在我小的時候，為了能多賺些錢，母親除了白天在基隆的國中任教外，夜間還在世新兼職做助教，每天在基隆及台北間趕來趕去，很是辛苦。

  我在台北出生，幼時因為家裏窮，住在景美溪旁，一到颱風半夜就要爬起來到較高的隣居家門口的門階上站著，因為家裏一定淹水，家裡的東西都會浮起來。因為家裡窮，沒有辦法有什麼良好的唸書環境。剛好中山私立小學的校長是我父親的長輩，不只是與我父親一起參加崑曲的曲會，她之前在中國時欠我爺爺很大一個人情，所以我和大妹田文唸該小學有很大的折扣。

  小學畢業後，當時我父親在世新畢業校友的協助下，於台視口頭傳播學的訓練班課程中擔任老師，認識了再興的老師楊明發，在他的協助下，我才有機會在再興初中唸書。剛開始因為再興與台北市教育局間有摩擦，我們這些非再興小學直升的「外來生」只能用寄讀的方式在再興唸書，直到初二我們這些「外來生」才能成為正式生。初中畢業時，因為成績還不錯，獲選直升再興高中，再興高中畢業後則順利地考上台灣大學。這一段在再興唸書的過程，尤其是我高二的時候，對我人生有很大的意義。

  我的思想啟蒙算是在我唸再興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開始。當時同學中有一位同學陳筆，他是當時台灣歷史界新秀陳弱水的弟弟，陳筆的家學淵源，從小唸過很多書，如胡適、陳獨秀、殷海光等人的想法，當時在他口中都如數家珍。當時我們的家裡怎麼可能會有「陳獨秀」、「殷海光」等人的書，如果有這些書絕對會被當局認為思想上有問題。

陳筆對我們而言好像是來自不同世界的人，也因為他的博學，他好像是我們的指導老師一般，同學中有很多人當時都受到他的影響，例如：蔡康永、顏厥安等人，有很多人因為受到他的啟發，將追求思想、知識等當成人生最重要的志業。

  我從陳筆那邊開始聽到「自由主義」、「反傳統主義」等名詞，也開始聽到「陳獨秀」、「殷海光」等人名。等我上了大一，全部的心力都在追尋「自由主義」及「殷海光」。回想在高中的時候，其實對於什麼是「自由民主」？完全不清楚，但因為陳筆的啟發，當時年輕的心中就會懷抱著憧憬，認為這些一定是偉大的東西，值得以一生來追尋。

  由於嚮往「殷海光」及「自由主義」，及知道殷海光曾在台灣大學教書，加上陸續聽聞「台大」的自由學風，考大學時就將入台灣大學當做是惟一的目標。當時對我而言，考進台大不是問題，而我真的也沒有其他想唸的學校，後來如願進入台大，一進台大以後，就去找殷海光的東西來讀，我在台大校門外的禁書攤中，從殷海光的選集開始看，看到殷海光當初如何被國民黨及台大校方打壓的過程，看到後來殷海光過逝，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的書中有很多的描述，對國民黨的憎惡感更強。因為殷海光的關係，特別去看了殷海光所著的「邏輯新引」，也因此開始對「邏輯」產生了獨特的興趣。也因為殷海光的關係，開始逐漸接觸「自由主義」的文獻。

  我想，我不喜歡國民黨有幾個原因：首先當然是因為殷海光的關係；其次的原因應該是「潛意識」，由於父親的牢友，在過年過節時會來我家坐坐，從他們身上我所看到、聽到的，使得我完全沒有辦法喜歡國民黨；更深層的，則可能是因為我的血液中流著叛逆的因子，年輕時有著強烈對抗權威的意向，殷海光的受難及父親牢友的遭遇都為我對國民黨政權的叛逆找到合理化的藉口。

  大一時曾參加「一年級代表聯誼會」﹝以下簡稱一代會﹞擔任秘書長，當初會參加「一代會」，是因為在成功嶺時，同連中與李尚榮前後號，所以很熟。進入台大以後，李尚榮被選為一代會的主席，在他的邀請下，我就擔任一代會的秘書長的工作。在秘書長的任內，辦了很多活動，其中最大的就是「大一新生合唱團比賽」，在辦這個活動時，整個活動的規劃包含邀請評審等我都自己來，最後活動辦的也相當成功。這讓學校教官很驚訝，因為之前「一代會」的合唱比賽都需要靠他協助才能進行。活動結束後，他向我表達希望能吸收我加入國民黨，我則以我對政治沒興趣的理由加以拒絕，其實真正的理由是因為我對國民黨沒有好感。

  進台大之後，我一直都在非政治性的社團活動，主要是台大合唱團。但我一直很喜歡看書，尤其是對哲學、社會學、歷史等有著極高的興趣。大一升大二的時候，我甚至想過自己可能不適合工學院，我應轉去唸社會科學，但這樣的想法因家裡強烈反對而作罷。不過我還是去其他學系選修一些課程，如：去數學系選修數理邏輯相關課程，去社會系選修大四必修課「當代社會學說」等等，在這些科目上也拿了很高分。

  大三升大四的時候，在台大合唱團中認識一個學妹，她唸台大政治系，和當時台大的一些異議性社團關係很親近。我在台大合唱團中雖然愛唱歌，但是許多想法其實相當叛逆，有時候會對學弟妹們說些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因為這樣，這個學妹才會找上我。當時的背景是：原本《大學新聞社》﹝以下簡稱「大新」﹞的總編輯呉叡人選贏國民黨所推出的候選人，成了我大四那一屆的學生代聯會主席，「大新」本來就很缺人，有些成員又要去協助呉叡人處理代聯會的事務，在這位學妹的情商之下，我就義不容辭的同意加入「大新」並擔任評論版編輯的工作。當時的社長是周志宏，在接下編輯後不久，由於當時社裡極缺人，又同意接下總編輯的工作。「大新」在學生活動中心中與「大學論壇社」﹝以下簡稱「大論」﹞、法律系的「法言」、政治系為主的「國際關係研究社」、醫學院的「醫訊」等社團共同使用一間辦公室，而這幾個社團當時都屬於所謂的「異議性社團」，所以常常會互相支援彼此的活動。我也是在這時候認識參加「國際關係研究社」的段宜康。不過，當時段宜康應該花大部分的時間在「大陸社」，而「大陸社」當時相當隱晦，我們只隱約知道他們都在唸左派的書。

  我當時因為在「 大新」而參加了一些政治性活動，我母親應該是對此感到害怕吧！

    1984年的5月4號，以「大新」為主，「大論」及「醫訊」等被認定是台大學生中的異議社團的成員，串聯到教育部去請願，訴求「校園自主」。

  我母親知道我參加「大新」，也知道我很不滿國民黨，但是她並不知道我有多勇敢、多激烈。我母親後來告訴我，當天她在任教的學校中，聽到別人向她提起有幾位台大學生到教育部去請願這一件事，當下很害怕，不知道我是否有參與，趕緊去翻晚報找我的名字，就怕我會參加這樣的活動。有我父親被關的例子，當時又在戒嚴體制下，也無怪乎我母親會這樣地擔心煩惱。

  我們到教育部請願時，教育部門外停滿了黑車子，黑車子裡面都是特務。要知道，當時台灣是非常恐怖的地方，批評國民黨當局，甚或看國民黨當局不允許看的書，都有可能因此而喪失生命或自由。我們這些學生，不知天高地厚，進行這樣觸犯當局的冒險行動，是有可能以生命或自由做為代價的。幸好這樣的行動受到了當時幾位記者的同情，在媒體上以大篇幅進行報導，我猜這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倖免於難的首要原因。

  當時「大新」與「黨外」的關係很有趣，我記得在我任總編輯時，曾邀過當時任台北市議員的謝長廷到社團來座談，他在座談中提及他唸大學時，曾親眼看到救國團的一些重要幹部，如何在蔣經國奪權時受到重用，而在蔣經國奪完權後隨即遭到整肅等等。我們也曾幫謝長廷在內湖針對垃圾山發過海報。但「大新」雖然會邀「黨外」人士來社演講或座談，也會私下去協助黨外人士的活動，「大新」當時卻很害怕自己被政治化，怕被歸類為「黨外」外圍團體。我想，「大新」主要是怕在政治化的同時，失去了自主的聲音，同時更怕被媒體妖魔化。所以當時「大新」雖然與黨外有接觸，但不是很深。但這樣的接觸與對抗當局，在當時仍在戒嚴令的台灣社會，仍是相當危險的行動。

  也因為如此，後來畢業當兵時，我母親就一直勸我，希望我能出國唸書，一方面當然是希望我出國唸書能成就一番事業，另外一方面，應該是希望我能因離開台灣而不要再冒險參與政治。她沒有辦法在道理上說服我，要我不再反國民黨，但是對我的擔憂，仍然讓我牽掛，後來決定出國唸書，除了一方面希望能增加眼界外，我家人的掛心則是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我大妹跟我的政治態度相似，一樣厭惡國民黨，她待在台灣的時候，與我一樣，從來都沒有投過國民黨任何一張票。

  退伍後我隨即開始申請出國，於1987年1月順利地到美國印地安那州去唸電腦碩士學位，並於次年的8月畢業，畢業後就留在美國工作，先後在不同的公司做工程師，在美工作超過五年的時間。由於做電腦軟體方面的工作，我可以有機會上在當時並不普及的Internet，也因此參與了網路上許多關於台灣政治的討論。

  當時在美國的網路上有許多人在討論台灣的未來，統派的人士在網路上堅定宣傳他們的主張，他們主要的論點大概不外於：「歷史主權說」、「中華血統說」、「中國未來強盛說」等等，但這些論點依我來看都不太合邏輯。於是我開始在網路上寫些文章，公開指出他們論證中矛盾的地方，也因這些回應，引起了很多的論戰，每次當這些統派人士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就推說我一定是福佬人，不是外省人，所以才會有這些「褊狹的地域認同觀」。

  統派的這些人當時無法想像，竟然會有外省人也反對與中國統一而主張台灣獨立，所以在網路上一直攻擊我是假冒外省人，而另外一些主張台灣獨立的福佬人也開始寄信給我，對我有很多謬讚。

  對於這些反應，我反而覺得不太心安，我猜想會有這樣兩極的反應，應該是因為像我一樣把事情看清楚的外省人太少了吧！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外省人，能夠像我一樣，凡事能就事論事，不再被虛妄的中國統一情結所蒙蔽。我不希望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人永遠只是少數人，一直被人家看成是稀有動物或只能被當作樣板。後來促成我決定在1993年回台灣從事政治工作，這樣的想法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原因外，決定回台灣還有幾個因素：其一是因為看到新國民黨陣線在蘊釀著要出走成立新黨，對於未來台灣將會面臨的省籍衝突，心裡覺得很擔心；另外則是因為在美國待了快七年，要留在美國或是離開回國，應該要做一個決定，不論是留下或離開，自己都必需做不同的打算與準備；最後，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所從事的電腦工作，已經感到沒有什麼挑戰性了，在這個行業中，自己未來十年的發展都已可預見，過了三十歲的我，實在很想做一些能夠改變我關心的人的生活的事，而我逐漸體認到這樣的工作就是政治。在這些因素的考慮下，經過一番內心的掙扎與翻騰，最後終於決定放棄一切回台灣。

  回到台灣後也遇到一些特別的因緣。

  剛回台灣時，我在台灣的政治界一個人都不認識，卻因為參加一個海外網路中介紹的活動而去施明德的基金會辦公室，而當時「『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以下簡稱「外獨會」﹞的辦公室借用施明德基金會辦公室的空間，所以也設在那裡，就這樣因緣際會的遇到當時的「外獨會」秘書長崔梅蘭。崔梅蘭向我提及「外獨會」大會將在周末舉行，並邀請我去參加。不過，當時我曾向崔梅蘭提及我認為「台獨」與否「不是主張可得的，而是要靠實力」的看法，也表達了我對於標舉「外省人」這部分有保留的看法。

  但縱算有這些疑慮，1993年9月底，我還是去台大校友會館參加「外獨會」的第二屆會員大會，因為當時大會的程序很亂，在「討論事項」議程中，竟然會讓一些會員暢所欲言提出完全偏離主題的意見，我當時有一些發言，針對當時的程序混亂提出一些批評。大會結束後，我雖然仍然對「外獨會」的宗旨有些保留，但在該會並未違反我的信仰下，註冊成為「外獨會」成員。

    12月「外獨會」秘書長崔梅蘭受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之邀擔任主席特別助理，因而辭去秘書長一職。可能是我在大會中的發言引人注目，「外獨會」執委會竟邀請我接任秘書長，讓我有些受寵若驚。在慎重考慮之後，我同意接下這個工作。但因當時我已在「資訊工業策進會」﹝以下簡稱「資策會」﹞工作，所以只能擔任兼職的秘書長。

  當時同意接下秘書長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為覺得還有很多的工作是「外獨會」應該做的。「外獨會」雖然是一個標榜代表外省人的團體，但當時社會上對這個團體的印象，卻是一個有著不在乎外省人是否認同支持態度的團體，對此我深深不以為然。我認為這絕對是錯誤的方向，「外獨會」雖然是參與台灣建國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組織，也受到很多非外省人的支持，但要她對台灣社會產生真正正面的幫助，讓台灣社會內部分歧的認同問題能夠被改善甚或解決，她就必須要成為一個外省人可以認同的團體。

  在「資策會」與「外獨會」間掙扎了四個月後，我發現這兩個工作我實在沒有辦法同時做好，對於「外獨會」倒底要怎樣發展，我也沒有什麼清楚的概念，而「資策會」的工作量卻愈來愈重，逼得我只能做一個抉擇。既然我回台灣的目的就是要從事政治工作，所以就毅然於1994年春季辭去「資策會」的工作，到「外獨會」擔任專職的秘書長。

  擔任專職秘書長後，便碰到「地下電台」的蓬勃發展時期，雖然政府強力打壓，而電台往往受限於設備，放送的效果普遍不佳，但因為民眾對於當時受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媒體感到乏善可呈，各地下電台都受到民眾的歡迎。「外獨會」的一位執委楊英杰，是台灣大學電機系的教授，對電波頻道很熟悉，所以就在他的主導下，一些朋友就合力架設了一個「寶島新聲」電台，特別標榜著台灣主體意識及為社運團體發聲。

  「寶島新聲」電台一架設發聲後，「外獨會」即受邀主持一個周五下午2點到3點1個小時的節目，這個時段並不屬於很好的時段，我即前去主持這個節目，沒有想到聽友的反應很好，「寶島新聲」因此將這個節目移到晚上較好的時段，在熱情聽眾的支持下，「外獨會」的節目甚至演變成為晚間帶狀節目段，成為「寶島新聲」電台中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

  「外獨會」在1992年初創立時，主要有三種成員：其一是學界的成員，如：陳師孟、楊英杰等人；其二是從政的成員，如：鍾佳濱、崔梅蘭、段宜康等人；第三類則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多為被國民黨政權欺負數十年的老伯伯。前兩種人主要的活動場域不是在校園、就是在政治圈，最後一類的老伯伯們，則因為年紀大而沒有什麼行動力。當時的「外獨會」就是這樣一個湊合起來的團體，並沒有什麼特別強而有力的組織。許多人因此認定，「外獨會」只不過是一個「外省人愛台灣」象徵的樣板，但是我希望「外獨會」能發展成為「外省人」能認同的團體，而不是只是一個樣板，但「外獨會」要走到那一步，就必需先要進行會員的改造工程，也就是說「外獨會」必需要有一些平凡外省庶民的會員，亦即新的非政治性會員。

  由於地下電台的成功，我當時就希望能透過廣播的宣傳，讓「外獨會」的會員的組成成份發生變化。而當時的確也因地下電台的廣播宣傳，「外獨會」吸引了許多新而優秀的成員，如，賴發奎、楊新彥等，這些新的會員在「外獨會」調整的時候進來，他們都不是政治人，也不是學界的人，更沒有受過白色恐怖的加害，但是，他們對支持「外省人認同台灣」這件事都很認真。這些新血逐漸的取代了原本「外獨會」的成員，這些成員的投入，是「外獨會」後來發展的主要動力。

    我認為「外獨會」與「新黨」間像是連體嬰。強力主張與中國統一的「新黨」越強，「外獨會」所受到的支持就愈強，原因是許多具有堅定台灣意識的台灣人會對新黨發展所隱含的省籍衝突很擔心，也因此對標榜著認同台灣的「外獨會」會特別的疼惜。當新黨氣焰最高的時期，「外獨會」的助選團反而變成選舉演講場合的紅人，雖然這群演講者多以北京話演講，與一般民進黨演講場合中以台語演講的調子截然不同，但「外獨會」助講團的演講往往更能讓很多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興奮起來。

  在1993-1997年間新黨最強悍的時候，也是「外獨會」最受支持的時候，那段時期中，「外獨會」對外募款從來不是問題。那段時間「外獨會」在「寶島新聲」的節目中，都是用北京話來主持，與「寶島新聲」其他幾乎全面使用台語主持的節目相比，顯得非常地突兀。但雖然如此，「外獨會」的節目還是有很多人支持，甚至後來有能力在支持者的協助下，獨立成立了「華語電台」。許多台灣意識強的聽眾，也是在透過聆聽「外獨會」的節目後理解：原來外省人不是通通都是支持統一的，外省人不是通通都是反台灣的，外省人不是通通都是不支持民進黨的，因此「外獨會」的呈現形式雖然與以台語為主流的「民進黨文化」處處格格不入，卻在很多地方享有著特殊的地位。

  但是這樣特殊的地位其實是靠著犧牲其他外省人而換來的，「外獨會」靠著罵其他外省人的不長進、不回頭，來獲得很綠營中基本教義派的支持。我個人認為這條路線是一條錯誤的路線。身為外省人的組織，就應該想要成為外省人的代言人，而不是靠著咒罵外省人來發展。以「咒罵外省人」來訴求，以「新黨」為假想敵來定位自己，當「新黨」弱化後，不那麼強勢的「外省人」不再需要被咒罵時，「外獨會」自然就發展不起來，這是由於「外獨會」的被需求性消失了的綠故。這也是為什麼自1996年左右開始，隨著新黨的衰弱，「外獨會」也逐漸失去了聲音。

    1998年陳水扁市長競選連任時，雖然新黨已然泡沫化，但由於與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間的競爭激烈，省籍問題又成為競選的主軸，因緣於此，「外獨會」得以成功的向外募款兩百多萬元。這些錢雖然不多，但仍可以用來做一些事情，如：外省第一代的口述歷史等等。如果這樣做，會讓「外獨會」在外省人心中烙下「至少『外獨會』還是關心外省人」的印象，從而調整了「外獨會」對外的形象。可惜的是，這樣的調整最終仍無法實現，而這些募來的款項，就在這樣的拖延中，被逐年的行政費用消耗完了。而「外獨會」也在耗盡所有募來的資源後，成為只存在於網路世界中的一個網站。

  我是台獨基本教義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前，可能要先表明我倒底相信什麼，以及對我而言「認同台灣獨立」的意義是什麼。

  對我而言，追求自由及人權是我最核心的價值，在這點上，我可以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相信民主制度維護了自由，而法治則保障了人權。雖然民主制度不是最好、最有效率的制度，不過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有辦法找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它最重要的兩項資產，其一是政權因此可以和平轉移，其二是它設計了制衡的機制，因此獨裁集權不容易發生，自由因此得到保護。沒有任何法治國家是完美的，但人權只有在依法而治的社會中才可能得到保障。因為相信自由法治，所以我不能接受共產黨的統治，我不信任不自由沒有人權的社會。

  認同台灣獨立的原因，一部分是基於上述的因素。

  我看不到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好處，要中國社會達到像台灣目前這樣的自由程度需要多少年？他們需要多少年才能讓人民、法律、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與權威？人民什麼時候才不必擔心，批評當政者後會突然蒸發了？我能不能講我心目中所相信的話？我有追尋自己極大化權利的自由嗎？如果中國變成一個很富裕、很民主、很自由的國家，像美國一樣，我不一定會那麼主張台灣獨立。

  會認同台灣獨立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來自於我對家鄉無止盡的想念。在我住在美國快七年的時間中，我最想念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鄉─台灣，而不是原本號稱我祖國的中國，也因此我知道我永遠會將我家鄉的利益放在前面。我希望我的家人、朋友可以獲得最大的幸福，這也是我會從事政治工作的初始想法。

  如果有一天，台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都支持統一，我沒有選擇，我可能會繼續推動台灣獨立的理想，或是選擇離開這個地方，永遠做個異鄉人。從這點看來，我應該不是台獨基本教義派，因為我堅持台灣的未來要以台灣大多數人民的決定為依歸。

  就台獨的基本想法「正名」而言，我當然同意台灣目前的名號「中華民國」不適合台灣，但是對台灣社會內部的一些人而言，這個名號是有著特殊的意義的，加上我們不能不考慮國際現實，更動國名會對現存的兩岸關係造成很大的衝擊，若貿然更名，不論美國願不願意出兵，我們人民都必需承擔這個行動的結果。在沒有告知人民我們必需冒的風險及付的代價時，一昧地要求去做這樣的冒險，對整個社會並不公平。所以我主張應要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正名」這件事，沒有人有權力貿然決定國家的走向。「正名」很好，但若沒有多數人民支持，我們不可能進行「正名」，我相信這才合乎民主的精神。